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的反思印象
—加里·休姆的艺术
本文原载于《典藏·今艺术&投资》
2022年8月刊封面故事
经授权转载
文/朱贻安,图/施布特-玛格画廊
20世纪80年代末,伦敦码头区废弃仓库中由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组织策划的“冻结”(Freeze)一展,被视为日后“英国青年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YBAs)的起源,同时缔造了日后伦敦艺术市场的新高点。现年60岁的加里·休姆(Gary Hume),正是当时16位默默无名的年轻艺术家之一。不同于同代人的惊世骇俗与激烈抗争,休姆的创作始终显得谨慎、温和、内敛。或许正是这种自持的态度,让休姆得以持续不辍地创作,并在简练的外表形式下,刻划深沉的艺术思考。

艺术家加里·休姆(Gary Hume),摄影:Voytek Ketz
轻盈且沉重
休姆近期的个展为2020年于施布特-玛格画廊(Sprüth Magers)伦敦空间举办的“群岛”(Archipelago)。在该场展览中,休姆除了展出“群岛”系列的新作,同时展出完成于2019年的“被毁坏的学校”(Destroyed School)绘画与速写;两个系列的图像来源均与今日的人道主义危机有关。“群岛”中简练的马蹄形来自救生衣的轮廓,象征着数年来无数移民穿越地中海与英吉利海峡的危险旅程,同时暗示了古印度密教中象征女性生殖器、意为“神圣空间”的“尤尼”(Yoni)。人体致命的脆弱与古老生命潜能的形象在此结合交融。“救生衣”主题早先发表于施布特-玛格画廊柏林空间2018年的个展,这些海洋上漂浮不定、没有单独存在的救生衣某方面象征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而在该展中穿插、摇摆不定的轮子雕塑,就像是摇摆不定的历史,投射了从小就相信世界会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好、更自由、更善良……的休姆一代,心中的困扰与不确定。

加里·休姆(Gary Hume)
《黑板》(The Blackboard),2019年
亮光漆、铝板
167.5 × 256.6 cm
© Gary Hume/VG Bild-Kunst, Bonn, 2022. Courtesy the artist, Sprüth Magers and Matthew Marks Gallery
“被毁坏的学校”绘画与速写参考了中东冲突中,被摧毁的学校教室的各式新闻照片。不过休姆并没有表现那些穿过学校墙壁的弹孔、遗留的血痕,相反地,他描绘的是墙上由老师跟小朋友绘制的可爱涂鸦,吸引孩童注意的花草、动物、风景。那些我们在幼稚园第一天,会低下身子试着安抚怯生生的孩子:“看!这里有朵可爱的小花!你在这里一定可以有段美好的时光!”那些不在摄影核心的边缘处,正是休姆关心的景致。也因此,若不知道此一背景,光从画面上观看,它是如此明亮、带着童趣,以至于我们几乎无从想像此一灾难的背景。唯有当我们得知其背后的隐喻时,那一抹忧伤才会悄然浮现。对休姆来说,描绘失去生命的孩童除了不够贴近他的关心,当恐怖持续,眼前失去生命的小宝宝渐渐地会变成只是其中一具尸体。
“在这些可怕的事物中我想描绘的是‘失去’,不仅仅是生命,而是生命所包含的希望。”休姆想展示的,除了父母因为没能把孩子放在安全地方的悲痛,还有孩子们在这些景致中失去的希望与梦想。仿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种将沉重的事物处理得很轻盈的方式,广泛地出现在休姆不同时期与系列的作品中。而休姆也回应,“不能承受之轻”正是“不能承受之重”,而能定义我们为人类的,首先便是这些纯真的梦想。

加里·休姆(Gary Hume)
《四扇门I》(Four Doors I),1989/1990年
油画、木板四块
239 × 594 cm
© Gary Hume/VG Bild-Kunst, Bonn, 2022. Courtesy the artist, Sprüth Magers and Matthew Marks Gallery
观看休姆早期的画作,最早于“冻结”一展展出并奠定其名声的“门画”,同样可以看出这种举重若轻的态度。“门画”是休姆以伦敦东部巴特医院(Barts)双开的病房门为原型,实际测量尺寸后在铝板上以真实大小复制,并以高光泽油漆涂画而成的作品。“画作”中,窗户和把手的圆圈与矩形也罗布其上,令其仿佛都带有表情般,透露着些许可爱、沉默抑或忧愁。这些画的灵感来自他看到保柏(Bupa)健康保险和医疗集团对英国国民保健署(NHS)的一则批评广告牌。
对休姆来说,这扇门是如此地自相矛盾但又慷慨宽容,“没有比这更空白、更空虚的了,或者更充实”。思考穿越这扇门可能经历的人生百态,我们就不难理解平淡与丰足如何可能同时存在。与此同时,我们既可将这幅画视为一扇门,抑或一扇想象其它空间、穿越现实的窗。事实上,对休姆而言,“我想要一个向你展示的世界”。如何从现实中某一简化部分连结想像至其余的部分,乃至于外在的空间、城市……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休姆对画作尺寸规模的追求。而在铝板上、以光泽涂料作画,也自此成为休姆代表性的特征。
属于现代的反射质感
为何选择带有光泽的油漆创造具反射性的画面质感?又为何选择铝板创作?休姆表达,在他第一次创作门画的1980年代,英国雕塑正时兴“忠于质材”(truth to materials)此一概念有点松散、关于如何处理材料的哲学。当时的雕塑家认为应对选择的材料保持其本真,塑胶就应是塑胶,不应让它看起来像金属。也因此,尽管他可以用丙烯或油彩来画门,但正因为关于什么是真实的理论正在流传,他才决定以油漆涂画这些门,作为材料的回应。有趣的是,正因此,这让这幅“画”产生了矛盾,它究竟是一扇门的图像,抑或是一扇门?它看起来既真实又并不全然。
随着时间推移,休姆开始被油漆的质感吸引,他试图以亮光漆与非亮光漆绘制同一幅画,并进而思考,若当它们不是用亮光漆绘制时,它们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将如何?创作者就像是炼金术士般,从艺术学校商店中找到的原料制造出一些魔法,但“我能做些什么?”,“什么是我们的炼金材料?”也因此,从来不在绘画作品中描绘光,一如真正的画家会在画面中琢磨的光源、反射、影子……更吸引休姆的,往往是本身即散发或反射光芒的光泽颜料、铝板。一如坐在星球上的小王子,“小王子只是在太空中绕行,光线从他们身上反射出来,使得他们可见”。

加里·休姆(Gary Hume)
《床上的母亲》(Mum in Bed),2017年
亮光漆、铝板
152.4 × 111.7cm
© Gary Hume/VG Bild-Kunst, Bonn, 2022. Courtesy the artist, Sprüth Magers and Matthew Marks Gallery. 摄影:Stephen White, 2017
如果我们回到古老的柏拉图哲学,“我们看到的事物永远是影子,真实的是外面的光”,同时接受当我们是在一个接受光,而不是创造光的地方时,便能理解古典绘画的核心美学乃在创造一个炼金术般的幻像。然而,当光泽颜料、铝板这类高清晰、本质便是高反光的新材料问世,我们可以不再只是在作品中造光、创造幻像,而是本身就“发光”时,便不难理解休姆如何将这些工业材料视为今日的炼金材料,何以深受亮光漆或金属反射的乐趣吸引。尽管在“破坏的学校”系列中,他发现画作涂料的反光质量似乎令人反感,而这令他感到惊讶。因为休姆一直认为,使用这类涂料是一种警觉或观察,希望人们接近画作并在它们面前保持柔软,而不是想要回避。
与材料、形式共舞
在某个时间点,休姆从画在画布上转往铝板,但在近期的新作《天鹅》(Swans)中,则又回到画布。休姆表示,选择铝板最初纯粹出于技术性考量。因为画布在不断移动的过程中,常会因为搬动时指节无可避免地推到画布导致油漆颜料破损,于是他便需要耗费数天,百无聊赖地打磨、修复它。由于铝几乎不会膨胀或收缩,画作不可能被损坏,某方面解决了他的问题。与此同时,铝板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乐趣。对休姆而言,当撕下铝板的保护套和表层塑胶膜时,你会看到最精致闪亮的铝制矩形;不同于裸露的画布就像写着:“继续,在我身上放点东西”,铝板会说:“你要做什么来毁了我?我已经如此美丽了!”也因此,“我的工作是尽量不破坏空白铝板的美丽”。换句话说,休姆的画并不只是在画布或铝板上加东西,而是如何不破坏画的载体,让彼此产生更大的魅力。

加里·休姆(Gary Hume)
《天鹅》(Swans),2022年
炭笔、画布、艺术家裱框
143.5 × 238.8 cm
© Gary Hume/VG Bild-Kunst, Bonn, 2022. Courtesy the artist, Sprüth Magers and Matthew Marks Gallery
当我们再看到新作《天鹅》,炭笔勾勒、涂抹的天鹅间,是画布原初的天然色泽。休姆的描述是:“木炭和画布之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爱情,他们只是互相崇拜,彼此相爱。”也因此,休姆在绘制《天鹅》时,大部分的注意力都不在描绘天鹅,而是如何布局、处理空间,融合来自自然以棉花制成的画布,以及经历烈焰产生的木炭,让美丽与恐怖之间达到和谐、美好的关系。
影像之外
休姆的作品总被以“极简”来形容。观看他的人像更能感受到这种简化,往往只留下轮廓,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形象。休姆表示:“我认为第一个、也最诚实的答案是:我从未接受过能做到这一点的培训。当我没有掌握所有传统上需要的技能时,我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擅长它,你能做什么?我可以从这些限制中提取些什么?”相当喜爱尼古拉·泰森(Nicola Tyson)的画作,休姆对肖像的思考也有着更多抽象性的思考。休姆分享到,他曾接受委托,为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子绘制肖像。“我想给这个年轻女性一张她长大后会是什么模样的画像。它就像是反向的多利安·格雷(Dorian Gray)。她会慢慢接近画中的人,与她擦身而过,然后这张画像便会随着她的年龄增长而慢慢变得年轻。这是一幅给年轻人,结合时间与衰老的画作。”休姆在此绘画的,与其说是肖像的“留住”,更像是时间的“流逝”。年华逝去、衰变的过程、与时间的对话性,休姆对肖像的思考,从来不是描摹眼前的对象而已。

2018年施布特-玛格画廊加里·休姆个展现场,摄影:Timo Ohler
身为YBA的一员,是其中最早获选进入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也曾获特纳奖提名,代表英国参与威尼斯双年展,休姆是少数年纪轻轻便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尽管我们看到不少少年得志的艺术家在后来失去了创作的动力,但休姆认为,整体而言,他还是认为身为YBA的一员确实是个祝福。尽管它可能只是碰巧有类似现代主义的历史轨迹,或是恰好说明,这个想法在YBAs宣告结束,因为严格说来他们根本不能说是一个艺术团体。不过,确实有某种能量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今日,我们不需要现代主义那种巅峰运动,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无处不在、各种不同的价值观,而不用总把所有东西聚集成一个金字塔。话虽如此,他们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令他得以持续在工作室创作35年,可以自由地成为想要的样子。
那么,对于年轻世代,休姆的建议是什么?他认为,自己无从得知年轻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只记得自己眼中当时世界的模样以及自己如何回应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世界。但:“与其他艺术家同行,因为成为一名艺术家真的难以置信地困难。如果你能以此为生,那是幸运的……给自己一群朋友,不要看老一代。以你的形象塑造世界,不要取悦权力。”而维持创作的能量对休姆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它太有趣了!你永远无法证明你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或好的,而这正是令人兴奋之处。每天想着:‘我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它那个鬼样?’是一种特权。如果艺术家陷入困境,我猜是因为他们不再感到有趣。这确实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但我想每天都这么做:彻底的迷失,然后只要发现一些小东西你就再次有了方向,然后再次迷失。”




本文原载于《典藏·今艺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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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贻安,图/施布特-玛格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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