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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公共的策展 | 全球语境到时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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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公共的策展 | 全球语境到时代之变 崇真艺客

在2022“策展与未来”现场



2020年以来我先后参与了三次“策展与未来”论坛,这三年的题目在我看来实际上都是围绕“公共性”这个话题展开,三年内我所参与的话题分别为:2020年“全球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表达”,2021年“无墙美术馆的策展与实践”,2022年“时代之变与策展语境”。这三个主题都与2020年以来的现实话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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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策展与未来”现场


2020年我的发言主题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文化表达》,恰好也是2020年全球化的话题成为了2000年以来的另一次高峰,而在此之前集中讨论全球化的话题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比如2001年的911,中国加入WTO,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第一次全球化的讨论热情是千禧年之后形成的高潮,在此期间2003年SARS期间进一步提升了人们讨论全球化的热情,2020年和2003年像是一次新世纪的呼应,全球化在一次成为讨论热点,无非前者是全球化走向高潮,而后者面对的是全球化退潮的危机。新世纪的20年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不只是当代艺术,而是在大众流行文化,摇滚乐,严肃文学,大众文学,电影行业普遍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表达的转型和演变。我们今天的现实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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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策展与未来”现场


2021年我的发言主题为《花家地双年展》,这个项目迄今为止我和卢征远一起努力举办了三次,其中最为严肃和落地的是第一届双年展,第一届花家地双年展诞生于花家地的老旧小区,这个社区成为了天然的无墙美术馆,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无墙美术馆这一概念,第一届花家地双年展所有的成本控制在了500元人民币以内,邀请了近二百位艺术家的作品在花家地小区的一间“陋室”内展开,展览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发现惊喜的游戏,生活和艺术真正的被拉平在了这个生活空间内,“这居然也是艺术?”成为了展览期间被感慨最多的疑问,显然这种疑问并不是艺术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提出的,第一届花家地双年展很难说是调侃还是严肃,可能这些因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这次展览之所以花销控制在500元以内是我和卢征远约定的,事实上做一次双年展500元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谁说双年展就一定要有高的预算的?花家地双年展为那些寻找展览机会的朋友一种提示,做展览,做艺术有时候并不是真的需要太多的资金和空间,只要你想做,总会有办法。花家地双年展之后以文本的方式举办了第二届,第二届更像是一次对于未来的想象,2018年我邀请50多位年轻艺术家一起想象了自己六十岁时会做的艺术作品。2020年身处疫情中,在年底我们推出了第三届双年展“不存在”,这是一次不得已为之,同时又是一个寓言式的自我调侃,这真的是一次不存在的展览,而实际上这次展览成为了迄今为止三届投入最高的一届,花了大概四千块钱。花家地双年展是无墙美术馆的实践,社区,文本,虚拟环境都可能是双年展的发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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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策展与未来”现场


2022年我的发言主题为《附近的消失与公共的未来》,这个演讲的主题实际上选自我在2020年到2021年策划的两次展览,“附近的消失”展览举办于2020年紧张的疫情之后,八月我和来自四个不同艺术区生态中的朋友相聚在水坡村的一个工作室展厅中,在过去的几年中北京的艺术家工作室的群落演变已经说不清经过了多少轮,在此期间朋友们散了聚聚了散,关于黑桥、1005等艺术区的记忆已经逐渐模糊了,而在2020年新一轮的变化使得身边的艺术家朋友不得不进行了工作室区位的调整,正是基于对艺术区邻居小生态的体会,加之项飙“附近的消失”这一概念在那一年的盛行,这一展览就这样诞生了,这同样是一次成本很低的展览,艺术制造了大家在紧张状况之后相聚的理由。在展览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face to face group”,不仅仅村镇如此,城市生活中同样如此,比如以前的大院或者胡同,以及职工家属楼都有这样的乡土社会的意味,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face to face group”逐渐消失。去年许知远在“十三邀”这档节目中采访了社会学家项飙,项飙以早年做的关于北京的“浙江村”研究闻名于世,他所谈到的恰恰就是“附近的消失”这一概念,项飙如此说:“(现在国人)他对周边世界是没有一种沉浸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或能力”,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附近消失了”而与此同时“只剩下家和世界” 。邻居关系的消失是我正在体验到的项飙先生所说的“附近的消失”,于乡村生活而言已然如此,于今天都市中忙碌生活的人们更是如此。我们今天的附近越来越趋于互联网虚拟化,从线下的附近转变成为了线上的“社群”,比如微信群就是一个现实可见的社群。附近的消失同时意味着虚拟形态的社群出现,社群相较于以往扎扎实实的附近大为不同了,首先语言交流的方式变了,从face to face的方式转变成为信息对信息的虚拟形态,既然是虚拟的交流伴随其中的语气、情绪随之被过滤了,所谓社群的交流越来越趋于务实,或者基于共同爱好,这种社群的危险性在于信息过于集中某一个共同兴趣,社群内的共同兴趣的信息加强了这种黏性同时,又有可能变得更为极端化。这个展览之后我和孙亚飞的大世界画廊合作了“关系户”展览,这个展览主题本身就是一种幽默的调侃,算是“附近的消失”之后的重建和邀请。2021年我参与策划了“演化:公共的未来”展览,与”附近的消失”的公共性讨论不一样,本次展览所关注的公共艺术不仅仅是以往惯常的公共艺术的范畴,而是呈现出公共艺术的不同层次,从美术馆外公共空间向美术馆室内公共空间,以及展厅内所呈现的互联网公共空间层层递进,这种递进模式也呈现了公共艺术这一概念从物理空间到展览空间,再到虚拟互联网空间到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同样可以视为一种演化进程,步入到新世纪以来,公共空间的经历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发展,其中公共空间从现实走入虚拟的线上,艺术的发生场所不再局限在物理空间中,而是一方面新技术成为创作媒介,另外一方面新技术使艺术有了新的传播空间,在这一趋势中,伴随着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的产生,公共艺术不再局限为以往城市公共空间的雕塑形态,数据成为了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作品形态,正是因为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持续更新,今天的公共艺术中公共性包含了以往更丰富更多元的内涵:主题的公共性,面向大众的公共性和参与性,媒介的公共性等,因此今天的公共艺术实际上已经从以往公共艺术的藩篱中跳脱出来成为了公共性的艺术。


最近在组织策划一个新的展览是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回望和回响,看到一段《新周刊》第339期《回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一段话,特别有体会:新世纪,我们隆重迎接了两次。第一次,从2000年进入21世纪;第二次,从2001年进入21世纪。新世纪,中国在崛起,中国人在用力地活。


2020年以来,我们何尝不是依然在用力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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