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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西行——孙宗慰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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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西行——孙宗慰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崇真艺客点击上方蓝字关注势象艺术

编者按：

孙宗慰1912年生于江苏常熟，1934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徐悲鸿的学生与后来的追随者。1941年，孙宗慰就踏上了西行的长路，成为第一批西北少数民族绘画题材的开拓者，以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描绘那里的风土人物。虽晚于赵望云，但早于大家熟悉的吴作人、董希文。同一时期，他以张大千助手的身份，参与敦煌壁画的临摹与研究工作，得到中国传统艺术精华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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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之飞天，纸本彩绘壁画底稿，30×60cm，1941年

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石窟发现于1900年，是一座灿烂的东方艺术宝库，其中莫高窟（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人称“东方卢浮宫”，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1925年始，敦煌石窟艺术开始引起张大千的关注。1940年，张大千初赴敦煌，但家人的接连病逝使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暂时搁浅。但是，对敦煌的考察张大千已经筹备了十数年，悲痛之余他仍然决定继续前行。1941年春，在张大千二哥的追悼会上，张大千与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吕斯百谈起将去敦煌探访千佛洞，需要一个有绘画写生能力的人做助手，吕斯百向张大千推荐了孙宗慰。1936年，张大千曾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代课三个月，其间曾和孙宗慰一同去黄山写生，对孙宗慰出色的艺术功底印象颇深，因而对吕斯百的推荐甚为赞同。吕斯百也向孙宗慰讲道：此行将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不要放弃，中央大学艺术系可为他停薪留职一年。此时是孙宗慰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助教的第三年，工作中的诸多繁琐事务使得他常常无暇兼顾艺术创作。孙宗慰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便欣然决定一同前往。

敦煌西行——孙宗慰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崇真艺客

菩萨像画稿，纸本彩绘壁画底稿，103×70cm，1941年

敦煌壁画之莲花座上的菩萨，纸本彩绘壁画底稿，55×32cm，1941年

1941年5月初，张大千率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等人再赴敦煌。1941年4月底，孙宗慰由重庆出发，经渝成公路取道成都，因途中的日军轰炸而计划换火车至西安，再由西兰公路抵达兰州与张大千一行会合。一路上，为了尽快抵达兰州，孙宗慰坐车、骑驴，甚至在西安至兰州一路步行，也正是因此，西部不为人知的淳朴民风民情深深打动了孙宗慰，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在前往敦煌的路途上，孙宗慰创作了大量风景和人物的速写、素描，这些珍贵的画作得以保留下来，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为孙宗慰艺术生涯中的另一重要成就——蒙藏风情系列创作，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许红（孙宗慰儿媳）：“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件事我特别想说，当时在‘※※※※※’中他写检查写交代的时候，他跟张大千去敦煌的目的是什么，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当时他自己写的时候说敦煌应该是国家的艺术宝库，说这个敦煌保护应该是政府行为，当时大千以一己之力去做这个敦煌的研究工作，他说我愿助一臂之力。当时他等于是停薪，他是中大的老师，停薪留职跟着大千去敦煌。那么他的国画也是去敦煌以后才开始画的，在那之前他基本上是学西画。跟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他看到了少数民族生活情景，他觉得非常有时代生活气息。那个时候到兰州之后，从兰州到敦煌就没有车了，完全是骑着骆驼进去，沿途有很多的风景，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画了很多写生，我们现在整理很多速写都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包括人物。”

敦煌西行——孙宗慰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崇真艺客

安西榆林窟菩萨舞踊图，纸本彩绘壁画底稿，93×56cm，1941年

敦煌壁画供奉菩萨2，纸本彩绘壁画底稿，52×30cm，1943年

孙宗慰与张大千在敦煌期间，帮助张大千摹绘壁画、写生彩塑、编号洞窟，功劳不可谓不大。但是，在目前可查找到的、张大千对敦煌之行的记载中，对于当时为敦煌壁画复制和研究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得力助手孙宗慰，或是只字不提，或是在随行人员名单中寥寥数笔带过，而对孙宗慰在敦煌所做工作更是缄默遮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大千如此对待敦煌研究中功不可没的孙宗慰？在孙宗慰的“※※”交代材料《补充交代我和张大千的关系[1]》中，或许可以一窥端倪：“张笫二次去敦煌为什么没有要我同去，主要的也因他看出我对他的这种行动是不赞同的。有我在旁，对他说来至少觉得碍事，不能放手去做，也因此在我离开他回重庆后，从此就无联系。”①

这样的文字记载，或许也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其中提到的“这种行动”即是指张大千将敦煌壁画斑驳的表层剥离，而只留下盛唐时期的壁画这一行为。张大千也不避讳此事，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叙述云：“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雨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张大千与孙宗慰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如今巳无从得知。但可以看到的是，敦煌之行对孙宗慰在国画领域的实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敦煌之行是学习西画出身的孙宗慰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尽管初到敦煌时，孙宗慰并没有像对敦煌仰慕已久的张大千那样欣喜若狂，但通过临摹壁画等研究工作的进行，以及张大千的影响，孙宗慰逐渐对敦煌壁画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留下了一批精彩的敦煌壁画主题作品。

敦煌·普贤菩萨白描，纸本水墨，188.5×114cm，1942年

敦煌西行——孙宗慰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崇真艺客

敦煌·文殊菩萨白描，纸本水墨，198×114cm，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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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神仙卷》局部，纸本白描，21×27cm，1942年

孙宗慰的敦煌系列作品，来源于他对敦煌壁画和彩塑的写生临摹，但却不是对描绘对象的照搬、复制。在解读孙宗慰的艺术创作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孙宗慰融合了个人情感和创造的“新现实主义”。不论是旖旎多姿的天女，抑或端严毕备的白衣大士，除了飘逸的裙带、传神的面貌之外，更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中流露出的和蔼亲切。画面中的神仙不似高居于天庭之上，更像是在人间时刻关注、保护着万物众生。孙宗慰在创作中所实践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对对象的传神再现，更是加入了生活化、人性化、个人化的趣味，这也使得他的作品除了“写实”，更洋溢着独特的个人特性。即使是源自敦煌临摹的宗教题材，孙宗慰也巧妙地将个人再创作不露痕迹地巧妙融合于其中。

敦煌之行无论对张大千还是孙宗慰，都是他们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临别之际，张大千向孙宗慰赠诗一首，表达了对孙宗慰的充分肯定与感激。孙宗慰重返中央大学后，敦煌之行所沉淀的经历与思考使他迎来了艺术生涯中的一个创作高峰。

敦煌西行——孙宗慰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崇真艺客

塔尔寺内景，纸本碳铅笔素描，25×29cm，1940年

敦煌西行——孙宗慰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崇真艺客

敦煌修行者居住的洞窟，纸本碳铅笔素描，25×29cm，1940年

敦煌西行——孙宗慰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崇真艺客

塞上行，布面油画，67×78cm，1942年

敦煌西行——孙宗慰艺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崇真艺客

张大千赠诗孙宗慰

异代兵戈地

行人说鄯州

九秋方割麦

六月或披裘

台见鸟孤壮

城摧汉将愁

只今和五族

随处起番讴

西宁一首时与宗慰仁弟同游也

越月来酒泉为书之即正

大千张爰

——张大千赠诗孙宗慰

注解：

① 孙宗慰：《补充交代我和张大千的关系[1]》，1968.12.29

本文摘自《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绘画作品集》，主编：吴洪亮，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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