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丨“世界已去，我只有扛着你”

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76期：精神译丛新书《野兽与主权者（第二卷）》（雅克·德里达 著，王小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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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porter）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在想，在不同的语言中，承载（porter, to carry, to bear, tragen）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上一次，围绕着分解（Austrag）^[1]一词，也就是某种存在论差异的契约，我们试图勾勒出主宰（Walten）的意义。

“世界已去，我只有扛着你（Die Welt ist fort, ich muss dich tragen）” 。

从意义（portée de sens）到乐谱（portée musicale）的所有这些承载（portées）中^[2],其中的一种“承载”我已经在不同地方，用法语和德语提到了很多次，那就是这个诗句结尾处的“承载”（tragen）：“Die Welt is fort, ich muss dich tragen”，它既表示必要性，又表示责任和不可违背的命令，但当一切都不会好起来，当一切都不复存在，世界已去时，它让我仍得以自由地照看着你。在所有可以维系“Die Welt is fort, ich muss dich tragen”这个双重命题的意义中，其中一个似乎是记述性的（事已至此，不是吗，从今以后，世界完蛋了），而另一个述行性的，我只有扛着你（ich muss dich tragen）似乎签署了一个承诺、一个保证、一个誓言、一项责任，就像是告别时刻的，告别世界之时的爱的封印，拥抱并发誓要为了你的安危而拼尽全力，要在没有救赎的世界中拯救你。所以，在所有调和了处于极度异质性中的记述性（constative）命题和述行性（performative）命题的“承载”中（因为我们怎样才能从 “世界已去”这一事实中推导出“我只有扛着你”的义务？它们之间有什么可以证明的联系？如果世界已去，我为什么还要扛着你？），所有使得述行性命题和记述性命题（这不是任意一个记述性命题，而是涉及到世界本身，也就是所谓世界的总体性的记述性命题）并列或者协调一致的“承载”，都预设了这个声明的对象和签署人^[3]有着共同的语言以及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有着共同的理解，而且他们来自同一个世界，同时听到和说出“世界已去”（Die Welt ist fort）,因此，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世界还在那里，或许已不在这里但还在那里，诗中的两个伙伴、对话者、甚至是恋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这个渐行渐远、将要离开、正在离开、已经离开的世界，这个恰好刚刚离开和渐行渐远而不会再回来的世界，这个本质上只有走远时才会到来或来临的世界，这个在渐行渐远中存在的世界。好吧，超越所有我试图在不同地方以及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双重命题中讨论的承载，这个述行性命题承载的意义就像一颗珍珠一样寄居在记述性命题的牡蛎之中，像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或等待出生的孩子，要在世界之为世界的起源的子宫中被孕育，今天在这个起源中会有一个在宣战时刻承载着爱与和平的宣言。

今天的我们知道，至少在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战争都是世界性的战争，都是世界性的和全球性的战争。关键在于我们所谓的战争比以往都要更具世界性，都无外乎涉及到世界性的格局和占有，以及世界秩序。在建立对于世界的主权的权力和权利中，在联合国和更重要的安理会这种影子戏院般的象征性组织中，这个世界上（也就是上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大的赢家相互勾结上演了包含着喜剧、强大与弱小、幻象与必然性的戏码。如果曾经有过的话，现如今也再没有任何地方性和国家内部的战争。而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场战争都关系到世界的终结，这个终结既是指一些人想通过武力——无权使用的武力或者有权使用的武力和法律的力量（或许是一种Gewalt[暴力]）——将某种阐释或未来强加于全部存在者、世界和居于世界的生命体；这也指世界末日（“世界已去[Die Welt ist Fort]”）的来临,在这个意义上，受到威胁的不仅是每一个人（例如某个士兵或平民）的无穷的死亡，我常说的每一次个体的死亡都是世界末日，是一种终结，世界的一切都已终结（“世界已去[Die Welt ist Fort]”），并不是这个或那个世界、某个世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世界，男人或女人的世界，士兵或平民的世界，某个男人、女人、或孩子的世界的终结，而是整个世界的终结，是世界的绝对终结；这关系到世界的终结^[4]（“世界已去[Die Welt ist Fort]”），因为这场或那场世界大战的威胁可能带来的是世界末日、世界的毁灭、所有可能的世界都将终结（“世界已去[Die Welt ist Fort]”），或者摧毁了那种本应使世界成为一个和谐宇宙、一种组织、一种秩序、一种有目的的秩序，一种司法、道德、政治秩序，一种抵御死亡和野蛮的非世界的国际秩序的东西。

然而，在上一节课之后爆发的——不幸的是，这丝毫不令人惊讶——甚至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将世界占为己有的世界大战^[5]，而是对终结和战争这些概念的摧毁，是对世界已去这一事实的昭示，而诗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罕见地比政治家、牧师和士兵更能触及真理。政治家、牧师和士兵的全副武装的言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能，无法估量它所谈论和决定的事物，无法触及那些有待思考的事物，也无法面对在“世界”这个名称之下颤抖的，甚至在向世界告别的人或物。在这个全副武装的言语的绝对灾难中，世界正在消逝，而我们必须承担起作为他者的责任，以及对他者的责任，为了不侮辱鲁滨孙·克鲁索的鹦鹉波儿，我甚至不会称这些全副武装的言语为鹦鹉学舌，波儿是人文主义的傲慢的第一个受害者，错信自己可以有说话的权利，从而可以获得对世界本身的权利。

前些日子，我患了流感，不确定今天是否能来这里，我还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我被一个法庭，一种超级安全委员会，指派了一个我不想承担的奇怪任务——像一个称职的律师一样滔滔不绝地援引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的权威来进行辩护，捍卫和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6]、阿斯纳尔^[7]、布莱尔、希拉克、沙龙、阿拉法特、普京和保罗（我是说教皇若望保禄）以及其他一些在他们身后的人的做法（看上去有点像纽伦堡法庭，他们都戴着耳机，当我说希腊语或德语时，我的演讲会被翻译给他们听），然后我不得不为这样一个论点辩护：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决策者和花言巧语的人都应该有权获得话语（logos），而且不仅仅是意指性话语（logos sêmantikos），甚至还有指示性话语（logos apophatikos），甚至小布什和萨达姆·侯赛因也有这个权利！这个让人烦躁的情景搅乱了我的睡眠，这个噩梦除了源自使得一切变得有点诡异（unheimlich）的流感之外，还源自我不希望，丝毫不希望证明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被法庭指派的律师一样，不顾常识地去为恋童癖、弑母者和施虐的连环杀手辩护，我无论如何都不想为这些事情辩护，但我的职业感、我众所周知的道义感和我哲学的超我不屈不挠地，坚持并促使我对自己说：“是的，你应该去做，为了真理和正义，你还是应该承认和证明这些人的权利，这是你的责任，无论怎样，你必须对这些人保持公正，你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有权获得意指性话语和指示性话语，甚至包括小布什。他们有权力也有权利。而且他们因为这个事实而更加罪孽深重。毫无疑问，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但拒绝给予他们话语是不公正的。拒绝给他们话语的行为就像萨达姆、小布什、布莱尔和阿斯纳尔的行为一样，我决不认同这样做。如果你们不想和他们一样，那么当这些可怕的人物敢于在把他们的将军和他们盲目而无能的战争机器送上战场的同时仍对我们和世界讲话时，你们要承认这其中仍然有一些指示性话语。当我在感冒中醒来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把所有这些“波儿”关起来，比如隔离在古巴岛的那个叫关塔那摩的地方，教他们如何说话，让他们接受《鲁滨孙漂流记》的强化课程，举办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的研讨班，会发生什么？我的高烧一退，就不得不承认，在目前的战争中，这当然不能改变什么。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指示性话语^[8]就不可能有战争。

注释

[1]Austrag这个德语词汇（Aus-trag）源于“承载”（tragen），法语将其译为conciliation，也就是调解、和解。

[2]对应策兰德文诗句中的tragen这个词的法语词汇是porter，而它的名词形式portée有很多涵义，包括德里达提到的意义、乐谱、还有范围、理解力，同时也可以表示承载能力、载重量这类意义。——译注

[3]在课堂上，德里达补充道：“对象和签署人都既可是男性，也可是女性。”——原编者注

[4]Cf.  J. Derrida，Béliers，op.  cit.，p. 23，et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op.  cit.，p. 11 et passim.——原编者注

[5]2003年3月20日爆发了伊拉克战争。——原编者注

[6]Donald Henry Rumsfeld（1932—2021），美国共和党中重要的鹰派人物，小布什任期时的美国国防部长。

[7] José María Aznar（1953—），曾任西班牙首相，支持和参与了英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8]在课堂上，德里达补充道：“这就是个悲剧。”——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