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雪瑛 杨林贵｜缪斯精神的传承——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与改编

缪斯精神的传承

——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与改编

乔雪瑛

杨林贵

莎士比亚是改编故事的高手。他将一些流传的故事改编成舞台上的作品，在字里行间嵌入神来之笔，不经意间点石成金！他的戏剧跨越古今，魅力无穷，被后世奉为经典，这源于他在改造流行素材时充分展现的缪斯精神。缪斯精神的关键在于从创作素材中得到灵感，加以创造性的改编，以完成理想的艺术品创作。莎士比亚能够超越他那个时期的局限，利用流行的故事素材，辅以创造性的艺术处理，出色地完成他的作品，这是莎士比亚的缪斯精神之体现。今天世界各地的舞台和银幕上，基于莎剧改编的作品层出不穷，这是当今创作者的缪斯精神之所在。莎士比亚的缪斯精神为莎剧的当代改编提供了样本和范例，同时，莎剧的当代改编也映证和体现了莎士比亚的现代性。

哈佛教授加博（Marjorie Garber）概括了莎士比亚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莎士比亚造就了现代文化，现代文化成就了莎士比亚。”[1]放眼世界，“[莎士比亚的]经典性在现代文化中被推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一方面，莎剧中的永恒因素让当代人愿意去改编、唤醒和改造这些作品，以满足特定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经典作品参与当代生活，实际上也是经典作品生命力的根本体现”[3]，当代改编延续了莎剧经典作品的艺术生命。莎士比亚创作的过程，是不断借鉴灵感的过程。他从前人的素材里得到灵感并将其升华，创作出雅俗共赏的艺术品，这种推陈出新的缪斯精神，是莎士比亚剧作的永恒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这种缪斯精神所推崇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也体现在莎剧的当代改编作品中。在当今世界，“莎士比亚在不同文化中的解读、想象、建构、发明、衍生，使其意义不断生成、转化与增值，体现了莎士比亚的普适性、可变性、现代性、多元文化性等作为世界经典的诸多品质”[4]。

莎士比亚是创作的天才。他善于利用现成的流行故事进行戏剧创作。当时的流行素材经过他的精心改编，往往流传后世并被奉为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很好的例子。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作家流行以意大利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通俗的意大利故事在当时颇受欢迎。许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从科班出身的大学才子和本·琼生等，到自学成才的莎士比亚，都不同程度受到彼得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和阿里奥斯托等人的作品的影响，在作品形式和内容方面模仿他们的创作。

文艺复兴唤醒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由于英伦诸岛离希腊罗马较远，当时英国作家借鉴的多是二手甚至三手的材料，通常是经由意大利和法国传过去的。在15、16世纪的英国，意大利人改编的来自希腊罗马神话的古典故事非常流行，克里斯托弗·马洛、托马斯·基德等都借用过这些题材。同时，英国作家模仿借鉴的水平也有高下之分，区别他们水平高低的关键，就看他们是亦步亦趋还是进行独创性改造。莎士比亚能够脱颖而出，靠的就是他在利用现有素材时能结合英语的特点来大胆创新。1567年，威廉·佩恩特（William Painter）编印了一本意大利故事集，名为《欢乐宫》（Palace of Pleasure），在当时颇受欢迎。莎士比亚从中借鉴提取了一些素材，用到他的几部戏剧创作中，包括《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

文艺复兴初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欧洲大陆开始流行。故事的雏形是罗马作家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一个故事——《皮拉莫斯和提斯柏》（“Pyramus and Thisbe”）。这个故事只为莎士比亚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情节线，本身比较粗糙，但已初具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些基本元素。这个悲剧故事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产生很大影响，不少画家曾以此为主题创作过油画。在此期间，这个故事不断得到改编，情节也随之逐渐丰富起来，故事慢慢发生了衍变。其中最有名的是马泰奥·班德罗（Matteo Bandello）改编的1554年版本，1559年被法国人皮埃尔·鲍埃斯杜（Pierre Boaistuau）收入《悲剧故事集》（Histories Tragiques）。1562年，英国人亚瑟·布鲁克（Arthur Brooke）将其译成英语，并改写成一个诗体故事，名为《罗密乌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历史》（“The Tragicall Historye of Romeus and Juliet”）。[5]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作品《海洛和利安得》（Hero and Leander）和《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 Queen of Carthage）里面也有类似故事，不过并没有莎剧的悲剧效果。

莎士比亚时代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文学观，提倡寓教于乐。莎士比亚发挥了他的天才，展示出极大的灵活性。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戏剧最重要的元素是情节。莎士比亚在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为了满足戏剧的表现形式，在时间线和人物刻画上做了很多调整。为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提供素材的故事雏形发生在两年时间里，莎士比亚则创造性地将所有情节安排在几天之内。在谈到莎剧作为经典艺术为何能与时俱进时，普拉曼·马尔科夫认为原因是“情节特别紧凑”“让每个人物始终处于不断选择的紧张状态，如此高超的叙事技巧令人钦佩。……在合理顺畅安排故事情节等方面，也许永远不会有人超过莎士比亚”[6]。

莎士比亚不仅特别注重情节，还非常擅长塑造人物以及营造和烘托气氛。不过，在人物塑造方面，莎士比亚并没受亚里士多德戏剧观的束缚。当时的悲剧主人公多为王侯将相，而莎士比亚的贡献在于吸收了流行文化中的元素，让普通青年男女成为悲剧的主角。他还善于创造来自真实生活的小角色，如乳媪。她的那些台词啰里啰嗦却幽默感十足，给悲剧基调添加了一点喜剧元素，这也是莎士比亚的一大突破。经过他的创造性改编，该剧不仅主要人物更为突出，次要人物也被塑造得活灵活现，台词更是广为流传。

莎士比亚还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突出了爱情主题。布鲁姆（Harold Bloom）说过《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西方文学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广的浪漫爱情故事。[7]德国诗人海涅曾言：“我们在这里看到，爱情年轻气盛地出场了，抗拒着一切敌对的关系，并战胜一切。”[8]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剧中书写的爱情与当时颇为盛行的彼得拉克式爱情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开篇罗密欧对罗瑟琳的暗恋充满了彼得拉克式的意象和倾诉，那么他与朱丽叶相遇之后，那电光石火般的激情爱恋就是对彼得拉克式爱情的嘲讽与反叛。莎士比亚借茂丘西奥和劳伦斯教父等人物之口，表达了对盲目激情的调侃和批判，展现了他在认识上的深度。[9]莎士比亚利用流行素材创作时秉持的缪斯精神在此可见一斑，“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相遇、相知不过仅仅数日之内，便成就了世界文学史上一段‘至死不渝’的爱情神话”[10]。

同时，莎士比亚还善于利用流行元素。他将许多时代元素融入该剧中，以丰富人物的舞台表现，让故事和表演更贴近观众。例如，驯鹰术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非常流行，当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凯普莱特家的花园互诉衷肠后，在即将道别时，朱丽叶说：“嘘！罗密欧！嘘！唉！我希望我会发出呼鹰的声音，召这只鹰儿回来。”[11]朱丽叶把她的爱人比作鹰，这并非莎士比亚偶尔为之。在他的早期喜剧《驯悍记》中，主人公彼特鲁乔也生动使用过驯鹰的比喻。朱丽叶借此表达了让恋人召之即来的渴望，却不幸成了永诀的前奏，鹰儿没能回来，给接下来的悲剧性反转造足了气氛。正如驯鹰术在莎剧中的出现，莎士比亚常常以各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冲破条条框框的限制，打破虚构与现实的界限。

《驯悍记》剧照

此外，《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性非常突出。那些戏剧冲突此消彼长，令故事的发展跌宕起伏，张弛有序，也让观众随之经历担忧、欢愉、同情、紧张、心痛等丰富的情绪体验。然而一切又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自然而然、一气呵成，令观众沉浸其中、欲罢不能。[12]

同时，该剧的语言魅力无穷，充满哲理的语言与插科打诨融为一体，戏谑与严肃相得益彰。正是个性化的人物及其发自内心的语言，使莎剧深入人心、雅俗共赏。多层次、全方位的创造性改编，使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紧紧抓住观众的心。莎剧舞台演出的成功让出版商发现了商机，争相印刷出版。莎士比亚作品广受欢迎，成为当时的流行文化，并被后世传为经典。

莎士比亚利用前人的故事进行创作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为后世的莎剧改编者提供很好的样本。莎剧自问世以来，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改编上演，形成多种演出传统。莎士比亚成为作品被搬上舞台和银幕最多的作家之一，《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被搬上舞台和银幕最多的作品之一。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剧场中，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广受欢迎的剧目。历史上最成功的舞台演出版本是18世纪英国著名演员、剧作家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依据莎剧改编的版本。当时英国流行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加里克依据观众的喜好和口味，删改了原作中的悲剧成分，把这部莎剧改编成一出感伤剧，以迎合观众的需求，获得了极大成功。他改编的版本于1748年首演，一直被沿用到19世纪中期，盛行一个世纪之久。[13]

《罗密欧与朱丽叶》首次在中国舞台出现，是在1914年，由新剧同志会在上海春柳剧场上演，剧名是《铸情》。[14]1980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次由职业剧团排演，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公演，黄佐临任导演。[15]2014年国家大剧院出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由田沁鑫任导演，以街头酷少文化作为爱情悲剧的背景进行创造性演绎，在全国巡演七十多场。

传统的罗朱舞台剧的表演风格通常都是现实主义的，不过最近三四十年来，改编版常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当代，在莎剧经典与当今世界流行文化的互动方面不断探索尝试。2013年，百老汇的理查德·罗杰斯剧院（Richard Rodgers Theatre）上演了一部罗朱舞台剧，成为该剧的当代舞台改编中的佼佼者，共演出一百多场，几乎场场爆满。朱丽叶由非裔女演员康多拉·拉沙德（Condola Rashad）饰演，罗密欧的饰演者则是因出演《指环王》系列而成名的奥兰多·布鲁姆（Orlando Bloom）。演出背景设在现代，爱情和仇杀故事在黑白两个家族之间展开，罗密欧的蒙太古家族由白人演员扮演，朱丽叶的凯普莱特家族由非裔演员扮演。

20世纪以来，这部莎剧的电影改编与舞台改编并驾齐驱，阐释方法和演出风格互相影响。最早的电影版是1900年法国拍摄的默片《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在1908年，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各拍摄了一部罗朱默片，后续在欧美又有至少五部罗朱默片出品。[16]该剧的第一部黑白有声电影是拍摄于1936年的美国黑白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由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MGM）斥两百万美金巨资拍摄。该影片以《铸情》为名于当年年底在上海的南京大戏院公映。[17]1954年诞生了首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彩色电影。[18]至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彩色影片已有十几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 1961）、《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1968）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现代激情版》（William Shakespeare’s Romeo + Juliet， 1996）。

《西区故事》剧照

《西区故事》的导演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将该剧本土化，把故事背景设定在当时的纽约上西区，用歌舞剧的形式讲述蓝领阶层的美国白人与波多黎各新移民群体之间的爱情故事和冲突。主人公东尼（罗密欧）和玛丽亚（朱丽叶）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原著的等级观念由此得以消解，家族仇恨也被替换成种族、宗教矛盾，同时原著中著名的殉情结局也被打破。在对莎剧的改编方面，该片跳出窠臼，融入时代背景，顺应时尚潮流，迎合大众所好，这些处理对后来的罗朱电影改编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在1987年的电影《中国女孩》（China Girl）中可见一斑。此片改编者同样将故事背景设在纽约，而冲突则发生在意大利移民社区和华人移民社区，以意大利和华人黑帮争斗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其中罗密欧是意大利后裔，朱丽叶则是华裔女孩。前述由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2014）也将故事的发生发展置于现代都市的街头帮派之间。2020年，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同样以歌舞电影的形式将其翻拍成新版，并沿用了《西区故事》之名。

1968年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由意大利著名导演佛朗哥·泽菲雷里（Franco Zeffirelli）执导。这部电影对莎剧进行大胆处理，一经上映立刻得到年轻观众的青睐，其成功原因可归为“电影色彩浓郁而且充满活力，是一种非常娱乐化的呈现”[19]。该片反映了1960年代的文化潮流，虽然两家世代为仇，但年轻人纯洁真挚的爱情被电影镜头表现得浪漫唯美。导演充分挖掘莎剧文本，又能大胆突破，用视觉化的电影语言，将莎剧经典台词以经典视觉意象呈现给观众，整部影片萦绕着复古而浪漫的氛围。莎剧台词响起，恋人十指相触，眼波流转，电影镜头敏锐地捕捉着每一处细节，精准而唯美。男女主人公的塑造基本满足了大众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想象，同时，该剧的配乐《总有一天》（“A Time for Us”）凄婉缠绵，完美烘托了电影的悲剧主题，成为流行音乐的经典。该片精准地满足了大众娱乐的需求，被视为莎剧电影的典范之作。

1996年上映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现代激情版》以其实验性和颠覆性，为流行影院的莎剧改编开拓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部电影由巴兹·鲁赫曼（Baz Luhrmann）执导，饰演罗密欧的是美国当红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名著和明星效应一目了然。该片与《西区故事》一脉相承，将背景设定为不同种族之间的黑帮冲突。影片开头的街头枪战、地面飞车、直升机的追捕、年轻人的械斗、加油站的爆炸，彰显了后现代影片的暴力美学，直接把仇恨的主题推到观众面前。夕阳下的海滩、浮夸的豪门舞会、人们滑稽的装扮、华丽的水族箱、穿过鱼缸的炽热眼神、泳池中的浪漫际会、巨大的耶稣雕塑、天主教堂、十字架、蜡烛等，这些时髦元素烘托了整个影片的唯美浪漫以及压抑的悲剧氛围。这些当下特有的风格与意象，赋予莎剧经典流行文化的活力；同时，莎士比亚以其不朽的爱情诗人的大名，给流行文化增添了经典内涵。简而言之，“无论是电影风景、人物的衣着和出场方式，还是时尚化广告和世俗的宗教意象，均和流行文化影像形成互文指向的关系”[20]。这种互文关系既是当代改编者与莎翁进行的对话，又是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对话。在把莎士比亚与流行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上，鲁赫曼比怀斯和泽菲雷里走得更远。

如今，越来越多的作品利用莎剧元素进行大胆创造。当代流行媒体对这部莎剧进行各种各样的引用、改造、重构、颠覆，甚至拿莎士比亚的个人生活来演绎。电影《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便是个突出的例子。在编剧天马行空的想象中，莎士比亚为玫瑰剧场写爱情戏遇到了瓶颈。因缘际会中，他偶遇女扮男装的薇奥拉，在经历了一段浪漫之后，他终于打开思路，完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类似《莎翁情史》这样的改编意味着莎士比亚早已超越文学艺术范畴，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化因子，在与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融合中，内容变得更加丰富，生命力更加强大。

《莎翁情史》剧照

中国导演参与莎士比亚电影产业较晚，因而在时间上也相对集中。从21世纪初期开始，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尝试改编莎剧经典。其中与罗朱故事相关的，是2005年出品的电影《情人结》。这部影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莎剧电影改编，而是借用莎剧元素和莎剧故事主线来反映中国当代生活。主人公常引用罗朱的台词来思考自己的生活，影片中也穿插了1968版的罗朱电影镜头。此外，近年来随着视频网站的飞速发展，一些与罗朱相关的网络电影也逐渐进入观众的视野。这种向莎士比亚致敬的方式，也是对莎翁经典与流行文化关系的一种诠释。对于莎剧的情节、台词乃至莎士比亚电影的引用，已经成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推进了莎士比亚经典的传播。

莎士比亚艺术所具有的超前性和灵活性，使他的作品以音乐、视觉艺术等各种形式被后世艺术家不断再现。这不仅证明其艺术的恒久魅力，还为现代文化生活注入经典的内涵。每一次对莎剧的改编，“也是对莎士比亚剧本的新一轮解读，……不仅能让经典历久弥新，更能激发观众对原著的关注，从而为原著作品的更广泛传播提供契机”[21]。对莎剧的创造性改编，尤其是在异质文化中的创造性改编，不仅扩充了莎剧的舞台和银幕版本，而且“增加了莎士比亚的文学权威”[22]。

上面提到的大众媒体对莎剧的改编只是莎剧经典在当代传播的一部分。如今，莎剧改编已超越剧场和影院的范围，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文化现象，这也是莎剧的永恒性和适时性的体现。在此背景下，一个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我们如何界定莎剧经典在当代文化中的改编和重构？近年来，批评界和理论界一直在关注经典文学文本的当代改编实践，并试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经典改编的忠实性与创新性也一直是辩论的一个焦点。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将经典文学作品加以改编，始终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经典文学文本已然深入人心，而改编作为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必然带有创新性，无疑需要挑战经典文本在受众心中的固有形象。这个挑战空间的增加，亦即改编中创新空间的增大，与改编理论的发展相辅相成。

莎剧电影改编及改编批评的发展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思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然彼时电影的发展已有近八十年历程，但是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批评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新批评等文学理论的影响，文学文本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致使当时的改编理论过于强调改编作品对原著的忠实性，具体体现在要求改编把握住原著的所谓“精髓”，精确阐释文本作者的意图，准确生动地还原原著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等。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改编，都要无限贴近对文本最权威、最正确的阐释。虽然这一时期的莎剧电影改编已经有很多版本，但是“大多基本再现原作的内容”[23]，且只有零星的演出评论，其对于电影改编大多持反对态度，认为电影媒体的流行改编方式拉低了莎剧的高雅品位，甚至让莎剧显得有些低俗。1968年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让大家的看法有所改观，但总体上舆论仍然认为任何改编都必须尽可能忠实于原著。对莎剧改编来说，忠实于原著的基本意思就是至少要忠于莎剧的语言和人物。因此，即使是这部1968年的电影，在选角时仍然把接近莎剧人物作为首要条件。

从70年代开始，随着解构主义思想的发展，在福柯和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文本观的影响下，文本的稳定性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此莎剧电影改编的忠实观也日渐式微，其改编批评开始蓬勃发展。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莎剧的舞台改编精彩纷呈，这段时期的莎剧改编批评主要集中在舞台改编上。但是随着莎剧电影改编的增多，以及内容和形式的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舞台跟银幕之间的差别，开始考量这两种莎剧改编的关系，探讨各自在处理方式和改编策略上的异同。这一时期的莎剧电影改编虽然开始逐步摆脱忠实性的束缚，但是忠实性仍然时不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出现在改编批评中。

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电影业的繁荣，莎剧的电影改编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变化，即使是旨在表现‘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改编者也会在细节上加入个人和时代的理解，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强的时代感。”[24]随之而来的是莎剧改编批评的跨越式发展。在此之前，由于莎剧文本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同时由于莎剧本身的舞台性质，莎剧电影的改编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学文本的银幕转化，因此莎剧电影批评一直附属于文学批评。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莎剧电影改编数量的增多，莎剧电影改编批评逐渐从文学批评中脱离出来，开始相对独立的发展，探讨的内容也从莎剧文本与电影文本在形式方面的简单比较，发展到对莎剧电影的叙事艺术、符号系统等方面的理论探讨。

从20世纪末开始，忠实于莎剧语言已经不再是电影改编以及评判电影改编的唯一或者最高标准。改编的创新空间越来越大，相应地出现了莎剧改编案例的激增。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影视改编而言，在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现代激情版》中，导演大量启用偶像明星来演绎莎剧，让角色的对白带地方口音，同时对莎剧台词进行大幅改动，其改编的首要目的是服务当下的影院观众。同时批评界也在发生变化，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开始介入电影批评。“二十一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短时间内涌入，改编研究的理论程度及其论题开放程度也大为增强。”[25]莎剧电影改编批评开始借助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来剖析莎剧电影改编作品中的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此时的莎剧改编的创新意义更多在于对话，既借助改编作品与莎翁经典对话，又借助莎翁作品与当下进行对话。对莎剧电影改编作品的研究也成了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充满活力而且成果丰富的莎学分支，研究内容涉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史、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综合研究、莎士比亚电影编导演研究、具体作品改编研究、改编理论研究等，而且每一时期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下一时期的电影编导演员，以及学术研究”[26]。

《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现代激情版》剧照

通过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形成和改编历程，围绕莎剧经典与当代改编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莎剧经典的形成及其改编和传播至少给我们带来以下两点启示。

其一，莎士比亚通过改编当时的流行故事形成了莎剧经典，莎剧经典又在流行文化中经由改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流行文化不是凭空捏造，其脱胎于经典文化，而经典文化又是流行文化的沉淀。……二者之间是彼此承袭、相互成就的关系。流行文化是经典文化的变异，它保留着部分经典文化的元素，但又融合了时代的情愫。反之，流行文化也在自我扬弃中铸就精品，从而丰富了经典文化的原有容量。”[27]因此，在改编莎剧时，只有秉持缪斯精神，巧妙把握当代文化与莎剧精华的契合点，才能做到既忠实于经典又贴近当代观众。莎剧的改编实践不能只忠实于莎剧的字句，却忽略了他创新性的精髓。改编不是零和博弈，改编上的创新并不一定是原作的损失，一味地“忠于”原作的改编并不一定意味着原作的增值。总而言之，只有让“权威”的莎士比亚走近当下，贴近观众的生活，才能让更多人体验到经典的永恒魅力。

其二，如今的莎剧改编贴近当代观众、当代生活，并不意味着莎剧经典的“庸俗化”。如果固守僵化的忠实观，或一味强调高雅而排斥流行，莎士比亚经典只会被束之高阁。只有打破高雅艺术与流行娱乐之间的界限，摆脱对莎剧改编的束缚，才能带来莎剧改编的繁荣。对于各种各样的创新性改编，正如马丁·巴特勒所言，“人们往往担忧这些电影使莎翁原著中的语言流失，情节也被删改。但是只要演员和导演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再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艺术和文化价值，我觉得就够了。……只要它能够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那就是好作品”[28]。莎剧在流行文化中的改编，是融合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的一种新尝试，也是未来经典改编的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融合性尝试催生了莎剧改编的小高潮，将经典带到大众触手可及的地方，推动了经典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用他们基于莎剧的再创作来展示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和感知，同时致敬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剧作家。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流传最广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之一，是莎士比亚利用当时的流行元素对经典故事进行再创作的杰作。该剧接地气，贴近观众，其盛行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故事引人入胜，富于戏剧性，情节集中紧凑，人物鲜活丰满，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又兼具深刻的思想内涵。莎士比亚用精妙又接地气的语言，充分激发观众的想象，使观众在整个演出过程中都有充分的情感参与。这些都是莎士比亚缪斯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莎剧的当代改编又将其经典元素与当下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以经典来阐释流行，以流行来唤醒经典，这也是当代改编者之缪斯精神的充分体现。

为舞台演出而创作的莎剧，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无疑是流行文化的代表。如今莎剧成为经典，在当下的流行文化中通过当代的再创作而再次回归流行文化，跟普通民众展开对话，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每一次莎剧在流行文化中的创新性改编，都是一场经典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对话。无论批评话语对莎剧的当代改编是褒是贬，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莎士比亚当代文化意义的构建。任何改编、创新和阐释都离不开对莎士比亚文本的透彻理解，同时，欣赏莎剧及其改编作品也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包括创作的背景和接受的背景。体味莎剧的精彩，需要从时代的、创新的视角去理解，才能拥有真正的独特体会。

            作者单位：乔雪瑛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

杨林贵  东华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

[1]Marjorie Garber， Shakespeare and Modern Cultu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8), 1. 

[2]李思剑：《莎士比亚研究的现代性——李伟民教授访谈录》，《四川戏剧》，2015年第1期。 

[3]张冲：《经典的改编与改编的经典——论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及改编研究的意义》，《艺术评论》，2011年第1期。 

[4]查明建：《论莎士比亚的经典性与世界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6期。 

[5]参见黄然：《〈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悲惨历史〉文本对比研究》，《外文研究》，2014年第4期。 

[6][保] 普拉曼·马尔科夫：《莎士比亚为何能在当代戏剧界保持最前沿甚至超前地位？》，黄觉校，《戏剧》，2009年第4期。 

[7]Harold Bloom,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Longman, 1999), 90. 

[8]［德］ 海因里希·海涅：《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李永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5—126页。 

[9]关于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展现的爱情观，参见冯伟：《〈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爱情”：从卢克莱修到彼得拉克》，《外国文学》，2019年第1期。 

[10]冯伟：《〈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爱情”：从卢克莱修到彼得拉克》。 

[11]参见[英] 阿奇博尔德·盖基：《莎士比亚的鸟》，李素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6—47页。译文参考的是朱生豪译文。 

[12]参见董健：《戏剧性简论》，《戏剧艺术》，2003年第6期。 

[13]参见［加］ 吉尔·莱文森：《〈罗密欧与朱丽叶〉剧场演出简史》,刘晶译，《戏剧艺术》，2012年第3期。 

[14]参见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 

[15]参见曹树钧：《黄佐临痴迷莎剧》，《世纪》，2004年第6期。 

[16]参见张冲、张琼：《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电影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0—202页。 

[17]参见［日］ 濑户宏：《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1616—2016》，陈凌虹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2—133页。 

[18]参见张冲、张琼：《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电影研究》，第204页。 

[19][英] 马丁·巴特勒：《大银幕上的莎士比亚》，吴慧彬整理，《上海戏剧》，2016年第3期。 

[20]郑杰：《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看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情感再现》，《当代电影》，2018年第2期。 

[21]高继海：《莎士比亚历史剧与电影改编——以〈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为例》，《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2]张英进：《改编和翻译中的双重转向与跨学科实践：从莎士比亚戏剧到早期中国电影》，秦立彦译,《文艺研究》，2008年第6期。 

[23]张冲：《经典的改编与改编的经典——论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及改编研究的意义》。 

[24]张冲：《经典的改编与改编的经典——论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及改编研究的意义》。 

[25]陈林侠：《中国电影学派：如何理论，怎样创新？——以国外改编理论研究为核心》，《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26]张冲：《经典的改编与改编的经典——论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及改编研究的意义》。 

[27]吴辉、于汐：《媒介变革语境下文学“破界”现象研究——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现代传播》，2015年第8期。 

[28][英] 马丁·巴特勒：《大银幕上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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