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邓冰艳：凝望文学的深渊——论布朗肖

凝望文学的深渊：论布朗肖

邓冰艳 著

ISBN: 978752270198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年6月

绪论 

第1部分 写作空间

第1章 文学、死亡与写作 

第1节 “消失”的文学 

第2节 “不可能”的死亡 

第3节 无限的写作 

第2章 写作者的祭献 

第1节 写作的冒险之旅 

第2节 写作者的“凝视” 

第3节 “中性”、存在与主体 

第1部分结论 

第2部分 作品空间

第3章 作品的诞生 

第1节 作品与书籍 

第2节 双重的作品空间 

第3节 作品与“黑夜”

第4章 叙事的秘密 

第1节 无限的“叙事” 

第2节 叙事的时间 

第3节 叙事的“声音” 

第5章 文学语言的奥秘 

第1节 语言的界限 

第2节 中性的语言 

第6章 读者的介入 

第1节 读者的异化 

第2节 中性的读者 

第3节 读者与作品的“交流” 

第2部分结论 

第3部分 文学与世界

第7章 文学与现实 

第1节 文学写作与现实：表征 /呈现 

第2节 布朗肖的极限写作

第3节 文学的两面性 

第8章 文学共同体 

第1节 “不可言明”的共同体 

第2节 中性的共同体 

第3节 孤独的共同体 

结论 

附录1《相遇》中译文 

附录2《我的死亡时刻》中译文 

参考文献 

后记 

本文选自该书“结论”

我们看到，通过不断追问文学并考察写作经验，布朗肖在论证文学之不可抵达性的同时，还在文学消失的地方发现了本质的“文学空间”。从此，写作行动的终极任务变成对这个空间的敞开，由此形成了布朗肖独特的文学思想。在写作行动中，敞开“文学空间”意味着让作品言说自身的“存在”，而作品的“存在”则与人最后的界限即“中性”相关。因此，通过敞开“文学空间”，写作行动同时揭示的是作为“存在”的特殊模式的“中性”，因而可被视作本质的哲学行动。这个行动与死亡的不可能性本身相关，意味着不同的思想模式，将为哲学领域带去全新的视角。于是，通过从“文学空间”出发进行思考，布朗肖为文学领域和哲学领域都带去了黑色的摧毁性力量。

***

以写作这项本质的哲学任务为中心，从该行动所蕴藏的“文学空间”出发，布朗肖首先进一步对写作者、作品、叙事、文学语言以及读者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布朗肖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承载写作行动并由此让文学作为“不在场”显现。这个问题就像是阿丽亚娜之线，贯穿布朗肖文学思想始终，并让各文学元素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我们看到，在布朗肖视域下，写作者不再是作为某部或某几部作品的作者而在此世界享有这样或那样声誉的人，而是始终追寻着文学并在这个追寻过程中注定与“文学空间”相遇、让自身陷入“中性”的“流浪者”；作品也不再是某个拥有确切作者、被置于各大图书馆、可像任何文化产品那样不断流通的“书籍”，而是不断返回自身源头并在双重的作品空间中宣称自己“将到”的独特“存在”；“叙事”不再仅仅意味着对或离奇或现实之故事的讲述，而是更为本质地意味着对以文学为追寻对象的无限写作进程即布朗肖所说的récit的不断重复；文学语言不再仅仅意味着某种独特的文学修辞或风格，而是更为本质地意味着对某个让作品消失的“无作”空间的承载；最后，读者也不再是不断探寻文本“隐藏含义”的变成评论者的异化读者，而是在“文学空间”的“沉默召唤”下轻盈地言说“是”并与该空间“面对面”的“幸福轻盈”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整个过程中，“文学空间”在构成写作行动隐秘中心的同时，也构成了布朗肖整个文学思想的隐秘中心。这是一个充满摧毁力的中心，是“没有中心的中心”。正是在这个“空无”中心的牵引下，曾经常被论及的几乎所有与文学相关的主题，都逐一在布朗肖的笔下消解。我们依次看到，在“文学空间”敞开处，文学消失、写作者将自身祭献、作品变得不在场、叙事变得不可能、语言将自身删除、读者变得“无知”。在清空一切之后，布朗肖唯独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空间本身。最终，正是从该空间出发并以该空间为隐秘中心，布朗肖得以在摧毁一切的同时去重构写作、写作者、作品、文学语言、读者等元素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发展其独特的文学思想。

首先，“文学空间”是布朗肖文学思想的核心，该空间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孤独，不过不是属于任何人的孤独，而是无人称的本质孤独。在《文学空间》开篇处，布朗肖便写道：“当我们能体验到‘孤独’一词真正的所指时，我们或许就能获知一些有关艺术的东西。”（LEL:9）这个孤独被布朗肖称作“作品的孤独”，因为在这个空间中，作品永远不在场，它是作品的不在场本身。作为作品之不在场的“文学空间”并不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稳定空间，它将同时激发两个不同方向的迫求：要么在这个“空无”的吸引下去追求作品的在场，要么在这个“空无”面前转身，让其作为至高之物显现。它们分别对应写作的迫求和阅读的迫求，而且只有当这两个迫求共存并产生交流时，“文学空间”才能获得其在场。

其次，写作就是可以同时承载这两个迫求的运作。在布朗肖看来，正是对作品的在场即文学的追求让写作者开始写作，但写作者总是被引至作为作品之不在场空间的“空无深渊”。此时，正是潜在的“阅读迫求”要求写作者从这个空间面前转身，并在转身的同时让文学作为“不在场”再次显现，从而吸引写作者继续前行。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行动永远无法由一个人承担，写作者在写作时已经假设了未来的读者，而当“未来的读者”变成“真正的读者”时，阅读行动不过意味着对作品交流的再次激活。因此，可以说，在写作行动中，既不是写作者在写作，也不是读者在写作，而是写作者与读者一起让作品自我写作。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写作者通过对文学的不断追寻而总是趋向于将作品变得不在场；另一方面，读者通过阅读又总是能让这个不在场不至于真正消失，而是作为不在场保留下来。就这样，“文学空间”将获得它的在场。

最后，读者之所以能够重新激活作品的内部交流，与文学语言的独特性相关。文学语言并非我们日常用来交流的工具语言，而是布朗肖所说的“复数的话语”。这个话语承载着作品的双重空间：“作品的可能性空间”和“作品的不可能性空间”。从这个双重的空间出发，会产生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量，即让作品成为可能的写作力量以及让作品不再可能的“无作”力量。正是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作品本身，让作品得以言说自身的“存在”。其中，产生“无作”力量的正是隐藏在作品空间中的“文学空间”。从这个空间出发将产生一个“空无”的叙事声音，不断吸引写作者前行。当写作者在这个声音的吸引下不断通过写作进行回应时，不仅他自身将被困在“等待遗忘”的时间循环中，从此只能不断将自身祭献，而且由此写就的文学语言也将在这个中性声音的吸引下，始终趋向于被这个“空无”吞噬。于是，这个“空无”将作为删除任何形式与意义的“神秘区域”蕴藏在文学语言中，将这个语言变成“复数的话语”。当这个复数的话语转而与读者相遇时，蕴藏在这个话语中的“空无”则将通过产生逃离一切表征意义的象征力量，进一步趋向于将读者吞噬。这时，只要读者任由象征力量牵引，轻盈地言说“是”，他就能够与“空无深渊”面对面，让“文学空间”再次被敞开。于是，我们看到，文学语言就像是置于“写作迫求”与“阅读迫求”之间的无限间隔，它在赋予这两个迫求以现实性的同时将它们分离，把它们分别转化为具体的写作行动和阅读行动，从而让写作者与读者得以共同承载这个超越自身的“文学空间”。

可以说，从“文学空间”以及形成该空间的两个相反迫求——“写作迫求”和“阅读迫求”——之间的交流出发，考察由此产生的由写作者和读者共同承担的写作行动，应该可被视作布朗肖文学思想中最独特的部分。尽管马拉美、里尔克等诗人都曾在他们那深邃的文学思想中将目光投向这个“书的不在场”空间，但他们依旧更多从诗人或写作者的角度出发，思考的是人通过诗歌超越这个“空无”的可能性。布朗肖在“文学空间”那里看到的却是文学的不可能性和人的界限本身。当抵达文学的幻想消失，写作将不再隶属于诗人或写作者，而是变成一个本质的行动。这个行动将不再能够由写作者独自承担，而是需要写作者与读者共同介入。最终，通过将写作者和读者统一在写作行动中，布朗肖将写作行动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为法国20世纪思想界带去了一股黑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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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布朗肖对文学与写作的思考，也是对“存在”本身的思考。作为消失的文学或不在场的作品而在场的“文学空间”首先对应了“存在”的一种特殊模式：“中性”。如果说“文学空间”在布朗肖的文学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那么“中性”就是布朗肖哲学思想的中心，我们也可称之为中性的思想。有关这个“中性”，需要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性”对应人的死亡否定性本身。黑格尔正是通过对这个否定性本身进行否定，对死亡进行概念化，从而为他的总体思想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否定性本身的不可能性，才在它面前转身，将之视作让生命成为可能的不可能界限。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而上的“存在”，还是存在主义的“存在”，它们都建立在对这一否定性的否定或转身的基础上。相反地，布朗肖所说的“中性”关注的却正是这一否定性本身，因而先于所有那些对“存在”的命名。

其次，“中性”不是任何形式的“存在”，而是“存在”的不在场本身，因而可被视作“存在”的本质意象。布朗肖用“遗体”和那耳喀索斯在水中看到的身影来对这个本质的意象进行了解释。这个意象不是有关“生者”的形象，而是当死亡来临、“生者”的形象消失时，“遗体”所显现出来的意象。“生者”形象的消失指的就是主体性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个本质的意象先于任何主体意识，先于人对自我的任何主体幻象。它始终隐藏在主体身后，是主体的“影子”，只有当主体消解时才能显现。布朗肖所考察的写作行动正是让主体消解、让“中性”显现的进程：当人们在本质意象（文学）的吸引下不断追寻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需要突破自身的主体性界限，陷入对这个意象的“着迷”中。

再次，作为“存在”之不在场的“中性”意味着与“存在”本身的无尽分离，这就使得，它蕴含的是一种无限的差异性关系，甚至就是这一差异性关系本身。因此，“中性”无法被任何“同一”或“总体性”关系吞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朗肖的中性思想超越了任何形式的总体思想。此外，这个差异性的关系还将吸引主体对外在于自身的他者（文学）产生欲望，并尝试突破主体性界限，向着“外在”空间敞开。正因如此，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同样是对所有主体哲学的超越。我们将看到，在“中性”状态下，“存在”的主体性消解，随之消失的还有一切建立在主体能力基础上的对客体和自身的认知活动。可以说，“中性”正是外在于自足主体的“存在”的“剩余”，它不仅不是赋予主体建构功能的形而上中心，而且根本就是让任何建构不再可能的摧毁性力量的源泉，宣告了任何形式的形而上中心的不可能。这样一来，“中性”的显现不仅意味着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上帝的颠覆，而且意味着对后来想要占据上帝中心位置的人的驱逐，最后唯独在上帝和人消失的地方留下“空无深渊”。

最后，“中性”就是这个“空无深渊”本身，意味着人思想的一种“断裂”。事实上，它就是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中所提及的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弗洛伊德所开启的解构运动的摧毁性力量的源泉。尼采将这个深渊命名为“虚无”，海德格尔将之命名为“非—存在”，弗洛伊德将之命名为“无意识”。正是对这个“空无深渊”的意识让他们的思想充满摧毁性力量，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哲学传统产生断裂。在此基础上，尼采始终思考的是人如何克服虚无，海德格尔转身去思考作为个体的“存在”，弗洛伊德则沉浸在对无意识的解读中。在他们的思考中，作为其思想摧毁性力量源泉的“空无深渊”并未作为一种存在模式被探讨，而是分别变成需要被克服、被转身或被解读的对象。布朗肖始终思考的则正是这个“空无深渊”本身。如果说尼采的任务是将世界的所有价值与意义清空，并以他自身的在场为名，开启人类的一个新纪元，那么在布朗肖看来，尼采最后需要清空的就是他自身的在场本身，而布朗肖始终思考着的作为“空无深渊”的“中性”正是将一切清空的“存在”模式。在“中性”模式下，不仅所有存在于此世界的价值、意义、目的被删除，而且可能产生所有这些价值的主体也已经被驱逐，最后只剩下这个“空无深渊”本身。布朗肖始终思考的是，当一切被清空后，也就是在奥斯维辛[1]之后，写作和生活如何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当人们意识到人不是某种上帝式的无所不知的骄傲主体，而是一个有限的、有缺失的“存在”后，一切将如何成为可能。于是，当思想从“中性”出发，而不再从主体出发，这将不仅意味着对人的全新理解，而且也将意味着对所有现存价值和意义的重估。从这个角度出发，布朗肖通过对“中性”的思考，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尼采所说的对“人类新纪元”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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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被清空，唯独留下“文学空间”或中性的“空无深渊”，这将首先意味着“我”与“他人”之间全新关系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为他人而写作——试想在写作经验中，如果写作者是“最后之人”，或者是“最后的写作者”，也就是不再有未来的读者，他似乎就没有必要在中性的“空无深渊”面前转身，从而让写作继续了。因此，“我”之所以在陷入深渊后转身继续写作，是因为“我”与“他人”都是有界限的人，“我们”因这个共同的界限而组成了共同体，我们需要一起承担让这个共同体显现的责任。在这个共同体中，中性的“空无深渊”就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本身。

这个共同体正是南希所说的“‘无作’的共同体”，或巴塔耶所说的“否定共同体”。形成这一共同体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界限或缺失本身。不过，这将是一个不可言明的共同体，因为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本身也是有界限的。如果我们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将各人文科学视作不同的结构，那么语言结构就是所有结构的结构，是人的主体性结构本身。然而，作为共同体基本关系的“中性”绝对外在于主体，是“存在”在主体之外的“剩余”。因此，共同体也就外在于语言结构，无法被言明。这就是为何，长久以来，在喧嚣热闹的哲学、人文科学话语中，这个共同体始终处在被掩盖的状态。

可以说，这个共同体是绝对的沉默，是始终无法显现的东西。然而，正如利奥塔在《何为崇高》一文中所说：“无法显现的东西是唯一值得为其奋斗的，也是下个世纪全世界为之思索的问题。”从此，哲学追求的目标似乎将不再是任何绝对的真理，而是让“无法显现之物”作为沉默得以显现的途径。这里的沉默指的并不是简单的不说话。相反地，为让这个共同体作为沉默显现，我们必须言说。利奥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由于我们言说、行动与生活在随时可能发生的‘失去’之威胁中，我们将无法走出这样的循环：不在场不断变得在场，在场不断深化为不在场……因此，哲学思考将只剩下唯一的主题：我们永远无法逃离的通过话语见证缺失的在场。”这个话语正是“我”与“他人”之间通过交流所产生的话语，在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共同体将作为“我”与“他人”之间的无限陌异性关系被保存。写作便是作为写作者的“我”与作为未来读者的“他人”不断交流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无限的交流过程中，人类所属的共同体得以作为沉默显现。

从此，哲学话语将与某个本质的重复相关：不是对任何具体内容的重复，而是围绕“无法言说之物”的不断重复。正是在这个无尽的重复中，“无法言说之物”得以作为沉默显现。如果说布朗肖所创作的“叙事的叙事”是通过叙事内部的重复让“中性”得以显现，那么他与其他思想家之间“无尽的对话”则是让“中性”得以显现的另一种重复。正是在他与巴塔耶、列维纳斯等思想家之间的友谊对话中，他们得以一起承载属于共同体的本质孤独，并在不断的相互回应与言说中，一起为法国20世纪思想带去了全新的起点和最为本质的思考。正是从这个新的哲学起点（不是起点的起点）出发，也就是从这个作为“存在”之缺失和界限的中性共同体出发，几乎所有与人相关的概念、理论、看法、偏见、行动等都将被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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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从这个将一切清除的“空无深渊”出发，首先被布朗肖重新审视的便是文学领域，由此便形成了本书所探讨的布朗肖的独特文学思想。我们看到，通过从让文学消失的“文学空间”出发去考察文学进入文化领域后所产生的各种概念，布朗肖将几乎所有这些概念进行了重估：文学本身不再是任何至高无上的概念，文学写作既不是上帝的旨意，也不再是人的天赋，或者至少“天赋”一词用来形容写作活动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作者因其书籍在此世界享有的所有名声与地位也不再与文学相关，属于雨果、巴尔扎克等伟大作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传统意义上对作品的称谓似乎也将让位于叙事，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更多被视作已完成之物，与让它完成的作者依旧联系紧密；最后，代表作这一属于文化范畴的概念也将不再适用。我们看到，无论是天赋、伟大作家、作品还是代表作，所有这些概念都曾是19世纪文学领域经常出现的词汇，正是这些词汇构成了那个年代的人文主义幻想，在当时言说着对人的无限信仰。然而，当布朗肖揭示出文学的本质在于消失、人的本质在于其界限与缺失后，这个幻想自然随之破灭。这就是说，随着布朗肖对文学消失本质的揭示以及对“文学空间”的敞开，曾经围绕在文学周围的神秘光环以及在19世纪曾作为这一光环源头的人被消解，让位于文学源头的“缺失”以及由该“缺失”所形成的黑暗深渊。于是，一旦人文主义的幻想破灭，我们将依次发现以下事实。

首先，在写作的源头方面，一个人之所以开始写作，并不是因为他提前拥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天赋，而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自身“存在”的界限，并将对来自主体“外面”的“中性声音”进行回应。

其次，感受到自身“存在”的界限，其实就是感受到自身的“死亡”界限，这样的感受会让写作者产生某种焦虑。面对这种焦虑，大部分写作者可能倾向于到文化层面去寻求慰藉，期望在此世界的荣光中以及由该荣光所保障的某种不朽中获得安慰。我们看到，为抵抗写作之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这些人即使进入了“文学空间”，却依旧渴望着“死后复活”，想要作为一个名字汇入历史长河中。不过，人文主义幻想的破灭不免会使这些为“死后复活”而写作的作家陷入虚妄与尴尬的境地。同“死后复活”这个依旧充满人文主义幻想的创作理念相反，布朗肖则认为应该“为了死亡而写作”。从此，人不再是为了此世间的荣耀与虚名而写作，而是为了抵达“死亡”而写作，写作也不再仅仅意味着一段又一段短暂的人生，而是更为本质地意味着一个跨越时空的无限匿名的进程。

最后，当布朗肖提出“为了死亡而写作”时，这同时意味着，对布朗肖而言，写作不再与过去和未来相关，而只与现时（présent）相关。从此，写作既不再意味着对已发生之事的回忆与讲述，也不再意味着对未来的预测与警示，而是意味着对“现时”本身，即对“此地此刻”本身的不断追寻。于是，随着这个匿名写作行动的不断展开，历史仿佛被划开一道口子并产生某种“断裂”，不再不断线性地从“过去”走向“未来”，而是陷入某个“现时的深渊”。这就是说，从此，对布朗肖而言，写作者的命运既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而是在现在。如果说波德莱尔和兰波正是从抵达现时、让现时在场的角度出发，提出“必须绝对地现代”的话，那么布朗肖所提出的“为了死亡而写作”则正是抵达这个“绝对现代”的尝试。诚然，正如当代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我们从未现代过”，但这只是因为，“成为现代”（être moderne）或者“成为现时”（être présent）这个动作本身本就没有过去时或将来时，它既不是“已经发生”，也不是“将要发生”，而只是在某个“现时的深渊”中无限地“即将发生”，而布朗肖所说的写作正是让历史转向这个“现时深渊”并将之敝开的本质行动。

总之，当人文主义的幻想破灭，人的神话不复存在，且人意识到自身的界限与缺失后，写作者的形象将不再是拥有天赋的创造者，他们也不再能以作品、代表作等为保障，或者从死后可能的荣光中获得慰藉。从此，他们想要的是“绝对地现代”。一心追求“绝对地现代”的写作者将远离现实世界，从此与另一个位于“此地此刻”的世界相关，并生活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重“现实”（或者“非现实”）之中。法国20世纪包括超现实主义、新小说、原样派等诸多文学流派都体现出了对这个世界以及现实进行呈现的整体倾向。不过，通过对“文学空间”的阐释，布朗肖不仅指明了人的界限和缺失，而且还揭示了这个世界以及现实的不可抵达性。可以说，这个世界与现实超出了我们的界限，这个界限主要体现在我们的时间性方面：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现时，被我们言说的“此刻”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于是，“此地此刻”的物永远无法被我们抓住，正如利奥塔所说，“我们始终言说、行动、生活在失去的威胁中”。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与现实中，但我们时刻面临着失去它的可能，永远无法抓住它，这就是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境况。然而，布朗肖所说的写作却是这样一个本质的哲学行动，在这个行动中，写作者不再生活在时间不断往前流动的现实世界中，而是来到意味着对一切现实之否定的想象世界中，不再将目光投向由各类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现实世界，而是在想象的世界中继续追寻被“黑夜”所掩盖的“现时”。于是，在“此地此刻”的世界与现实消散之前，写作者将它变成了追寻或欲望的对象，并在它们始终不在场的地方，等待着它们的“将到”。

于是，我们看到，通过从将一切消解的“文学空间”以及“空无深渊”出发对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布朗肖在让文学摆脱所有人文主义幻想的同时，将文学写作变成了以抵达死亡以及变得“绝对现代”为目标的本质行动。随着“文学空间”在该行动中敞开,写作和死亡变得不再可能，在没有主体的情况下，无限延续；时间仿佛发生转弯，不再从过去流向未来，而是产生某个“现时的深渊”；人任由自身主体性被消解，变成不再有任何形象与身份的“中性”；与人相关的所有现实性亦被删除，最终仅留下由这个删除所产生的“空无”本身。这一切仿佛从布朗肖所敞开的“文学空间”中释放出一股黑色的摧毁性力量，这股力量所及之处，曾经围绕人这一中心的所有形象、概念与价值都被消解与吞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始终强调布朗肖的思想极具摧毁力，布朗肖的写作思想亦可被称作死亡哲学、否定哲学、沉默哲学、断裂哲学等。不过，始终需要注意的是，与“文学空间”相关的“死亡”“沉默”“否定”“断裂”等并不是布朗肖思想的最终归宿：对无限死亡与否定的生产，不过是为了等待某个轻盈肯定的到来；对“沉默”的不断声称，不过是为了让来自无限远的“外面”的声音响起；对“黑夜”的挖掘以及对“不在场”与“断裂”的深化，不过是为了迎接另一束光亮的降临。因此，我们看到，“文学空间”的敞开不仅意味着对主体性的消解以及对与主体性相关之现实性的删除，而且还意味着在消解主体性与删除现实性的同时，在现实世界之外敞开一个通往“此地此刻”之“真实世界”的“通道”（passage）。最终，正是在这条“通道”的无限远处，“真实世界”将作为“不在场”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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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将一切清除的“空无深渊”出发，布朗肖不仅对文学领域进行了重新审视，而且还在文学与哲学，或者更为广泛的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框架下，对哲学领域进行了重新审视。

事实上，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史是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在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里，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只是哲学视角下众多对象中的一个，或被归为一种审美，或被归为一种情感教化的工具，抑或一种娱乐方式，等等。总之，在这些年代，对艺术的种种构想与认识都建立在某个哲学视角基础之上，我们可称之为艺术被哲学统治的年代。哲学对艺术的统治或许从苏格拉底追问“这个文本究竟想说什么”开始，又或者还可追溯到更早——从欧里庇得斯将古希腊悲剧中的伟大艺术归为思想开始，并在黑格尔的思想中抵达巅峰，随后被终结。不过，正如巴迪欧在《尼采：反哲学》一书中所说，当我们说艺术在黑格尔思想中被终结时，这里指的并不是艺术本身的终结，而是艺术的哲学意义的终结，或者更为具体地，是艺术的审美形象的终结。这就是说，黑格尔之后，人们不再能就艺术的哲学意义说更多的话，又或者当时的艺术“无法再为哲学提供精神问题的现实性”。事实上，这也是为何，艺术被黑格尔“归为过去的事情”。

诚然，艺术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哲学的统治下。不过，在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史中，同样曾出现过另一种倾向，即艺术统治哲学的尝试。以诺瓦里斯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浪漫派就曾在发现文学的绝对力量后，尝试通过文学而不是哲学的路径抵达绝对；尼采自称是艺术家类型的哲学家，并认为“在哲学家—国王曾经占据的位置处应该且可以出现艺术家—国王”；海德格尔更是将诗视作通达存在的本质路径，认为人们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等等。我们会发现，西方形而上学危机之后（或之前），哲学在前进的同时不断向艺术靠拢，并从后者那里汲取养分。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未像早期浪漫派那样，声称用艺术代替哲学以抵达绝对，但无论如何，艺术趋向于不再只是哲学视角下的某个对象，而是可为哲学提供不同力量的源泉。

显然，我们完全可将布朗肖的文学思想置于艺术与哲学的这段关系史中进行考察。正如我们在绪论部分所说，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并不是从哲学角度出发对文学的外部把握，而是以文学为方式的哲思。不过，这里所说的以文学为方式的哲思指的既不是早期浪漫派所说的让文学占据哲学曾经的位置，成为抵达绝对与真理的方式，也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以文学为方式，让文学成为让“存在”“敞明”的场所。事实上，布朗肖的文学哲思有更高的企图，它想要通过诸如写作的行动，在哲学有关“绝对”与“存在”的基础假设之外，敞开一个让一切消解的“中性空间”。因此，我们看到，布朗肖的文学思想不仅意味着文学或者艺术对哲学统治的反抗，而且意味着文学对哲学基本假设与根基的质疑，当然，同时也意味着为哲学指出一条继续前进的可能的道路。从此，在这条道路上，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将被消弭，不再有文学统治哲学还是哲学统治文学之争，有的只是共同围绕“不可言说之物”的不断言说与重复，以及在这个言说与重复中对某个“不可能空间”的不断敞开。

布朗肖所说的“写作”正是这条道路上的绝佳思考方式，而其对写作所揭示之“中性”的命名则充分体现了他消解西方传统哲学基本假设的愿望。对“中性”命名，其实就是对“无”命名，也就是什么都没有命名：“中性”既不是西方形而上传统中至高无上的“存在”，也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的存在，而是任何“存在”被命名前人的某种“无以言状”的状态。之所以“无以言状”，是因为“中性”指的是主体被确立之时，人与“自我”的原初分离，是可能性形成之前的“不可能性”本身，是肯定产生之前的“否定性”本身，这个部分由于意味着“分离”“不可能性”以及“否定性”而无法进入主体意识的范畴内，是主体永远无法产生意识的部分。不过，这个部分却像是某种“给予”，根植于每个个体的思想深处，并因此让所有人处在某个“中性共同体”中。再一次，“中性的共同体”其实就是“无”的共同体，该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所有人被某个绝对或真理统治，而是意味着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个“空无深渊”：人们因为共同的“无”而不是因为任何共同拥有的东西或可能性而组成共同体，事实上，这本就是对“共同体”这一说法本身的消解。从此，哲学需要呈现的正是属于所有人的这个“无”。然而，当哲学需要处理的对象变成“无”，这便意味着哲学从此不再有对象，或者至少意味着曾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思考模式将不再有效。

于是，我们看到，对“中性”的命名不仅消解了西方哲学传统对存在的各类假设，而且还消弭了哲学对某个绝对或真理的假设，最后还使得贯穿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法变得不再有效。最终，随着哲学这个古老的机器在“中性”的视域下被消解，作为“中性”思想的写作随即闪亮登台。

作为“中性”思想的写作更多是一个有关“交流”与“对话”的思想，因为这个思想永远无法由一个人独立承担。主体不可能依靠自身意识到位于主体之外的东西。只有当“他者”逼近且让主体感受到“他者”身上超越主体的部分的时候，主体才能产生自我超越的欲望。这就是为何，布朗肖在他的文学思想中同时强调写作者与读者的作用，并将其重要的哲学文集命名为“无尽的谈话”。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性”思想的“交流”与“对话”只能以“中性”为中心，即以“无”为中心。这就是说，它们只能是不包含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交流”与“对话”。在“交流”与“对话”中，当一个人是“我”时，另一个人就是“他者”，正是在“我”与“他者”交替的缝隙处，即在写作者与读者转换的那个瞬间，“中性”得以作为“没有内容的内容”或者“没有话语的声音”呈现。

显然，正是在对“中性”或者“无”的呈现方面，文学做到了传统哲学做不到的事情。当然，这里指的并非任意的文学形式，而是布朗肖所揭示的能够不断生产“文学空间”的写作。此外，文学也并非呈现“中性”的唯一方式。但至少，通过对文学写作的不断追问，布朗肖在敞开“文学空间”的同时，指出了超越传统哲学而继续思考的可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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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布朗肖所构思的写作行动打破了有关文学的人文主义幻想，消弭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基本原则，揭示了让文学消失的“文学空间”以及隐藏在主体背后的“中性”，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意味着对某个文学“存在”的揭示，只不过这个文学的本质在于“消失”，会在牵引人不断追寻的同时，敞开让文学消失的“文学空间”。对这样一个文学“存在”的揭示将有望帮助人们厘清以文学为中心的诸多争论。从此，无论人们对文学的价值是抬高还是贬低，无论人们以何种视角看待文学以及产生何种知识，无论人们赋予文学怎样的责任或意义，等等，严格意义上，所有这一切都与纯粹的“文学”无关，而只是意味着由于没有勇气面对“文学空间”所产生的“空无”，人们将“文学空间”铺陈到历史中，并按照此世界事物的逻辑，对文学形象的人为塑造。这样的文学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经历兴衰起伏。布朗肖所揭示的则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文学”，透过这个文学“存在”，布朗肖让我们看到的是隐藏在主体身后的“中性”，以及为整个人类所共有的那个“不可言明”的共同体。这个文学并非某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它不仅不具有任何价值，而且意味着对所有价值的拒斥与清空。要想与这个文学产生联系，人们只能加入追寻文学的写作进程，或者变成“无知的读者”，而所有那些企图将文学纳入某个价值体系并对其进行高低评判的争论，其实都与文学本身无关。

其次，布朗肖所揭示的文学“存在”对应着一种特殊的存在模式，即以“无”为本质或内在性的存在模式。这不仅仅是人的一种存在模式，而且也是物和语言的一种存在模式。在这一存在模式下，任何有关“存在”的命名尚未完成，主体尚未形成，语言尚未成为主体奴役物的工具，物也还未被削减为各式各样的概念——总之，人、语言、物都作为自身而在，尚未相互纠缠并处在主体的统治下。布朗肖对这样一个存在模式的揭示让我们看到：其一，笛卡尔所说的“我思”主体并非一个牢不可破的坚固基底，人除了可从主体出发通过语言对自身及世界进行理解与认知外，还时刻面临着失去主体性、向“外面”敞开、回归自身存在的可能性；其二，不过，19世纪以来，随着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人企图占据上帝曾经占据的位置，于是想要把主体变成某种绝对，并将隐藏在主体背后的“空无”彻底驱逐，由此便开始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幻想，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作为所有知识掌握者的“救世主”形象逐渐被历史地构建起来；其三，布朗肖对主体背后“中性”的揭示则让人从这场人文主义美梦中惊醒，并让我们看到人所有认知与理解行动的主体界限。由此导致，从此，无论在哪个领域，人们都无法声称抵达某个绝对的真理，因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已经随着上帝及人至高地位的坍塌而不复存在。从此，有的只是人从自身主体性出发，借助理性与逻辑对真理的局部生产，以及在所有这些局部真理之外，通过言说，对那个以“无”为内在性之原初存在的不断呈现。

最后，如果我们像黑格尔一样，将精神视作一种现象，那么布朗肖对“中性”的呈现则意味着对某个隐秘的精神现象的揭示。事实上，人生活在各个不同层面的现实之中，并会在与不同层面之现实的接触中产生不同的精神现象。不过，如果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尝试揭示的是处在各类现实性中的人通过实际劳作不断生产新的现实性这个进程的话，那么布朗肖的“中性”思想揭示的则是人“在虚无中追寻虚无”并任由某个“此地此刻”的且转瞬即逝的“现实”在自身面前显现的进程。这里涉及两个截然不同的进程：一个让人加入世界的历史进程之中，并成为该世界的一部分，另一个则让人逃离世界的历史进程，并在该世界之外呈现另一重不同的“现实”；一个意味着时间的横向前进，另一个则意味着在让时间在纵向上产生某个“现时的深渊”。同时，这里也涉及两种不同的“现实”：一个是与人密切相关，既会对人产生影响，又可被人生产的“现实性”，另一个则是不与人直接相关，会在不断逃离人的同时，牵引人向着自身敞开的“实在”。其中，在与人密切相关的“现实性”中，除了让人沉浸其中并体验百态人生的由各类社会关系组成的“现实性”本身，我们还将识别出另一层面的“现实性”，即隐藏在各类社会关系背后且主宰着这些关系的不同结构。于是，我们得出与人的精神活动相关的三重“现实”。第一，由各类社会关系组成的“现实性”；第二，由支配着各类社会关系之结构（可能具有多个层级的结构）所形成的“现实性”；第三，与“此地此刻”的世界相关，会牵引人逃离社会现实性、向着自身敞开的“现实”本身。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出发，以上三个不同层面的现实分别对应了面对形而上哲学危机，法国20世纪思想界众所周知的三个不同方向的选择：一个是曾经统治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以萨特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关注个人层面的现实性），另一个是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后来迅速发展至其他各个领域的结构主义（关注结构层面的现实性），还有一个就是以德里达为中心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关注“现实”本身）。表面看来，这三个不同的思想相继发生，似乎具有线性关系，但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它们不过是对不同层面之现实的关注。其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正是以布朗肖所呈现的中性的“空无深渊”为起点的，这个“深渊”在德里达那里被称作差异。因此，解构主义不是对结构的单纯摧毁，而是通过解构性力量，让人类共同体层面的“现实”得以显现的途径。

最终，我们将发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是由以上三个不同层面的现实共同组成的，它们并不是处在非此即彼的竞争状态，而是位于三个不同的维度。第一个层面的现实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决定；第二个层面的现实由决定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更高的结构决定，这个更高的结构可能是福柯所说的权力与意志，也可能是语言哲学家所说的作为所有结构之结构的语言。如果说前两个层面的现实都是可通过语言进行分析，从而被当作真理进行言说的“现实性”的话，那么第三个层面的现实则始终无法被言明，也无法被抓住。事实上，第三个层面的现实就像是某种“剩余”，只有当前两个层面的“现实性”被清除后才能显现。布朗肖所考察的写作行动正是让这第三个层面的现实得以显现的途径，同时显现的还有建立在这个“现实”基础之上、属于整个人类的不可言明的共同体。该共同体的显现将让我们明白，人不仅因为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而共同处在各类关系网络下、受到某种规训力量的制约，而且还会因为共同属于那个不可言明的共同体，而始终充满逃离规训社会、向自我或者“真实世界”敞开的逃逸力量。其中，规训的力量趋向于让人在黑格尔所描绘的那个不断生产着现实性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抵达某个封闭完美的总体，涉及的是黑格尔从绝对意志到绝对意志的封闭循环；而逃逸的力量则意味着让人逃离所有固定的价值与意义，以及由这些价值和意义构成的一切总体性，并向着“自我”以及“真实世界”敞开。

总之，从此，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不再像它看似的那样密不透风、始终逃不过黑格尔所描述的历史进程，而是将产生无数个缝隙。透过这些缝隙，“外面”的光会照进来，让那些曾深陷以人为中心、打造唯心世界美梦的人们惊醒，让他们敢于直面自身的“存在”，并睁眼“看”这个世界本身。布朗肖所说的“文学”正是这若干缝隙中的一个：透过“文学空间”，文学的光亮照耀进来，吸引人们踏上追寻文学的无限旅程，并在作为“通道”（passage）的“文学空间”处，等待“自我”以及“真实世界”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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