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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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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崇真艺客



一个七月的夏日午后,我约了朋友李飒一起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看展览,这个展览便是其父李伯安先生的“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展览的主题非常朴实,有种从八十年代走来的感觉。说来惭愧,我多次去过清华艺术博物馆,而唯独真正进去看过的展览就是两次李伯安先生的作品展。2019年9月“走出巴颜喀拉:李伯安作品捐赠展”在清华艺博开幕,近三年后“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同样在此开幕,这两个展览的关系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如果说前者是完整的回顾性展览,那么后者就是偏向于局部研究的个案性研究展览,前者气势磅礴,后者增加了不少新的材料,仿佛是前者的放大和注脚。我想《走出巴颜喀拉》的新材料不断被挖掘也伴随着展览的不断延伸而丰富起来。



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崇真艺客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崇真艺客

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现场



为了这个展览我和李飒几乎穿越了半个北京城,在后疫情时代仿佛是出了一趟差——毕竟走这么远的路去看一个展览的情况着实减少了。我和李飒在去往清华艺博的路上的对话大多也围绕他的父亲李伯安先生展开,仿佛是一个采访,又像是一场短暂的讨论。毋庸置疑,李飒是李伯安艺术创作现场的见证者,因为其父子关系,他所知的李伯安先生是艺术之外更为丰满的个人形象,同时他本人也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近年来李飒在创作之外著书立说,颇有学者型艺术家风范,所以能听李飒谈其父李伯安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崇真艺客
《走出巴颜喀拉·开光大典·稿五》
纸本水墨设色 189cm×692cm 1989-1998年

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崇真艺客
《走出巴颜喀拉》之8《藏戏》
纸本水墨设色 188cm×850cm 1996年
李飒捐赠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


我为什么会对李伯安先生和他的艺术如此好奇?仔细想来和在美院学习期间的一些经历有关系,在我们宿舍隔壁就是国画系的宿舍,从国画系的朋友刘子凡那里我第一次听闻了李伯安先生的作品和事迹,也是从他那里我看到了他所珍藏的《李伯安画集》,李伯安先生是我最早知道的为数不多的水墨画家,作品的庞大体量,以及所描绘的主题宏大,与李伯安先生文质彬彬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围绕《走出巴颜喀拉》这系列作品 的诞生又有艺术家的突然离去,这无疑增加了这件作品本来就具有的神圣性和纯粹性。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是画家李伯安在自己的画室休息,在他旁边便是绘制中的《走出巴颜喀拉》,工作室可谓局促,与今天成功艺术家的大工作室相比相形见绌,我想象艺术家在这样的斗室之中的创作场景,他是如何以一人之力描绘出百米长卷,而作品近两米的高度早已超越了艺术家的身高,我想象他无比孤独像是如水般的月色掩映下的雪山,仿佛走过海子的德令哈,这种孤独是巴颜喀拉的雪和高原的风,锻造出属于这一方斗室的崇高和辽阔,现实的画室空间已经不再重要了,李伯安先生的世界早已从中原抽身而出飞向遥远的巴颜喀拉的天际。


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崇真艺客
2019年作者在李伯安展览现场

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崇真艺客
2020年作者与李飒、李老师、黄笑宇在李伯安展览现场


李伯安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形成的张力让我想到了山西娘子关电厂办公室写作的刘慈欣,我隐隐觉得这两位如果要是认识一定是知音,他们都在孤独和欢愉,世俗的现实和辽阔的精神世界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衡模式,李伯安先生借助艺术创作,而刘慈欣则是科幻写作,这两种工作都是从现实出发超越现实的工作,他们都以精神的力量超越了沉重肉身的束缚。李飒显然也是一位刘慈欣的忠实读者,我想他之所以喜欢刘慈欣换一个角度来讲他其实可能看到的是他熟悉的父亲的精神世界。刘慈欣的《乡村教师》所描绘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仿佛就是一个李伯安式的人物,他们都以悲情的方式结局,但是无意中制造出了一番伟业,艺术无法与科幻故事的结局相提并论,但某种程度上《走出巴颜喀拉》系列造就了李伯安精神世界的不朽。当我徜徉于展厅看到《走出巴颜喀拉》长卷时我感受到的是熟悉的苍凉和辽阔,虽然这种苍凉和辽阔已经伴随着我越来越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成为了记忆的一部分。当我看《走出巴颜喀拉》长卷时我看到的是真切的西藏,但是却又唤醒了记忆深处的黄土高原的生活记忆,在那里的我的祖祖辈辈也如巴颜喀拉的人们一样,他们背负着历史的厚重尘埃走来。李伯安先生在《走出巴颜喀拉》之外还有一个系列关注太行山的人们,从太行山到巴颜喀拉,恰恰是我熟悉的祖辈的生活记忆跨越到高原,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呼应就一如《走出巴颜喀拉》使我想起了我的黄土高原生活记忆。


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崇真艺客
《藏民头像17》
纸本水墨设色 62cm×71cm 1989-1998年

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 | 新世纪的绝唱 崇真艺客
《藏民头像43》
纸本水墨 84cm×95cm 1989-1998年


《走出巴颜喀拉》虽然名为“走出”,在我看来实际上却又是精神上的回顾和追溯,巴颜喀拉的地理形态的暗示,以及当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无疑都是建构艺术家精神世界崇高性和纯洁性的组成部分,李伯安先生实际上不是走出了巴颜喀拉的世界,而是走向了巴颜喀拉的最深处,前往了一个富有灵性的宏大世界。李伯安先生在新世纪到来前的1998年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走出巴颜喀拉》最终成为了跨越新世纪的绝响,他的离开方式突然,像是《走出巴颜喀拉》的断章,这件作品的未完成在今天看来变成了艺术家神话的一部分。与李伯安先生新世纪前离开方式不同,2000年艺术家大同大张以极其富有仪式感的计划性自杀迎来了新世纪,大同大张以艺术殉道者的方式完成了这一惨烈的跨世纪,而李伯安先生的《走出巴颜喀拉》这件作品变成了艺术家自己的仪式和水墨媒介的纪念碑,正是因为这种纪念碑的精神性使其比物质意义上的纪念碑更具有永恒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艺术的力量吧,艺术是可以让艺术家无限接近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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