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雨新知 | 席会东：清康熙绘本《黄河图》及相关史实考述

sdfd

据乾隆六十年编纂的皇家藏图目录《萝图荟萃续编》记载，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藏有一幅不具作者与年代的长卷式绢本彩绘《黄河图》，经比对清代和民国年间的藏图目录，此图与公开刊布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所藏的《黄河图》属于同一舆图的不同绘本。清朝覆亡、溥仪出宫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舆图于1925年归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其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演变为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藏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黄河图》应为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通过相关文献记载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图影的比勘，可以考订追索原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幅《黄河图》之渊源与流变。

1986年5月日本东京二玄社缩印出版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黄河图》全图，1998年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中刊印了《黄河图》的局部图影，200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治水如治天下——院藏河工档与河工图》中刊印了《黄河图》的全图缩微图影。从二玄社缩印之图及《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与《治水如治天下——院藏河工档与河工图》两书中刊印的图影〔图一〕可以看到，《黄河图》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鸟瞰图绘制技法，以俯瞰视角，用工笔重彩，生动地描绘了江苏海口至山西龙门段的黄河及其两岸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该图纵80厘米，横l260厘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卷首起黄河海口，卷尾至龙门、潼关，黄河犹如一条巨龙穿梭于黄淮海平原之上。图中山脉施青绿色，层峦迭嶂耸峙于氤氲的云雾之中，山体明暗相间，气象万千(参见图二)。河流绘以双线，内绘水波纹，漕船扬帆其中：黄河涂赭黄色，其他河流用青黄色。堤坝用宽粗线条突出显示，并以形象绘法标明大堤之上的各种建筑和设施，其余府、州、县城邑，寺庙等均采用形象绘法绘出。图中的山峦、城镇、名胜、闸坝名称均用金色蝇头小楷注于其上，城镇之间的距离也有标注。黄河下游的河道、运河及其他河流的位置关系描绘得尤其详尽、清晰和准确，河流沿岸的山脉、城池、堤坝、闸桥跃然纸上，是一幅精美的黄河水道水利图。

图一   康熙《黄河图》全图

由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黄河图》未注作者与绘制年代，也没有收藏印玺与题记，因此收录或刊印此图单位和个人对此图有不同的判断和著录。l986年台北“中央”图书馆所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将其绘制年代定为明代；1986年5月东京二玄社出版的《黄河图》所附说明中，日本学者船越昭生将此图的考订为清靳辅编、周洽绘制，绘制年代考订为清康熙二十八至三十一年(1689—1702)，并认为此图是清内阁大库旧藏；1998年出版的《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将此图的绘制年代定为康熙中后期，绘者不详：200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治水如治天下——院藏河工档与河工图》中，林天人将此图绘制年代定为康熙十九年(1680)至康熙末年(1722)间，没有注出绘制者。

二玄社缩印之《黄河图》和《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都将此图著录为原清内阁大库藏品，但根据原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王庸1932年编订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此图是《新购舆图目录》的甲类河流图的第四幅，王庸先生对此图的著录是：“黄河图(由海口至龙门)，清绘绫本，青绿画，长约三丈许，一长卷”，可知此图并不在京师图书馆1909年从清内阁大库红本库房中接收的百余种明清舆图之列。此图也不见于1918年和1927年京师图书馆的两次编目的著录，应该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征购而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品。根据王庸先生l934年1月撰写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概况》记载，l929年9月舆图部成立后向社会各界征购舆图，曾购得前清东三省总督锡良所藏的明清边界河流等图与陆军测量局测绘舆图。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应该是1929年9月至l931年6月间征购所得，而不是原京师图书馆从清内阁大库接收而来，无法断定此图一定是清内阁大库旧藏舆图。

通过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图上内容尤其是水利工程的考释与解读，可以判断出其绘制年代。首先，从政区建置来看，江苏淮安府清河县治所仍在黄河北岸，而没有移治黄河南岸的清江浦，说明图上反映的内容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之前；江苏安东县庙湾镇尚未设置阜宁县，说明此图其表现内容在雍正九年(1731)八月之前；最为重要的是，图上的江苏“儀真”未改名“儀征”，没有避清世宗雍正帝胤禛的名讳，这不但说明其反映内容的年代在雍正元年(1723)以前，而且也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雍正元年以前，且不是雍正或乾隆年间的摹绘之作。河南荥泽县尚未迁治于高阜之上，进一步说明图上表现内容的年代应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之前。

其次，从绘图的风格来看，《黄河图》采用了鸟瞰画法，图中河流绘出波纹和浪花〔图二〕。这些笔法特征主要出现在康熙时期的河道水利图中，乾隆朝及其后的清代河道水利舆图中几乎都采用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不再绘出河流波纹。这也可以表明此图绘制于康熙年间。

图二  康熙《黄河图》嵩山段之鸟瞰画法
 

再次，从图上绘制的水利工程来看，清康熙年间修筑的水利工程在图上大量出现， 明此图不可能是明代的舆图或是顺治年间的舆图。图中清口处的两道烂泥浅、裴家场、张福口引河已经开凿(参见图三)，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康熙十七年(1678)靳辅治河之后。黄河北岸骆马湖口的皂河已开，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康熙十九年(1680)之后；河南考城、仪封、封丘、荥泽等处的堤工已修筑，表明是图绘制年代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之后；泗州城已经完全淹没在洪泽湖之中，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康熙二十四年(1680)之后：桃源、清河、安东段黄河北岸的中河已经绘出，船出清口渡黄河、从仲家庄双闸入中河，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靳辅开凿中河之后；张鹏翮整修新旧中河、移运口于杨家庄等工程均未绘出，说明此图的表现内容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之前；图上的新中河尚未开凿，说明表现内容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于成龙开凿新中河之前；清口束清御黄的东坝、西坝尚未建立，表明图上表现的年代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之前；清河县连通黄河与盐河的双金门闸尚未建立，表明其表现年代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之前；清口闸运口处的挑水旧大墩尚未建立，表明图上的内容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前：天妃闸坝临黄石工尚未修建，表明图上的内容在康熙三十年(1691)之前。

确定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黄河图》的绘制年代之后，也就相当于确定了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藏《黄河图》的绘制年代，或者是舆图表现内容的年代。如果能从清代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图目录中找到相关的证据，就可以证实对其年代的判定，进而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所藏《黄河图》的来龙去脉。乾隆二十六年(1761)编订的《萝图荟萃》并未记载与此图尺幅和装帧相近的舆图，而乾隆六十年(1795)编订的《萝图荟萃续编》则载有：“潼关至海黄河图一卷”，内容、覆盖范围以及长卷的装帧形式都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图相近。庆桂编纂于嘉庆十一年(1806)的《国朝宫史续编》卷一百《书籍二十六·图绘二》中更进一步详细记载，舆图房藏有“潼关至海黄河图，绢本，纵二尺六寸，横四丈二尺”，此图与《萝图荟萃续编》中所载明显是同一幅舆图。从覆盖范围、质地、尺幅大小等方面判断，清代《萝图荟萃续编》和《国朝宫史续编》中所载的舆图房所藏之“潼关至海黄河图”，都与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黄河图》存在同源关系，应属于同一舆图的不同绘本。

编纂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萝图荟萃》不载此图，而编纂于乾隆六十年的《萝图荟萃续编》及嘉庆十一年的《国朝宫史续编》却著录此图，说明此图是于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间被正式著录的，似乎暗示此图是在这段时间入藏舆图房或被绘制。然而，探究乾隆年间所编《萝图荟萃》和《萝图荟萃续编》的性质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相关档案和《萝图荟萃》跋及《萝图荟萃续编》跋可知，两编所著录的舆图是舆图房所藏保存状况完好、经过清点整理的上等舆图目录，品相不好或未经清点的舆图并不在两编的著录之列。《萝图荟萃》及其续编所载仅是乾隆年间舆图房所藏精华舆图，舆图房中很大部分舆图并不在其著录之列，而是另有清册登录库房存贮的全部舆图。根据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造办处所上的奏折记载，在纂修《萝图荟萃》之前，舆图房档案清册记载的舆图就有958件已经恭呈乾隆帝御览，新查出档内未载的舆图有291件，乾隆帝批示另将舆图房档内未载、未经御览的舆图归类造册后呈览。而《萝图荟萃》中所载的舆图共有456件，与奏折中的记载所差甚多。舆图房于乾隆二十六年呈送《萝图荟萃》之外，另呈有次等舆图l09件，乾隆帝御览后曾经部分舆图列为上等。《萝图荟萃续编》之中，著录续贮的舆图57件，其中河道图6件，正包含《潼关至海黄河图》，此图应是乾隆二十六至六十年间存贮或是清点登录的，而不一定是此时绘制的。至于此图是乾隆二十六年至六十年存入舆图房，还是之前就已经存贮但未被著录为上等舆图列入《萝图荟萃》，乃至何时绘制仍有待于通过查询舆图房库房的原始档案清册进一步考辨。可以断定的是，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所藏的《黄河图》绘制年代最晚在乾隆六十年之前。

民国二十一年(1932)，鉴于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北平局势紧张，国民政府组织北平文物南迁。l933年2-4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将馆藏档案文物分批运至上海存放，其中包括十六箱舆图，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曾将存沪舆图拍摄照片寄回北平本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6年编订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中，并未著录此图。虽然此图目凡例部分明确交代是根据《萝图荟萃》两编及《国朝宫史续编》中的图目编订，但其中诸多条目均与《萝图荟萃》、《国朝宫史续编》中的著录在图名、卷册、装帧上多有不同，清代几个目录中所载尺幅较大的舆图多不在文献馆的目录之中。究其原因，除了当时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部分精华舆图已南迁至上海存放外，还可能与三十年代文献馆对舆图房所存舆图进行整理、修复有关，相关图名、装帧形式都可能发生改变，而这无疑给清代舆图的复原带来了困难。如果内务府舆图房所藏《黄河图》确在南迁上海、南京的十六箱故宫舆图之内，现在仍留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中，也就意味着故宫当年南迁的十六箱舆图并未随故宫精华文物迁至台湾。

总体来看，此图在清口、海口、河南等处所绘的水利工程，都着力表现靳辅于康熙十六年至二十六年间担任总河时治理黄河和运河的情形，其后继任的王新命、董安国、于成龙、张鹏翮等河道总督所修筑的工程都未在图上表示出来。因此，此图似乎与靳辅有莫大的关系。然而，此图究竟是何人何时所绘，因何绘制，怎样绘制，与靳辅本人有着怎样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从整个清代来看，康熙朝是黄河图、运河图绘制和运用较多的朝代之一，文献中有大量关于黄河图的记载，这与康熙帝本人重视治河、六次南巡阅河、直接参与治河密切相关，不少大型黄河图是在康熙帝的授意下绘制的。康熙帝“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今尚存。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康熙二十年后，三藩已平，而黄河泛滥，运河淤塞，使得治河保运成为康熙帝最关注的军国要务。为治理河患，康熙帝一方面任命靳辅等能臣总督河道，并不时派朝中大员巡视河工：一方面一再谕令河臣进呈河图，在宫中时时研读河图，并与治河之书相互勘验对照，亲自探究治河之道，且经常与大学士、九卿等重臣阅图议事、筹议良方。如康熙十年(1672)，亲政不久的康熙帝就谕令臣工绘制河图，并以河图为凭指示工部：“河道屡次冲决，地方被灾，民生困苦，深轸朕怀。据差往看视决口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回京绘图进呈，朕观黄河自宿迁以至清河，皆为紧要。虽有遥堤一层，恐未足捍蔽水势，应否于遥堤之外再筑遥堤?尔部即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会同相视，商酌筑堤”。此后，康熙帝屡命河臣进呈河图，留在身边时时查看。除了委派能臣治河、大员巡河、研读河图之外，康熙帝还曾六次南巡，亲临河工，指授方略。而且，南巡之时，康熙帝也常携河图前往，在河工现场，和随行大臣一道展图阅览，与实情相互参验，评点河臣功过得失。在康熙朝的文献之中，治河是康熙中晚期最要的内容之一，而关于河工图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可以说，康熙朝治河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与康熙帝重视河工图的绘制和运用是分不开的。前文业已论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中反映的是靳辅于康熙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六年间治河保运通漕的情形，那么此图究竟与靳辅关系如何，需要从与靳辅治河相关的史料中寻找线索和证据。

靳辅(1633—1692)，字紫垣，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靳辅被康熙任命总督河道，专任治河之事。靳辅继承明代总河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将治河、导淮、济运合为一体，进行综合修治。靳辅十余年的治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康熙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二年，该阶段的主要工程是疏浚清口，使黄、淮复道归海，整修里运河河道，使漕运通畅。他的具体方法是，开挖烂泥浅等引河，加固高家堰，使淮水全出清口，会黄东下，蓄清刷黄；在新庄闸运口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从文华寺永济河头开新河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亦至太平坝，皆至烂泥浅引河，将里运河运口从新庄闸移至烂泥浅上的清口闸，避免了黄河从运口倒灌运河，“引河内则两渠并行，互为月河，以舒急溜，而备不虞；外则河渠离黄水交淮之处。……而烂泥浅一河，分则十之二以济运，仍挟其十之八以射黄。运艘之出清口，譬若从咽喉而直吐，即伏秋暴涨，黄水不特不能内灌运河，并难抵运口。是以而年以来，重运过淮，扬帆直上，如履坦途。康熙二十二年(1683)，黄、淮两河尽复故道，里运河各项大工完成，完成了最为关键和艰巨的任务。第二个阶段是康熙二十二至二十四年，该阶段主要是加固黄河沿岸大堤特别是河南境内黄河两岸堤防，筹划下河治理方略；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靳辅对河南考城、仪封、封丘、荥泽等县黄河两岸堤埽加以修筑，而其下河治理方案则因未获康熙帝批准而没有实施。第三个阶段是康熙二十五至二十六年，该阶段主要是要实现黄、运分离，解除黄河对运河的干扰。具体做法是：二十五年(1686)，靳辅在黄河北岸的骆马湖口开凿皂河；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靳辅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凿中河，并在清河县西仲家庄建闸，引栏马河减水坝所泄的水入中河。中河上接张庄运口及骆马湖清水，下历桃源、清河、山阳、安东，入平旺河达海。中河修筑前，漕船出清口后入黄河逆流，至张庄运口北上；中河修成后，漕船自清口径渡北岸，渡仲家庄闸，入中河经皂河直接北上，除清口一处外，基本实现了漕、黄分离，使漕船避开了一百八十里的黄河风涛险路。“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碹凿清江浦下。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努力，靳辅治河取得了卓越成就，基本实现了黄河安流、漕运畅通。惟一的遗憾是，其下河治理方案因大臣反对而未获康熙批准，没有能够实施。

在靳辅十余年的治河过程中，他曾屡次向康熙帝进呈黄河图，藉以汇报河工进展，陈述治河意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壬寅条”记载，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朕观靳辅所绘《黄河图》，黄淮交汇之处，形势颇相吻合；其河北一带，于所题本章，矛盾者甚多，应令工部行文总河，详加绘图送进。”可知康熙帝在宫中与大学士议政时，曾讨论靳辅绘呈黄河图的优劣，对靳辅进呈之图并不满意，让工部责令靳辅绘制更加准确详尽的舆图进呈。

为了解靳辅的治河进展，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首次南巡。十月十九日(辛亥)，康熙帝至淮安桃源县众兴集，视察黄河北岸诸险工程，谕河道总督靳辅日：“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屡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指示靳辅注意防护肖家渡、九里冈、崔家镇、徐升坝、七里沟、黄家咀、新庄等险工处的长堤与逼水坝。由此可知，康熙帝留心河务，悉心查看靳辅历年进呈的河图，并与河防论著相互参验，南巡之时，能将河图与实情对照，作出合理指示，他对靳辅河工图的倚重可见一斑。另外，他认为靳辅所造的以减水坝分洪非长久之策，令其妥为筹划。二十日，康熙到清口视察天妃闸，见水势湍急，命改为草坝，另设七里、太平二闸，以分水势。十一月初十回程时，康熙帝又再次舟行至清河县天妃闸，登岸视察高家堰，以其为“淮扬屏蔽”，令靳辅“岁岁防护，不可轻视”。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又至清口，视察黄河南岸诸险工程，将所著《阅河堤诗》挥毫题赠靳辅，勉励他找到彻底解决黄河水患的方案，令黄河永不倒灌运河。康熙帝的巡视活动，主要就是在《黄河图》清口段所示的区域内进行的，他所说的工程也正是图三描绘的重点。

清口是靳辅治河的关键枢纽，也是康熙帝南巡阅河的巡视重点。康熙前期，明代潘季驯所开新庄闸运口屡遭黄水倒灌，加上黄淮汇流，水势激荡，漕船难以出新庄运口进入黄河，河臣遂在新庄闸口建坝，除重运、回空漕船及贡船放行外，其余时间多闭坝拦黄，民船不得随意通行，殊为不便。靳辅于康熙十六年二月担任总河后，开浚新引河，改建七里、太平、清口等闸，将南运口从新庄闸(天妃闸)移至清口闸，形成〔图三〕中所绘的椭圆状运河河道。

图三   康熙《黄河图》清口闸坝与高家堰减水坝形势

康熙帝南巡阅河，特意向扈从的总河靳辅询问清口几闸的来历与功用，靳辅《治河书》卷一《圣略》记载：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康熙帝)自桃源启行，将至清河县，望见清口，问云：“此可是清口否?”(靳辅)回奏：“是。”上又云：“我为河道关系国计民生，刻刻在念，将尔进的河图日日展看，情形都看熟了。今日河道已成，是尔的运气。”回奏：“是皇上的洪福。”至天妃闸，问云：“天妃闸这样险，何不另造一闸，分杀水势?”回奏：“已建有七里闸一座”。及行至七里闸口，上云：“这闸造得有理”，连声称好。又见运口新闸，问云：“这闸是为何而造?”回奏：“臣恐黄水大涨，天妃闸不能承当，所以又造这清口闸束水，专为天妃闸而设的。”又问：“建了此闸，天妃闸虽好了，此闸水势难行，何不也造两座闸?”回奏：“再造一座，果然极好，只是多费钱粮。”

此段记载，乃是这些工程的主事者靳辅亲自撰写，文中用日常口语生动再现了康熙帝南巡阅河、在清口向靳辅了解清口几闸功用的情形，应该是准确可靠的。对此情形，《清圣祖实录》的记载是：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壬子，上临视天妃闸，水势湍急，指授河臣，改为草坝，另设七里、太平二闸，以分水势”，将七里、太平二闸的设置归功于康熙帝的指示，应该是史臣将靳辅之功归美于康熙帝的缘故。天妃闸即新庄闸，[图三]清口附近着力描绘的，正是新庄闸与七里闸两条运道互为月河，漕船从清口闸口入黄河的情形，与靳辅此段记载若合符节。

除了清口闸坝之外，图三中重点描绘的还有康熙帝表示疑虑的高家堰减水坝。康熙帝认为减水坝虽然能够起到防止高家堰决溢、维持洪泽湖以合适的水位刷黄、保持运口畅通的作用，但是减水坝宣泄的洪水，也成为下河地区淤垫，高邮、宝应等七州县遭遇水患的原因之一。因此，他责令靳辅要找出两全其美的方案。康熙帝和靳辅在减水坝修筑的分歧也为靳辅获罪罢职埋下了伏笔。

康熙二十四年，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与靳辅在下河的治理方略上意见相左：于成龙主张开浚河口故道，以泄下河之水；靳辅则认为下河地区地势低卑，开浚海口会导致海潮内侵，危害甚大，主张从高邮东车逻镇筑堤至兴化白驹场，收束下河之水以敌海潮倒侵，并建议将堤内涸出的田亩，丈量还民，其余招民屯垦，以田价来补偿河工费用。靳辅、于成龙两人各执其说，争执不下。为弄清其中利害，康熙帝召两人至宫中当面辩论，并就黄河图阐明自己的主张。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子，康熙帝将此事告知大学士等人：“朕昨召靳辅、于成龙至内廷，将河图一一详询。又令二人各出己见，互相论难。”可知，黄河图成为康熙朝君臣议事、臣工阐述政见的有力佐证，重要性更加凸显。

对于下河的治理方略，康熙帝认为收取田价会累民，倾向于支持于成龙的意见。但他深知靳辅治河十年，对河情水性了解透彻，见解自有道理，于是召集群僚商议。大学士、九卿等赞同靳辅意见，而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娜等人则赞成于成龙方案。康熙又令下河地区州县在京任官者各陈己见，淮扬籍的官僚多言靳辅之议工程艰难，且毁伤百姓田庐、坟募，筑堤束水抬高水位，一旦决溃为害甚大：而于成龙的方案则容易实行，风险不高。康熙帝又派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到淮安，会同漕督徐旭龄、巡抚汤斌勘察：萨穆哈等回奏说当地百姓都说浚海口有害无益，康熙帝也只能暂罢浚海口之议。

此后两年，京官、地方官、河臣就下河治理方案争执不下，逐渐演变成一场党争。康熙二十六年，康熙派靳辅之子吏部员外郎靳治豫前去淮安清江浦就下河治理事宜，再度询问靳辅的意见。对此情形，靳辅《治河书》卷一《圣略》中记载道：

(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靳治豫奉旨来至淮安清江浦寓署，口传上谕云：“高、宝一带之下河，朕自阅工时，目击水势情形之后，无刻不念此昏垫灾黎。尔父主筑堤之议固是，但凡事须顺人情；且恐水中筑堤，工程不易。如得除水患三四分，使斯民受三四分之益，朕心亦可稍慰。……可问明尔父来奏。”

从康熙口授上谕中可知，康熙帝主要是从减轻高、宝一带民生疾苦的角度考虑，要靳辅尽快找出解决之道，并认为靳辅筑堤的主张难于实行且遭诸臣反对。所以要靳辅妥为筹划，想出万全之策。然而，靳辅在回奏中，坚持认为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诸县地势低下，形如釜底，开浚开口，海潮内侵，危害甚大，并指出下河的水源是高家堰所泄的淮水，主张自翟家坝起至高家堰，再筑一道重堤，束高家堰减泄之水北出清口，使洪泽湖不复东淹，下河地区就没有水患，可以涸出田亩召民屯垦、充裕河库。〔图四〕中黄河下方就是下河地区，沿海地区筑有堤坝，防止海潮内侵，反映的正是靳辅的下河治理意见。

图四   康熙《黄河图》下河与海口形势

靳辅及其幕僚陈潢筑堤束水的下河治理之策及将下河地区涸出田地召民屯垦的主张，虽得到了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与总督董讷的赞同，却也遭到了直隶总督于成龙以及天颜、孙在丰等人的强烈反对。康熙二十七年春，给事中刘楷，御史郭瑗、陆祖修交章弹劾靳辅屯田累民，郭塄劾辞连及靳辅的幕客陈潢，陆祖修请罢黜靳辅。郭瑗随后又弹劾大学士明珠等人，也牵连到靳辅。与靳辅治河意见一直相左的于成龙等人也进言靳辅治河无功，致使河道大坏。靳辅奉旨入觐，指责于成龙、天颜、孙在丰等人结党陷害。二十七年三月，康熙帝在乾清门召集靳辅与于成龙、郭塄等人廷辨，两派争执不下，互相指责。康熙帝认为靳辅力主下河屯田事甚属不当，招致民怨，难辞其咎，遂罢黜靳辅、拘问倡议屯田的陈潢，并将赞同靳辅的佛伦、董讷、达奇纳、赵吉士等人降职或罢官，但也将孙在丰、天颜降职或罢官并夺官，以平息党争。

靳辅遭罢黜，除了诸臣弹劾、引发党争之外，康熙帝本人对其修筑高家堰减水坝、开浚中河以及下河屯田的质疑也是重要的原因。靳辅于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乙酉被罢职，三月己丑，王新命受命总督河道。靳辅的核心幕僚、最得力的治河助手陈潢以阻浚下河、屯田扰民之罪名而被捕入狱，最后冤死狱中。在此种境况之下，靳辅原来的治河幕僚团队应该已经瓦解，陈潢冤死，也一定会让其他幕僚心寒齿冷。附和于成龙主张的王新命接任总河后，也应该不会聘请靳辅原来的幕僚。

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时，曾亲临河工，深知治河之难与靳辅之功，之前对靳辅也多有褒奖。对于靳辅遭到众人弹劾而被罢免，康熙帝也心有未忍：对于自己、靳辅以及于成龙等人的治河主张孰优孰劣、谁是谁非，康熙帝其实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在罢黜靳辅之后，康熙帝就派朝中大员前去视察河工，令其遍察靳辅所修工程，哪些当改，哪些该留，详勘具奏。《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三十三《治河一》记载：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上谕兵部尚书张玉书等日：“往阅河工，凡是非可否，当秉公陈奏，不可推诿。……历年所奏河道变迁图形，朕俱留内，时时看阅。朕素知河道最难料理，从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岁即翻复详考，如宿迁以下，高家堰等处运河，朕所深知。”从康熙帝的渝令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对孰是孰非仍心存疑虑，同时将靳辅等人历年上奏的河图留在宫中，时时研读考订，深知其中利害关系与治河之难，要张玉书等人勘察实情，秉公陈奏，以定是非区直。张玉书等人勘察后，回奏河身刷深，黄水归海，闸坝改易应多仍靳辅旧规。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因治河事宜“应修应塞，议论纷纭”，康熙帝决定第二次南巡，亲临河工，以勘河道实情，以定是非曲直，并兼观览民情，周知吏治。可见，康熙帝六次南巡，两次都与靳辅密切相关。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帝至郯城县，率扈从大臣及地方总督、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重臣，并召罢职后仍寓居淮安清江浦的靳辅等一道巡视中河。对此次阅河，《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九记载到：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辛卯，上率扈从部院大臣及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河道总督王新命、漕运总督马世济等阅视中河。至支河口，下马，坐堤上，出河图指示诸臣。谕曰：“……朕夙念河道频坏，群黎屡罹灾害，因详阅河图，不离左右，故地方堤岸河形，朕衷深晰。……朕观此河狭隘，逼近黄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镇口闸所出黄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归内运河，必流入中河，骆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霪潦之年，水势愈涨，万一黄堤溃决，失于防御，中河、黄河必将混而为一。此中河开浚后，小民、商贾无不称便者，盖由免行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耳。”……上顾原任河道总督靳辅日：“尔当日如何筹划开浚中河?今又云何?”靳辅奏日：“皇上前东巡时，曾谕云：‘拦马河减水坝所出之水，如何方不致淹没民田?’臣意开浚此河，可以束水入海。及浚毕观之，漕艘亦属可行。与其令漕艘行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不若行此河之为便也。今若将遥堤加增修筑，以保固黄河堤岸，当不至有患。”……上曰：“若重载与回空之船并行，则中河窄狭；且逼近黄河，朕意犹以为可虑。镇口司、微山湖等处水大，可仍开支河口。其黄河运道，原自不废，仍并存之。”

除康熙本人意见和靳辅主张外，尚书图纳还建议在迤北遥堤上修减水坝三座，分水入海，减轻中河堤坝负荷。河道总督王新命建言在骆马湖口修减水坝，使其水归入黄河，减少中河水量；再修筑郯城禹王台，以御骆马湖之水，则可以保中河无虞。图三中黄河北岸上方的及是中河，中河通过仲家庄双闸[图三：左上角]与黄河相通，漕船出清口、渡黄河，西行即可从仲家庄双闸人中河行漕，避开了黄河行漕的风涛险路。

康熙帝率群僚在靳辅所开中河堤上，展阅河图，指点河工，品评靳辅开浚中河的是非功过经，令诸臣各抒己见，颇具现场感。经过实地勘察并听取诸臣意见，康熙帝了解到靳辅开中河既能泄拦马河之水、防止其淹没农田，又能行船漕运、使漕船避黄河风涛之险，当地商、民交口称赞，对靳辅功德感念不忘，并非如于成龙等人所言是河道大坏。但康熙帝仍认为靳辅所开中河狭窄、容量偏小，不足以容纳盛涨季节的洪水；而且中河逼近黄河，一旦黄河决溃，两河必将混流，指示河臣在镇口闸、微山湖等处开支河口，并保留旧有黄河运道。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康熙帝在南巡回程中，于三月初七再率随从群臣视察高家堰一带堤岸闸坝，认为河道总督王新命疏浚通江旧道，减溢淮流以保堤岸之议可行，并指示在挑浚通江之河后，可于淮水会合之处修置闸，因时启闭，在保证黄淮均敌、束请刷黄的前提下，防治淮水满溢。初八日，康熙帝经桃源至宿迁县，令诸臣再议中河事宜。诸臣奏言，将骆马湖三座减水坝中二坝之水归中河，一坝之水泄于遥堤外入海，可保中河无虞，康熙帝表示赞同。历史事实证明，中河的开凿是清代运河史和漕运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工程；自中河开凿之后，黄河运道就基本废止了。然而，这是英明的清圣祖康熙帝所不曾预见到的。

虽然康熙帝口头上仍然没有肯定靳辅的治河功绩，不愿承认自己对靳辅的处置有失偏颇，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颇有道理，但在内心深处康熙帝应该已经意识到靳辅治河不为无功，罢免靳辅实在有失公允。于是，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南巡返京后，即下旨以原官致仕例恢复靳辅的原有衔阶。寓居淮安清江浦的靳辅接旨后，喜极而泣，望阕而拜。

沉冤昭雪的靳辅在收拾停当后，便返回京师的家中著书，将十余年间的治河经历撰成《治河书》，于二十八年完稿上奏康熙帝，并恭请康熙帝赐名作序，后世多称此书为《靳文襄公治河书》。靳辅在此书卷首叙述了自己蒙冤的遭遇、心境以及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时嘱其著“治河书”的往事，并请康熙帝为其幕僚平反洗冤，可见他著书首先是为了陈述自己所蒙受的不平遭遇，其次才是为了总结治河经验。或许是由于康熙帝不愿承认自己听信谗言、对靳辅处置失当，或许是由于靳辅此书中蕴含有悲愤之情，或许是因为其他缘故，康熙帝并未如靳辅之请而题名、撰序，并刊刻此书。可见，圣明如康熙，也不愿自认过失。其后，雍正帝阅览此书后，赐名《治河方略》，但也没有刊印。乾隆三十二年，崔应阶搜罗各种抄本，校勘删订后将此书付梓。刻本《治河方略》中，靳辅抒发个人悲情的文字全然不见，康熙帝本人和靳辅的问答对话也完全没有了口语的鲜活生动，而且许多本属靳辅创立的工程也归美于康熙帝。乾隆四十六年，此书以《治河奏绩书》之名收入《四库全书》时，序言等反映个人际遇的部分已全然不见，只剩下河道考证、河工管理部分，为尊者讳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靳辅以原官致仕后，家居三年，除著书进呈外，还曾被康熙帝“三命阅河，一赐召对”。如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派靳辅与户部侍郎博际、兵部侍郎李光地、顺天府府丞徐廷玺等人一起阅视河道。正月丙子，几人自河工返京，“以治河事宜，并图进呈。上详阅河图，谕日：“黄河沙滩，消长本无定所。缓水处，可以设立滚水坝；至急流处，则滚水坝断不可设。自朕观之，其至紧要者无过于险工。将钱粮实用于险工之处，使之坚固，斯可永保无虞矣”。在靳辅致仕后，康熙帝还屡次差遣他办理阅河事宜，足见康熙帝仍然非常倚重靳辅的河务经验和办事能力。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丙子，靳辅等人进呈的黄河图应该是描绘黄河下游险工及滚水坝设置情形的，而且应该是现任河道总督绘制的。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康熙帝以王新命治河无功，再次启用靳辅督河，靳辅以老病辞未获允许。再任期间，靳辅主持了陕西西安、凤翔灾区赈灾粮从清河到三门砥柱的西运事宜，而没有再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从靳辅的《靳文襄公奏疏》及《清实录》等史料中，也没有靳辅绘图、进图的记载。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留下两河善后及守成事宜遗疏后，靳辅在清江浦总河官舍中与世长辞。遗疏中再度建议朝廷筑堤涸田、召民屯垦，康熙帝览靳辅遗疏后唏嘘不已，命人将靳辅灵枢运回京师、返厝其家厚葬。

回顾靳辅的一生，治河既是他最大的功绩，也是他蒙冤的原因，而河工图的绘制与进呈则伴随着他十余年的治河生涯。前文已经论及，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的绘制年代当在康熙二十六年靳辅开凿中河之后，而靳辅绘图、进图都应在其担任河道总督之时，罢职后再行绘制进呈黄河图的可能性较小，也就是说靳辅绘进《黄河图》应该在他于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之前，或是他于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至十一月再度担任总河期间。上引史料中，分别在康熙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中，记载了与靳辅有关的黄河图，首先可以排除康熙二十六年之前的两图。后三者之中，三十一年的黄河图是户部侍郎博际、兵部侍郎李光地、顺天府府丞徐廷玺等人与靳辅一起阅河后上奏的，当时靳辅仅是一个致仕闲官、且年事已高，主持绘图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从康熙帝的描述来看，这幅黄河图应该是描绘黄河下游险工及滚水坝设置情形的，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这样宏观描绘黄河情势的舆图似乎不同。因此，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藏《黄河图》最有可能是上文康熙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提及的黄河图，而这些图的绘制年代应该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之前。

不过，上述论断多属揣测，需要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档中，有《天下舆图总折》一份，系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十二年之间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图目录。《天下舆图总折》中所载康熙三十一年前舆图房收藏的黄河图有两件，分别是：“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外进《黄河图》一轴。康熙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养心殿交来小黄河图一张。”其中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外进之图，从时间、来源、装帧方式上，最有可能是今一史馆藏《黄河图》。而且，尤为关键的是，在靳辅的《治河书》卷一《圣略》中也有相应的记载：

(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靳治豫奉旨来至淮安清江浦寓署，口传上谕云：“……可问明尔父来奏。”又九月，为恭报两河水势情形事并进河图，奉上谕将此疏图同本送京城内藩院，番清毕即交与九卿议此，议之时，将图问靳治豫。

从靳辅的记载中，可以明确知道，他在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曾让奉康熙圣旨前来传上谕并咨询下河治理之策的靳治豫(即靳辅之子)给康熙帝带回一道奏疏及一幅《黄河图》，靳治豫奉命将疏图交内阁誊录后，即刻交与九卿商议治河之策，他也参与了讨论，并代父亲靳辅解释河图中的内容与治河主张。对于此事，傅洪泽编《行水金鉴》卷五十引《靳文襄公治河书》的记述略为不同：“圣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内，题恭报两河水势情形并进河图，奉旨将此疏图同本送京内院，番清毕即交与九卿议此。”两者所记时间相差一月，应该以靳辅原稿的记述为准。通过傅洪泽的引述，可以进一步明确，靳辅此图是与题本奏疏一起进呈内阁的，誊录后疏图当即交由九卿讨论。之后，靳辅所呈送之图，应该是被留在宫中，交由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储藏，应该就是《天下舆图总折》中所记载的那幅《黄河图》。《靳文襄公奏疏》卷六录有靳辅于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与《黄河图》一并上奏上的题本原文，内容可与抄本《治河书》及《黄河图》上的内容相互印证。从今天的实际情形来看，宫廷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所存之图，多是经过清帝御览的精美之图。无论从时间、事件、人物、地点、制度上看，《天下舆图总折》中所著录的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外进之《黄河图》，都应是靳辅所进之图。

这一推断可以从靳辅稿本《治河书》中所附的《黄河图》得到佐证。此书卷二有手写彩绘、计里画方的《黄河图》、《黄河险工图》、《运河图》、《淮安诸湖图》等诸河渠水利舆图，其中《黄河图》的描绘范围是从海口至于潼关、闵乡县，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的范围和大势基本一致，但却非常简略和粗疏。这也能从侧面说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系靳辅绘进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清实录》等官方文献，宫廷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藏图原始目录档案，还是靳辅本人的记述，种种证据都若合符节，表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藏潼关至海《黄河图》应系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靳辅进呈之本。因此，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藏《黄河图》内容基本一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也应该是在此前后绘制而成的。靳辅绘制此图有两个背景：一是康熙二十二年时，康熙帝认为靳辅之图不够精准，谕令工部责成靳辅绘制精审之图；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南巡时，曾面谕靳辅著书总结经验。二是靳辅开凿中河、修治下河的方略遭到了其他大臣的反对和康熙帝的质疑，康熙帝亲派靳治豫赴清江浦河署征询靳辅意见，并特别渝令，靳辅奏疏和舆图送内阁誊录后，即刻送交九卿讨论。为了详尽阐明自己的主张和政见，靳辅将自己陈述下河治理方略的题本奏疏与精心绘制的舆图一并进呈，并令其子代为阐释舆图及政见。可以说，靳辅在康熙二十六年进呈的《黄河图》具有奉旨交差、陈述政见、彰显功绩等三重功效，当然会精心绘制。

然而，根据靳辅《治河书》抄本中的附图来看，靳辅本人应该没有专门的绘图才能，所进《黄河图》不可能是其本人绘制的。那么，靳辅所呈送《黄河图》究竟是何人绘制，又是如何绘制的，而清代康熙中期舆图的绘制机制究竟如何，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考证。

前引《清圣祖实录》已经论及，康熙帝曾以靳辅所呈绘之图不够精准，而谕令靳辅绘制进呈更为精确的黄河图。以理度之，绘制黄河图需要专门的绘画才能；靳辅接旨后，应该会延聘画家来绘图。欲推考靳辅所进《黄河图》的绘制者与绘制过程，应该从清代的绘画史料中寻找线索。今检清乾隆年间冯金伯所撰《国朝画识》卷五载：

周洽，字载熙，号竹冈，居郏店。六岁母亡，能执礼尽哀。年十六，贫甚，欲就一艺为菽水资，遂学画于赵伊。不数月尽其技，游扬州，纵观前人名迹，而泰兴季氏所藏尤富，洽日夜临摹，学益进。山水、人物、虫鱼、花乌无不力追古人。远近诸名工、贵人争延致之，在河道总督靳辅、都统胡丕元幕下最久。诸人知洽有才，不敢目以艺士。年七十五卒，有《拥书阁诗文集》藏于家(《青浦县志》)。

周洽以画知名于时，靳文襄辅治河时，延洽绘黄河图，跄年成。文襄以图恭进，欲荐于

朝，洽辞之。尝游嵩山岳庙，方士言庙多火患，屡新屡毁。洽为写中流砥柱图于北壁，自此火患遂熄。洽性孝友，诗文亦为时所重，孙熊亦以画名(《娄县志》)。

华亭周洽，善丹青，凡山水、人物、草虫、花乌，兼臻神品，貌真尤推独步(《乌青文献》)。

周载熙，华亭人，善山水，世称能品(《画征录》)。

李含漠，字南溟，山水微郁丰润，兼长花卉、草虫。壮游南北，最知名，而于祖法则变矣。尝与周载熙同应靳文襄聘，画《黄河图》，进呈称旨，靳厚礼之。兄含淑、含泽、含涎皆善画(《画征录》)。

《国朝画征录》、《国朝画识》等清代绘画史料均记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周洽任河督靳辅幕僚、为其画《黄河图》进呈御览之事，李含浃也曾应靳辅之聘，与周洽一起绘制《黄河图》。而且，周洽与李含浃两人均擅长山水画，正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黄河图》“山水壮丽”之风格相似。

周洽与李含浃的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可以知道的是，两人出身背景大不相同。周洽出身贫寒，迫于生计艰难、为求一技之长而拜师学画，他一生依靠给人绘画、担任幕僚谋生，在当时仅是一个画匠。李含浃则生于嘉兴绘画世家，其叔父李琪枝秉承家学渊源，工于梅竹，而李含浃则游学四方，所学庞杂，以山水见长，兼长花卉、草虫，所以后世说他“于祖法则变矣”，其兄含淑、含泽、含涎皆善绘画。因此，李含浃应该不是靳辅的幕僚，而仅是绘制《黄河图》时延聘的画师。两人的相同之处是，同属江南人士，而且均擅长山水画。

作为靳辅治河的核心幕僚与专门的画家，靳辅所进《黄河图》，理应是由周洽负责组织编绘的。对此情形，《国朝画识》所引的乾隆《青浦县志》卷二九《人物五》中有更详尽的记载，其文续云：

在靳辅时，河工始告成。辅欲绘《黄、运两河图》呈览，以事属洽。洽曰：历年所进河图，多不称旨，非亲历其山川、城郭，则位置不能无误也，乃请自行。于是，遍历兖、豫、雍、冀四州之地，阅四月，行万余里，相度河势迂直缓急，及堤闸要害之处，手自摹写，而别为《看河纪程》三卷。绘以进呈，上览之，下旨褒美。其后河道傅洪泽撰《行水金鉴》，悉载其书。

未几，辅营屯田，即家请洽俾监其事。洽辞，而辅与幕下士陈潢强之不已。洽感知己(其)意，又不欲居任事名，乃密视原隰高下、蓄泄种植之宜，出入菱茅斥卤间几二载，悉心区划，尽让其功于潢。会辅以用久，不乐者众，而任事不肖者，又往往乘势侵敛，言者遂交章劾辅。辅罢，潢亦系狱，而洽以不受职，独免于祸。祸之将作也，辅才潢，欲题补参政道，与共襄事。洽沮(阻)潢曰：“公世所指目，以在幕中，故无从下石耳；一出，祸且不测，盍坚辞之?”潢不能用。及疏出，攻者群起，于是服洽之先识焉。洽晚读王守仁书，觉平生所疑，涣然冰释，不复留意于绘事。然兴至时，欣然弄墨，人争以价购之。

《青浦县志》这段叙述详细描写了周洽参与靳辅、陈潢治河的过程，根据靳辅《治河书》卷首自序的说法及当时人的看法，康熙二十三年前后，河工即算告成。靳辅将绘制《黄、运两河图》的事情托付给周洽，一则是应康熙帝的要求，再则也是总结自己的治河功绩。由此可知，周洽在二十三年前后，已经应靳辅之聘在其幕下绘图了，所以《青浦县志》说周洽在在靳辅幕下最久。周洽工篆、隶，号称博学宏文，还著有《看河纪程》、《河防杂说》、《竹冈日记》等水利专著及《拥书阁诗文集》等文集，所以靳辅等人“不敢目以艺士”。从文中的记述来看，周洽在靳辅经营下河屯田之前，已经完成了《黄运、两河图》的绘制，并由靳辅呈览后，得到了康熙帝的褒奖。因此，周洽绘图、靳辅进图的时间，最晚也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靳辅因屯田获罪革职之前。前引诸文还记载，靳辅因周洽绘图得到康熙赏识，欲荐他为官：周洽推辞未就。其事当在康熙二十六年靳辅保奏陈潢为佥事道前后，因此周洽绘成黄河图的时间并恭呈御览的时间应该在康熙二十六年中。

从《青浦县志》所载可知，周洽绘制《黄、运两河图》之后，还曾协助靳辅和陈潢经营下河屯田事宜。而且，此事是靳辅“即家请周洽俾监其事”，说明周洽在绘制《黄河图》后，也许已经不再担任靳辅幕僚。因下河屯田之事，靳辅再度相请，周洽感靳辅、陈潢之诚，才再度佐其任事，但不欲居功，将功劳悉让陈潢，曾劝陈潢不要任官。从中可知，周洽在靳辅、陈潢治理下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靳辅、陈潢的关系极为密切。前述靳辅于康熙二十六年所上的下河治理之策，就来自周洽和陈潢二人的建议，这一点可以从周洽本人的记述中得到更为明确的证实：《行水金鉴》卷一五三引周洽《竹冈日记》云：

淮扬运河东堤之东，一片洼区，南北约长三百余里，东西约宽二百余里，其间千支百派，各有河沟通流入海，谓之下河。……余与陈子天一再四筹度，若欲去其弊而收其利，则莫如上接运河，下达海口，通长特挑大河数万丈，挑河之土，即以之坚筑沿河两岸长堤，使新旧各闸坝、涵洞减下之水，全归大河入海。而两岸长堤之上，仍听民间多建涵洞、小闸，以为灌溉之资。计议已定，商之靳公，靳公即欣然疏请。如此工一成，不特见在额编被淹田亩尽皆可耕，而仇、鲍、射阳等一切诸湖，俱可变为膏田，自然国赋日增而民生日利矣。

据此可知，靳辅一再坚持、并因之获罪的下河治理之策，实出自陈潢和周洽的谋划。陈潢和周洽没有料到自己的苦心孤诣，使得靳辅陷入党争之中而罢官，而陈潢也惹来杀身之祸。可以看出，周洽与靳辅、陈潢等人关系密切。

关于周洽绘图的背景，前引几条史料多言是靳辅聘任周洽绘图，而周洽本人的著述中则有略微不同的记载。在其自撰的《看河纪程》(《行水金鉴》卷一六一至一六三录其全文)中，周洽更加详细地记述了自己阅河、绘黄运河图的缘起及其从淮安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江区)河督衙署至山陕龙门、潼关阅河的详细经历。《行水金鉴》卷一六三引周洽《看河纪程》略云：

(看河)是役也，因靳公每年所进河图俱不称旨，浼予绘黄、运两河图进呈。然非亲历山川、城郭，则位置岂能无误?于是束装就道，自(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出河署，至九月十七日进署，历三省，阅四月，计程则万有余里。非挥汗于炎云赤日之中，即委顿于烈风暴雨之下。道途所经古迹，间志一二；诸水源有关系两河者，俱一一考订详明。至名山胜迹，具载各府、州、县志书，不敢猎取，以侈博雅。云间周洽竹冈氏识。

周洽文中明确记载，靳辅因历年呈进的河图不称旨，才请其绘制更为精审的黄、运两河舆图，这与前引《清实录》中的记述相一致。据此也可以推知，在康熙二十二年前后，周洽已经是靳辅的幕僚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周洽从清江浦总河衙署出发，沿黄河逆流而上，用四个月的时间踏查了淮安清口到山西龙门间的黄河情势，着重考察与黄河、运河有密切关系的水源，并简要记述沿途古迹。周洽此行详考黄河及其支流原委，纵览黄河沿岸山川形胜、古迹名胜、城乡村镇，为绘制黄河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考察途中，周洽“相度河势迂直、缓急，及堤闸要害之处，手自摹写”，随时绘制草图，并注意搜集沿途地方的舆图资料，这一点可以从周洽本人的记述中得到证实：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周洽)进谒河抚王讳日藻，号即周，系同乡，盘桓竟日。十一日，连日极热难行，将王抚军所送豫省图，并各州县呈送地图，按程布置，绘成一图。其间名山古迹，俱载志书，不及备录，各水源流，略志于此。

从中可知，在阅河过程中，周洽曾到开封拜谒同乡、河南巡抚王日藻，得到了王日藻赠送的河南省图，并得以翻阅河南巡抚处所存河南各地呈送的舆图。周洽将各图按其行程排列，绘为一幅地图，并将图上的各水源流记述其上，掌握了河南境内的黄河及各水情形，为准确绘制《黄河图》河南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周洽记载，他途经嵩山时，曾为嵩岳庙新落成的大殿绘画《中流砥柱图》，以镇火灾，与前引史料所述一致。而在现存的《黄河图》中，中岳嵩山高耸云端，犹如仙境(参见图二)，描绘特别精致细腻，除了突出强调中国的法统地域观念之外，应该也有纪念自己在嵩山庙中绘图镇灾经历的意味。

《黄河图》图幅宏阔，卷帙浩繁，需较长时间绘制，这从《国朝画识》卷五所引《娄县志》记载，周洽等人绘制《黄河图》“逾年乃成”，可以得到证实。又因此图系奉康熙帝御命编绘，也不能拖延太久。在此背景下，由周洽牵头、靳辅延聘李含浃等擅长山水画的画家一同绘制黄河图也就顺理成章了。周洽九月十七日回归河署后，又用了几天的时间考察洪泽湖东岸、黄河南岸至海口段的黄河，完成了对图中所绘全部河段的实地考察。《黄河图》的绘制应该是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周洽考察结束后开始的。

关于周洽等人所绘之图的内容、渊源、版本与流传情形，与其同在靳辅幕下、且留心河务的同僚兼好友的张霭生在其编述的陈潢《河防述言》卷首《黄河全图引》记述到：

明潘中丞印川公(即潘季驯)所刊《两河全图》，其云星宿海者，亦出于遥拟。且黄、漕并列，未免牵合；以至北平近逼潼关，太行竟峙河畔，令观者更为茫然。迨余游学河署，靳文襄公延吾友周竹冈绘河图，分黄、漕而为二卷，其《黄河图》始于龙门以及于海。竹冈沿流历览，得形势极真，图成进御，其粉本余尝熟悉之。第龙门而上，尚未知河形若何也。……夫周竹冈之画，及全陕方舆，并河源使者所访，此三图者皆不易见之本，余得汇而约之，使大河全图展卷了然，亦可谓奇观矣。……想内府河图，必有善本，更不知若何精确也。独是草莽之士，欲广其闻见，奚由得窥中秘耶?余为此图，聊以备有志博雅者之参考云尔。康熙四十有四年，岁在乙酉二月，留野张霭生书。

张霭生是周洽同僚兼好友钱塘陈潢的同乡，撰写于康熙四十四年二月的《黄河全图引》是张霭生《黄河全图》的序言，文中明确记述了周洽《黄河图》的绘制过程、描绘范围及其版本流传情况。张霭生的记述不仅印证了周洽阅河绘图的经历以及周洽《黄河图》从龙门到海口的绘制范围，而且还透露出周洽所绘之图至少有两幅，一幅即是由靳辅进呈给康熙帝御览的进呈本，另一幅是留在淮安清江浦河署中的粉本或日稿本。考虑到靳辅罢职后，其幕僚团队定然解散，此图系经至少两位知名画师耗费两年左右的时间绘制而成，再绘或摹绘都殊为不易，周洽或李含浃等人应该不会再行绘制第三幅。而且《黄河图》内容较为实用，存贮保管严密，一般人难以得见，而非传世名画，后人摹绘的可能性很小。如系后来的河督聘任画家摹绘进呈，一定会反映自己的治河功绩，不会纯粹描摹靳辅治河的情形。因此，张霭生所述的前一个版本应该就是靳辅《治河书》、《天下舆图总折》、《萝图荟萃续编》、《国朝宫史续编》等档案、文献记载中一脉相承、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黄河图》，后一个版本就很有可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所藏的《黄河图》。张霭生描述此图为“周竹冈之画”，正符合此图具有的风格特征。另外，张氏文中也透露，清廷内府中藏有大量精确的善本舆图，但一般人却无缘得见，从侧面反映了清代舆图的收藏与管理情况。因周洽从康熙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间，仍在靳辅幕下协助靳辅、陈潢治理下河、经营屯田，而稿本图仍存清江浦河署之中，周洽有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稿本图上进行改绘。因此，稿本图中反映的内容也许会晚于存贮在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中的进呈本舆图。不过，这一推论尚有待于审阅一档馆藏《黄河图》并将之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河图》比较后才能得以确认。

根据张霭生的描述，还可以知道，周洽等人绘图之时，有鉴于潘季驯《两河全图》(也即《河防一览图》)将黄、运两河并置一图导致变形失真，特意将黄、运两河分开描绘，绘为两图，独立成卷。也就是说，周洽等在绘制两幅《黄河图》的同时，应该也绘有两幅《运河图》。这一推论，也可以从清代的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图目录中得到证实。《萝图荟萃续编》在《潼关至海黄河图》一卷之下就载有“《京师至杭州河图》一卷”，而《国朝宫史续编》中也载有“《京师至杭州河图》一卷，绢本，纵二尺五寸，横六丈六尺”，从图名、质地、尺幅大小来看，都与周洽《黄河图》相类似。而且，前引靳辅《治河书》卷一《圣略》中所载“为恭报两河水势情形事并进河图”，也表明靳辅所进实为《黄河图》、《运河图》两卷。关于周洽等绘制、靳辅呈送的《运河图》源流情形，笔者另有专文考述，兹不赘述。

虽然《黄河图》系由周洽等画师绘制，但因周洽时为河督靳辅的幕僚，绘图时参据了靳辅河署中的资料，反映靳辅的治河工程与治理意见，并由靳辅进呈康熙皇帝，将此图的作者定为周洽、靳辅二人较为适宜。

至此，已经可以明确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两幅《黄河图》的来龙去脉：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康熙帝以靳辅历年所进河图不够准确，谕令靳辅详加绘进精审之图。靳辅接旨后，令幕僚周洽负责其事。为绘制精审之图，周洽于康熙二十三(1684)年五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七日，对清江浦至龙门间的黄河进行了考察，期间得到了河南巡抚王日藻所赠的河南省图，并将河南州县舆图绘为一图。周洽返回江苏淮安府清江浦河道总督衙署后，又用几天时间对清江浦至海口间的黄河河道进行了考察。阅河全部结束后，周洽即与嘉兴画家李含嫫等在河署中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绘成《黄河图》和《运河图》各两幅。康熙二十六(1687)年九月，靳辅将周洽等人绘成的《黄河图》、《运河图》各一幅与自己“题恭报两河水势情形并进河图”题本奏疏一起进呈内阁誊录后，交与九卿讨论下河治理之策。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经康熙御览过的《黄河图》交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存贮。乾隆六十年点查后，一直存贮于舆图房的《黄河图》与《运河图》被著录进《萝图荟萃续编》。嘉庆十一年，庆桂奉命编订《国朝宫史续编》时，又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所藏的《黄河图》与《运河图》进行清点、度量和著录。l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廷宣布退位，包括《黄河图》在内的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舆图先后经“古物陈列所”、“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后，于1925年归于是年十月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目前贮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黄河图》应该就是此图。周洽等人绘制的另外一幅《黄河图》，在康熙年间仍留存于清江浦河署之中，张霭生游幕河署时曾经寓目，并据之绘制《黄河全图》下游部分。此图在康熙朝之后的流向如何，目前尚难断定。1929年至l932年间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所购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的《黄河图》长卷，应该就是周洽所绘原藏清江浦河署的那幅舆图。

绘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周洽、靳辅《黄河图》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现代仅存的几幅清代早期大型水利图之一，也是经清帝御览御用的宫廷舆图。《黄河图》由清圣祖康熙帝亲自授命、知名河臣靳辅组织、康熙朝画家周洽与李含浃等人绘制而成，反映了靳辅治河、康熙帝南巡、康熙朝党争等康熙朝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康熙年间的黄河、运河河道走势、漕运路线、工程形态功能等水利史实，是了解清代康熙前中期水利史第一手的史料，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价值。

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原藏《黄河图》的绘制过程反映了康熙朝中期以河道总督为组织核心、以职业画师为主要力量、以实地考察和舆图综合为主要手段的清代河渠水利图的绘制机制。它的流传过程则反映了以康熙中期题本为主要形式的舆图呈送流程，以及内阁和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并存的舆图存贮机制，对于追索清代康熙前中期其他河渠水利图的来龙去脉，有重要参考价值。

《黄河图》由周洽、李含浃等知名画师绘制，具有强烈的绘画意味、个性色彩、文化内涵和政治象征意义，它所采用的鸟瞰图画法，它的命名方式、绘制范围、方位布局特征，都是康熙中期仅存的几幅河渠水利舆图的特有标志。康熙中期以降，河渠水利图渐次采用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实用性增强，而艺术性和描绘江山社稷的政洽性都逐渐淡化，无论是观赏性还是准确性都无法与周洽等人所绘《黄河图》相比。

总体来看，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藏靳辅进呈本《黄河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另一绘本《黄河图》是现存最精确、最精美、最能代表康熙前中期绘图风格的黄河图之一，也是价值最高的清代河渠水利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水利史和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分藏两岸、一脉相传的两幅《黄河图》牵系着两岸文物同源一体的文化血脉，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赵中男)

现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

*此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G2006年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地图调查、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D770002)成果之一。

本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文章由作者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