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回顾｜作为壳与框的房间

第一座城市《2000 吨之城》，Superstudio

每个主体均生活在独立的房间中，他们的生活需求由嵌入在房间墙体内的技术手段来满足。任何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居民的需求，可以无时无刻被一台中央电脑捕捉并满足。唯一例外的情况是，当任何一个居民产生逃离这座城市的念头，房间中重达2000吨的天花板便会缓缓降下，直至把这个居民碾碎。

马斯古姆泥屋

在原始住宅中，房间和房间之间具有一种非常紧密的依存关系，比如喀麦隆马斯古姆人建造的传统家屋，是由一系列圆锥形泥屋构成的。马斯古姆人传统家屋的空间与其聚落的组织结构，在两个层面上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

事实上，房间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空间，而是一个更大的住宅内部空间进行分割后的结果。在房间和房间的组合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功能的划分、秩序的建立以及建筑内部性的出现。

庞贝住宅

庞贝的古罗马别墅住宅被分为不同的空间，其中一些空间与其它空间相比更具有公共性，使家庭内部不对称的关系得以彰显。比如一系列更小的房间围绕着两个主要的庭院和大厅进行组合，从中庭到宴会厅，形成了一种逐渐递进的关系，并且刻意地凸显出住宅主人作为拥有者的等级角色。类似的空间等级关系也出现在中国传统居住类型四合院中。 

随着房间的增多，出现了新的问题——房间的组合以及流线的组织关系。在相对密度较低的古罗马别墅以及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中，庭院往往构成了一个组织的核心，伴随着住宅的复杂化以及整个住宅体量的增大，这种以庭院为组织核心的方式无法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于是在文艺复兴初期，出现被称为enfilade的组织方式，即房间与房间直接相连且对应开门来满足流线需求的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方式产生了两种结果：首先它使房间具有了某种流通的属性；其次，通过这种门和门之间的视觉通廊以及轴线的建立，它使得住宅建筑获得了某种内部的仪式性，在家庭生活中获得较为公共交流的可能性。 

皮蒂宫，佛罗伦萨

位于佛罗伦萨美蒂奇家族的府邸皮蒂宫，采用了典型的房间与房间直接相连的组织方式，空间透视的纵深感及仪式感十分强烈。这样房间和房间直接相连的流线组织方式需要一定较为科学的预先规划来保证整个建筑的组织和流线的清晰度，而当这种规划无法满足现代住宅的功能和居住者的复杂性时，内部空间组织往往会变得混乱。

Harwood府邸，1759

18 世纪的Harwood府邸，虽然外表上有强烈的对称性以及看似理性和秩序井然的立面。但在平面上，这种秩序和理性荡然无存。比如左边一系列不同功能房间的组合以及它们的流线关系，正因为房间和房间之间相连，所以产生了一种相对比较混乱甚至互相交叉的流线。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一种新的空间组织模式来解决问题。 

走廊

走廊这种合理的空间组织并非首先出现在功能和流线意义上，而是发生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员的组织上。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走廊作为一种区隔的空间机制，在服务于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新兴的现代建筑类型以及现代公共建筑中，走廊不仅仅是服务于使用的务实空间，更与现代社会管理机构的出现息息相关。正是这些机构的复杂性，使得走廊得以配合房间，有效地发挥作用。

Colehill住宅，1650

17世纪中期的Colehill住宅，走廊很早就出现在住宅的中央轴线上，但走廊的出现并非是功能或流线的组织需求，而是为了区分服务与被服务的对象，即将贵族家庭生活的空间以及服务于他们的仆从的工作场所区分开来。

英国国会大厦

当时的国会包括传统的贵族阶级以及平民阶级等不同人群，在这种情况下，走廊便成为一种将不同社会阶层区隔开来避免尴尬产生的空间机制。在英国国会大厦古典的哥特式外表之下，其平面的组织井然有序。左侧是上议院，右侧是下议院，在上下议院之间分别有自己的走廊空间。这些不同的走廊空间分别连接了不同的议室厅以及不同的休息室，不会使贵族阶层和平民在此产生互相尴尬的会面。像走廊这样强调分区和空间使用合理性的空间组织方式，已经具有了十分强烈的现代特征。 

英国皇家法庭

走廊的高效性也进一步的体现在一些新兴的建筑类型中，比如英国皇家法庭。为了适应现代司法体系的需求，在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平面中有四套走廊。法官、律师、公诉人以及公众分别有属于各自的走廊，能够通过各自独立的入口和由走廊组成的流线系统来实现互相之间互不干扰的使用状况。这样的平面恰恰是一部有走廊所驱动的空间机器。

走廊连接的是具有不同等级和属性的房间，但在医院、住宅或者是监狱中，所有的房间都处于平等的状态，并且由走廊连接而通向其他的空间。这样的走廊房间的空间组织模式具有双重的解读性。首先，它形成了建筑内部强烈的秩序性，在走廊和房间之间形成了一种更为公共或更为私密的区分；其次，不同的房间具有一种平均性，这也意味着某种平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空间化——逐渐原子化的个体被容纳于不同的房间之中，并且通过走廊相连接，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空间。 

自由平面

随着走廊和房间模式走向衰落，之后出现了自由平面的布局。库哈斯在文章《典型平面》中罗列了一系列自由平面，它们的大小、规模、形状不一，但都可以简化为核心桶和空间最为基本的模型。

《典型平面》，库哈斯

在《典型平面》中，库哈斯将这种由核心桶和由自由流动空间组成的自由平面称为“没有质量的平面”，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空间的品质缺乏质量，仅仅是指出它们是一种空间在塑像上增值最为简便的手段，同时又赋予使用者最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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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玩乐时间》剧照

在塔蒂的电影《玩乐时间》中，房间以隔网式的方式占据自由平面，像是细胞一般的单元体，并且在各个单元体之间形成了去等级化的扁平的流线组织方式。 

自由平面在当代社会大受欢迎并大行其道，是因为它的灵活性，同时也与当代劳动生产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所以与走廊和房间相比，自由平面在很大程度上隐喻了灵活的可能性和坍塌之后扁平化的秩序。另一方面，它又以自由为名义，允诺着各种似乎随心所欲的可能性。正因为这种灵活性和可变性，它构成了当代城市始与建筑最为普遍和基本的空间状态。 

No-Stop City，Archizoom

与Superstudio同时代的意大利建筑小组Archizoom的No-Stop City提案。他们认为，在一个广袤的无分割的自由流动空间之中，只要拥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它就可以成为任何地方，比如超市、工厂、停车场，既是生产的空间，也是消费及再生产的空间。所以在这样两个平面之中，如果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便可以通过家具的布置去形成不同的空间。 

由此得出，房间最早基于住宅内部的空间划分需求而出现，与走廊共同建立起了一种现代建筑内部的空间秩序。这种秩序的出现与现代社会机构以及现代主体管理息息相关，而稍晚出现的试图追求更大自由度与灵活度的自由平面，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一秩序的坍塌。在这样一种叙述之中，走廊和房间构成了一个守旧的、控制的、维护秩序的反面角色，自由平面则成为打破秩序允诺等其他可能性的正名角色。 

最近城市的静止状态，使习以为常的空间产生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之前阅读到这样一个例子：在每个人都足不出户的状态下，因某些物资交换的需求，走廊从原来的一个简单的、单纯的交通空间成为了一个具有交换作用的近乎市场的空间。过去我们认为走廊是一个相对消极的交通空间，但现在，走廊成为一个连接不同房间，具有一定公共性和交换作用的市场空间。

所以无论是走廊房间这样看似充满秩序且利于控制的空间状态，还是有种种可能性空间状态的自由平面，它们最终的使用并非是由建筑布局所规定，而是来自于居住在其中的个体或主体的行为所定义。正是在行为的定义中，似乎可以在某种自上而下的空间秩序，也可以说自下而上的行为发生之间去寻找错位的可能性，并在错位的可能性中重新完成对于上述三种空间状况的新的可能性的讨论。 

厨房辩论

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展开了一场辩论。我们很难从这场辩论中看出赫鲁晓夫所说的“这种资本主义对待女性的态度”究竟是指什么。最简单的理解是，赫鲁晓夫在强调，社会主义将女性看作平等的劳动者，女性的生活不需要变得更简便，因为男女之间的区别，正如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区别那样，都将被取消。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活里，“家务”才是一个麻烦的且具有性别色彩的问题，因此才会有一种特别的“对待女性的态度”。

尼克松：我想让你看看这个厨房。在加利福尼亚，居民家里的厨房就是这样的。

赫鲁晓夫：这种东西我们有。

尼克松：这是我们的最新款式，成千上万套地批量生产，用来直接在家里组合安装。在美国，我们喜欢让女性的生活变得更简便……

赫鲁晓夫：你们这种资本主义（对待女性）的态度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不存在。

尼克松：我觉得这种对待女性的态度是普世的。我们只是想设法为家庭主妇们提供便利……这幢房子只要 14000 美元就能买到。大部分美国人（二战老兵）可以拿出 10000 美元到 15000 美元买房。

赫鲁晓夫的说法暗含着苏联多年以来的建设思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城市建设路线之争中，城市集中主义与城市分散主义就吵得不可开交。在今天的视角下，苏联当时的两条路线中，前者是较为苏联特色的思路，后者则与后来兴盛一时的美式邻里概念如出一辙。如果说三十年代，苏联尚能界分自己与资本主义世界在厨房/家务问题上的态度，那么到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幌子。

在厨房辩论前后，苏联出版了大量关于家庭生活尤其是家务问题的杂志与书籍。许多讨论认为，苏联的女性角色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她们不再是“家庭主妇”（housewife）或“家务操持者”（housekeeper），她们是“家政伴侣”（household companion），人们需要将家务劳动理性化，但这并不是为了让妇女变得轻松，而是为了让妇女有时间去往公共空间中进行工作。

苏联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讨论与已有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相兼容，可抛开意识形态修辞，将厨房理性化使女性有机会进入公共空间的思路也适用于同一时代的美国。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女性就业率一直在不断上升，从1950年代的四分之一，增加到1960年的三分之一，1980年的二分之一，世纪之交的母亲的就业率甚至达到了80%。

就此而言，所谓的“厨房辩论”更像是一场友好的协商，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修辞下，发展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厨房安排。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厨房问题的核心都不再是社会而是人体。人们想象的不是妇女如何在家务的公共化、社会化过程中得到解放，而是如何为妇女设计一个紧凑的家务空间使之能够更快地离开私人区域，进入公共世界。

家外的厨房

如果继续追问厨房辩论中的假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而是双方都共同承认的部分：其一，家务是一种“私人”的活动；其二，应当用公共的力量去塑造私人的空间及其表达方式。然而，家务和工作、私人与公共的界分并非古已有之。在工业革命前，一般家庭的大部分生活物资都是自给自足，生产与家务的工作界限并不明显，男女双方包括家中的老人、孩童都需要承担生产与家务工作。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中世纪平民家庭的厨房与餐厅都没有明显分离的趋势。直到类似富兰克林壁炉的结构出现，中上层阶级的人们才开始将厨房与起居室逐渐分开。

富兰克林壁炉，1795

与这一结构相伴是“私人”的出现：新兴的“自我”需要一个能够在公共与私人之间中转的舞台，这也就是现代家庭的起居室。工业革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离，并促成了男性工作场所（workplace）与女性家庭场所（homeplace）的“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在这里，男性是公共的、经济的、生产的，非男性则是私人的、家政的、再生产的。

十二世纪的厨房，Dover Castle

Dover Castle中的厨房，尽管不是典型的平民厨房，但其中复原出的十二世纪的炊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家务劳动的典型形态。

事实上，在早期现代的语境中，整体家庭秩序都被认为是经济的。厨房炉灶上的日常，对不同家庭用具的选择、购买与洗刷都是家庭经济的一部分。如果说男女在工业化时期的分工是古代以来的性别观念的延续，那么女性与厨房之间的更深入结合却多少有些偶然性：十九世纪末以来，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了欧美的主流；同一时期，童年观念也逐渐成型，孩子不再分担家务劳动，而是成为了需要全家守护的无价之宝。在此背景下，以各类物质基础设施与家用产品为基础，早已能娴熟地打理家政的女性终于开始一人承担起了家务劳动。正是由此开始，宽大的厨房受到了质疑，一些家政学的先锋们开始质疑大厨房的必要性，并希望借助新兴的工业化方式改善厨房的劳动。

《供年轻女士在家与在校使用的家政经济学论文》

在1842年的《供年轻女士在家与在校使用的家政经济学论文》（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 for the Use of Young Ladies at Home and at School）中，现代家政学的先锋之一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发现，男人使用的厨房的组织更加合理，厨房很小，设备也很方便。换言之，男士们为女士设计了不合理的厨房，大型厨房里不同的区域之间距离太远，让女性疲于奔命。半个多世纪后，另一位美国家政学家克里斯廷·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在自己的代表作《新持家》（The New Housekeeping）中实现了比彻的梦想。

《新持家》中的厨房三角区

弗雷德里克重新规划了厨房的空间，他用一条虚线表示做家务时的行动路径，并由此规划出了一种交叉最少的设备布局，这也是后来“厨房三角区”的原型。经过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等人的介绍，这种新兴的厨房布局广受欢迎，可是其代价却是将主妇们劳作的身体化作了“一连串脚步”，一片空间中的点。在弗雷德里克的原初设想中，图式上的A与B可以是一个人的两项工作流程，同时也可以是两个同时在下厨的人。可在恩斯特·梅（Ernst May）与玛格丽特·舒特-里奥茨基（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的法兰克福厨房（Frankfurter Küche）中，A和B合二为一，成为了一个孤独的主妇。

法兰克福厨房法

法兰克福厨房设计稿

1926年，里奥茨基接受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梅的邀请来到法兰克福，希望为战后的法兰克福修建一万套标准的公寓。根据弗雷德里克的厨房三角区构想，并在泰勒制的思路下对工人阶级妇女的家务劳动进行时间动作分析，里奥茨基设计出了流水线车间般的厨房。和凯瑟琳·比彻一样，里奥茨基以男性的公共空间（工厂）为样本，重新想象、构造了中下层女性的生产空间。与法兰克福厨房相伴的是厨房、起居室分离的结构，里奥茨基认为这种分离能够将家庭分为两部分：工作的场所与消费的场所。正如男性离开家庭前往工厂那样，女性也应该离开“家庭”前往厨房。

从慕尼黑到东京

然而里奥茨基所构筑的法兰克福厨房并不完全是一栋弗雷德里克式的厨房。在弗雷德里克的设想中，女人所获得的厨房应该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是由女性自己来规划的空间，女性因此可以继续自己在家政方面的事业，用精打细算的选择与购买填充这个属于自己的工作空间。弗雷德里克从未设想过一个由政府预先设计并几种提供的社会化单元。有趣的是，几乎与法兰克福厨房同时，二十年代末的慕尼黑出现了另一种集体住房实践：由于成本的限制，慕尼黑政府并未采用社会化预制的建筑系统。同时，慕尼黑的厨房与起居室相连，厨房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房间，而是一些被称为“烹饪阁（Kochnische）”的组装。

三十年代慕尼黑厨房

慕尼黑的烹饪阁是起居室的延伸，它延续了德国旧时代中下阶级的经典家庭空间构造（Wohnküche），亦即起居室与厨房一体——法兰克福厨房则有意打破它，希望引入一种家庭内部的公私分离。与法兰克福类似，慕尼黑的厨房中同样存在着对空间的强制性安排，可这种安排却又给予了妇女相当的自主权（女性可以更零活地安排家庭空间，且不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与传统）。然而，与法兰克福或三十年代苏联这样明确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不同，慕尼黑厨房的自主权观念源于对女性、家庭、传统之神秘性的信仰。 

在过去的厨房叙事中，我们是否太过重视那些所谓的现代空间设计，从而忽略了诸如慕尼黑这样刻意朝传统靠近的实践？是否有一种可能：在厨房这件事情上，我们从未现代过，那些自称是现代之典范的厨房所制造的并不是世界性流行的空间，而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有许多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全球的高纬度地区，由于一年四季都存在取暖需求，因此大部分家庭的取暖和备餐至今仍集中在同一空间中。

印度尼西亚厨房

在诸如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地区，至今人们仍然将厨房安排在家庭靠外侧的区域——当然，是在非城市公寓中——这一区域承载着做饭与接待客人的双重任务。

八十年代华北农村家庭格局

八六年村长新建房屋格局

类似的格局也出现在中国传统的农村布局中。阎云翔八九十年代的作品《私人生活的变革》中给出了几张户型图：其中左图是普通村民的家庭格局，可以看到外屋同时承载着做饭和迎接客人的做人；右图是村长后来新建的房屋，此时才出现了一个新的现代客厅/起居室。在阎云翔的记录中，这种空间格局的变化，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从前现代/传统向现代的变化，同时意味着当地家庭结构与家庭观念的变化。可这种变化并不单纯源于观念或物质：既没有人宣传核心家庭的好处，也没有人刻意推广紧凑的独立厨房，人们是在向城里人学习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引入了这种空间结构，而这一结构又恰好与同一时期的家庭观念转型相匹配。

现代厨房与家庭空间朝向现代的转型既有西风东渐的感化，也有有意为之的逼近。在日本传统的富裕人家中，整个家庭中往往包括了佃农、学徒或家族企业的下属等等一系列“外人”，而所谓的家事就包括了管理所有这些活动与人员。

入泽常子，《一叠半厨房》，1915

在二十世纪初日本的各类女学杂志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刻意的转型。与比彻、弗雷德里克等英美作家不同，早期现代日本的女学、家政书籍并不强调「家事」的道德面向，反而更加强调「家事」的全局性，它包括了与家庭相关的所有事务，包括商务与农业，也即中文所谓“操持家业”的意义。

进入二十世纪后，中上阶层的日本女性开始学习亲自下厨，试图在主妇的实验室中展现自身的创造力，也即对家事的控制力。与弗雷德里克、里奥茨基等人几乎同时，日本女性与厂商在泰勒制的影响下独立发展出了将厨房缩小以减少主妇工作量的想法。这种想法的根源是要主动追求一种“现代的”家庭生活。哪怕直到六十年代前，日本的家务空间中仍然缺少现代基础设施，日本主妇们也在尝试利用前现代的灶具进行“现代”的家务劳动。可以说，比彻与弗雷德里克等人虚构出了一种现代厨房，而日本的主妇们则将此种不稳定的现代当作定则，吸收到了日常生活中。

组装私人性

无论是在美国、英国、新加坡还是日本，二十世纪中期以来，LDK结构的公寓或独栋住宅都是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家庭空间。然而，空间的形态与人们对空间的使用是两码事，主导性的空间规制与非“主导”的空间规制也是两回事。

马尔科姆·威尔利故居设计图

1934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为马尔科姆·威尔利（Malcolm Willey）设计房屋时就规划了一个开放的“工作间”，一个与社交区域相连，仅由家具分隔开的空间。赖特认为这样有助于合并烹饪、用餐和家庭娱乐区域，以鼓励丈夫和孩子参与厨房的工作。同样的变化在欧洲发生得更晚一些：从六十年代开始，欧洲房屋在封闭的厨房和起居室之间增添了一扇窗户，用来盛放食物并回收脏盘子。这种基本的联系与打通不同房间、迈向完全的开放式厨房仅有一步之遥。

对设计师来说，开放式厨房试图解决的是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所说的“无名难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现代科技与家电产品涌入家庭的确降低了现代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可主妇们却必须在狭小的厨房中独立完成家务。换言之，囚禁主妇们的不只是家务本身，还有为了简化这种家务所发展出的特殊空间形态——与其他空间隔离的小型厨房——以及与之关联的一整套性别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将现代岛式厨房、开放式看做中世纪炉火的复归，家务尤其是备餐确实得到了更多协助的可能，可这就是厨房的终极形态吗？

无论是法兰克福厨房、慕尼黑厨房、开放式厨房，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家内与家外的公共与私人性的纠缠，同样也是被理解为公共性的力量不断介入私人性的过程。与前现代相比，家庭空间所体现出的最大特征就是，它越来越具有外来性与公共性。如果公共与私人的界限不在厨房内外，那么它应当在何处？应该将私人的边界推到家宅门口，抑或是收缩到自己的身体躯壳之内？

1990之家

六十年代，在现代家务得到最集中反思的时期，建筑电讯（Archigram）设想了一栋“1990之家”。设计师库克在墙壁上安装了一台能够使人身临其境地为音响、色彩与味觉效果所环绕的电视机，与此同时，家中并没有厨房，只是专门配备了超声波烹调设备以提供最卫生、最快速的炊煮。库克如此解释这种料理的必要性：调理包的冷冻午餐比帕拉底欧更为重要。首先它是更基本的东西。这是人类需求的表现，亦是充分可利用之科技与经济下冒出需求之有效诠释的象征。

霍尼韦尔H316的宣传册/广告

六十年代的美国主妇几乎都听说过一款名为霍尼韦尔H316的厨房电脑，它从未真正上市，却一度掀起了对厨房的革命性想象。在彼时的高档消费杂志上，尼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写下了这段广告词：如果她的厨艺能够比肩霍尼维韦尔的计算能力就好了。她的蛋奶酥至高无上？她的膳食计划构成挑战？我们霍尼韦尔人在设计厨房电脑时始终惦念着她。……简单按下几个按钮，获得围绕主菜组织的完整菜单。如果她不擅计算午餐账单，她可以用它来平衡家庭账簿。

各类公共事物与技术的引入意味着，家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被暴露给公共的规制，被商品化、意识形态化。当现代家庭主妇面对一个复杂的充满各种高级厨具的厨房时，她切实地成为了一名家庭工人，熟练地使用各式生产设备，完成自己的家庭任务。如果在此过程中仍存有乐趣，那也更接近一种拼装而非创造。可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拼装中，现代以来公共与私人的空间边界被不断打碎并重建，也正是这种不断的拼装，赋予了厨房生与死的力量。

很大程度上我是在空间里创作，只不过我所讨论的空间仅仅是一个操作界面。这里我想通过一个创作者共通的模型来展开一些小故事。

王梓全，后遗症（片段）

2020，单频影像，4’04’’ 

“这场雨会一直地下，只对我一个人下。无论我走到哪里，雨都会直直地拍打在我的脸上……”

这件作品是这一系列影像的开始，灵感来源于软件后台所创造出的抽象图像，它并不是一个正常动画渲染后的结果，而是临界于动画在渲染前和设计者在操作过程之间的视觉系统。这个视觉原本的目标，或者说这个软件设计者在开发系统时的目的，是基于一种抽象的方式——通过极低的资源占有量来显示操作者需要看到的东西，而并不是从美学层面出发的。

比如这段影像中的镜子，渲染后会成为一个对于物理世界来说完美的镜子。但在渲染前，软件的操作者并不期望软件用很大的资源量去呈现一面物理意义上真实的镜子，所以软件会主观的在这个虚假的镜子上贴一张发射出镜子外面事物的图像来简化视觉。但镜子里的这个图像和整个软件周围的空间其实并没有任何关联，在这面镜子前放置任何东西也不会影响它的反射。这面镜子里的贴图，可能是某个国家某个城市的某个公园里的场景，它带有某种符号性。全球的软件操作者都会得到一样的镜子，包括这些花，三维的花非常占用软件的资源量，所以在操作界面中，花被简单地分成亮部和暗部，它生成了一个假三维真二维的视觉效果。

王梓全，后遗症（片段）

2020，单频影像，4’04’’ 

“这场雨会一直地下，只对我一个人下。无论我走到哪里，雨都会直直地拍打在我的脸上……”

这个影片很短，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工程文件和实际操作的过程。这里主要使用了软件里的天气环境系统。周围的光斑渲染后会变成星星，但在渲染前的工程文件中，它更像是舞厅 Disco 光球产生的光效。所以在影片里我把它比喻成一种Disco的环境，所有在这个虚拟空间架设的摄像机和灯光塔，都变成了某种夜店里的追光灯和手持设备。影片里出现的人物并不是建模而成的，而是真实存在于现实的人，被软件扫描制作成了软件的预设人物，被送到了千千万万的设计师手中，成了免费预设库的幽灵。在软件里他们永远不会是主角，而是用以满足功能性的需求而放置出来路人。

王梓全，Run, From Sun (片段)，

2020，单频影像，4’06’’ 

疫情期间我正在制作的新影像正好与“居住的空间”相关，长期居家会让人开始关注周围邻居的一举一动。而恰巧，我就有一对特别的邻居，他们每周都会剧烈地争吵，争吵的流程是固定的，女生会开始大吼大叫，十分钟后开始哭泣，再十分钟后开始叫救命，哀求周围的邻居们报警，救救她的命。我也曾试图报警。但当这争吵周期发生的如此固定，而顺序又永远相同时，难免会让人开始思考，这到底是一场搏斗，还是一种新型的娱乐方式。就这样，一个场景因为这样稀奇古怪的故事而被建立了起来，一束光持续的摸索着黑暗的空间，另一个房间不停的传来声音，软件中构成这个人的面，在不断的因为特定算法而增减，另一个空间中，她疯狂的运动，在手电筒的照射范围之间出现又消失。

开玩笑的说，参观了这些工程文件就相当于参观了我的工作室。这些被连接的点，相当于图示化的编程算法，通过手电筒来控制房间的景观、组成一个人或物体的面数和贴图的出现及消失。当你越想用手电筒看清某个人（物），他反而在不停地消解。模型中的人是由一个个三角面或者四边面组成的，面数越多看起来越真实，当我盯住他的时候，他就慢慢地变成几个面、十个面可能到最后他就无法变成一个称之为人的东西。我在寻找一个临界点——他什么时候是人，什么时候是一个抽象的形体，什么时候是一个面。

王梓全，Run, From Sun (片段)

2020，单频影像，4’06’’ 

王梓全，荔枝公园 (片段)，

2020，单频影像，5’26’’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赫鲁晓夫时期和美国的方案达成了某种一致。如何为妇女设计一个更好的厨房，可以让她们离开厨房进入公共领域？在这个点上他们共同默认的前提是“厨房是女性的空间”。但这个叙述在事实层面上可以提出不同的视角，用社会化的视角看，在公共性的食堂、商业性的餐厅里，厨房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空间，甚至是有意排斥女性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当说厨房是一种女性的空间时，就涉及到厨房当中包括的一种主要劳动——烹饪劳动，是一种女性的劳动。但事实上它是还可以进行社会化和私人化的细分。它似乎是我们在维持一个核心家庭基本生存的需要。但它进入社会空间，变成一个更有创造性的劳动时，就变成了更适合男性去做的劳动。包括小家电也是这个逻辑，各种各样小家电的一个合理性的叙述叫“减轻妇女的劳动”，让她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烹饪劳动里解脱出来。一方面，核心家庭作为一个基本消费单元，是大众消费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它好像在经历妇女在家庭中烹饪的某种“去技能化”的过程，这个复杂且具有创造性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取消掉的。比如把食材放进空气炸锅里，摁按钮，拿出来，你只需要学会操作这个机器，劳动的繁重程度并没有减少，而是被转移到看说明书、学会操纵这些机器。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烹饪食物本身被简化了。这方面我觉得是有“去技能化”的一个过程。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专门描述了“歇斯底里的女人是怎么产生的”，19到20世纪初的女性其实处在一个家政学的位置，所以家计、家政，甚至经济学这个概念是从家政学演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男性需要跟女性的父亲和兄长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因此他就不会跟女仆发生关系。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女性处理的是家政学的问题，所以男性和女性都同属经济的范畴，只不过女性在家里管理家政。

到了19世纪，偶然性发生了。福柯的《性经验史》主要考察维多利亚时代性话语的变动，他发现由于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产生了一类女性，开始通过管理经济的方式来管理家政。这就涉及到劳动概念的产生，以及英国通过移民来调控人口，也就是演讲中提到的“生命的政治”。控制人口不仅仅体现在生育计划上，比如爱情在这个时候变成男女关系，浪漫主义建立爱情话语，爱情话语调控人口，所以同性恋就变成了犯罪的行为。另外一个方式是调控以前不由女性负责的教育问题。所以发言嘉宾提到“孩子变成了家庭中的宝贝”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用福柯的原话说“女性显得在这个社会上很有用，但又好像没有那么有用。”因为外在的公共空间即工作的这个公共空间对她还没有打开，但她又要承担人口调控的问题。这个人口关涉到的不仅仅是生育问题，还牵涉到整个一套的性规训，儿童教育问题，以及食物、卫生等。因此我们把人口统计学、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放在这一块来讨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问题聚焦化。

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建筑最早的定义其实不是一个壳，上世纪60年代后，或50到60年代间，才有很多人把建筑定义为壳。因为“网络”的出现，尤其是信息网络以及空间信息化的出现，建筑才变成了壳。也就是说建筑表皮的所有功能全都不必要了，它只是隔绝天气的庇所，原来的建筑表皮控制内外以及控制环境的功能，全部都会变成是机器的功能。如果把“网络”放到莫万莉的内容里面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如果沿着一条线追溯，可以看到共同的话题是“经济”和“流通”。如果建筑变成壳，建筑表皮和建筑的形体本身对于经济和流通就没有任何调节的功能，建筑不再能控制以及调控建筑内部和外部的经济流通。至于走廊，我觉得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调控流通的装置。

王梓全的动画让我想到建筑学里也有很多关于“渲染的空间”的讨论，比如John May的书就会讨论数字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指向性，在梓全的动画中，这个“渲染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世界变成了粒子（particles） 和波（waves）。建模其实是把世界打散再重组的过程，这个过程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当收到消息“北京要关闭所有餐厅，取消堂食”的这一瞬间，我就开始思考，我的厨房根本就不能使用，我为什么从来没有使用它？我想是因为现在996的这个工作方式，让我从来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厨房。自从租了房子，厨房它就是空的，我永远靠外卖为生。但其实我是会做饭也喜欢做饭的人，但自从工作以来，就没有用过厨房，它是一个链条，我必须不停地工作，工作到没有时间去做饭，于是我的饭可以被外卖这个行业所替代。但不能替代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餐厅这样的一个空间，让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沟通和交流，它是公共空间的一个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