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格罗伊斯丨新和时尚

新和时尚

鲍里斯·格罗伊斯丨文   潘律丨译

选自《论新》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在历史上，新总是以时尚的面貌出现。人们对时尚的批评通常比仅仅是对新的追求的批评更为激烈。所以一种通常听到的对时尚的贬低评价是：“哦，那不过是一种时髦罢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谈论中的那种文化现象是没有什么历史长久性的，因为它本质上来说是稍纵即逝的，而且很快会被新的时尚所取代。人们之所以批评时尚，是因为人们相信，思想的唯一职责就是去捍卫那些在过去就被发现的真理应该保持不变。另一种批评时尚的情况是，人们相信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发现一种新的普世真理，而这种真理可以完全决定未来的走向。

时尚其实是极其反乌托邦以及反极权的，因为它指向一种永恒的变化，未来在此变化中无法预计，也无法逃离历史的更替，更不存在什么可以完全决定未来的普世真理。因此，过去人们批判时尚，而且现代性也对其颇有偏见。甚至是在我们这个宣称自己应该拥抱多元化的差异性的后现代意识形态中，时尚还是饱受批评：当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在很细微处互相区分的时候，而事实上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雷同的时候，时尚会跑来打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通过这种方式，时尚从那些细微的差别中任意选择了某一种，并将其说成是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的差异。

虽然人们对时尚批评不断，时尚却给所有时代的思想和艺术生命留下了烙印。不仅如此：所有理论和艺术生产归根到底都是以历史记忆的系统为导向的，而这个系统一直在追随时尚，因为对每一个时代来说，当一种新的思想和艺术时尚形成以后，首要的任务都是去捍卫属于本时代的时尚，或者可能将会在未来成为时尚的东西。所以和大家通常所理解的相反，今天被称为时尚的东西其实最有可能在未来还是会被接受——人们并不是将时尚当作永恒的真理去接受，而是将其看作某一个时代的特征而将其长期保存。在历史中，新首先是以时尚的形式运作的，因为激进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总是以新的名义发生。这里所说的历史性，并不是所有在某个理论话语里面所提及的那些，而是所有想要谈论历史（das Geschichtiche）话语的历史性本身。每种关于历史的理论总是受到一种威胁，那就是它的新颖性的流失，并被历史所遗忘。如果没有一座图书馆愿意收藏某种关于历史性的理论的书籍，那么这一理论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当一种关于欲望的理论因为过时而不再有人愿意去读或者研究的时候，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温德姆·刘易斯在他所处的年代很有见地地指出，在现代性中，人们被迫接受时尚已经取代了以往被迫接受传统。新的文化潮流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的胜利，而是制造出新的——即使微小且受时间制约——同质性、社会规范、某种行为标准，以及一种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新的集体保守主义。这种描述固然没错，但是它的意思只是时尚创造出了一种能够让“我们的”和“其他的”价值产生强烈差异的价值距离。这样一来，个别的差异是通过牺牲其他的价值作为代价，来定义其价值和不同的。时尚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获得了一种社会的精英地位、一种价值层级以及一套在某个特定团体中被认可的标准。时间意义上的价值秩序不仅允许旧的价值层级以新的形式不断保持连续性，也允许文化批评针对那些对精英式的时尚展开——而这些批评正是以前人们用来批评顽固的文化传统的那一套。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新和时尚：它们同时对站在身份认同的现代乌托邦和差异性的后现代乌托邦的对立面。新远比差异有价值，它不仅为自己赢得了社会性的意义，而且乐意成为它那个时代的真理。通过文化记忆的机制，新宣称自己应为了能够进入未来而受到保存。然而同时，新的存在并不依赖于绝对的意义、真理以及普世性，或者不如说，新对这种普世性完全没兴趣，因为它对自身的历史原创性其实是心存恐惧的。以创新为目标，今时今日的文明实际上正是在这一名义下运作，并且将那些单一的、雷同的和普遍的东西都排除在外，但是这种以新为目标的倾向并不是无端、随意或是没有方向感的。新并不经常出现。什么东西能够进入文化记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没有什么可以保证这个过程的完成。新从来也不是从什么过去文化中被遗忘的东西里被动或者自动地生成出来，也从来不会从某种隐藏着的真实的内部倾向中，或者“已经早已存在”的东西中形成，或者反过来，从非道德性、贪欲或者膨胀的野心中生长出来。新更像是某种关乎价值变化的文化经济策略的结果，而这种策略产生的前提是对现实文化机制的了解。新的产生要求人们在每个具体的时机都能判断出哪种变化可以在与传统、陈旧和已有的东西中获得价值，这样才能给这种变化一个机会进入文化记忆的系统中去。

然而首先，新给了个别的创造者一个可能性，让他可以在历史时间里将自己的生命作为某种价值表达出来，并且也把他从历史的强权中，从普世的、以未来为导向的乌托邦中，以及从那个充满了无数差异却又从根本上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冷漠的当下中解放出来。今天，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原始差异理论的受害者。他们受到了这种意见的毒害：每个人根本不需要费任何力气，与生俱来便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个人都在某个文化外部的、本真的生命层面上与众不同。因此，人们也时不时感到一种焦虑，因为他不可避免地察觉到自己在文化上那种实际上是无法克服的平庸性。但事实是，平庸正是人类存在的常态，而文化的原创性却是某些非常特殊的努力的结果；而且，对于那些不是在专业的文化领域活动的人来说，这些努力的意义和目的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