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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里的父亲 | 记忆里的罐头和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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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里的父亲 | 记忆里的罐头和辞海 崇真艺客


在没有社交网络的时代很多节日容易被忽视掉,比如父亲节和母亲节,我知道这两个节日也是近十年的事情,社交网络的时代节日也表演化了,父亲节到了朋友圈就出现庆祝父亲节的消息,母亲节到了就庆祝母亲节,仿佛是社交网络催生了这些节日,2022年的父亲节我姐姐在父亲节时把她小女儿的父亲节视频发到了家族群里,老师问小外甥女:“你爸爸喜欢什么呢?”别的小朋友的回答都是“喜欢给我买玩具,喜欢带自己去玩”等常态的回答,我小外甥女的回答是:“我爸爸喜欢车子和房子。”这个回答简直在诸多小朋友的回答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堪称人间真实。我从小学写作文开始就不止一次写我的父亲,我也曾经编过我爸爸背我在雨夜去医院治高烧之类的故事,现实是我们村根本没什么医院,连医疗所都不在村里而在镇上,我也曾经编过我爸带我去游乐场之类的故事,现实也一样,我上高中前也不知道游乐场现实里什么样子,这种胡编乱造的故事都是为了写作文,就好比我高中之前写的作文里我扮演过不同的角色,比如鲁迅,比如徐志摩,比如林语堂和孔子等等,很多名人名言都是我临场现编的,网络不发达的年代,年少的我就坚信老师不一定什么都知道。

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父亲没有清晰的理解,我的父亲在我的青少年和童年记忆中说的话太少了,在我是个话痨这个事情上我随我妈,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显露出话痨的天分,近些年随着我“人来疯”的性格日趋加剧更具有话痨的特点,当然这也可能和我的职业有关——艺术文化终归是要回到表达的。沉默的父亲和话痨的母亲,模糊的父亲的形象和无比清晰无处不在的母亲形象是我童年的全部。我的父亲在镇里上班,在九十年代初的农村乡镇还有农机站这样的事务,农机站的办公大楼是全镇唯一的楼房,这个镇上楼房在我小时候是对于大城市为数不多的想象例证,我的父亲就在这个楼里面工作,大概在每个周末我的父亲会从镇上骑自行车回到村里,父亲每次回家都带一些零食和报刊之类的东西,这些零食中糖水罐头是最多的,我如果犯错误了挨了母亲一顿打,父亲会给我买糖水罐头,我如果生病了,父亲也会给我买糖水罐头,如果学习成绩考好了,我父亲还会给我买糖水罐头,我九十年代童年的很多记忆都和糖水罐头有关系:晶莹剔透的罐头瓶子里面除了桃、苹果、梨等能见到的水果,还有香蕉、荔枝、菠萝等小时候从来没见过的水果,吃完后剩下来的罐头瓶子被母亲用来做西红柿酱。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美食的记忆就是罐头,糖水罐头除了本身的甜之外,还是记忆养成的味蕾习惯,更是对于父亲爱一种凝结,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糖水罐头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食品,我老婆对我爱吃糖水罐头这个事情极其不理解和嗤之以鼻——她毕竟是一个九五后,我想她对于糖水罐头的记忆应该是近乎于无的。而父亲拿回来的报刊杂志是我识字后最主要的课外读物,所以无论是我九十年代的精神食粮的记忆还是物质食粮的记忆都与父亲有关。

在九十年代从村里到镇上大多数人还是骑自行车,我每次去镇里都坐在我爸的自行车横梁上,那个时代的节奏就是这么慢。每次去镇里总能看到农机站里推土机和拖拉机一排一排整齐的排列好像是要被检阅的军队,在农机站的大楼里有着小镇少有的现代化气息,我小时候的理想除了当兵就是想去农机站当拖拉机手,之所以想当兵是因为同村里去了大城市的基本上都通过当兵,相当拖拉机手的原因更多的是源于视觉的影响,当我还是七八岁的时候看到这些柴油拖拉机和推土机,以及农机站的六层小楼,这些成为了我对于宏伟的实际体验。我父亲的工作基本上围绕着这些我童年想象的宏伟的事物展开,我很羡慕他经常能坐拖拉机,农机站里还有一辆绿色的老北京吉普,这种车在九十年代的山西农村依然是豪车,除了吉普是豪车之外,我记得还有老式的伏尔加轿车,这些都是对于豪车的记忆。我父亲这样的工作环境使我非常自豪,这些是我所能想到和看到的小镇里的现代化。九十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下岗潮,农机站这个机构不知道具体是哪年开始消失了,我们全家从村里也搬到了镇上。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去学校都要路过农机站以前的六层小楼,楼房那时已经变的破败不堪,想必里面早已经了人去楼空,而农机站的大院里面曾经宏伟的农机设备早已经不见踪迹,在农机站大楼的门口偶尔还有一位看大门的大爷。我们傍晚放学时还会路过这个破败的楼房,时常有坏小子会用路边捡来的石头砸上面的玻璃窗户,久而久之这个楼房靠着马路一边的窗户全部被石头砸坏了。到了深冬季节的夜晚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路过这个楼房时像是经过鬼屋一样,记忆中有胆子大的同学甚至去过里面探险,门口看大门的大爷再后来也不见了,这个大楼最终仿佛成了孤魂野鬼,大楼的细节装饰勉强能看到它曾经的光辉岁月,在伤痕累累和满目疮痍的身体上,像是童年之后的青春残酷。好景不长,繁华易逝,九十年代属于小镇的热闹过去了,现如今连庙会都没了踪影。

在乡村里的父亲 | 记忆里的罐头和辞海 崇真艺客

离开农机站后,父亲的工作先后经历了乡镇铁厂的会计,县城超市的创业,建筑砖厂的创业,之后的日子起起落落,而我也慢慢长大。在农机站的时代过去后我也很少再像童年时代吃那么多的糖水罐头了,父亲从农机站带回去的报刊杂志早已经被我翻了几十遍,我也不再满足于这些精神食粮了。因为父亲的工作进展遇到的难处,我的青春时代的开始是贫困而乏味的,有一次我在同学家看到了一本厚厚的缩印版《辞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厚重的书,《辞海》的编撰方式对于名字的解释包罗万象,更像是一本百科全书,而我可以将它当作故事书看,比如里面对于名人的介绍就像是一个小传记,我立刻喜欢上了这本书,但是缩印版的《辞海》定价高达200多元,在我看来这是一笔巨款。我曾几次尝试问母亲要一笔钱买这本书,2000年左右200多元在小镇的生活里可以做很多事情,每次想到价格不菲我都没说出口,现在我已经想不起为什么父亲会知道我想买这样一本和学习无关的书,我有一次放学回家看到了写字台上一本崭新厚重的《辞海》,是我的父亲从县城里给我带回来了这本书,就像九十年代父亲给我的糖水罐头一样,这本《辞海》成为了我对2000年代最温暖的一个记忆片段。

父亲还是很少说话,这本《辞海》我一直保存着,我去太原上学时带着这本厚重的书,虽然后来很少再翻起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像是远行时带着故乡的一捧土一样,它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这本厚重的书在失败的时候鼓励我支撑我,它仿佛是我不爱说话的父亲一样,只要他在我就可以心安。父亲和母亲一直对我没什么要求,他们没要求我考什么大学,也不要求我获得什么样的成功,他们常说的是“只要身体健健康康就好”。在我后来复读多年的时光里,父亲和母亲无条件的支持我的折腾,我的痛苦会带来他们的痛苦,有一年我收到了一个我认为很差的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我非常不愿意去上学报到,父亲那次流泪了,我也因为父亲流泪而妥协了。但是后来我还是退学了,在那以后我发现我的父亲真的老了,白发和皱纹让我震惊。在2013年我的奶奶去世了,父亲又苍老了一些。我毕业后在在北京回家的次数也日益减少,本真报喜不报忧的心态,我很少给家里讲我的困境,每次和家里视频电话多是母亲说的多,父亲说的无非是保重身体,注意休息,少抽点烟——我也是这么劝他的。

疫情到来后的三年中,我最近陡然发现自己的白发也在增多——这当然也是遗传所致,我给家里打视频电话的次数增多了,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视频电话,多数时候是母亲打过来父亲在一边看着,他依然不怎么说话,当我意识到这点,我逐渐给我父亲打的电话也多起来,我越来越理解他,越来越在意他,虽然我们交流的确实依然不多,我渴望他知道我很在意他,时间是最无情的东西,稀里糊涂长大了,居然也成家了,居然也白发生长出来了,但我还是希望我能像90年代时我是吃糖水罐头的孩子,像2000年代时一个想读《辞海》的少年,至少在那个时候父亲还没有驼背,他双目有神仿佛从来没有倦意。这些年印象中夏天的傍晚,父亲喜欢在村口坐着发呆抽烟,或者和村里其他的大爷聊天,想必此刻他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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