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上海馆 | 闭幕对谈】佩恩恩｜匹配池

“佩恩恩 | 匹配池”展览现场，OCAT上海馆，2022

佩恩恩 | 艺术家

王姝曼 | 策展人

王姝曼：我在这次展览回馈中收集到两个较为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分别是“身体”和“经济”。这似乎也是你在展中访谈中常被问及的两个面向。所以，我想先从这里开始聊起。在我看来，“经济”和“身体”的确是进入你作品的两条路径，我自己也在展览前言里将“匹配池”带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中加以阐释，从应用层面去陈述“匹配”存在的局限。然而，展览和作品其实更多涉及到的是对于“匹配”的认知局限。我想先请你谈一谈你个人对于“匹配”的理解。

佩恩恩：我喜欢用匹配的方式跳跃性地嫁接很多事物。在这个经济占据如此重要位置的时代，匹配作为一种方法，非常容易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了解这个领域的运作与分配结构。谁可以匹配，谁需要被匹配？这里的“谁”可以是一个代理/一个非人，那么再接着的问题就是：这个非人的代理背后又存在着一个怎样的代理？

匹配是进入分配的河流网络的入水口，匹配的背后是更加盘根错节的分配网络，而由于分配的天然缺陷，匹配终将错配。另外，这种跳跃性嫁接本身就是一种对欲望泛滥现象的错配。我将这种现象大致分为四类：1. 被法律与经济认可的性科学；2. 不被社会规范所鼓励但刺激经济的过渡产业；3. 被定义为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的症状；4. 超越认知、颠覆过剩的欲望的存在。

佩恩恩，《匹配池》，2021

四通道高清录像，16’50”，黑白有声

OCAT上海馆，展览现场，2022

王姝曼：在AI修复和动态迁移技术的前后两层图像处理后，观看者几乎很难在《匹配池》中辨识出具体的人形及人脸，图像整体呈现出一种灰白流体的视觉质感。这种流动感在展览的很多地方可以感受得到——《赖克投资》（2017）中身体所溢出的汗液；《匹配池》（2021）展现的液态视觉；《代言人之争》（2017）中与球员同速竞技的运镜。液态感是如何连接了作品里经济和身体两个面向的思考？

佩恩恩：在我有限的投资经验中，挨过很多次市场的“毒打”，这些教训让愚钝的我终于领悟到一件事——在观测全球金融流动性的时候，需要警惕的是速度的变化，而不是体量的变化。可能是这种领悟太深痛了，从而影响到了作品。

佩恩恩，《赖克投资》，2017

4’5”,单通道4K录像，彩色有声

OCAT上海馆，展览现场，2022

王姝曼：“液态感”和“速度”，在我看来是展览场域中较为可视化的两个元素，它们相互交织并形成冲撞力。可以先请你从作品《匹配池》中制作的三首歌曲来描述不同速度下的匹配面貌的设定吗？

佩恩恩：《匹配池》这件展览的同名作品，试图通过打开一段匹配的历史，以匹配速度的变化将匹配的概念延伸到经济学出现之前及之后。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原始自然阶段的匹配：人居于天地之间，将天地万物及其现象与生命活动一一匹配，通过有限的人力榨取有限的自然与生殖资源企图扩张一种生殖意义上的延寿。第二阶段：工业化与全球化分工下的匹配，一种企图超越自然，将天地万物转化为资源，匹配的速度大大加快，通过垄断实体资产（能源、土地、交通）以实体资产的方式延长生命周期。第三阶段：无限扩张的信用与信息下的匹配，借助信用货币与信息技术，再一次为匹配提速，通过对金融、信息、技术、专利的无限代理与垄断，以一种纯粹对速度的追求逃避风险与死亡。

佩恩恩，《匹配池》，2021

四通道高清录像，16’50”，黑白有声

OCAT上海馆，展览现场，2022

王姝曼：“经济系统的供养”是你在创作中多次涉及的内容。“供养”一词出自于佛教用语，它被使用在这里并不单单是一种借喻，而是由于它本身的运转模式（将被供养的财物转贷与他人，并将所得利息再次投入以循环供养）亦存在于经济学逻辑之中。这一系列供养行为似乎形成了某种“零投资风险”²并可供自我调节的系统。我个人认为，虽然你早期的一些作品，比如《分身》（2015）已经触及了“供养”层面的讨论，但这几年你对“供养”在更大系统中的运作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可以请你谈一谈吗？

佩恩恩：佛教的演化与寺庙的运作曾经与金融绑定得更紧密，我们今天使用的经济术语很多也源自（早期）佛教与（晚期）水利的治理。佛像与钱币的熔化与铸造，总是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看着如今的美国国债，总有一种回到佛教中无尽藏的错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上海众多寺庙的主持拥有金融学背景，而偏远地区的传教僧人对于特大城市中的打卦预测经常不准确的原因。想象一个给人打卦预测未来的修行者，手上持有高位买进的Netflix股票无法转手，是忍痛离场还是用时间抚平价格波动曲线？拨动念珠与法器，越算越迷糊……而一个无限上划手机屏幕观看短视频的用户和一个不断拨动手中念珠念诵阿弥陀佛的信徒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分身》里，我说：“粉丝是最弱势的投资者。”如果将语境转化到《代言人之争》中，这句话会变成：“球星是球迷的负债、老板的资产。”

佩恩恩，《代言人之争》，2017

4’40”,单通道4K录像，彩色有声

OCAT上海馆，展览现场，2022

王姝曼：刚才提到的《代言人之争》这件作品藏匿于展览深处的“俱乐部包间”，其中上演着全球贸易下，原材料国到生产国再到消费国的三级分工。你之前同我提起，你在2017年7月最后一次现场拍摄时跟演员们说：“这就是一场贸易战争！”。次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这次事件在后来被普遍视为中美“贸易战”的开端。不过，这并不是一次巧合的预言，它更像是一次全球贸易分工模式的阶段性还原，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代言（理）人角色的复演。时至今日，国际贸易僵局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全球产业链分工再次进入到一轮重构时期。就像你在开头提到的“非人的代理”，我们或许会发现——代言（理）人并不是一个真的或实在的身体或身份，而是被不断交易的等价物，将其进行估价、交易、调配的是为“拟制人”（persona ficta）。这是一个在神学和法学领域被双重预设的概念，指向于一种“永久不死”的活物。这些在我看来是一种混合的暴力——既作用于具体的人（等价物），亦藏身于抽象的经济系统的运作（不死的活物）。当拉开展览最深处“俱乐部包间”外丝绒质地的隔帘，这种暴力感或有所显形。

（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1 Gregor Mobius, “Personal Entropy,” E-flux Journal #126 (April 2022), https://www.e-flux.com/journal/114/383940/n-a/.

2 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债务史》，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