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回顾｜美术馆工作如何见招拆招

作为坪山美术馆建馆三周年活动之一，由坪山美术馆和“打边炉”共同推出的四季学术沙龙之夏，以“基础建设：美术馆的实务与抱负”为题，邀请不同的美术馆机构，从实际面临的问题出发，探讨何为美术馆的基础设施，以及这些工作如何形成机构的言说和策略。

美术馆作为社会机构和公共事业的一部分，无论处于建设浪潮的高潮阶段，还是处于经济低迷的环境中，都不断有新的机构和建筑涌现，一些老牌机构也依然带着新的思考，推进自身的工作。

广东美术馆作为公立机构，带着强烈的公共使命感掀起了新的美术馆建设浪潮；美凯龙艺术中心则偏向于构建艺术家工作的田野，通过研究和收藏，推动艺术生态的变化；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致力于让高校教育与研究，跟上美术馆现场实践与发展的步伐；位于湖南长沙的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以丰富的历史收藏为原点带动不同层面的展览和项目，活跃在社会与公众当中；坪山美术馆在周年节点上回望，带着行动与追问，在城市的背景中构建自身；OCAT馆群将带着丰厚的沉淀，面向更多的领域释放能量；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作为一个综合体，在企业逻辑中思考着如何守护美术馆人的价值观。

这是一场偏向美术馆实务的讨论，我们将一系列建构社会性价值新挑战和新面向，转换成十个问题，不同的机构在当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方法。这些实务、问题与回应，都决定了机构在不同面向的工作中，如何最终指向美术馆的抱负与未来，去形成一种力量和社会效应，而不至于在日常当中被消磨和被吞噬。文章发表前经过发言人审校。

发言人：

方谊翎 OCAT深圳总馆和华·美术馆馆长

卢妮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执行馆长

孙奇杰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负责人

沈森 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绍强 广东美术馆馆长

杨北辰 美凯龙艺术中心总监

对话发起人：

刘晓都 坪山美术馆馆长

钟刚 打边炉创办人，主编

编辑：陈颖

1. 美术馆要做怎样的学术？

王绍强：广东美术馆在过去25年的发展和构筑中，形成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展览，也不断有新的思路注入其中，这些历史经验为新馆形成自身的空间格局和基础设置提供了经验，这种经验不仅反馈在物理空间上，也融合到了美术馆的运营当中。

新馆无论在展览规模上，还是从管理空间、公众空间、关怀空间等等建筑设施配置和服务上，都有一个相对完善的考虑。从展厅的规划上，新馆将全方位实现过去对于当代艺术、中国近现代美术（特别是广东和沿海近现代美术）、影像和摄影艺术等各领域和脉络的研究、收藏、积累，在深入的梳理和呈现后，新馆将设定一半以上的空间对这部分的成果实施固定陈列。这对于大部分只关注于实现临时展览的当代美术馆而言，将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作为更具综合性和开放性的美术馆，新馆也将积极参与大湾区艺术生态的构建，并且在国家级、国际性大型展览的承接上，在科技数字化艺术的探索上，都将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卢妮：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自我构建与知识生产，都围绕着影像艺术领域展开。馆藏部分，艺术馆以中国摄影史脉络进行构建，时间线从晚清、近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艺术，并在不同系列的展览项目、媒体话题和公共教育活动的相互作用下，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丰富的馆藏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性和概念性的方向，在这基础上，我们也进行了当代艺术展览的研究、探索和展示，通过线上分享和线下活动，同样得到比较高的传播度和参与度。此外，在探索影像边界上，我们以青年艺术计划，进一步打开了多元化的路径。

杨北辰：美凯龙艺术中心对自身的定义是一个“中型的艺术机构”，即便处在北京这样一个田野当中，同样希望能区别于其他艺术机构，获得独特的存在价值。相对而言，我们倾向于创造一种更具弹性化的机制和实验性的平台。自从中心发起人车宣桥女士有这样的想法以来，美凯龙艺术中心最直接的工作对象就是艺术生产本身，我们密切地与艺术家一起工作，成为艺术家工作的田野，用具体的行动回馈本土艺术生态。已经发生的展览都涉及到了委任创作的形式，以此来支持年轻艺术家的工作；而在上海的特别项目“花厅计划”，也以上海为窗口，支持艺术家去实现一些在其他美术馆或画廊难以实现的项目。

美凯龙艺术中心强调的是研究性，美术馆机构所理解的“展览部”设置，在这里被称为“策展与研究部”。在可见的未来，美凯龙艺术中心会策划大量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展览，把艺术中心打造成一个跨领域、跨媒体的平台，以卷入不同领域的文化工作者。

沈森：在中国，一直以来对美术馆的认知是偏重实践、展览展示而非历史研究的机构，大学的美术馆学科构建目前多停留在通识教育的层面，在没有系统的学科支撑情况下，在中国当代艺术和美术馆事业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场，就出现了实践工作和学科教学不适配的现象。美术馆是知识生产、美术史和美术研究的第一空间，是对美术现象思考的初级呈现阶段，大学教学和研究是偏重文本的次级研究空间，这两种空间的沟通和交流，以更有史学意识的方式去衔接二者，或者将实务和基础性工作转换成研究方法，是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工作的重点。我们首先做的是出版工作，其次，围绕新美术馆学的议题开展公共论坛和讲座，也以展览实践和策划的形式呈现相关的思考。针对国内行业内的普遍情况，将问题表达、转述和展示出来，寻找研究的空白，也是探路的过程。

2. 美术馆如何“做新”？

方谊翎：OCAT馆群作为华侨城集团支持的新型艺术机构，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线和管理线并行运作。对于美术馆而言，岁月的沉淀很重要，馆群到今天已经运营了十年，在学术和专业上，经过长时间的丰富、记录和参与，整个馆群内已经积累了多个体系成熟的品牌项目。对于“做新”，我们有过很多讨论，我们并不是把“当代历史化”，而希望把“历史当代化”，以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推动当代艺术，这和黄专老师建立OCAT的初衷是一脉相承的。学术项目研究的进行以及未来，都应该在原有的沉淀中，生发出创新。

在过去，美术馆一直聚焦于展览、公共项目、研究、出版、收藏等专业工作，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在上下游的空间里探索一些延展的尝试，比如艺术教育、艺术拓展等等跨领域的合作，试图打破美术馆只是作为一个空间媒体的存在，能在更多的场域去展示其价值。

3. 在新的美术馆建设浪潮中，如何思考自身？

杨北辰：我们观察到，这几年算是中国美术馆的又一个高峰期，上海的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在2014年前后开始，便处于爆发的状态之中，密度和展览数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引人注目的。美凯龙艺术中心坐落在北京798的场域之内，其赞助者红星美凯龙集团，总部就在上海，艺术中心之所以设立于北京，恰恰是因为想要与这种状态保持距离，对美术馆的建设浪潮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

王绍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美术馆建设事业有两个比较明显的高峰期。1997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广东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和何香凝美术馆那一年在广东同时落成。最近几年，上海、深圳、香港等等城市，都不断有新的基础设施在筹备建设和落成，广东美术馆的新馆也将于明年投入使用，这对广州甚至大湾区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新馆所在的白鹅潭，位于珠江上游三江交汇处，地理和环境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一方面，经过25年的积沉，新馆的构建有了更为深厚的经验和积累，在建筑空间与管理学应用的结合方面，新馆的建设将会有更多考虑和体现，功能也得到大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在激活城市活力、实施文旅融合的理念等方面，也被赋予了新的职能。

作为公立美术馆，我们始终有着很强的公共使命感，尤其在目前的大环境中，更要在细微和专业工作中，做好自身运营，同时，要去关怀社区和城市的复兴，去激活和重振，去塑造和建构。

4. 美术馆如何面对和积累自己的粉丝？

卢妮：我认为美术馆就是媒体，要以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播去影响大众。在学术展览和建筑管理以外，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在公共教育和传播方面一直很有活力，不断走进社区、公共空间和艺术机构，让艺术去跨界，让更多的观众参与进来。在此过程中，我们更擅长与B端合作策划博物馆之夜、做艺术市集，跨年夜、公益活动等等，一系列的分享会和工作坊，也在大众当中进行了很好的摄影教育。志愿者和会员也都是我们重点开发的资源，在此过程中卸掉艺术馆的个人标签，成为一个由公众、政府、企业、志愿者和会员参与共建的影像艺术文化高地。

方谊翎：OCAT最初进驻华侨城创意园时，这里还是一片废旧的厂房，进驻以后，越来越多当代艺术、先锋音乐等等文化产业在这里聚集，拉动了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经验之上，不同的分馆也和社区、文旅项目融合在一起，进行反哺和贡献，因此我们也在强调融合性思维，在其中发掘更深的价值。

这几年，我们特别关注与公众的连接。当代艺术和公众之间需要桥梁，需要语言的转化，我们把展览、公教、出版和艺术周边一体化的项目构建为一个体系，与公共项目相结合，有效地传递展览重要的价值和态度，在这个环节中，确实需要C端的思维方式，更多关注公众需要什么，但并不意味着要去消解学术上的严肃感和专业度，而是通过转化，让公众更容易进入其中。

孙奇杰：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处在蛇口这个改革开放的试管区域，继承了两个重要基因，改革开放是其一，包括邀请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槇文彦进行设计、与英国V&A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每年举行国际当代艺术大师的个展、对科技艺术的探索以及与故宫博物院签订战略合作等等举措，都是基于对打造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的价值观逻辑。其二，深圳作为移民城市，人们的到来是为了创造美好的生活，当时招商局在蛇口进行改革开放试点时，袁庚先生也说过，要把蛇口建设成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因此，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始终把打造美好生活作为价值观。

在运营上，艺术中心首先关注内容的打造。我们并不是纯粹的美术馆，作为综合体，我们既有展厅，也有剧院，更有将近一万平方米的商业面积。我们一方面筛选进驻的商家，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内容的生产上，与商户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彼此之间甚至可以一起合作，呈现内容的丰富性。另外我们非常关注社区营造，很多项目，包括嘉年华、艺术季、社区节、戏剧节等活动，我们都不局限于内部物理空间，而是希望可以在社区和社群营造方面创造更大价值。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会员体系，但我们更希望给周边社区创造美好生活的体验，以丰富的社区营造类活动，构成一个辐射区域居民的体系。

5. 美术馆运营的难点是什么？

杨北辰：在疫情的状态下，北京和上海的艺术机构都面临很多挑战。我们已经制定好的规划和安排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原计划闭幕的时间变成了开幕时间，在今年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个特例，美术馆艺术机构同行都处在同样的困境当中，包括疫情导致的实体经济困难，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在美术馆的运营当中。中国当代艺术从诞生以来，某种核心的力量很多时候都来自于私营体，地产、银行、保险等等机构一直支撑着中国当代艺术主体的发展，在实体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艺术机构在今明两年或许都依然面临严重的挑战。

方谊翎：问题是共性的。华侨城原来对OCAT的定位是专业性、独立性和公益性，那是在地产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一直以来，机构都依赖于背后的支持，但在未来，OCAT也会遇到与其他机构一样的财务平衡问题。对于资助方而言，一方面机构要呈现出专业状态，但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企业本身就面临难题，也希望机构有自我活跃和自我造血的能力。另外，在馆群的工作机制底下，运营和输出都需要形成模块，管理、运营上要系统性、标准化，该有的流程表单和信息都要形成相对比较容易复制的状态。有企业背景的艺术机构或许都有这些共有的特征，那么，对团队配置和能力构建而言，又提出了更高的复合型要求。

孙奇杰：现阶段，我们也面对着两个问题，第一是基于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目前的运营经验，如何标准化，如何提炼成可供参考的模式。第二则是对人才的渴求，这是行业性的问题，专业人士对经营缺乏概念，而对经营有概念的人，对专业却缺少判断，两者能结合的很少。

6. 美术馆财务这本账该怎么算？

孙奇杰：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是企业办馆，天然地要去面对企业逻辑。当初这块地其实是商业用地，之所以建成文化设施，是为了服务片区，提升国际化程度以及打造美好生活的体验。但同时，企业对于财务平衡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今年是成立的第五年，我们基本实现财务平衡，希望收入结构会更趋合理、财务状况稳定，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既要达到学术高度，也能有好的财务表现，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我们并不要求所有的展览都产生盈利，但整体上要达到平衡。我们也在探索展览的收益应该由哪些部分构成才更稳定，比如加埃塔诺·佩谢的个展，票房占收入的一部分，除了票房还有品牌方的赞助和政府的资助，其后巡展到北京今日美术馆和上海的UCCA，在这个过程中，财务表现就会比较好，如果再把作品收藏、增值也考虑到整体收益里，多元化的创收就会形成很厚的安全垫。

但盈利从来并不是首要目标，公益性始终是基础。我们认为公益性不代表赔钱，而是把盈利反哺回项目本身。做到财务平衡，才有更大的自主权，才能更从容，才有可持续发展，才有未来。

7. 疫情时代，艺术机构如何谋生存？

卢妮：在困境中，我们更要去构建社会性价值，去释放更大的能量，而不只是在白盒子空间中去进行一种向内的工作。在后疫情时代，如何面对这种常态化，艺术馆的在地性价值在这个时间点如何发挥到极致，如何加深与地方观众的连接，都是我们思考的问题。虽然旅游业受到了客观原因的局限，美术馆向外的链接工作并没有停止，除了部分展览规划和公共教育工作转到线上，即便处在疫情常态化当中，我们也希望能更深入地连接地方观众，比如今年启动的“洋湖公共艺术季”项目，就是让艺术惠民走入寻常百姓家，让艺术消费成为日常。这个项目通过不同渠道的宣传，打通了旅游通道，现在每天的人流量基本保持在4000人以上。

8. 为什么馆长的专业背景越来越多样化？

刘晓都：后疫情带给艺术机构的冲击和影响，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工作层面，一个新的问题，是民营艺术机构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中有着很高的活跃度，在高歌猛进的阶段，展览制作不断加码，但当经济走入低迷时期，依靠支持的美术馆如何保持展览的品质，如何去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美术馆进行自我造血，同时也给美术馆馆长带来新的挑战。过去我们经常从研究、策展或知识生产的角度来探讨美术馆，但我们已经意识到馆长的背景结构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不同学科背景的美术馆馆长，给美术馆工作带来了新的面向和视野。

沈森：美术学院的教育还处于既有的系统当中，但在复杂性更强的当下，艺术学理论知识并不足支撑美术馆全部的运营工作，大学教育与美术馆实务之间是否能形成一种双向的关系，其中的鸿沟如何去弥合，与跨学科文化如何进行链接，高校所培养美术馆领域的学生，如何跟上社会实践和品牌机构的节奏，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9. 如何在琐碎的运营中守护美术馆的抱负？

刘晓都：作为管理者，和艺术的语境还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很有趣话题。坚守价值观，同时讲求运营的效率，快速有效地实现项目，并且不会陷入困境，往前看，往前算，根据不同的局势和背景，调整基本策略，这就是运营者需要考虑的问题。美术馆就是美术馆，各家虽然都有自己的原则，但今天我们坐在一起，还是处于同一个基本的层面上去讨论后台运作，舞台上的东西必须是好的，不然就没有什么可讨论，也没有继续运营的价值。

方谊翎：规范化要求主要应用在日常的运营当中，比如场馆运营，精细化、标准化能高效地构建起可复制的模式，形成详细可落地的实操指引。但另外一个层面，对于艺术家的热情和感性，对于他们在现场的想象和创造，我们是一定要支持的，不能用僵化的框架去禁锢他们的能量和价值。要平衡这两点不容易，对我们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即如何通过巧妙的方法，既高效又能够达到效果。

孙奇杰：站在艺术的角度，专业团队如果认为艺术作品或者概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也认可的话，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翻译成决策者听得懂的语言，并且尽力去推动决策和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到在作品、财务和意识形态上的平衡。

从管理学的角度，核心是人，人的核心是价值观。要守护美术馆人的价值观，首先要确保我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如果个别项目有歧义，就放到桌面上讨论，去思考两者是否和机构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然后才讨论技术性和财务问题，是可以达成一致的。企业的管理节奏和美术馆的管理节奏是不一样的，作为管理者，尽可能要将二者的节奏调为一致，如此去保护专业团队的热情和状态。

10. 美术馆如何连接地方？

卢妮：现在这个时代，只要击中了某一个群体的价值观，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红，互联网极大地去除了地域化的屏障，即便处在二线城市的我们，也可以因此在短时间获得大流量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我认为美术馆行业的发展趋势一定是去中心化的，但却不得不承认本地专业群体还是不足够强大，可能对我们来说，更具考验的是链接资源的机制和判断力。我们确实是希望站在长沙这个平台上去发声，做一点事情，我们从不认为地方缺人，美术馆就一定发展不好，关键是我们能聚拢多少一起发声的人。这一层面上努力，一定是要跳出美术馆的殿堂格局，为这座城市带来一些不只是在美术馆内才能享受的艺术场景，让大众也能在城市其他的公共空间参与艺术项目。

影像有意思的地方，是作为艺术的同时，也是纪实和记录的工具。在影像方面，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不仅关注艺术本身，也介入到城市的发展当中，建立在地性的影响力。比如在企业的赞助下，我们曾围绕湘江和浏阳河交汇的北辰三角洲，通过影像新媒介反应了这个由政府力量构建的城市文化制高点，从晚清到当代的发展过程，这个项目实现了我们另外的探索方式。

长沙的城市性格已经融入了美术馆的基因，美术馆的工作，也会塑造城市的品牌，给城市带来更好的活力，这需要机构主体长期、主动地发声，在受众心中扎实地定位，持续地扩散品牌效应。

方谊翎：这几年，深圳关注艺术的热度的确在不断地提高，得益于企业在不同城市和场域有不同空间这个背景。OCAT这些年也在摸索和思考，未来的工作会在学术和专业的基础上打开边界，在运营上走出原有的空间，从内而外，厚积薄发，做更多的延展性探索。深圳市和大湾区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诉求，作为有着深厚沉淀的艺术机构，这是一个建构、提升自身能力，和形成集聚效应的机会，把原来运营沉淀下来的学术专业和运维经验放到更开阔的天地当中，向更多的场域和领域释放能量。

刘晓都：坪山美术馆到现在，每一步动作都挺关键的，作为一个新美术馆，顺利打出第一枪后，我就开始关注如何形成自主的生产能力和如何建立自身的话语权，这时再去做我们想做的、关乎自身落脚点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聚拢声量。

坪山美术馆作为一个深圳的美术馆，需要传递一个态度——我们是从深圳出发看事情的，从这里往外扩展，范围可以扩展到珠三角甚至是更广的地域，通过不同的办法，从不同层面，回应深圳当代艺术的问题。去年开始，坪山美术馆以薛峰的个展启动了“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希望能形成来自不同视线的深圳回溯，最终落到不同个体在这整片区域的历史陈述之中。

我们在这个区域里工作，还是要有这样的意识，过去没人在这个方向上做过特别深入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做了不一定会成功，可能会出现争议，但我们也不是抱着做一个系列展览就能一锤定音的心态，有些东西是需要从更往后的时间回头看的，再过五年、十年，反过来看这些艺术家作品的时候，或许才能评判这个系列展览的效果。我们想的是，自己的工作能不能作为艺术在深圳发展的推动力，无论是出于推动区域艺术发展的考虑，还是出于公众教育的需要，这都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的职责。

内容整理｜打边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