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勾勒姆：“造福”还是“造孽”？

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73期：世纪文景新书《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哈里·柯林斯，特雷弗·平奇 著；雷瑞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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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令人担心的一点：《勾勒姆医生》的撰写将比“勾勒姆系列”中其他两部（主题是科学与技术）都困难，因为医学比我们以前探讨过的科学和技术更加个人化，并且有立竿见影的后果—无论人们多么想遁入理论和哲学，最终也难逃健康问题。一位朋友获知正统医学对自己所患的耳鸣无能为力时，尽管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还是求助于中医和针灸，后来他得到了成功的治疗，最终还成为顺势疗法的倡导者。对这样的朋友，我们应做何反应？当我们所爱的人面临癌症的死刑宣判，试图寻求替代疗法时，我们应该提出何种建议？当秘书确信她自己得了慢性疲劳综合征，或当同事由于重复性劳损请假时，我们要如何回应？当我们的孩子被要求接种疫苗，而围绕该疫苗的讨论争论不休时，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的乳房X光片、胆固醇指标等显示了危险信号时，我们要如何评估它的危险性？当上年纪的父母或亲属不得不在医疗干预和有尊严的死亡之间进行困难的权衡时，我们要如何给出建议？当自己的慢性疾病和损伤清楚地显示了死亡的前兆时，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整个一生中，我们都在学习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困境。当我们糊里糊涂地找到当时对自己似乎是正确的治疗方法时，通常把一些更深层次的考虑忽略了。然而，就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人们在看病过程中留下深深的心灵创伤（有时是身体上的），因此，当我们试图后退一步来思考问题，并且努力提供冷静的分析时，很难不冒犯他人。

更糟糕的是，“健康”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伴随着艾滋病、肺结核、SARS，或者贫困，全世界人类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美国，还存在得不到医疗保险的情况。面对预防比治疗更有效的强有力的证据，高技术、高成本医学却仍占据优势，并且医疗保险公司、健康维护组织和大型医药公司等都从中获益。农业产业也鼓励人们多吃肉、多喝牛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患上新界定的疾病，如注意力缺乏症，现代生活整体上都过分医学化了。所有这些构成了政治以及医学的图景。重大健康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发达社会，谈论健康也是在谈论消费和生活方式。现今，健康与身份和通过广告而繁荣的时尚及流行文化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健康方式”，不管这种方式指的是忙得分身乏术、以强调快节奏的生活价值来标榜自己的公司老总们天天晨练、大把吃药，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反对技术专家统治下的医学体制、强调自然平静的人们崇尚草药治疗、热爱健康食品和有机食品、热衷瑜伽锻炼。健康从不仅仅是健康，维持健康，就要把为标志现代人的身份而排除在外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重新纳入。

我们在本书中的任务同样艰巨，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讨论健康问题。健康是如此重要，以致有的学术领域把对健康的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比如，我们有公共卫生学院这类机构，还设有卫生经济学、卫生信息学和医学伦理学这些学科。相比较而言，其他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则很少涉及这类问题。在最相关的领域—医学社会学中，大多数的研究或者仅仅附带提及，或者完全不提及本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医学知识？它与科学知识之间是什么关系？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的？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拥有这样的知识？我们应该给予这种知识多大的信任？尽管我们是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但“边缘位置”也有所裨益。就我们所知，还没有人从我们的角度讨论医学—将其视为一种专业知识，就如同学者们看待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一般。并且，就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针对日常医疗决定理解上的关键区别—为个人服务的救助手段和为集体服务的科学之间的区别，进行研究。

在此，要提醒读者的是，我们也对应该迎头攻击和需要小心绕开的问题做了选择。若有读者希望本书能就与健康相关的大量政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或深入思考，将会比较失望。但是，关于这些问题已经有许多书籍展开过论述。许多重大问题关于资源缺乏和资源重新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有许多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只是缺乏政治意志去实施罢了。我们都赞成资源重新分配，但这不是本书的主题。只有在熟悉的卫生政策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时，我们才会讨论或提供我们自己的建议。（明显的例子是，正统医学和替代医学之间资源分配的冲突，这涉及医学知识本质的争论。）

在《勾勒姆医生》中，我们以处于所有医疗保健体制核心地位的医患互动开篇，根据有关专业知识的主题，重新界定了这种互动。我们试图描述病人和医生分别拥有的专业知识的轮廓。专业知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将本书核心主题，即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差异，纳入考虑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