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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院刊 |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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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展错综复杂,历朝历代对待前朝陵寝的决策性举措同时增加了其演变进程的多样性,清乾隆五十年对明十三陵的修葺即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20世纪80年代初天津大学首次发现乾隆皇帝希望嘉庆皇帝参照明长陵建造清裕陵大碑楼的谕旨,胡汉生依此线索开始追踪乾隆朝修葺明陵档案,2007年,王茹茹、张胜强为完成明永陵、明定陵建筑工程的全案研究,发掘到乾隆朝“呈十三陵汇总地盘图总平面图”。本文即在前述基础上,详细汇集整理相关文献、档案,深入解读“呈十三陵汇总地盘图”,全面梳理乾隆五十年修葺工程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史实,并结合测绘勘查,详考《帝陵图说》《昌平山水记》,以探明明十三陵各主体建筑之真实形制。

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周悦煌 王其亨 王 巍 张凤梧*

故宫院刊 |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崇真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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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院刊 |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崇真艺客

帝王陵寝作为中国古代极具标志性的建筑文化载体,往往承担着诸多历史使命,后代统治者为标榜正统,会着意修缮维护前代陵寝。清朝入关以后,为表示代明行政,顺治帝率先为明崇祯皇帝改葬思陵,后又增崇规制。康熙帝也多次展谒孝陵,以标榜孝制。乾隆朝曾先后四次修缮昌平明陵,分别为乾隆十年(1745)、二十一年(1756)、三十二年(1767)和五十年(1785),基本维持十年一修,其中尤以五十年的工程为全面浩大,此次工程不仅使明陵“殿宇焕然,松楸如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诸陵原有形制,致使后世对明陵的解读多有疑虑。为此,笔者勉力搜集各方史料,作如下分析,既期还原历史史实,又望管窥中国古代建筑保护思想。

一 修葺始末

(一)初步查勘拟定方案

此次历史性事件缘起于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乾隆皇帝躬谒长陵致奠,据《清高宗实录》,“见诸陵寝明楼享殿多有损坏,神牌龛案亦遗失无存,为之慨然弗忍视”。在“周览之下,深为轸恻,自应重加葺治,增设龛位,俾臻完备”,表示不吝花费帑金百万。是日,尚书刘墉、曹文埴、德保、金简,侍郎德成、董率等,着手详加办理明陵修葺事宜。前期查勘由工部尚书金简负责,曹文埴、德成等人随后会合议定修理方案,样式房雷声澂及其子雷家玺随行,负责测绘工作,查勘约十日。当月十六日,查勘详情上奏,并恭呈十三陵地盘图样御览,奏折中针对现状提出建议(以下档案皆出自本奏折):

第一,长陵、永陵享殿规模较其余诸陵甚巨,如若按原制进行修理,很难购求足够大木用材,可将永陵享殿大件柱木先用于长陵,再用其余庀材重构永陵,这样一来,“不独长陵规模可仍其旧、轮奂维新,即永陵殿宇亦得与诸陵一律缮治整齐,观瞻亦皆宏敞”〔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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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明长陵地盘样
笔者依照“呈十三陵汇总地盘图”重绘
下〔图二〕、〔图三〕、〔图四〕同

第二,除长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思陵外,其余诸陵明楼、享殿、宫门均“照依旧制一律修整”,康陵明楼需补盖,定陵因明楼尚存,着重修复享殿及宫门,昭陵明楼、享殿需补盖〔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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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明献陵、 庆陵、 昭陵、 定陵地盘样

第三,增崇思陵,使享殿、宫门形制与其余各陵保持统一〔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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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明思陵地盘样

第四,添造各陵暖阁地平、龛案、神牌。

第五,拆除各陵神道碑亭墙垣,保留石碑以供观瞻〔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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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明十三陵神道地盘样

地盘图中不仅清晰描绘了诸陵修葺的前后形制,还在奏折基础上对修缮方案做了补充,如长陵碑亭及陵寝门、大红门需揭瓦头停,火焰牌楼看面墙需补砌,景陵、庆陵、德陵享殿改换为单檐,大碑亭台基添安石栏板,等等。

此次提议条理清晰,重点明确,很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同,也基本奠定了总体修葺思路。

(二)核算钱粮置办用材

修葺工程主体方案业已确定,下一步即为核算钱粮置办用材。三月二十八日,金简等就木植、琉璃、灰斤估算一事请奏:“臣等遵旨修葺诸明陵殿座等工,现已派员赶紧核算钱粮以便兴举工作,惟是抵对木植、琉璃等项必须拆卸后方可逐件按座核算,现在春末夏初将近雨水之时,恐购办一切物料挽运维艰,且灰斤价值夏季不免昂贵,臣等公同筹酌,校定于今岁秋间派委妥员督理匠役,即时拆卸,将各座应用木植抵对妥协,一面办买灰斤杂料等项,于明岁春季分委监督等,即行如法修理,俾工程可以坚固而钱粮亦归实用。”同时对后续修葺工作做了进度安排,整个工程预估一年完成:“拟于今秋先行拆卸,将选择抵对等事次第办理,明岁春融即得从容妥建,总期于明秋皆可一律缮治整齐、妥协。”至六月二十二日,经及时拆卸再次做出估算:“所有各陵一切需用物料,除大木拆选配抵尚可敷用,惟头停椽望糟朽过甚,均需添换,应用料木行文官木厂给发,杉木架木桐油颜料在户工二部取用,其砖块石料于旧料内拣选亦足应用,琉璃料件底盖瓦片约可均匀配抵,惟不敷之狮马脊料勾滴等件尚须办造。”就此初步拟定先于广储司处支领库银二十万两,用于“采买灰斤杂料以及拆卸工价运脚等项”。

在此期间,砖石楠木的拆运始终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件木料及完整砖石被拆卸码放整齐,待各陵工程随时添补,其余预估剩余碎小楠木同花斑石块一并运京归厂,留作他用,至于细碎砖块,则按照五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指示,着霸昌道就地以贱价变售,既节省运输费用,又能满足当地百姓苫盖房屋的需求,一举两得。即便如此,到工程全部完竣,仍“尚有剩下大小楠木二百三十八件,墩头五百八十四件,改砍糟楠木二百二十四件,并零星小件楠木截头等项,共计折见方尺二万五千七百余尺,又花斑石五百余块”,以及“各陵各监废墙共计拆卸旧砖一百三十余万块”。由此可见明陵用材之巨。

(三)方案优化修葺完成

七月,在拆卸头停椽望的过程中,金简等人再次进行深入勘查,并对之前修葺方案做了优化。具体做法在“奏为估修诸明陵殿座工程请领银两事”一折中有详细罗列,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有:

第一,“将各陵明楼做法具一律改发石券”,“大碑楼一座⋯⋯亦拟改发石券成造”;

第二,长陵享殿内保留楠木原色,不加油饰,外檐上架斗科用雅伍墨,下架用红土垫光油,其余各陵木植重加油饰,上架用三色油,下架统一用红土垫光油。

此外,之前在图说中对景陵、庆陵、德陵“享殿改换单檐”的措辞,也改为“拆修重加修整”“拆造”“改盖”等意义含混的说法。另具体到单座陵寝,以长陵为例:“琉璃券门二座拆故宫院刊 |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崇真艺客头停;宫门五间拆故宫院刊 |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崇真艺客头停,添换角梁、椽望、采步金枋,粘补门扇;重檐享殿九间,拆故宫院刊 |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崇真艺客头停,明五间添安顶椿抱柱,添换枋檩、角梁、椽望,粘补、装修明间,内里添安栅栏、龛案、神牌;头层券门内重檐碑亭一座,拆故宫院刊 |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崇真艺客头停,添换角梁、椽望,添安栅栏,以上三座补安天花,选用别陵□料墙体找抹红黄灰添补地面;重檐明楼一座,改发石券;并粘修焚帛炉、石柱门、方城大墙、隔断墙。”以上除未提东西庑外,轴线上主体建筑均有详细修缮方案。

修葺工作一如原初安排顺利进行,施工过程中仍会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方案,如将长陵上架油饰彩画由雅伍墨改为小点金,其余十二陵相应提升为雅伍墨。之前忽略的神道及石桥一并修复:“遵即查得长陵至大红门旧有石道一段,长三百五十丈,甬路一道凑长一千四百六十丈五尺,系城砖心两边石子,俱各残损,酌拟照旧式拆修,随河旧有七孔石桥一座,通长三十一丈,宽四丈一尺,已被水冲坏,四孔仅存三孔,查有昭陵北边五孔石桥一座,本属散坏,今拟拆去,将拆下石料砖块补修七孔桥足敷应用,并补修冲坏涵洞一座,粘补旧石桥二座,砖桥一座。”这种拆东补西、以主体建筑为重、舍弃附属建筑的修缮策略基本贯穿了整个明陵修缮工程。

此次修缮自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三日起,至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皇帝亲临阅视止,整整历经两年时间,共耗费工价银二十九万四千二十三两八钱四分四厘。对于全新的明陵,乾隆皇帝评价为:“殿宇焕然,松楸如旧。”在感慨之余,尚忧虑“有私行樵采及殿宇墙垣间被风雨损坏等事”,于是饬交直隶总督霸昌道专管平日稽查,派遣工部堂官一员于每年十月前往查勘,以彰显加礼胜朝,保护旧陵的决心。然时隔两年,明陵墙垣门扇就屡有灰饰脱落的情况,相应修理措施迟缓拖延,原定每年一次的勘查变更为三年一次,明陵修葺一事就此完结。

无论如何,按照嘉庆皇帝的评价,“此举揆之于古实所未闻,真大圣人仁周宙合谊笃胜朝固,非自古帝王所能相媲者”。

二 各主体建筑原有形制考证

(一)乾隆朝修缮以前建筑形制相关记载

有关明十三陵各祾恩殿及宝城最初形制,明末学者孙国敉曾编写《燕都游览志》提到:“长陵⋯⋯规制大于诸陵,祾恩殿石栏三重,惟此与定陵为然,其余仅一重耳,登宝城独享中道一门入,与他陵左右掖门入者异。”此中记述发生在乾隆朝修缮之前,但对定陵大殿及除长陵以外各陵寝宝城的描述仍多与事实相悖。

清顺治十年(1653),谈迁游历北京历史遗迹,在校正《国榷》之余写著《北游录》,书中不乏有关崇祯皇帝思陵的形制记载,如“纪文”卷《思陵记》中有“为飨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另在“纪邮上”卷记“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丹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展拜讫,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依此可见思陵大殿及配庑皆为面阔三间,形制甚俭。

清顺治十六年三月,顺治皇帝为思陵增建碑亭,使其有所增崇,明陵建设就此完成。同年,明遗民顾炎武首次拜谒十三陵并开始着手编写《昌平山水记》,历经三易其稿、六谒明陵,于康熙十七年(1678)定稿,是为当时明遗民对十三陵最全面的记述;受其影响,地理学家梁份克服黍离之悲,以极大热忱查勘明陵,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完成《帝陵图说》,从风水形势、地理位置、建筑规制、细部装饰、残损状况、空间尺度等方面详细记述,在《昌平山水记》的基础上增加格网图说,内容更加详实丰富。

前述乾隆五十年初期的详细勘查记录,真实反映了明陵在修缮以前各主体建筑形制特征。从图档信息来看,祾恩殿(亦称享殿)中:长陵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明间面阔三丈二尺一,重檐;永陵面阔七间进深五间;思陵面阔三间;其余陵寝均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另从“呈十三陵汇总地盘图”中获悉景陵、庆陵、德陵三陵享殿为重檐顶。祾恩门(亦称宫门)中:长陵面阔五间,永陵未言明,思陵面阔一间,其余各陵均面阔三间。明楼皆为重檐,仅永、定二陵发石券(实则为砖券),方城内左右两侧出转向踏跺。从地盘图知各陵宝城宝顶形制有三种:长、永、定三陵冢土满填,宝城宇墙与方城直接相接;献、裕、茂、康、昭、庆、德七陵增设月牙城,与清陵形制相近;景、泰、思三陵冢土半填,宝顶与宝城间隔明显。其他陵宫建筑中:长陵庑殿面阔十五间,其余庑殿皆面阔五间(泰、永、定三陵损毁未言明),另长陵神厨库东西对称,面阔五间。神道上石牌坊五间六柱,正楼作庑殿顶;大红门辟门洞三间,作单檐庑殿顶;大碑亭台基四出踏跺,居中立石碑一座;龙凤门亦称火焰牌楼,三门之间依靠短垣即看墙连缀,墙垣表面甃琉璃心,琉璃墙下为普通砖基,没有雕饰。

(二)乾隆朝修缮以后建筑形制考察

乾隆朝以后各朝未再有大规模修缮。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及常盘大定分别于190219071921年先后实地考察明十三陵,留下诸多调查笔记及部分照片,相继发表于《支那建筑》和《支那文化史迹》;19316月,关野贞再度前往十三陵调查,拍摄相关照片268枚,最为全面真实地记录了清代修葺后的十三陵形制,尤有长陵、景陵、昭陵大殿内神龛影像〔图五〕,与乾隆朝档案“添造各陵暖阁地平、龛案、神牌”的记载相符;同年七月,刘敦桢先生同濮齐材、张至刚亦到访明长陵,详考神道及长陵各建筑规制,逐一测绘主体建筑平面尺寸。然以上所见均已是乾隆朝修葺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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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各陵恩殿内神龛

1. 长陵  2. 景陵  3. 昭陵

1935年完成的长陵修缮工程,对神道沿线及长陵主体建筑进行了详细探勘,确定神功圣德碑亭为:“此亭之构造为方形重檐,全部以砖石垒砌,下有十字交叉之砖券门洞。”长陵明楼为“下檐之结构与神功圣德碑亭相同”,且皆与乾隆朝修葺方案吻合。此次修缮坚持“重实际而不尚华丽的修缮原则”,以“加固基干”为主要任务,除拆换糟朽椽望、揭瓦屋面外,未像乾隆朝般大肆改动形制结构。1955年以后,十三陵管理处陆续对长、景、永、定陵及神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

1984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在王其亨教授的带领下,开始筹备十三陵测绘,1987年先行测绘明永陵;1988年陆续补测明长陵及东侧二陵景陵和德陵,昭陵因适逢大修一同被列入工作计划,同时调配16名本科生逐一试掘建筑遗址,明确诸陵总平面布局;随后在19921993两年时间内,相继完成定陵及西侧六陵的测绘工作,1994年增补完成思陵测绘工作,遂将明十三座陵寝皆行调查完全。此次历时十年的测绘调查,事无巨细地记录和呈现了明清两代陵寝的形制更易情况,是推测明陵原有形制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

(三)修缮前后建筑形制对比

将以上诸次调查成果统筹分析,尤其倚重顾氏《昌平山水记》与梁氏《帝陵图说》进行对证,再结合乾隆朝档案及进呈地盘图,可以一窥清初明陵各主体建筑形制及残损状况。

1
祾恩门

按照两书记载,各陵祾恩门除思陵(两书尚称其为攒宫)为“门一道”外,其余皆为三道。《昌平山水记》将十二陵祾恩门形制分为两类:长、永二陵为一类,其他十陵效仿献陵归为一类;《帝陵图说》以献陵为单檐独归一类,其余诸陵重檐划归为一类。按乾隆朝图样、档案记载,陵寝修葺改易后,长陵祾恩门仅挑换大木头停,柱木结构未做改动,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顶、须弥座台基、玉石望柱栏板等皆保持明朝原有形制〔图六〕,另从现存建筑草架柱木形式来看,驼峰、梁檩、明间脊檩彩画均为明代做法〔图七〕。景、裕、茂、康、昭、庆、德七陵采用同样的修葺方式,屋面形式同未改动,仍为单檐,依此可判断《帝陵图说》所记除献陵外皆为重檐的说法有所失实。结合现存实物看,乾隆朝修葺工程将思陵宫门由一间增崇为三间,永定二陵宫门则经历拆大改小,由五间变更为三间,其余九陵仍维持为三间〔图八,图九〕。长陵仍保持五间。各文献史料具体记载情况详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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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长陵恩门正立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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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长陵恩门梁架结构、 驼峰及脊檩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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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永陵恩门现状平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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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献陵恩门现状平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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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之明十三陵祾恩门形制为:长、永、定三陵为五间面阔,下为须弥座台基,单檐歇山顶〔图十〕;思陵仅面阔一间;其余九陵均面阔三间,下坐砖石台基,屋面按目前档案判断为单檐硬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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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左:永陵恩门 右:定陵恩门

采自“中国文化史迹”图像数据库

均为1931年关野贞拍摄

2
祾恩殿

《大明会典》“山陵卷”记有诸陵祾恩殿基本形制:“殿惟长陵重檐九间、左右配殿各十五间。永陵重檐七间、配殿各九间。各陵俱殿五间、配殿各五间。”现今各陵享殿以长陵保存最为完整,从长陵享殿现状看,有与文献吻合之处,也有不同地方。九间重檐三重台与前述两书吻合,当为其真实形制,前出月台三出陛的形制也与地盘图表达内容相契合;唯独在乾隆五十年测绘图中殿后仅绘一道踏跺,与现今三道形式略有悖离。殿内装饰,按《昌平山水记》仅中间四柱雕饰以金莲,其余皆为漆饰,而《帝陵图说》对殿内情况作进一步补充,除梁柱饰金碧丹漆外,还雕镂有盘龙藻井,从现今实物看,殿内梁枋柱木皆为楠木素色,与乾隆朝“似可毋庸重加油饰,竟留楠木质地”的修葺方案相吻合,只是唯有高低错落的井口天花而不见盘龙藻井,似可推断梁份所记或有夸张添彩的成分。永陵、定陵享殿虽“量仿长陵”然仍遵循逊避祖制,规制仅次长陵,皆采用面阔七间进深五间的平面形制,后经乾隆朝统一缩建为面阔五间〔图十一〕。以上变化均可从现今遗留的基址柱础得到验证。顾氏与梁氏又载永陵台基为二重台、定陵为三重台,与现在遗存的一重须弥座台基不相契合〔图十二〕,乾隆朝档案没有明确记载二陵台基的改易情况,但从地盘图中可获知其仅绘制为一层,与长陵享殿三重台基的形式有显著差异,因此亦可判断两书记载失实。其余十陵较永、定二陵规制更为缩减,除思陵为三间外,均为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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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永陵恩殿缩建前后平面图对比图

上图:明嘉靖朝大殿平面复原

下图:乾隆朝修建后大殿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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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定陵恩殿须弥座台基现状立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各陵祾恩殿除平面柱网互有差异外,屋面形式也各有千秋。其中献陵、思陵确为单檐,献陵最为简陋,顾氏曾评价称“十二陵制,献陵最朴”,裕、茂、泰、康四陵在乾隆朝仅挑换大木头停,未对屋顶形式做根本改变,推断同为单檐顶。长陵、景陵、德陵、庆陵为重檐,对于景陵,顾氏认为其简朴程度仅次于献陵,规制独小,从乾隆朝对景陵享殿采取改换单檐的方案来看,其初建时应未效仿献陵采用单檐,但也不排除在嘉靖十五年(1536)经历过扩建增崇情况,永、定二陵原为重檐,后经乾隆朝改为单檐。昭陵享殿已毁无从考证。此外,长陵采用庑殿顶〔图十三〕1931年初拍摄的历史照片显示永陵为歇山顶〔图十四〕,但也不排除永、定二陵在平面尺度缩减的情况下,将庑殿顶改为歇山顶以示统一的可能,其余陵寝则多以歇山顶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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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长陵恩殿正立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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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永陵恩殿

左:采自《长陵修缮工程报告》 

右:采自“中国文化史迹”图像数据库,1931年关野贞拍摄

对于享殿后檐是否开设朱门的问题,顾、梁二人记载基本统一,《帝陵图说》记裕陵享殿:“殿后不置门,与长、景、永、定四陵异,而同于献、茂、泰、康、昭诸陵。”另《昌平山水记》明确指出庆、德二陵“殿无后门”,因此可知各陵后檐立面情况,然此中唯对献陵的表述略有不同,顾氏称“殿有后门,为短檐,属之垣,垣有门”。梁氏则称“后殿有门,门北有墙,墙北盖黄土山右之第一砂脚延长至此”。二人的关键性差异在于该门隶属于享殿后墙还是院落垣墙,据胡汉生先生勘查遗址后发现,“献陵享殿根本没有设过后门的迹象, 该殿台基、后山墙更无改建遗迹”。因此可判断献陵享殿当没有后门〔图十五〕,另1935年拍摄的献陵祾恩殿照片也反映了乾隆朝未予设后门的建筑形态〔图十六〕。各文献史料具体记载情况详见[表二]

故宫院刊 |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崇真艺客〔图十五〕 献陵恩殿现状平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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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1935年献陵恩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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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城明楼

各陵明楼形制以《帝陵图说》记载更为详细,如记长陵明楼为:“楼高起数仞,栋梁楠梗,渗金顶琉璃黄瓦,兽吻飞,雕题彩椽,罘罳藻井,重楼四出,周回嵌文石,翁门四辟。”以后各陵在形制上均效仿长陵,只在局部构造做法上有所革新,如永、定二陵将“栋梁楠梗”改为砖券圆顶,定陵将“柱头斗拱角椽榱题皆琢坚石着色”,使之愈发坚固。后诸陵统一在乾隆朝修葺时改为石券结构〔图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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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 长陵方城明楼现状剖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明楼下方城以永、定二陵最为华丽,形制也最为独特,城台垛口皆为花斑石成砌,为十三陵中独有,“其鲜艳如芙蓉,如桃花⋯⋯其滑泽若涂脂,履之如踏尘”,甚为精美,乾隆朝运抵京城的花斑石即多出自此二陵,尤以定陵为主。此外,城台下未像其他陵寝开辟中间券洞翁门,而将上达明楼的转向踏跺置于城前左右两侧〔图十八〕,起点设置白玉石门增加仪式感,或受其启发,在乾隆朝修葺明陵时,除长陵保持原制外,其他陵寝中间券洞均被城砖封砌,为不影响登临,仅在城台右侧单建踏跺一道〔图十九〕,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有两个原因,其一可将工程残余废料有处安放而不影响陵寝美观;其二便于管理,可防止牲畜随意践踏后方宝城。无论何种目的,都很大程度改变了方城原有形制,其真实状态可从文献与地盘图中获知,长陵券洞地平为坡道,进深六十四跬,其余各陵券洞平地不起坡,进深多在四十六跬左右,景陵最小,为三十六跬。另长陵在通过券洞后没有缓冲即折向踏跺,行进路线生硬,献陵以后加以改进,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在登临踏跺前首先进入一进院落,视线与流线均有缓冲,嗣后的哑巴院月牙城即初见雏形〔图二十〕。各文献史料具体记载情况详见[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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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定陵方城明楼现状平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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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献陵方城明楼现状正立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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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 长陵方城明楼底层平面图 (左)

庆陵方城明楼哑巴院平面图 (右)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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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语

乾隆五十年的明陵修葺工程整整历时两年,经过系统的现场勘查和方案推敲,为保证陵区主次分明、形制统一,最终确定以长陵修缮为核心,尽量保全主陵原有形制,材料、钱粮一应优先,其余陵寝配合调整的修葺思路。在修缮过程中,也体现了对整体艺术风格和经济方面的考量,但其核心思想仍是遵循原有形制,“修旧如旧”,与当代中国保护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原状”有同工之处。整体来看,此次工程奉行主体建筑为重、附属建筑舍弃的修缮策略,重点围绕建筑实际功能制定方案,利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收益。

乾隆朝对明陵的形制改易,既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又从侧面反映了古人对待建筑的基本态度,即“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如为使“各陵一律完整”,将永、定二陵享殿缩建为五间,同时为与帝礼相称,以彰恩施优渥,加筑思陵月台,加高宝城宇墙,改建享殿为五间;再有大小碑亭一律拆除墙垣,仅留石碑,达到适宜观瞻的目的;长陵享殿去除油饰,保留原木色泽,既可节省开支,又能取得“似觉古雅”的效果。以上行为均是在继承前朝建筑遗产基础上的再创作,不同于西方聚焦物质本体的真实性,中国古人更看重其背后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遗产保护之举措。

与统治阶级昭然若揭的政治态度相对的,是以顾炎武、梁份等为代表的明遗民们对待旧朝遗物的内心挣扎。明陵作为其最后的精神寄托,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们渴望将其最美好的一面传播出去并被后人铭记,甚至夸大事实,这也正说明为何《昌平山水记》与《帝陵图说》会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之处,如《帝陵图说》记各陵祾恩门除献陵外均为“黄瓦重檐朱扉”,然实则皆为单檐,另书中所记永、定二陵的台基形制,也比实际情况有所夸大,至于享殿室内装饰,更是不吝溢赞之词,将雕梁画栋、藻井花鬘的建筑形象描绘得宛若王朝重现。顾炎武和梁份所著之书,实则是古人对古迹的阐释。这样的阐释也体现了古人对待古迹“不重物质、重视意义”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六经注我”的解释倾向,这种在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偏向,对当代的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也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周悦煌,王其亨,张凤梧,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王巍,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本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张凤梧系本文通讯作者,电子邮箱:arczf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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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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