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诚与真：陶渊明考论》读后随笔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

刘奕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1月

ISBN 978-7-5732-0197-3

定价 98元

刘奕，字摩诃，四川乐山人，任教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已出版专著《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整理古籍《王文治诗文集》《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秀岩集》，发表相关论文四十余篇。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一书，是刘奕先生积十余年之力，精心结撰之作。此书以“诚与真”为主要线索，从“陶渊明的历史世界”“陶渊明的精神天地”“陶渊明的文学风貌”三个维度展开，就陶渊明的生平、作品、精神世界、文学风貌中“重要而又文献足征”的问题与话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全书展示了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深入式研究模式，同时实事求是，考论结合，多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称得上是陶渊明研究及其相关领域内难得的、兼具基础性与前沿性的成果。

常语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所论者皆唐宋以降，先唐时期称为“八代之衰”，从大众对古典文学的接受来说确实如此，对唐诗宋词信手拈来的同时，对六朝人物却多不甚了然。然而其中却有陶渊明这个异数，历来读陶注陶者代不乏人，至于今更是盛况不让李杜。研究陶渊明的专著已是数量丰赡，内容充实，但是刘奕先生所撰《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仍然让人读来眼前一亮，这也从侧面说明陶渊明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还远未达到题无剩义的地步。

从标题“诚与真”来看，作者显然在向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六讲演说结集《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致敬，连上编“陶渊明的历史世界”也是分为“生平六考”、“作品六考”各六节的排布。而在“诚与真”以外，读者更熟悉的可能是德国文豪歌德的《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自传，也能从这一书名中读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意味来。但是歌德固然承认“诗”与“真”有不相容处，却也对两者兼备与交融有自己的追求，与其说“诗与真”这组“对立统一”包含了遮掩和矫饰的因素，不如说是诗人开诚布公暴露了真善美兼备的不可能性，但又“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点却是后来读者有意无意忽略了的。

陶渊明的诗作向来被认为是“自传诗”，包括具有理想化的乃至假托色彩的《五柳先生传》，也被时人认为“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但是陶渊明作品体现出来的多面性，例如《命子》诗中对家族门第的重视和《五柳先生传》等作中鄙弃门第、耻论出身的态度便颇有异趣；又如陶渊明归隐后的诗作多有以农人自居的口吻，而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一类的诗作看来，陶渊明在稼穑之务上显然“不如老农”。

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清理的思路，很容易导向对于传世作品的“多疑”，所谓“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陶集中有意无意表露出的互相矛盾，自然容易“贻人口实”。标榜门第和鄙弃门第这对截然相反的态度的同时存在，难免让人产生对陶渊明出身的怀疑，加以陶渊明对贫困生活的描述，更让人直觉认为陶渊明或是出身贫寒，或是家道衰绝。陶渊明躬耕力田但又与农业有些若即若离的态度，也让人觉得他是有意“扮演”而非希望“成为”一位农夫。同时，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对陶渊明“自传诗”、“自述文”诚实程度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每于揭橥此类矛盾以后，连带批评前贤对此类矛盾视而不见，并将这种“视而不见”的动机归于担心正视矛盾可能颠覆旧说。这样的解读自然难免求之过深，但是确实勾起了读者力图进入作者内心幽微之处的强烈好奇心。

本书作者刘奕先生则与被批为“视而不见”者不同，选择直面矛盾的旧说，但又不执于一端，而是探求调和的可能。许多看似针锋相对的说法，其实可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即以门第而言，唐长孺、周一良等前辈中古史学者对南朝士族品第和职官制度已有详尽的考察，“寒素”之说不过是门第森严之下的一种谦辞；而由门第文化引起士族之间带有强烈歧视性的评价，往往多是偏激的士人相轻之语，这类充满主观性的评语才是“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的绝佳案例。从陶渊明家族当时已有族谱的记载，以及家族成员初仕的起家官的品秩并不低微来看，陶渊明家族确实有在地方上足以荣身的门第；至于陶渊明生活贫困云云，自然是“不慕荣利”的人生态度所致，和门第体系的金字塔尖相比，自己的经济条件显然称得上贫寒，且隐居不仕而复不善治生，其生活自然与优裕无缘。

至于陶渊明的辞官务农，即使陶渊明对农务总有难免不够熟悉的一点，读者体会其心思与用意尚非难事。而就辞官来说，本书不汲汲于“不为五斗米”的考释上，而是用了相当的篇幅对“折腰向乡里小人”作出了阐释。一般读者对于“督邮”的负面印象，多在刘备于安喜尉任上不堪怠慢，怒鞭督邮而弃官之事，细绎《蜀志·先主传》文字，读者还能读出督邮虽品级不高，但其权力几乎足以拿捏一县长官的意味。刘奕先生从督邮的职能和晋宋之交的时代背景出发，推测得出陶渊明对督邮莅县的不自在，由此可见《与子俨等疏》的“性刚才拙”并非谦抑之辞或有意作态，而是诚恳的实写。

除了深湛的史实考证以外，精妙的文献考证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自宋刻本开始，陶集就有大量异文，多以夹注形式附在相关正文之后，简陋的“一作某”也使异文的起源难以追溯。“悠然见南山”的“一作望”小注，引起了“见南山”与“望南山”的长期争执。自苏轼《东坡志林》提出“见南山”更优而俗本皆作“望南山”以后，“见南山”几乎一统江湖。尽管也有通过考证认为“望南山”更优的，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徐复先生《陶诗“望南山”正诂》一文。但是两造争议的前提是承认这一组异质文本（别集系统多支持“见南山”，《文选》、《艺文类聚》等多支持“望南山”）皆由来有自，而从文辞事理的层面考订何者为优。

徐复先生的论证是一家之言，颇具启发性，惟其持有为源于《文选》、《艺文类聚》等“雅正”的总集却反被斥为“俗本”的“望南山”平反的立场，而认为“见南山”的胜出是后代诗评家自以取舍抑扬为标尺“改造”古人作品的结果，不免略失偏颇。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也持有类似思路，从印本保存的异文出发，认为“见南山”是宋人根据自身对陶渊明“自然天成”的近乎“意识形态”的认知形成的“阐释循环”，这一解释的启发性与徐复先生的意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其论证环节更为大胆，脑补成分明显较多，而且未就《文选》、《艺文类聚》等有利结论的异文传承展开论述，以故略嫌单薄。

刘奕先生从何者为优的异文取向上，与苏轼等前贤相近。但在书中并未因而排击“望南山”，而是从《文选》和《陶渊明集》的编纂情形考量，认为总集与别集自然可能有并行不悖的流传体系，唐人因科举取士而重《文选》，自然容易接受“望南山”的文本，苏轼以“望南山”为俗本误改，未必说明其时陶集版本以作“望南山”者多，但足以反映彼时“望南山”还是优势派；支持“见南山”的声音虽然不高，但从各家诗文用典情况来看，盖自唐时已肇其端。而《文选》与《陶渊明集》又皆出于昭明太子萧统，刘奕先生寻绎文字，认为《文选》编纂在前，而所经校订程序相应不甚严格；《陶渊明集》编订于后，而比较可能经过仔细的校录。尽管以此作为“见南山”较“望南山”更胜、更真的论据亦未必能定谳，但本书在论证过程中处处努力体会古人心意，较诸度以己意、訾议古人的做法应当是更为妥当的。

从考订异文的方法而言，刘奕先生坚持“论从史出”，以现存版本所能反映文本面貌出发，探讨唐宋人对陶集文本的接受及意见。同样是苏轼《东坡志林》所论的集部异文，除了“见南山”与“望南山”以外，还有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白鸥波浩荡”与“白鸥没浩荡”，指出宋敏求改“没”为“波”，如同陶集“俗本”改“见”为“望”一样，“便觉一篇神气索然矣”。苏轼的取舍自然反映的只是一家之见，但未必是向壁虚造或有意建构，西方校勘学有“间接传承”之说，因此对于苏轼举出的文本，似仍以置于文献传承脉络中，加以扎实的梳理考证为宜。陶诗异文的情形，刘奕先生的讨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文献考证的范例；而杜诗异文的情形，也有谢思炜先生《杜甫集校注》的考证允为典范。《杜甫集校注》据现存宋本及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所引吴若本《杜工部集》文本，发现宋本各本多作“波”，唯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作“没”，虽然不能明确究竟是“波”字为宋敏求所改，或“没”字才是据苏轼意见改的后起文本，但从苏轼《东坡志林》的支持“没”字和王楙《野客丛书》的支持“波”字可见其时盖已有二解，又经一番排比考证，知“波”字或可信从。至于苏轼是否确有“塑造”杜甫的动机，亦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评判异文的高下，谢思炜先生则存而不论，但想来大概是不以前者为然的。两位学者对陶集和杜集文字的考证，虽然在结论层面有支持苏轼与不认同苏轼的分别，但考证均扎实详备，方法上有相近之处，结论自然较为可信。

“文学是满怀真诚的。”这是谢思炜先生对以杜甫为代表的伟大诗人所持的认识。刘奕先生研究陶渊明，也重视“尚友古人”。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讲求对研究对象的平视，重视客观而不带价值判断的立场，这样的学风能为神圣祛魅，亦能为枉屈辩诬，诚为善事。但是“翻案风”很可能走向过犹不及，似乎是起初就怀有“撕下面纱”的动机，于是本应由仰视矫正为平视的却不自觉成了俯视，对于部分史料的判断因而带有先在的倾向性，对研究对象的观察也不自觉滑向了“以己度人”、“以今律古”的审视和拷打，似乎不肯相信古人的真诚，连自洽的材料都被怀疑是刻意雕琢而成。如此研究轻则求之过深、好奇太甚，重则很容易导向一系列认知和逻辑的谬误，反过来妨害了自身研究的价值和启发性。“价值无涉”追求的冷峻，本意是避免出于一己偏私，为古人文过饰非乃至推崇造神；但冷峻若滑向冷酷，失去的非唯同情或敬畏，恐怕也有本应持守的“价值无涉”立场，也是片面强调了解构主义的破坏性一面，造成对解构主义的庸俗化理解和无节制滥用。

刘奕先生“尚友古人”的思路与之不同，相形之下显得有些传统乃至保守。在强调“价值无涉”研究范式的当下，“笔端常带感情”可能略有些违悖时俗。但是读罢《诚与真：陶渊明考论》，并取之与前圣时贤研究著作相比，不难看出有时候在“尚友古人”立场下所作的研究，同样可以持论平实而至臻精微。孟子提出“知人论世”之说，太史公亦重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近世陈寅恪先生的“同情之理解”也是类似的见解，承认“心非木石岂无感”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克制的艺术，而本书做到了良好的平衡。读者不难看出本书上编“生平六考”、“作品六考”中，作者有为陶公辩诬的意思，但其中考证皆有扎实的证据，且在各种看似冲突的史料与解释之间仔细钩沉缀合，不以己意排诋异说，得出的结论也平易可靠。中编对陶渊明“诚之以求真”的处世态度和“笃意真古”的自我与风度同样坚持论从史出，但是作者的寄托如弦歌雅意绕梁不去，读者并不感到其喧宾夺主而影响立论可信程度，但又能感到作者的弦外之音不时溢于言表。

相较上编与中编的精密考证，本书下编对陶渊明文学风貌的解说，文字风格有从课徒稿化出的痕迹，行文难免存在不够凝练之处。但作者希望读者一道尚友陶公的惓惓之心，却每见于字里行间。一切写作，不论其学术与否，既有求诸己的内向一面，也有求嘤鸣的外向一面。“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刘奕先生在书中引马一浮先生《旷怡亭口占》中的这一联，为陶渊明“诚之以求真”的人生之道作一解；其实这一联同样也可以用于形容本书的工夫与精神。学术研究本就不必全然排除现实怀抱，尤其是这种怀抱本身亦可与良好的学术研究相辅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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