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沙龙｜三场馆校合作讲座回顾，带你再次探索贝唐·拉维耶的“挪用艺术”世界

三场讲座、多位教授与学者，由本次展览主题与各自研究的领域切入，为公众带来一场丰富且深入的当代艺术探索之旅，全方位解读挪用艺术的奥秘。

首场讲座特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陆兴华，以“用当代艺术升级城市智能”为主题开展学术沙龙。

陆兴华通过探讨“制作城市物”、“我自己的城市”、“我们正在生活的城市”和“开放城市”这四个方面，与公众一同探讨关于“城市”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

制造城市物

陆教授首先以Bertrand Lavier展览为我们引入“制造城市物”的概念。他认为，我们也有像Lavier那样来制作城市物的能力。生活在这个城市之中的我们可以制作城市物，将它们展入城市之中，让所住的城市制作成我自己的作品的展览，从而使这个城市成为我们自己的城市。

以本次展览艺术家为例，Lavier最常见制作城市物的工作方法是波普（Popism/Pop Art）方法——挪用+重新展示，意思是将我们所熟悉的城市现实间距化，重新展示它们，使它们变得彻底陌生。就如展览中那架被重新上色的的钢琴，艺术家Lavier自己的这些新加工过的符号和材料，来使城市成为他自己的城市。

用当代艺术升级城市智能云沙龙活动现场

我自己的城市

那么，什么叫做自己的那一个城市呢？陆教授以“我的虹桥火车站”和“我的上海”个人经验个人经验为例，他一次次来到虹桥火车站或是上海这个地方，发现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不同的，而将这些自己的过去的经历当成艺术作品，收藏进这里，这里就会成为我自己的美术馆，再一次次去回访它们，这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叙述的学沉积结构。

Bertrand Lavier就是通过制作这些城市物，将巴黎个人化了，将城市变成他自己的城市，介入城市，制作出城市物并展览它，使城市成为他自己的作品。他用亲身实践去支持我们的对于城市的介入和居有的权利。

用当代艺术升级城市智能云沙龙活动现场

我们正在生活的城市

陆教授提到，“手机正对城市的空间要素作了进一步的随机搅拌”。

手机所代表的云计算平台对于城市空间的巨大影响，城市是人的体外化过程的踪迹的堆积，但由于云计算平台（手机）的介入，现在每一个住民都像琥珀中的蚊子那样，被封裹其中。故城市斗争的第一个目标，应该让城市住民去创作自己的城市物，能够生活在自己的城市之中，去伸张自己像对作品一样的对城市的权利。

开放城市

我们正把自己关在手机-城市-小区的集中营装置中，必须从里面冲出来，使目前我们所在的城市成为“开放城市”。发挥我们作为城市住民最大的手艺———与其他人共同在城市中改造环境，制作自己的城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城市命运。

艺术家Lavier给我们做的示范是：通过将城市当中的景观都做成用我的欲望浸泡成的那种城市物，处理后，再将它们重新展回到城市空间之中，于是将这个道具间一般的城市，排练成他自己的城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夺回我们对于城市的权利。

因此，我们必须从手机城市走向开放城市。用当代艺术来升级我们每一个人的城市智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去制作、展出我们的城市物，去升级城市的智能。

第二场馆校沙龙对谈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陈庆老师主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赵千帆、策展人姜俊以及中国美术学院未来艺术研究所教师张浩共同参与。

四位从艺术史、时代背景、艺术对比等角度出发对艺术、挪用于技术影像进行深入探讨。

从艺术史看贝唐·拉维耶

张浩老师从艺术史的角度，展示并讲解了贝唐·拉维耶不同系列的艺术展品以及与同时代的欧洲艺术家的对比，为本次对谈打下背景基础。

贝唐·拉维耶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绘画物品、叠加之物、破损的现成品以及抽象作品。其中，张浩老师在绘画物品系列中详细讲述了装置尺寸与距离的问题。拉维耶对现成品的选择是钢琴、相机等等物品，而不是像凯旋门这样庞大的物体，如果站在这样一个大型的物体面前，我们的反应更多会偏向认为专注于这个物体表面的一些性质，而丧失了对它具象性的一个辨认。

艺术\挪用和技术图像云沙龙活动现场

波普艺术的演变与发展

策展人姜俊则着重对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发展背景进行阐述。艺术杂交的形式在波普艺术后成为了普遍的形式，波普其实是新现实主义，它和新现实主义都源自于消费社会，只是波普处理的是消费社会的广告部分。同时，跨媒介和多元媒介的结合，对于艺术家来说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另一方面，我们在贝唐·拉维耶的作品以及当时的艺术环境中不难发现，绘画与现成品的结合成为热点，并且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绘画的发展也在进行所谓的装置化。也就是说绘画不只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现代主义一样，是在一个所谓自立的一个方块里面，它自己述说自己的故事，亦或是像中国艺术家刘晓东，将绘画变成一个独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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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与挪用

“我觉得挪用是以一种看上去很间接的方式，但他其实对我们的整个感知系统的在线路径依赖提出挑战。”赵千帆教授谈到波普艺术和杜尚的现成品艺术有所不同，波普艺术中挪用的物是作为一个消费品来挪用，它常常使用当下流行品牌的面包机、相机等等。

而杜尚挪用小便池的时候，他利用的是小便池的物性，虽然小便池是个工业产品，但它绝对不是把它当成工业产品，也不是当成消费品，他并没有强调其品牌。这就说明波普艺术中挪用的物，是跟物的消费关系，以及我们作为消费者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跟艺术作品本身，它并没有探讨那么抽象的、形而上的问题。

馆校合作我们展开了“挪用与再文本”主题的学术分享，特邀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际创意设计学院副教授蔡潇，侧重于从整体的艺术史的角度上去谈论挪用艺术。

什么是挪用艺术？

詹姆斯·杨曾说“艺术的挪用只是整体挪用文化当中的一部分”。蔡教授指出，文化的挪用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剽窃，区分好“剽窃”与“挪用”的概念是理解挪用艺术的前提。

那么，什么是挪用艺术呢？1957年毕加索的《宫女》是对1656年维勒斯拉兹《宫娥》的变奏之作，毕加索对空间元素的挪用，对整体画作的拓展，被公认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挪用”。挪用是否赋予了新的价值和启迪，这成为确定作者性的关键。

挪用与再文本云沙龙活动现场

文化价值与世俗性之间的边界

挪用艺术作品的文化价值与世俗性之间的边界跨越是如何呢？最早关于现成品艺术的挪用是杜尚的《泉》，它构成的是一种对整个艺术史话语的挑衅，在文化价值与世俗性之间的边界中进行价值挪移。而安迪沃霍尔，他把大众文化放入了现代文化价值领域中对艺术的定义中去思考“活着的背面”。

美国现代雕塑家Richard Serra的《Tilted Arc》中，在不与任何空间都没有能指符号的所指的地点城市广场，将日常生活中的废弃钢板放置在城市广场当中。这个钢板是有艺术的隐喻的，是向整个雕塑的艺术史提出反抗的姿势。在Bertrand Lavier现成品艺术当中也所具有的这种革命性的意义。本身都对自身有一个破坏性，自身不能构成为“偶像”，要破坏自身图像，来对自我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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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艺术在影像中

在摄影艺术中，辛迪·舍曼通过扮演，挪用了电影、名画的经典，去拍摄的摄影作品。其艺术价值不仅仅是对于男权的回击，更多的是她召唤出一种女性的幻影空间——去除原作品的灵光，实现“偶像破坏”。而Jaff Wall不同于舍曼的扮演，他对经典艺术作品的构图与元素进行整体性的挪用，同时也在我们今日的城市空间再现，具有对于城市地形学的思考。

在动态影像领域里，艺术家何子彦用档案库的概念，“挪用”了18部梁朝伟主演的电影去构建“虚构的虚构”，彰显一个在历史当中被匿名者的形象。它所构建的宽泛的话语空间，可以在世俗价值被遮蔽和被彰显这些所有概念来理解这段影像。而戈达尔的《影像之书》挪用了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以一种影像图集的方式拼接成为了一个故事，召唤影像像语言一样的力量，去书写一段历史。

数字艺术时代的“光点”

数字艺术在当下占据主流，我们在艺术馆看作品时，能够感受到艺术家创作过程中他的情感、思想、运动等，但作品在大批量地复制之后，它所有的原创性灵光就消失了。机械复制时代所获得的是没有灵光的作品，在数字时代所获得是一个没有灵光的物。艺术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由计算机所制造出来的光点。

公众应当认识到，图像是具有幸存性的，艺术品必须能够超越时间，被不同的艺术、艺术家重新去激活它的生命力，挪用也是如此。但挪用除了展示出世俗被遮蔽的意义之外，它还在传递这个图像本身所具有超越时间的绵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