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女性画家，都在勇敢地对时代说“不”
在展览“大师自画像中”，艺术与身份之间深刻、隐含的联系通过一张张自画像，更清晰地让我们理解了“身份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这一观念在当代亦是一个重要概念。艺术家笔下的自身或意气风发、或垂垂老矣。然而这些肖像不过是他们人生的一个剖面，这一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妨试想一下，我们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现：在教室时；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时；参加求职面试时；或者你处于占少数派一方的环境中。你是始终保持如一呢，还是在每个情境下都以略微不同的公众形象示人？由此可见，艺术家描绘的“身份”似乎具有一定的“表演”成分。
对女性艺术家来说，身份更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由于自始至终存在着诸多社会机制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对于众多女性来说，无论所谓的才华或天赋如何，女性在艺术道路上始终无法以公平的立场和男性被放在同样的立足点去发展和审视。那么，在女性艺术家最隐匿的内心深处，她们所希望呈现出的是何种身份？她们所面对的“情境”又是什么模样的？在一个以男性艺术家占主导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如何观看女性艺术家的？她们又是如何审视自身的？这些关于身份的问题都对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和富于创意的表现手法产生影响。
顶着与提香、维罗内塞并称威尼斯画派三杰之一丁托列托女儿的光环，父亲的烙印始终伴随着玛丽埃塔·罗布斯蒂（Marietta Robusti），相较于她的名字，她更常被称为丁托列塔。这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枷锁，尽管有书面证据表明她在16世纪中叶有着不俗的艺术表现，却碍于当时的习俗规定使她的作品更多的是通过父亲而进入艺术界，比如在父亲工作室做学徒。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可以学习艺术，但她们的作品只能保留在家庭领域的隐私中，因此她们在艺术品销售的公共世界中并不受欢迎。
这张自画像是目前唯一明确出自于玛丽埃塔·罗布斯蒂之手的作品，她将自己置身于钢琴旁，俨然一副钢琴家的模样，音乐也许是她在绘画之外所拥有的唯一慰藉，也正是在音乐中，她似乎可以暂时摆脱父亲的光芒而成为自己。
路易莎·格蕾丝·巴托里尼（Louisa Grace Bartolini）在自画像中同样并未将“绘画”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是在画面的边缘放置了一幅略显扭曲的男性肖像作品，以提示其自身的画家身份。艺术家手中拿着一本书，这同时在说明她的作家身份。
路易莎·格蕾丝·巴托里尼《自画像》
布面油画，1860-1865
117×81.5cm
真迹在东一美术馆展出
作为旅居意大利的英国人，异乡让路易莎摆脱了一定的身份的束缚，有着相对自由的环境。同时，路易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进行意大利语和法语双语写作，还翻译了许多英国和美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可以说她是那个时代的顶尖知识分子。意大利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焦苏埃·卡尔杜奇（Giosuè Carducci）是路易莎坚定的崇拜者，也是卡尔杜奇为她命名为“the Virgin of Ossian ”这一称号的，许多意大利各地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引用路易莎的作品，她的许多藏书至今存放在佛罗伦萨的Marucelliana图书馆，成为专业地方研究的重要书籍。在诗歌与绘画相遇的地方，路易莎像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笔下的那个名为奥西安的吟游诗人一般，绝世而独立。
相比之下，玛丽-路易丝-伊丽莎白·维吉-勒布伦（Marie-Louise-Élisabeth Vigée-Le Brun）与特蕾丝·施瓦茨·范杜伊尔（Thérèse Schwartze van Duyl）则幸运许多。前者被称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优秀、最著名的女性肖像画家；后者则参与创建了“阿姆斯特丹女画家”群体。两人的父亲也都是画家，勒布伦一直和父亲学画，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院培训，这是当时女性艺术家面临的一种困境。而姣好的面容和精湛的技巧，让她的自画像成为一块自我宣传的金字招牌，她逐渐受到贵族和皇室的赏识，并最终享誉世界。
（左）玛丽-路易丝-伊丽莎白·维吉-勒布伦《自画像》
布面油画，1790
100×80cm
真迹在东一美术馆展出
特蕾丝则游历各国，不仅有机会进入范比尔登德艺术学院专门学习了一年绘画；还去往慕尼黑，与加布里埃尔·冯·马克斯和弗朗茨·冯·伦巴赫一起深造；更师从让-雅克·亨纳。1874年-1889年，亨纳组织了名为“女士工作室”的绘画培训班，因为当时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拒绝招收女性画家的，这为特蕾丝完成自己的艺术梦想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影响了她后来的道路，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帮助了更多的女性画家。因此，两位女画家直视的目光不仅向观者展示了画家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更竭力诉说着画家对平等、获得尊重的愿望。
塞西莉亚·博克斯（Cecilia Beaux）在艺术生涯早期，曾负担不起艺术学习高昂的费用，后又受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因女性身份被拒绝直接学习解剖学，并且无法参加有真人模特的绘画课程。但这些都没有阻断她追求艺术的步伐。她在艺术界不断钻研与探索，逐渐获得声誉，使她能够打破偏见，成为艺术院校的职教老师，她的职教意味着女性开始获得通常被剥夺的教育和从教机会。无疑，她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在她后来的艺术生涯以及人生当中，她都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女性实现对艺术的抱负。埃莉诺·罗斯福称她是“对世界文化做出最大贡献的美国女性”。而对她来说，更高的评价应当在于，她不仅仅是好的女画家，而是好的画家，在她的艺术中，我们可以完全摒弃性别的存在。
塞西莉亚·博克斯，《自画像》
布面油画，1925
110×72cm
真迹在东一美术馆展出
19世纪开始，女性主义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这让更多的艺术家投身其中，以抵抗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受到的不平等对待。对于身份的探索不再仅仅局限在毛发、肤色、姿势、姿态、服饰上，也通过语言、符号、物体和环境等其他途径得以表现。
凯蒂·拉·罗卡（Ketty La Rocca）就提出了肢体语言的概念，将她的身体转化为语言。在她头骨的X射线复制品上，她将自己的手的图像叠加其上，并在颅骨轮廓线上不断书写“you”这一单词。女性曾经被过多地剥夺了一切，女性的双手在默默无声中编织着这个社会，却被社会视若无睹，凯蒂用“you”一遍一遍地提醒着这些被遗忘的女性，既是提醒女性自身，也是在用刻刀刺痛着社会。
凯蒂·拉·罗卡《颅解剖学》
胶片感光和x射线感光在透明亚克力板上喷墨成像，1973
70×50cm
真迹在东一美术馆展出
草间弥生则是用一个又一个圆形，来篆刻出自身的形象，每一个圆点都是一个漩涡，它们总是试图吞噬着女性，唯有抵抗住风浪的无情，才能真正显露出自身的面貌。
草间弥生《自画像》
布面丙烯画，2010
100×80cm
真迹在东一美术馆展出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依然在她的作品中描述着女性那种无法做主的残酷而又现实的无力感。时代变迁，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艺术家们，为我们提供了她们自身与这个世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话的经验，她们的肖像既尖锐又不失美丽。她们对于自身的构建，既是给我们的勇气，也是挑战。“女性”，这一名字，依然需要通过我们自己来重新创造和定义。
画家的肖像已经呈现在面前，然而它们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位观众都有为其赋予意义的最终权威，欢迎您来到东一美术馆，基于这些伟大的女性艺术家的肖像对自身产生的影响形成属于你自己的全新阐释。
正在展出展览
即将展出展览
展览时间：2023.3.2-2023.6.25（展览期间，周一正常开馆）
参观时间：10:00-18:00（17:30停止入场）
展览地址：东一美术馆3楼
早鸟票：158元（原价：188元）
购票链接请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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