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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号犯人》,背后的故事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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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号犯人》,背后的故事更精彩 崇真艺客

(本文经《南方周末》授权转载)

二十一年前的秋天,震惊全球的911事件刚刚过去两个月。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31岁的电气工程师斯拉希正面临命运的转向。当晚,两位官员上门造访,要求对他做一番调查。其中一位官员提出,让斯拉希开自己的车奔赴目的地,以便调查后自行返回。他们并不知晓,那时美方已要求毛里塔尼亚当局,把斯拉希交给一支引渡队。

在美国军方、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掌握的材料里,斯拉希是“'基地'组织的关键成员”,他1990年加入“基地”组织,表弟阿布哈夫斯是本·拉登的精神顾问,轰炸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千年阴谋”和他也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

在后来的日记里,他回忆被带走时的场景:“我在后视镜里看着妈妈和姑姑祈祷,直到第一个转弯,我心爱的人消失在视野里。”斯拉希当时或许并未意识到,那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等待自己的,是辗转多地的审讯,长达14年的囚禁,以及其间遭受的非人的酷刑折磨。

在审讯的最后一站——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斯拉希成为代号“760号犯人”。而成为“犯人”的前提是,美国政府并未掌握确凿的定罪证据,也没有对他提起诉讼。斯拉希被关押七年后,美国刑诉律师霍兰德成为斯拉希的代理律师,为他申请人身保护令。2016年,这位年近五旬的“犯人”终于获准出狱,走出了古巴的那座监牢。

斯拉希的真实人生被拍成了电影。2022年8月23日,这部以“拘留营”为题材的电影在中国内地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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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恐怖分子”斯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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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希出生于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1988年,高中毕业后,斯拉希获得一笔奖学金,去德国杜伊斯堡攻读工程学学位。1990年,还在留学的斯拉希受到“圣战”的感召,飞往阿富汗,加入了“基地”组织,并宣誓效忠“基地”组织的领导层。


的表弟,阿布哈夫斯同样在早期便加入“基地”组织。两人日后的发展路径却发生了巨大的分野:此后几年,表弟跃升至“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的重要人物,成为本·拉登的精神顾问,“代笔了本·拉登大部分的演讲、宗教判断和新闻稿”,“1998年,本·拉登将阿布哈夫斯写进了遗嘱”。


而斯拉希只在早期受过几个月的武器使用训练,很快返回德国,不再参与“基地”组织的活动。


这段经历是美方判断斯拉希为““基地”组织的关键成员”的依凭。其他“证据”还包括,本·拉登的卫星电话曾经向斯拉希来电。


据《纽约客》报道,那通卫星电话由阿布哈夫斯拨打,因为父亲生病,阿布哈夫斯请求斯拉希将一笔钱转交给阿布哈夫斯在毛里塔尼亚的家人。斯拉希同意后,一笔约四千美元的电汇进入了他的德国账户。斯拉希取出现金,托朋友转交给了阿布哈夫斯的家人。


后,阿布哈夫斯还给他来过电。但那时“基地”组织已变成国际恐怖组织,其他接到电话的人,有的被当地的国安部门调查审讯。斯拉希不再答应阿布哈夫斯的请求。


1999年10月,斯拉希受朋友之托,在杜伊斯堡接待了三位穆斯林,当夜,他们睡在了斯拉希家的地板上,第二天前往阿富汗。斯拉希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名,此后也与他们没有联系。直到审讯时,他得知那三位穆斯林,有两个是参与了911事件的劫机者,另一个则是袭击协调员拉姆齐·本·希布赫。这成为美国政府怀疑斯拉希与“基地”组织密切联系的另外一个“证据”。后来,在美方的酷刑逼供下,拉姆齐·本·希布赫说,斯拉希是将其招募进“基地”组织的关键人物。


1999年11月,斯拉希离开德国,前往加拿大,在蒙特利尔的一间清真寺带领祈祷。在蒙特利尔,斯拉希的一个朋友和另一个恐怖分子扯上了关系——1999年,一个名为艾哈迈德·雷萨姆(Ahmed Ressam)的恐怖分子,在西雅图附近的一个港口被发现携带了一百多磅炸药。接受调查时,雷萨姆坦白,自己计划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引爆手提箱,这个计划也被称为“千年阴谋”。


雷萨姆在蒙特利尔时,和斯拉希的一个朋友多有往来。但斯拉希说,自己并不认识雷萨姆——他在雷萨姆离开蒙特利尔后的第九天方才抵达加拿大。


这一事件后,斯拉希回到毛里塔尼亚。落地后,他接受了当地国安部门的调查,并未发现他与“千年阴谋”有什么关联。直到911事件发生。毛里塔尼亚国安部门,应美国政府要求,将斯拉希先后引渡到约旦、阿富汗、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度过了此后漫长的14年监禁生涯。


阿布哈夫斯、在“基地”组织受训、容留911劫机者过夜、千年阴谋。此后的十数年,审讯几乎只围绕这几个命题打转。


02

酷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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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号犯人》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构成了一个看似稳固的三角:斯拉希代表着被非法监禁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是关塔那摩的受害者;斯拉希的辩护律师南希·霍兰德,反对美国政府未行起诉、审判程序,即囚禁斯拉希,是关塔那摩体制的反对者;美国军方律师斯图尔特·库奇则是关塔那摩的支持者。


三个立场各异的人,最终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他们都反对美政府对关塔那摩监狱拘留者实施酷刑。这是对人权的践踏、对法律意志的违背。


上校斯图尔特·库奇是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他的一个老朋友——迈克尔·“洛克”·霍罗克斯(Michael "Rocks" Horrocks)在911事件中遇难。霍罗克斯是联合航空175号班机的副驾驶。9月11日那天,那架飞机被劫持,随后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大楼。


911事件后,库奇上校重新入伍,后来成为斯拉希案的军方律师。2007年,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库奇说自己重新入伍是想“打击那些袭击美国的人”。起初,他看到政府关于斯拉希的文件材料时,认为给他定罪并不难。但随着审讯资料的完善,库奇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多处证据证明了酷刑的存在。


时任美国防部长唐纳德·H·拉姆斯菲尔德,批准了对斯拉希采取非人道的“特别审讯技术”手段。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强迫裸体、饮食控制、每天 20 小时的审讯、水刑、暴露在冰冻温度下以及不提供医疗服务。一位自称柯林斯上尉的人甚至伪造了一封信,称斯拉希的母亲已经被美方拘留,很快转移到关塔那摩,并暗示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监狱,有被性侵犯的风险。


在电影《760号犯人》中,导演将遭受酷刑的痛苦时刻,和斯拉希与恐怖分子有交集的时刻,通过时空错位的方式剪辑在一个空间里,比如,他曾在杜伊斯堡容留过911事件劫机者在自己的公寓过夜,审讯时,施加酷刑的空间便挪移到了那间公寓,带来视觉上的双重冲击。


2015年,尚被关押的斯拉希出版《关塔那摩日记》。在书中,斯拉希写道:“我被禁止看到白天的曙光。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给我一个晚上的休息时间,以防止我看到任何被拘留者或与他们互动。我真的生活在恐惧中。我不记得有安安静静地睡了一晚;接下来的70天,我不知道睡觉的甜蜜。24小时审讯,一天三班,有时四班。”


库奇上校并不认可酷刑逼供的方式,不管是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此后他退出了政府对斯拉希的律师团队。在电影《760号犯人》中,这个选择呈现为库奇和同事的争辩一幕,对方称:“总得有人来对这个(911事件)负责。”库奇说:“是得有人,但不是随便一个人”


被释多年后,酷刑仍然对斯拉希的身体施加着影响。


《纽约时报》2021年刊发的一篇报道称,斯拉希的生活呈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迹象:“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过度集中,有时思维分散。听力障碍或许与警卫为了让他保持清醒而播放的刺耳重金属音乐有关,数月的镣铐导致坐骨神经痛、慢性背痛。”


03
“暴行发生时,法治受到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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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罪犯辩护,原本是刑诉律师的日常,但911事件作为一个变量切入,让站在疑似“恐怖分子”这边的律师南希·霍兰德面临着舆论困境。


在电影中,有一幕是朱迪·福斯特扮演的霍兰德,在办公室接受记者的“拷问”。


记者问:“大家现在都叫你恐怖分子律师,你对此有何回应?”她答:“当我为强奸犯辩护的时候,没人叫我强奸犯;当我为杀人犯辩护的时候,没人会觉得我杀了人;但当有人被指控恐怖主义的时候,像你这样的人就觉得性质不一样了。”记者又问,你确定要为911事件的组织头目辩护吗?她说,我不止是在为他辩护,我在为你和我辩护。


法治社会需要遵守法律的意志,而非情绪用事,自行裁决。《760号犯人》中有两个对照场景颇有意味。在关塔那摩,斯拉希和南希·霍兰德、特瑞·邓肯(助理)陷入关于“信任”的态度分野。助理特瑞见到情绪激动的斯拉希,安慰道:“我相信你是无罪的。”南希·霍兰德则一言不发。搜集证据到中期,两位律师得到一份斯拉希的认罪陈述(酷刑审讯所得),特瑞一下子情绪崩溃了——彼时,两位律师因为代理斯拉希案,在美国国内受到了一些舆论的谴责。特瑞短暂退出了辩护团队。南希·霍兰德则坚持了下来。


“即使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即使他有罪,我们也会一直争取让政府在法治范围内公平行事,而不是折磨他。”现实生活中的南希·霍兰德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


911事件后,美军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非法拘留了一大批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战俘,在国际舆论场和美国国内遭到抨击,关塔那摩几成“黑狱”代名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次袭击的暴行。但也正是在暴行发生时,法治受到了考验。”曼哈顿联邦法官杰德·拉科夫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关塔那摩内的所作所为,削弱了国内“基本的法律与道德方法”。


加州大学教授马克·丹纳曾为《关塔那摩日记》写过一则评论,他表达了类似的意思:“2001年9月11日前后,美国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美国人自豪地标榜为‘我们的最高价值观’的东西现在被认为是奢侈品,在新的危险时期,正义及其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基本原则变成了一种风险。”


“当你的神圣前提是你的囚犯是一个‘聪明得难以置信的恐怖分子’,而他所说的任何(与预期)相反的东西都被视为谎言时,我们如何……将正义和怀疑、偏执分开。为了安全而牺牲一切,怀疑和恐惧取代了有罪的证据。”马克·丹纳写道。


2010年,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下令释放斯拉希。法官詹姆斯·罗伯逊在审理了相关证据后认为,“政府的机密文件倾向于支持斯拉希的说法,即他试图找到适当的平衡——避免与“基地”组织成员建立密切关系,但也试图避免使自己成为该组织的敌人”,“他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在 1992 年后结束,尽管他仍然在此后与他认识的“基地”组织成员接触,但在那之后他没有为“基地”组织做任何事情”。


美国政府决定上诉。斯拉希并未被释放。六年后,定期审查委员会考虑到“在拘留期间的高度顺从行为”“明显迹象表明被拘留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斯拉希获准出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重新得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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