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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作品｜长春，那些被侵略被殖民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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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那些被侵略被殖民的痕迹

文、图｜崔喻璇

很多次，我在不同的场景被不同的对象提问：“你是干什么的？”

提问的人可能是建筑的看守人、博物馆员、环卫工人、外卖员、附近的居民、老人、孩子，等等。我隐约记得，在省委大院对面的街头，我第一次被“便衣”质问。当时我正匆忙架起三脚架，想要拍摄省委大楼，这栋大楼以前曾是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部。他问清了身份之后向我摇了摇头，示意我快点离开，像在警惕一个来历不明的间谍。人们怀疑或是好奇这个“闯入者”的身份，大多数时候我会说，我是一个学习日语的学生，一个对研究伪满建筑的人，一个想要通过图像探索历史的摄影师，一个在本地生活了二十几年的长春人。

两年前，我开始在长春拍摄伪满洲国的遗迹。伪满洲国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所扶植的傀儡伪政权。所谓的“首都”设于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

拍摄的时间越来越久，我也越来越熟稔如何应对别人对我“身份”的提问。同时我也不断经历自身的拷问：陆陆续续走过了七八十个可以被称为“遗迹”的地方，我该以怎样的情感、身份、动机和立场去拍摄、介入这段历史？一段国人被侵略、被压迫的血泪史。我要如何去谈论一个拥有短暂辉煌和漫长屈辱的城市，一座创伤的城市，同时有着无法决裂的过去。我要如何去谈论现在的长春，我记忆中的长春，历史中的长春？

我的拍摄是从家附近开始的。那里有一个被精心修整过的小公园。

当我第一次搬到那儿的时候，它还是一个荒凉的地沟，杂草丛生，横陈着许多水泥混凝土块。这块土地被长长的蓝色铁皮围挡着，铁皮中间有一个豁口，从豁口穿过去，会赫然看到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写着：“日军南岭地下司令所遗址”。这里曾经是日本关东军存储化学武器的仓库。当年日本开拓团在这里修建了许多地下工事。据说解放军分区在接管之后，发现地下还有很多装着深色、黑色物质的瓶瓶罐罐，有的甚至冒出了毒气，再后来，这里就临时充作了军械库。我搬过来六七年后，荒地被开发成了公园，土方从蒿子和野草中显露出来。

拍摄的那天刚刚下过雨，土方中流出了汩汩的污水。我感到城市被撕开了口子，历史慢慢向我袒露出它的内部。

第一部分：过去和现在

重走伪满遗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官方路线，一种是散点式漫游。

第一种方式十分便捷，长春基本延续着伪满时期的交通线，沿着城市的主干道走一圈，从南关走到宽城，这些景点基本就饱览过了。被官方认证的遗迹生长在城市的明面，作为城市旅游宣传和教育基地，它们依然被保存得完好光鲜。

这些现存的遗址建筑基本上还在被使用，作为权力的象征物和符号，早已完成了功能的置换。关东军司令部变成了省政府，官邸别墅变成了松苑宾馆，邮局还是邮局，图书馆还是图书馆。文教部是如今的东师附小，治安部、司法部、经济部、交通部和综合法衙变成了医院。走过这些地点，我意识到长春还是一座美丽古朴的都市，八大部的外墙还保留着咖啡色、褐色、淡黄色的陶瓷贴面，内部的楼梯和地面还是淡黄色的水磨石，这在当年都是极先进上乘的工艺。重走完这条线路，不禁感叹长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这座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系统，承载着日本人的野心勃勃。

在伪满皇宫，我见到了“建国神庙”的原址，那里原本供奉着溥仪从日本请来的“天照大神”，在溥仪逃离皇宫之际，被关东军一把火烧毁成如今的断壁残垣。“建国神庙”不远处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制成的防空洞，平时设有神龛，空袭时就将“天照大神”搬到洞中。我好奇地走进了这个阴风习习的“避暑胜地”。青苔爬满了石阶和墙壁，我小心翼翼地沿着狭窄的台阶走下，耳边不断传来的水滴声，和我走过地面带起水花的“哒哒”声交相作响。稍微待了一会儿，身体湿的感觉可以拧出水来。

第二种是散点式漫游。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建国神庙”的经验让我注意到城市的“暗面”——官方叙事中鲜少提及的废墟。它们要么晦暗潮湿，要么凌乱无序，上不得台面，仿佛是历史更替的垃圾，连清洁工人也无法清理的垃圾，又仿佛是城市便秘的肛肠里一坨无法排出的粪便。既然无法清理，便只能遮掩。

我开始按图索骥去寻找这些废墟。我找到一份伪满时期的新京地图，对比着如今的长春地图，我要找到那些在地图上消失的建筑，在地图上不存在的地方漫游。

我在史料中见过这些建筑的记载，也记得这些建筑的初始形态。当我见到了这些建筑的腐朽尸体和残骸，不由得感到脊背发凉。它们大部分随着时间自然消亡，早已失去了功能性，残破不堪，被蓝色铁皮和广告牌隔离在城市之外。有的经历了枪林弹雨而损毁，还有的被群众刀劈斧砍。遗忘让它们经历了真正的死亡，它们的尸体就是自身的墓碑。

昔日用于仪式、供奉和练武场的神武殿，如今归属于一所高中，里面的武场变成了影院和剧场。机缘巧合我认识了看管这里的一位叔叔，他在附近养了一只流浪猫，平时偶尔做做木活，回廊上摆着很多他的作品。相熟之后，我获许进入其中拍摄，隐约记得他说他的同事曾在晚上守夜时听到地下室传来奇怪的声音，我把这种声音联想成一个永不安宁的幽灵。

在其他的宗教空间里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我曾经偷偷溜进被封锁的东本愿寺，不经意在花坛里踩到了一个动物尸体，被经年累月风干后依然完整的骨骼，它可能是一只小狗，也可能是一只黄鼬。它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出现，那种结实的触感至今令人颤栗。

此外，还有一类建筑在地图上销声匿迹了。它介于景点和废墟之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蜕皮，不断被嫁接和修补，早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它融入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形态中，在众声喧哗之中继续隐身。

比如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这是日本人在长春建造的两大娱乐场地。根据伪满老地图和相关资料显示，当时的马场至少存在十几栋相关建筑，而现存的只剩下一部分看台和一座附属建筑。抗战胜利后，各地的赛马活动被终止，这座赛马场也随之被弃用，后来1950年长春修复位于儿童公园的露天音乐堂时，将赛马场看台上的木质座椅拆除，补充到了音乐堂的观众席中。文革时期，音乐堂又被改造成“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也就是后来东方大剧院的前身。如今，看台的残余部分隐匿在居民楼的怀抱之中，建筑的下部和周边尽数被改造成车库和厂房，背后的大部分被居民区嵌入，时常有电线横过，十分杂乱，东侧是一个小型的垃圾堆。现在，这座看台已经进化成了一座功能复杂、相互寄生的“复合型建筑”。

宽城区的伪满建筑也大抵面临相似的处境。宽城区在伪满时期受满铁的影响，曾经是城市中最繁华富庶之地，银行、各种商贸公司数不胜数。如今这些建筑依然存在，但是变成了药店、水果铺子、糕点铺子、小商品批发，充满了市井烟火气。这些建筑还在呼吸，还未消亡。

在离我家不远的几条街外，有一座军属小区，我几次偷偷溜进去，想要看看其中的“建国忠灵庙”——日本人建来举行宗教仪式，存放骨灰的地方。庙里平日都是封锁着的，里面用作堆放军用杂物的仓库，从铁门的孔隙中可以窥见一二。庙外门口的几个朱红色的柱子，屋顶墙体的雕花绘画有许多破损，能闻见时隐时现的尿骚味儿。正门四周的墙上写满了涂鸦，这些涂鸦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有人写着英文单词，也有人写着“xx到此一游”。建筑外的墙体上用标准的美术字写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日落时分，庙前的广场上人流开始聚集，老人，男人，女人，孩子，他们将白日里宁静的空间彻底激活。

夏天的时候我走访了三四次，到了冬天，东北的雪一落，我又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雪后的场景。幸运的是，我碰到了看守的人，他愿意放我进去五分钟。那五分钟里，我没有心情寻寻觅觅，只记得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什么都被遮掩住了。

总之，这部分照片呈现了我以考现学的方式结合官方文献、民间图像资料等素材进行的实地考察。现场的状态不断重塑着我的认知。这座在殖民期间被系统规划和建设的现代化都市，经历了漫长的去殖民化实践，如同容器一般，不断被各种集体记忆填充、嫁接、重塑。循环往复地覆盖、沉积，使历史本身层层相叠，形成一种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非共时的共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