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中的故事 | 金鹰美术馆×蜂巢当代艺术中心

“我”是一个动词，却伪装成名词。

—— 朱利安·巴吉尼

1928年，46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完成了被她视作为献给同性恋人薇塔的一封情书的长篇小说《奥兰多》。像是一场没头没尾的幻梦，在1588年的故事开篇从一位年仅16岁的贵族少年为始，到故事结尾的1928年以一位36岁的女性作家身份落幕，奥兰多以非凡之躯承载了英国数百年历史的浓缩，在三百多年的历史跨度里度过了他/她浮光掠影的一生之中的二十年。伍尔夫以奥兰多的身份用同样的立场去探索两个性别，而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以此完成了她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用以试图打破性别束缚的虚构自传。值得一提的是，奥兰多在书中从英国远赴土耳其，最终在曾经的君士坦丁堡而非伦敦完成了由男性至女性的转变。在游离于欧洲中心之外的他乡成为他者也许并非是无心之举，毕竟与地域紧密相关的文化身份与性别身份时至今日仍旧持续作用于人们对于自我的确立与评判。

就是这样一个虚构的角色，“奥兰多”在近百年之后的当下依然是一个有关流动身份的寓言和喻体。作为一个蕴藏在作者个人“真实”故事之中的“虚幻”故事，《奥兰多》得以与展览中艺术家们的创作机制相互映照。千禧一代的亚裔艺术家们具有各自的文化身份与性别身份，如果说他们把自身的历程作为真实的锚点，那他们在作品中建构出的又一重身份则是多义、暧昧、奇幻，甚至是虚无的。艺术家们正是在进行着某种对于自我主体想象的创作过程里完成了对自我的思辨与超越。展览将以三个章节对应相互串联的三个空间，作为不断催生出新的意义的悬浮在历史上空的文本与正在展开的鲜活生动的个体探索共同发生的场域。进入展览空间的人们不存在绝对的旁观者，在不断停留、折返的路径里，观看与阅读的秩序可以被打破，故事的节奏允许被重构，性别、地域、时间，暂且悬而未决。

劳拉·拉斯卡罗利曾在《私人摄影机》一书中表明，作者（author）与叙述者（narrator）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吻合，“不仅‘我’是自传作者的一个角色，而且对作者来说，过去的‘我’也已是他者”。因此有关主体性的提问必须是双重的。于是在自传性与虚构性的交织中，超越现实的形象以捉摸不定的主体现身。费亦宁在影像中扮演的“非人”存在投射了女性超越时间语境相叠合的多重身份，仿佛陷入一种无休止的悲剧轮回。皆藤斋根植于亚洲原始宗教，构建出一套自洽的神话系统用以映射人类身份社会化的谱系图像。王文婷为带有抽象形式的雕塑赋予了有关家族权利关系的剧本，金属经高温淬炼出的结构直指父权阴影下被遮蔽的女性声音。谭永勍意图展现男女之间爱与死亡的变奏，在暗潮汹涌复杂多变的欲望裹挟中，两者在旦夕之间一同狂欢抑或一同毁灭。在崔珉荣的绘画中，动物时常取代人成为作品的主体，一如童话故事里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灵，以有限的自由在梦境般的世界里探寻边界。伊藤彩在工作室中为现实里的物品搭建叙事的场景，用超现实的奇幻滤镜为生活中的寻常之物注入生命。孙一钿绘制了兼具物质性与拟人性的卡通充气玩具，以超写实的身躯折射人的欲望本体。阿斯巴甜用潜意识赋予抽象易逝的物质以具体的形态，而最终形象所指向的依然是某种无意义的意义所在。

经过七天七夜的昏睡，奥兰多如新生般从赤裸中苏醒，并第一时间通过镜子辨认出了从男性转变为女性之后全新的自己。镜子不仅是实在的物质，它作为媒介的象征不言而喻，既是对现实的揭示，反思的投射，也关涉自我的凝视与觉醒。它预示着不止一个形象的出现，世界与自我都变成了复数。李维伊关于镜子的作品不再是客观的物质，而是已被占有的主体。随着她个人的自拍照如幽灵般附身在镜面之上，李维伊完成了对镜子这一透明介质的复制与叠加。观者所遭遇的是绝对的他者，以及无法清晰辨认出的自我的影子。某种意义上来说，娜蒂莎·琼斯所勾勒出的人物都是她的自画像。只不过相比稳定的、确凿的，传统意义上的自画像而言，她在画中的自我是不稳定的、裂变的、多面的。肖象本身即被捕捉到的个体成长的历程当中新旧自我彼此接替的瞬间。季鑫将古希腊神话中的少年纳克索斯置换成无名少女，少年的视线曾经困于自我的水中倒影无法自拔，而此刻的少女却泰然自若地望向画面之外的观者，由此自恋情结超越时间与性别开启了不同的走向。

此次展览无疑是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展开，意在通过讲述、辨认，与行动的过程，开启超越性别、地域、时间的想象与对话。在这三个非线形亦非封闭的章节之中，展览借由带有文学性的叙事结构，网罗了十三位艺术家们不同媒介的创作，开启了一场意识流的旅程。当这些个人化、碎片化的记述与私语汇集一处，进行着或冲突或和谐的交谈之时，但愿由外界加诸个体的塑造与规训可以被松绑，内在的真实可以在不断流动着的过程中获取更多体验与意义的添加，席卷至充满未知与无限可能性的新的故事之中。

 开幕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