初探“大印学”学科思想构造与高等艺术院校篆刻教育中应用的可行性

选自 | 《西泠艺丛》2022年第4期 总第88期 |

文/孙熠琮

【摘    要】

2021年5月，陈振濂于“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发表总结讲话，并就“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及其观念的思想构造抒发己见。在笔者看来，随着当代高等书法篆刻教育逐步先导化、系统化、科学化，且社会美育不断得到重视的大前提下，陈振濂的发言将“篆刻”从依附于书法的旁系分支提升至“印学”之二级学科建设层面，以“大印学”为教学框架的当代高校篆刻教育学科建设之萌芽已然浮现。笔者作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专业出身，通过相应资料以及自身学习体会，分析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近20年来发表论文之研究走向和近年来各大期刊发表的关于高等艺术院校篆刻教育相关问题现象的论文，并加以梳理和评述，以期能呈现一篇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文章。

【关键词】   大印学　传统印学　篆刻教育

一

大印学”概念的提出背景

“大印学”一说在2020年8月西泠印社庚子秋季雅集活动中由陈振濂首次提出。［1］2021年5月，陈振濂于“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进行总结讲话，并就“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及其观念的思想构造抒发己见。［2］

 首先要明确的是，“大印学”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传统印学”之上，并防止“传统印学”这一研究道路越走越窄。而当代对于“传统印学”的定义，则是中国传统师徒授受的传承与西方教育学科体系有机结合的产物。

（一）传统印学的引领与弊端

中国印章至今已有长达两千多年的使用史。而文人作为创作主体参与篆刻，并将其从书画中抽离成为独立的艺术不过短短八百年时间。篆刻艺术在此后快速孕育发展并形成了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双轨进程，完成了从“篆刻”到“印学”的初步转型。

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熴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汲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3］

郑樵的观点认为，正是图谱学之不传导致了前朝学术风气未能传袭，进而发生了当时学术衰微的现象。作为融合义理与辞章的学问，图谱学形成其目的不仅是作为艺术传播的载体，更是为了能够传播艺术技法、规范、品评标准和艺术发展体系。

古代印章作为宋代金石图谱展示的组成部分，依附于图谱学的发展，图谱学的蜕化形成了其学科基础，文人士大夫介入印章之学则丰富了其文化内涵，而宋代金石学兴起的整体学术氛围则撑起了印章研究鉴藏的学术初构。从宋代王俅《啸堂集古录》、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到元代赵孟頫《印史》、吾丘衍《学古编》，加快了印谱独立于金石学著录的脚步，然印谱佚失，只留序文传世。元元统元年（1333），杨遵辑成《杨氏集古印谱》，此谱汇集摹刻古印731方，集印章、印纽、释文于一体，是元代后期最具规模的印谱，却也无法挣脱失传的命运，唯有序文被编入《顾氏集古印谱》。至明代，《顾氏集古印谱》（1572年）、《杨氏集古印谱》（1587年）、《范式集古印谱》（1600年）、《松谈阁印史》（1615年）相继发表，由此完成了印谱由金石学著录之科普部分到印学独立成谱的发展，亦拉开了明清两代“由篆刻到印学”的序幕。

传统印学是篆刻学科建立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时至今日，其中许多创作与理论研究仍作为优秀成果被世人引用借鉴。但明清印人于印学之见解亦存在弊端：

缺乏系统、逻辑、全面的理论体系及高度，理论与创作图例脱节，在传统的东方治学思想下研究围度上显得发散与表面。从单篇文章来看，引吾丘衍《三十五举》为例，历来被认可为印学研究文章之肇始，对后世篆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上承秦汉下开明清的枢纽作用。然而细观文章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质亦是篆刻知识的推介，文章前“十八举”都以篆印字法为主，后“十七举”则以印章形制内容为主，前后文并无明显关联，且涉及实践操作手法的内容极尠。

清初至清代中叶印论兴起，这期间（1662年至1795年）印论专著发表如下表所示［4］：

图表所示印论分别从印史、印谱、印家、印作、论印诗几个方面对印学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其中吴骞《论印绝句》一卷集以上五个方面对印学进行论述，开印论专著之先河。而同时代集历代印论之大成者，非顾湘所著《篆学琐著》莫属。此书成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汇辑了从唐代李阳冰《论篆》至清代汪启淑《续印人传》共三十篇文章，蔚为大观。然印论著作出世颇多，刻书与钤印联动较少。综归来看，该时期印论专著在理论研究、搜集、摘录方面做到了全面发展，却忽略了理论应与创作实践相接合才能达到教育效果最大化的事实。

印论辞藻过于华丽，而忽视了授业解惑的核心理念。沈野《印谈》中写道：

不著声色，寂然渊然，不可涯涘，此印章之有禅理者也；形欲飞动，色若照耀，忽龙忽蛇，望之客掬，即之无物，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尝之无味，至味出焉，听之无音，元音存焉，此印章之有诗者也。［5］

以上文章作为文言写作素材值得借鉴，但回归到到传道受业解惑作用的印学理论本身则过于抽象，中国古代部分文人为了卖弄文采，极尽辞藻的陋习，可见一斑。

（二）当代篆刻学术研究与高等篆刻教育现状的归纳与反思

在明万历年间文人篆刻艺术发展的同一时间线中，利玛窦于1582年7月6日进入澳门，携西学入华的同时开启了长达四百年的“西学东渐”历史进程。西方学科教育建构的种子开始萌芽。中日甲午战争后，罗振玉创刊《教育世界》，将西方教育思想进一步导入。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顺应时代潮流，将篆刻列为中国画科之必修课程，有别于彼时师徒授受的传承方式，开现代篆刻教育之先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学院于1963年首设书法篆刻专业，于2001年成立中国首个书法系，于2015年首开“篆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硕士。在这之后，探寻高等书法篆刻教育的发展并成立书法篆刻专业成在国内高等艺术院校乃至综合类高校中形成了一股趋势。然而，随着高等艺术院校书法篆刻教育的普及与扩充，篆刻学科建设的发展特点与潜在于其中的相关问题亦渐趋明朗，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篆刻学术研究姿态的进步

站在学术研究角度出发，20世纪60至70年代，使用《篆刻学》为书名的著述以邓散木所撰者最为出名。但《篆刻学》的撰述大抵为关注篆刻的基本常识内容并将其有序化，若将其视为学科研究姿态并引用为篆刻学学科研究的成果，为之尚早。从当代高等书法篆刻教育的语境中，用“篆刻概论”来评价该著述应较为贴切。20世纪60年代，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首创书法篆刻教育专业时，沙孟海先生受邀担当“印学史”的教学任务，“中国印学史”至今仍是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的日常基本课程。

1997年，“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天津举办，这也是以学科意识来观照传统篆刻意识的首次尝试。会议上提出的许多观点在20多年后的当今印坛仍是主流命题。例如：关于篆刻文字应用的限度与艺术创作的自由度之关系，篆刻的展示方式，篆刻创作的刀法定位问题等。

2005年，西泠印社举办了第一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从学术角度来说，该峰会应是西泠印社这一印学学术中心所组织的所有理论研讨活动中最高层次的活动。以“峰会”与“研讨会”的兼容模式邀请当今印学界的“长老级”专家与当代中青年学者中最具实力者进行讲演与讨论。截止2020年，该峰会已举办至第六届，而印学的发展亦与时代发展相结合，逐步形成了追溯传统与对外创新有机结合的研究生态。

2．学科生态建设的革新

从学科建设纵观全局，书法篆刻专业作为今日艺术学科总体框架中的重要分支，地位日益提升。2021年8月9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本科专业设置与服务平台公示2022年拟新增专业院校名单，其中申请书法学专业有10所院校。截止目前，全国开设书法学本科高校共139所，其中北京市7所，上海市1所，天津市1所，重庆市2所，河北省11所，黑龙江3所，吉林省5所，辽宁省4所，内蒙古自治区3所，山西省9所，河南省10所，山东省13所，甘肃省2所，陕西省10所，湖北省5所，湖南省3所，江苏省6所，浙江省5所，安徽省3所，福建省1所，四川省10所，贵州省2所，云南省6所，广东省7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所，广西壮族自治区6所，海南省2所。全国招收书法硕士研究生高校共28个省份，98所院校。招收书法方向博士研究生学历高校共25所，拥有独立书法系、书法学院的高校或机构27所。

从社会的长远发展看，以书法学为支撑设立篆刻艺术学科，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是时代进步的使然。2021年12月1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文件附件中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美术与书法”与“艺术学”同时并列，这意味着书法学成为一级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院校教育按照“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一级学科的建立必然要有二级学科的支撑，而篆刻专业成为二级学科并发展多个专业方向势在必行。不可否认，政策的导向与大环境的优化正在加速篆刻成为独立艺术学科的脚步，然而要将此目标实现，则必须重视课程设置的先导性、系统性、科学性。

3．课程设置与专业知识的不足

传统印学研究注重技艺与理论并重，相辅相成。当代高等院校篆刻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虽以此为基准进行课程安排，但专业学生更会注重于篆刻技法的练习，授课老师也会随着大部分学生的诉求提升专业技法的涵养、加强创作意识的引导，篆刻理论研究与导读被束之高阁，课程设置的先导性、系统性、科学性只体现于纸面，却没有渗透至核心。

举个例子，以毕业论文为例，大多数学生在进行毕业论文创作初期便举步维艰，理由是文献检索无从查起。对于印学典籍文献，一些学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论类编》都不知晓，印学理论知识缺乏，实属荒诞。以此类推，相关专业知识（青铜器“全形拓”“传拓”技术、拓片题跋）更是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学以致用亦是当代高等院校书法篆刻教育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本科乃至研究生教学中存在社会实践这一环节。然而社会实践的重心更多倾向于中小学书法篆刻教学与普及和书法访碑活动中，篆刻实物与文献典籍方面的实物接触极尠。笔者在就读中国美术学院期间，曾有幸参与浙江省博物馆古籍部的金石拓片整理以及浙江图书馆馆藏印谱的印文翻译与版本校对，这对日后的毕业论文以及专业方向研究大有裨益，因此学院在专业社会实践方面亦要注重印章实物和印学典籍上手的比例。

由此，以“大印学”为主的篆刻学科构思引用至中国高等院校书法篆刻教育的态势渐趋明朗。

二

“大印学”之学科架

（一）“大印学”研究范畴、方向构成

前文中提到“大印学”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传统印学”之上。西泠印社作为印学学术中心，其组织的“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被认为是该社团最高层次的学术活动。该峰会论坛历年来所研究探讨的论题几乎囊括了当代印学研究的范畴，并影响着篆刻学科建设的走向。

2005年出版的《“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中，徐清《“篆刻文献学”构建初探》［6］一文强调了当代高等篆刻教育对“篆刻文献学”的迫切需求。篆刻文献学，顾名思义是以篆刻学与文献学为基础而形成，以篆刻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印章实体研究以及印论、印谱、印谱知见书目等印学典籍文献和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文献学科。徐清此文虽不能作为篆刻文献研究的滥觞，却将此前专业学术圈内彼此心照不宣的学术研究规律，以现代学科教育的表述方式呈现，并产生了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先导性的学科指导思想雏形，其学术贡献与意义十分可观。

自此，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亦开始以篆刻文献作为研究支点，并将研究对象、方向逐步深发扩散，进而逐步形成今日“大印学”体系。笔者亦将2005年至2020年西泠印社历届印学峰会论文集进行了梳理：

1．2005年出版《“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共分为7个版块，分别为篆刻学学科研究，印学史研究，吴昌硕与赵之谦研究，西泠印社社史研究，西泠印社早期日籍社员长尾雨山研究，浙派研究论辩，近二十年西泠印社印学研究成果选。其中篆刻学学科研究7篇，印学史研究14篇，吴昌硕与赵之谦研究6篇，西泠印社设施研究4篇，西泠印社早期日籍社员长尾雨山研究2篇，浙派研究论辩2篇，近20年西泠印社印学研究成果选3篇，总计38篇文章。

2．2008年出版《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共分为8个版块，分别为印文化综论，古玺印研究，篆刻流派与创作研究，印人专论，印谱与文献研究，域外印学专论，西泠印社史研究，相关研究。其中印文化综论3篇，古玺印研究5篇，篆刻流派与创作研究7篇，印人专论11篇，印谱与文献研究6篇，域外印学专论2篇，西泠印社史研究6篇，相关研究2篇，总计42篇文章。

3．2011年出版《第三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共分为5个版块，分别为传播与传承，人物与交游，技法与审美，金石与名物，谱籍与文字。其中传播与传承9篇，人物与交游16篇，技法与审美5篇，金石与名物9篇，谱籍与文字12篇，总计52篇文章。

4．2014年出版《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共分为6个版块，分别为玺印微探，印人与流派研究，藏印考鉴，金石文字与谱籍，篆刻创作与审美，印章典制与印文化传播，书画论札。其中玺印微探11篇，印人与流派研究27篇，藏印考鉴7篇，金石文字与谱籍12篇，篆刻创作与审美4篇，印章典制与印文化传播3篇，书画论札6篇，总计70篇文章。

5．2016年出版《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分为5个版块，分别为域外印章研究，传统图形印研究之一：器物与纹饰解读，传统图形研究之二：创作与审美流变，非汉字印章研究，相关研究附论。其中域外印章研究12篇，传统图形印研究之一：器物与纹饰解读13篇，传统图形研究之二：创作与审美流变11篇，非汉字印章研究8篇，相关研究附论6篇。

6．2017年出版《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共分为8个版块，分别为古玺印研究，篆刻流派与地域研究，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印学文献研究，印人研究，域外印章研究，西泠印社史研究，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其中古玺印研究22篇，篆刻流派与地域研究15篇，篆刻技法与审美24篇，印学文献研究9篇，印人研究22篇，域外印章研究10篇，西泠印社史研究5篇，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26篇，总计133篇文章。

7．2018年出版《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并未有版块分布，但论文主题内容与往年无二，总计70篇文章。

8.2019年出版《中国印谱史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分为4个版块，分别为印谱史研究，印谱著录与出版，印学史研究，古玺印研究。其中印谱史研究32篇，印谱著录与出版11篇，印学史研究16篇，古玺印研究4篇，总计63篇文章。

9．2020年出版《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共分为9个版块，分别为印人与篆刻流派研究，印学文献研究，印学观念史研究，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玺印文字研究，域外印章研究，金石全形拓研究，附录。其中印人与篆刻流派研究10篇，印学文献研究6篇，印学观念史研究4篇，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5篇，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8篇，玺印文字研究6篇，域外印章研究4篇，金石全形拓研究11篇，附录2篇，总计61篇文章。

笔者根据上述数据简化为以下几点：

从2005至2014年发布的论文集目录中可看出，传统印学研究领域在不断细化衍生与归类。综归来看，当代传统印学研究领域主要组成部分为：

篆刻学学科架构与教育研究；

古玺印鉴藏研究（官印考释、释文补遗、玺印文字、流通收藏）；

印人及团体与篆刻流派研究（印人艺术年表、金石交游考略、艺术风格研究）；

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字法、章法、刀法、边款形式、篆刻材质、治印理念）；

印学文献研究（文献考释、版本考据、印谱知见、历代印论）；

印文化传播研究（域外汉印考释、西方视角汉印研究）。

根据上述数据显示，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印学的研究框架已然成型，笔者将其定义为印学的“内向”发展。

第二，2016年至2018年，印学的研究领域开始对外扩张。细观《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便能发现该次峰会研讨焦点在立足汉印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逐步转移到了汉印体系与非汉印体系的对比，入印文字与图腾纹样的有机结合，以及肖形图像印章考究。笔者将此认定为东方视角域外印章研究，并将之归类于印文化传播中。

第三，2019年起发布的论文集，开始对研究对象外扩，进行文献、器物实体的专题研究，思维的多样化与研究方式的转变。2021年西泠印社春季雅集中举办的“‘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中就提出要在传统印学的基础上扩充四项内容：推进“砚铭文化”、恢复青铜器“全形拓”技术、倡导“拓片题跋”、复原“镌刻”技艺与“传拓”技术。

综归来看，“大印学”呈现出了两个发展分支。一方面是以金石学、印学为基础不断深入扩散的“内向”研究体系；另一方面则是站在东方艺术的立场，以中国印学为支点，研究域外图形印章语言的“外向”研究体系。

笔者根据徐清《“篆刻文献学”构建初探》中所总结的“篆刻文献学”学科体系结构简图，并结合前文所归纳西泠印社印学峰会的研究方向加之近现代金石学研究范畴与衍生学科，总结出了如下适合当代篆刻学科以及专业研究方向结构草图［7］：

三

大印学之学科指导思

在笔者看来，“大印学”虽为新生词汇，其实质思想核心则为自两宋伊始，经历明清淬炼升华后的金石学术思想。该思想理念具有依托性和时代性的学术特征，并呈现出螺旋上升与叠加扩充的发展态势。

“金石之学……其学滥觞于汉，历魏、晋、六朝、隋、唐而稍稍演进……犹未足以言学也。至宋刘原父、欧阳公起，搜集考证，著为专书，而学以立。”［8］

“搜集考证，著为专书，而学以立”正是金石学的目的所在，即搜集、传拓及著录、考订及应用。随着时代更迭，宋代“鼎彝之学”的金石学风亦逐渐向清代“金石遗文之学”演进，彼时“金石学”已经包括了自两宋以来对于金石器物与吉金文字研究的学术指导思想，又囊括了清代金石学奠定的学术研究规范。

若以印谱为例，它囊括了以上两大块面，其学术价值与生俱来。

古籍善本显而易见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决定了其具有极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历史价值是指古籍善本属于文物范畴，具有文物不可再生的价值；学术价值是指从学术角度来衡量和评判古籍善本具有的研究史料和资料的价值；艺术价值是指古籍的装帧价值。［9］

印谱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依托性，其依托于印章、印谱收藏雅玩文化的发展。印谱收藏文化之古印鉴赏与原钤翻刻以及印谱雅玩文化之序跋文章及印、谱真伪，此二类文化虽在发展过程中起到承载印谱文化学术性的作用，但只能从印谱序跋中寻出蛛丝马迹，并无专门理论书籍问世，论断与印谱互为个体，印谱学术文化发展缓慢。直至清中叶清末，文人愿意将鉴藏与艺术创作之心得付诸笔墨，印学理论兴起并完成了从独立成册到渗入印谱交融的转变，印谱学术文化雏形得以巩固。

印谱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时代性。虽然其最终成型是在清中叶至清末时期，但“学术”始终是贯串印谱文化发展的主题之一，伴随时代演变，学术文化内涵逐渐积累，其载体也在不断变化叠加。在宋代，它是宋代金石学下金石图谱中的科普展示；在明代，它是在复古主义思潮下以“尚古”为主旨的文人篆刻和集古印谱；在清代，它是以清代金石学为基础，以印章、印谱、印论为对象的印学考据。

笔者之愚见，并不是就“印谱”而论“印谱”，而是通过印谱学术研究的方式倒推至“大印学”研究的其他块面，从而推动兼具广度与深度的高等艺术院校“大印学”模式篆刻教育的进程。

回归中国传统书画篆刻艺术的大格局来看，“通人之学”一直是中国古典教育与艺术的特征，希望我们能在专注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对专业领域的纵深理解，保持对联动学科的宽泛接受，从而产生对待事物、生活、艺术人生的另一面理解。

［1］西泠印社编：《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2］《西泠艺丛》，西泠印社出版社。

［3］郑樵：《通志》卷七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七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

［4］此表时间线以《中国印学年表》为准。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5］沈野：《印谈》，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上下）》，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6］徐清《“篆刻文献学”构建初探》，《“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64—70页。

［7］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方向在于印学专业及其研究方向，固金石学与石刻学于图表中不作过多解释。

［8］朱剑心：《金石学〈序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9］鲍展斌：《实用收藏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