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格林布拉特丨把政治生活变得从本质上看是荒谬的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的书摘（节选自第一章“大人物的餐桌前：莫尔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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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沃尔西主教（Cardinal Wolsey）家的一场晚宴。多年以后，在伦敦塔，莫尔回忆起这个时刻，并在他的作品《安慰苦难的对话》（A Dialogue of Comfort Against Tribulation）中将之重新塑造成了一则“小趣事”。这是他这部最为严肃的作品中夹杂的那些狡黠笑话中的一个。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过去，1534年那个黑暗汇聚的时代，他职业生涯溃败之前，也是他整个生活溃败之前，这个故事对于莫尔而言仿佛神话一般。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它可以追溯到莫尔决定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前。他将自己描述成一个雄心勃勃、聪明伶俐的年轻人，努力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但同时也是个局外人：在莫尔的虚构中，他是到访德国的匈牙利人。那个自负的主教——明显就是沃尔西——那天做了场演说，他认为自己的演说如此精彩，以至于在宾客评论他的演说之前他如坐针毡。在想方设法谨慎地介绍了他的主题之后，他最后直截了当地问大家如何评价他的演说。吃饭和交谈被打断了：“所有人都全身心投入其中，费力寻找精妙的赞美词。”然后诸位宾客逐个说出了他们的恭维话。年轻的莫尔完成自己的表演后，他非常有信心，觉得自己演得很好，这尤其得益于在他后面发言的是个无知的教士。但是这个教士是只“老谋深算的狐狸”，其阿谀奉承的技巧远超他。后来他们两人均被最后发言的人打败了。那是一个“优秀的有着古风的体面的奉承者”，他看到没法超过前面诸位精心构思的赞扬时，干脆不发一言：“但是彼时他感受到了我主恩典贯穿于那篇演说的智慧和雄辩的奇迹，他陶醉了，仿佛要升入天堂，于是立刻从心底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噢’，举起他的双手，抬起头眼望苍穹，开始哭泣”（215-216）。

这则小故事里有多少莫尔的影子！他对这位“完全不会说拉丁文”的无知教士和富裕而世俗的主教的嘲讽，是他那对牧师滥用权力的“人文主义义愤”的最后火花，这是他与伊拉斯谟共同持有的观点，不知何故，这种义愤在长达十五年的反新教论争中残留了下来。这个场景让人回想起莫尔的宴会的丰富含义：它象征人类社会愚蠢的虚荣心，也象征珍贵的圣餐时刻。最重要的是，莫尔对社会喜剧的敏锐观察将这个故事与莫尔终身痴迷的人们玩的诸多游戏联系了起来。在这个例子中，这个特殊的游戏就是对自爱的满足，那些愚人们欣喜于“如何能够不断受到赞扬，仿佛整个世界日日夜夜什么都不做，始终坐着唱他们的圣哉，圣哉，圣哉（sanctus sanctus sanctus）”（212）。有权有势的人有办法来实现这种幻想：他们沉溺于“快乐的疯狂”，雇佣奉承者，这些人除了唱赞歌什么也不做。

这就是莫尔在那个危险而又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世界中的漫长职业生涯的精华，他观察君王和主教的本质：膨胀的虚荣、贪婪的胃口、愚蠢。眼前的景象使他既反感又着迷；他永远不会让自己仅以神圣的义愤之名放弃这个世界。与此相反，他让自己成了一个造诣极高的成功表演者：1490年代早期他在莫顿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Morton）家里担任年轻的侍从，在法律、外交、议会政治以及法庭方面工作四十年后，1529年，莫尔作为沃尔西的继任者成为大法官——这个领域的最高职位。然后，似乎是为了证实他对权力和特权最黑暗的思考，他的地位在国王离婚的压力下迅速下降。1532年5月，为了保全自己，他以身体健康为由辞去大法官职位，但他太重要而且太引人注目，因此不可能安安静静不受打扰地退休。他拒绝发表最高权威宣誓（Oath of Supremacy）的行为——拒绝承认国王为英格兰教会首脑——让他于1534年身陷伦敦塔，并于1535年7月6日上了断头台。

本章将描述莫尔的生活和作品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取消（self-cancellation）复杂的相互影响，描述他对公共角色的塑造以及内心深处希望摆脱精心塑造的身份的欲望。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这一场景，莫尔坐在大人物的餐桌前，在这个特殊的氛围中，他有野心也有讽刺意味的消遣，有好奇也有厌恶。他似乎正在观看一场虚构的演出，他同样被整个表演的不切实际和它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巨大力量打动。这实际上也就是《安慰的对话》（Dialogue of Comfort）这部作品的核心感受，这种感受披上无尽的伪装，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一个幻想刚被埋葬，另一个又冒出来，接着又被抓住、击败，直到整个世界，人的希望、焦虑以及目标的整个躯体，像海市蜃楼一样闪烁，引人入胜、顽强，又全然虚幻。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忍受这些并不能滋养和维持他们的幻象呢？在某种程度上，莫尔的回答是权力，它的典型标志就是把自己的虚构施加于世界的能力：这种虚构越离谱，权力的表现就越让人印象深刻。这个虚荣的主教可能被疯狂所支配，但他能够强迫别人进入这种疯狂并将这种疯狂强加于人。同样，在上一代人那里，理查三世残酷地攫取王权，却将这一举动伪装成他经过了被立为王，拒绝，再被立为王，最后无奈接受的复杂过程。关键不在于有任何人被这样的闹剧骗了，而在于每个人要么不得不参与，要么被迫沉默地观看。在《理查三世史》（History of Richard III）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莫尔想象了刚刚目睹了这场阴暗闹剧的普通人之间的对话。他们对整个行动表示惊讶，因为谁也不可能被它欺骗。然而，其中有个人发现：“人们有时候因为习惯的缘故不能承认他们知道的事情。”毕竟，主教在献祭时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闹剧，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为这个职位付出了代价。同样，在一出戏里，所有人都可能知道，扮演苏丹的人实际上是个修鞋匠。但是，如果有人愚蠢到“站在国王陛下面前直呼他的名字，陛下的护卫会打碎他的头”。

所以他们说，这些事是国王的游戏，就像舞台剧一样，更多是在绞刑架上进行的表演。穷人只是其中的看客。聪明的人不管闲事。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上前与他们一起演，当他们不能扮演自己的角色时，他们就会扰乱游戏，而这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81）

尝试打破虚构是危险的，有人可能会因此头破血流。要想演自己的角色，“上前与他们一起演”，也同样危险。一方面，大人物们有强化他们精心制作的、戏剧性的赞扬仪式的手段；另一方面，这些仪式是常常在绞刑架上表演的，很不吉利。

但是如果财富和权势是这些仪式的基础，那么为何这些大人物都为这些伪装所迷惑呢？莫尔观察到，在表演者或者观众中有少数人（如果有的话）会被精心编造的借口欺骗，这也就排除了纯粹的政治解释，比如马基雅维利在描述类似的仪式时提供的解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王有非常明确的实施欺骗的理由：为了延续统治。成功的君主必须是“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地时刻准备着受当前需要的支配，因此想要欺骗的人总是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这个观察明显介于犬儒与反叛、逆耳忠言与讽刺话语之间，但至少这里只有一层欺骗：剥去这层便能够抵达赤裸的真实，即欲望和恐惧。有经验的观察者总能一直洞穿表面，明白表象如何为狡猾的君主所操纵。

在莫尔看来，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更成问题。在他所在的世界中，所有人都极度维护没人相信的习俗；信仰已经不再必要。习俗对人类没有任何意义，它甚至不是欺骗，但君王和主教却无法离开它。剥去戏剧幻想的外衣，里边什么也没有。这也是对于那些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来说，马基雅维利的世界看上去比莫尔的世界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原因：“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那些能理解它的人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人见过或知道在现实中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抛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56）。这是《君主论》的著名段落，它含有螺旋式上升的讽刺，但是这种眩晕感被对献身此世生活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心（即相信有可能穿透“事物的真实情况”）所抑制。

当然，莫尔可以凭借更强大的信心表示自己知道“真实情况”，但是他所谓的真实属于完全不同的秩序（order），这一秩序能够取消，而非澄清人类政治。在他那两部伟大的政治著作《理查三世史》和《乌托邦》中，他都没有援引这种终极的宗教真理作为决定性的解释：在前一部作品中，他模仿古典模式进行了历史叙述；在后一部作品中，他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想象来阐明当前政治的。他所发明的正是那些“没有人见过或知道在现实中存在过的”共和国中的一个。他的作品既没有犬儒主义的冷峻清晰，也没天启历史（providential history）那种自信的合目的性——在这种历史中，神通过第二因（second causes）的行动来展开他的伟大计划。对马基雅维利和其他天启史学家来说，政治世界是透明的；对莫尔来说，它并不透明。他的伟大信念、他对绝对真理的感觉似乎仅仅增强了这种不透明性，把政治生活变得从本质上看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