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田丰,1994年生,浙江杭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主要从事两汉三国政治文化与历史文献研究。
内容简介
“孝宣情结”,在本书中即指东汉士人对汉宣帝、宣帝朝辅臣及其所共同构成之政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一特殊政治文化,缘起于以中兴为名的东汉王朝对西汉良政的向往,由汉宣帝兼杂王霸的政治思想,以吏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实践,乃至历经层累、逐渐成形的宣帝中兴形象所共同推动。本书以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为中心线索,剖析西汉孝宣政治的内核,梳理东汉士人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流变,考察其人层累建构宣帝中兴形象的过程,以“孝宣情结”的缘起变化发展,勾勒出东汉近两百年政治演进的轮廓。
目录
光华中国史学、世界史学研究丛刊缘起
绪论
一、选题缘起、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第一章 政治内核与中兴建构:“孝宣情结”的缘起
第一节 孝宣政治的内核
一、“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
二、以吏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
第二节 制造汉宣帝:西汉中后期时人对汉宣帝形象的层累建构
一、谶纬与祥瑞:汉宣帝在位前后的形象建构
二、谥号:汉宣帝身后的形象建构
三、汉宣帝以降的中兴形象建构
第二章 中兴重构与政治回归:“孝宣情结”的发展
第一节 东汉前期汉宣地位的重构
一、建武十九年的政治重构
二、《汉书》对汉宣帝中兴形象的塑造与定型
第二节 孝宣政治的回归
一、“柔道”与“霸王道杂之”
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
第三章 政治转型与中兴呼唤:“孝宣情结”的分化
第一节 章、和二朝的政治转型
一、尚宽的皇帝与严苛的官吏
二、外戚、宦官的崛起
第二节 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与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一、东汉中后期面临的困境
二、东汉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第四章 政治重生与功用流变:“孝宣情结”的异变
第一节 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与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
一、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
二、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孝宣政治的部分回归
第二节 谶纬异象与汉魏嬗代
一、两汉间孝宣谶纬异象的功用流变
二、“冠石之祥”与匹夫裂土
三、“字成木叶”与汉魏禅代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一
后记二
精彩书摘
自光武帝龙飞白水,至汉献帝繁阳禅位,一百九十五载风流故事,“总被雨打风吹去”。细数东汉漫长的历史,可见其国家政治的变化发展与汉宣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本书以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东汉士人对汉宣帝、宣帝朝辅臣及其所共同构成之政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本书中被定义为“孝宣情结”,这种特殊情感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政治文化在发展变化的同时与东汉政治的互动,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依笔者陋见,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经历了缘起、发展、分化和异变四个阶段,贯穿王朝始终,与东汉政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纠葛。东汉初年,汉德重开,君主励精图治,群下延颈举踵。在经历了西汉末年复行周政的失败后,东汉的创业者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西汉盛世,汉宣帝兼杂王霸的汉家典型政治就进入了东汉士人的视野。汉家开基以来便有兼综王霸之意,其后主导的政治思想虽有所不同,但始终都是在“霸王道杂之”这条基线附近波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却是外儒内法。宣帝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位期间对内兼用儒法,整顿吏治,调整武帝以来的弊政;对外承武帝奋击之威,审时度势,宾服四夷。宣帝的文治武功一举扭转了武帝末年以来的颓势,使西汉王朝再次走向兴盛,后世美其名曰“中兴”,宣帝也因此成为西汉的中兴圣主。包括“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和带有宣帝朝特色的,以加俸、增秩、赏金、升官等主要举措为组成部分的吏治建设,即政治实践在内的孝宣政治成为东汉士人“孝宣情结”产生的缘由之一。而西汉时人对宣帝形象的层累建构亦促成了东汉士人“孝宣情结”的缘起。关于宣帝的形象建构,若抛开“天子气”不论,实际上自其登基前天下出现谶纬异象起就已经开始了。宣帝登基后屡致祥瑞,又通过更改年号、遍赐民爵等举措来强化圣主仁君这一印象。宣帝驾崩后,士人上谥号“孝宣”,以褒扬其使四夷宾服,致天下太平之功。不过,这一进程此后却一度中止,直至元始四年汉平帝为宣帝上中宗庙号,宣帝的中兴形象,在经历了漫长且充满波折的建构后,才暂时告一段落。谶纬、祥瑞、谥号、庙号,一系列的政治符号都指向一个事实,即宣帝为汉朝的中兴圣主。同样中兴的背景,又使得东汉士人对宣帝更增添一分认同。
成熟的孝宣政治与经西汉漫长的层累建构后逐渐成形的宣帝中兴形象二位一体,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即缘起于此。自王莽乱国之后,宣帝的政治地位长期没有得到承认,故东汉前期士人致力于重塑宣帝形象。上层士人如皇帝,有意拔高宣帝地位,以政治重构的形式将宣帝的中兴形象永久地融入国家精神之内。光武改革宗庙制度,确立了宣帝在汉家宗庙中的独特地位,又更换太子以保持国家政治未来的前进方向。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光武、明帝在文化上崇儒,却不偏废霸术。二帝均重视吏治建设,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复行孝宣政治,如增加吏俸、推行久任制等,使得东汉初年国家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下层士人如文士则通过历史书写的形式,以文本为载体最终固定了宣帝唯一中兴圣主的形象,其中又以《汉书》最为典型。《汉书》中所见的宣帝形象,与其说是西汉真实的汉宣帝,倒不如说是东汉人眼中的汉宣帝,与东汉政治的绞缠使得《汉书》中的宣帝形象明显带有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班固整理并书写汉史,使汉宣帝得以齐功周宣王,比德汉高祖。《汉书》又通过构建汉武帝与汉元帝的形象来烘托汉宣帝,使得宣帝唯一中兴圣主的形象得以最终固定。这一时期是东汉士人之“孝宣情结”的发展阶段。
明帝以降,章帝继体。虽与明帝并称明章之治,但细究东汉衰亡之由,首推章帝。章帝推崇儒术,重视教化,固然可赞,但其为惩明帝苛政之失,奉行宽政,主动放松了对官吏的监督与惩罚。而自东汉开国起便由中央推动,在地方上出现的吏化趋向,其所带有的巨大惯性并没有因国家政治的转向而就此停止,加之章帝自断辔策,关键环节的断裂致使原本的平衡被打破,东汉中央与地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脱节的趋势。章帝又纵容外戚发展,使得继任的和帝不得不借助宦官之手巩固皇权。由此外戚、宦官两大势力崛起。章、和之世的东汉王朝,虽仍是继续向上发展,但也已经看到了山巅的无限风光。
和帝之后,东汉中央便陷入了外戚、宦官迭兴的死循环。皇帝多是幼年即位,权假他姓,又多不永年。可以说,这一时段的东汉皇帝大多已经失去了开国前两代君主的锐意进取之志,在他们身上几乎已经看不到“孝宣情结”了。这一特殊政治文化从东汉初年的君臣皆尚,逐渐分化,至此时仅存于中下层士人之间。东汉中后期朝堂之上政治黑暗,皇权为外戚、宦官所侵,地方政治亦有崩溃之趋势,统治者的过分纵容与治吏严法的缺失也使得前世“宽以治吏,严以待民”的错位政治愈演愈烈,以苛刻为能的官吏暴虐百姓,并借此晋升,一心图治的官吏却迁转不得,俸禄低微。激化的社会矛盾又将汉王朝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国家逐渐衰微的大背景下,东汉初年对“孝宣情结”的铺垫,士人对汉宣帝所创造之中兴盛世的向往以及拯救时弊的需要,使得此时的一批士人,在“孝宣情结”的驱使下,活跃于朝堂之上,纷纷进言,阐释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士人们希望君主能够限制宦官,打击外戚,重振皇权,以比隆宣帝,又依照孝宣政治设计新制,欲纠正地方弊政,远追宣帝中兴之轨,其中又以再造吏治为首要任务,如提高吏俸,推行久任制,严格官吏的选拔等一系列带有孝宣政治特色的建议时常被提及;又有士人僻处一室,著书立说,观其文字可知其人对孝宣中兴的无限向往;另有士人更在具体实践中推行孝宣政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只是东汉中后期国家陵迟,外戚、宦官势力的掣肘使得士人的宏愿没能实现。士人们由此心灰意冷,旨趣转变。
东汉末年,士人们的“孝宣情结”出现了明显的异变,宣帝中兴汉朝的幻景与汉朝难以复兴之现实的抵牾使得“孝宣情结”从对王朝的归属与对治道的认同走向了更加纯粹的治道认同与异象比附。因孝宣政治与多种政治符号在内的形象建构二位一体而缘起的“孝宣情结”,在东汉末年又重新分化为治道与政治符号的松散集合。宣帝兼杂王霸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成为汉末群雄经营地方的重要参考,三国创业君臣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儒法兼用,重塑吏治,最终从并起的汉末英豪中脱颖而出,三分东汉天下。而原本用以构建宣帝中兴形象的谶纬异象也不可避免地在社会思潮的剧烈变动中滑向异变的深渊,反而成为地方割据乃至士人最终完成王朝禅代之权力转换的工具。
综上,这样一条曲折的,关于“孝宣情结”的发展变化脉络虽算不上是清晰可见,但拨开历史的迷雾,仍可发现它的草蛇灰线。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与东汉近二百年的政治演进有着难以割裂的联系。使得东汉士人产生“孝宣情结”的孝宣政治,其内核是“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和带有宣帝朝特色的,以吏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将其展开即是汉家制度的基准线,代表着汉代政治的理性传统。这一内在逻辑使得孝宣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抽象的汉家制度的真实投影。故就政治文化而言,时人对孝宣政治的认识与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走向兴与亡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东汉历史的发展证明此非虚言。西汉政治整体上在这条“霸王道杂之”的基准线附近波动,直至后期的急剧变化才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在汉家制度的巨大引力下,东汉在开国五十年内重回这条轨道,之后却开始转向,内部分化,逐渐脱轨。士人虽意欲使国家政治重新转轨,前仆后继却不能得,直到东汉末年才由三国创业君臣在各自的实际控制区内实现了部分回归。随着受禅台上燎烟腾空,禅让礼毕,东汉也由此灭亡了。然而“孝宣情结”却没有因此泯灭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之中。几经淘洗,分别由后人对汉宣帝治道的认同以及对汉宣帝异象的比附所形成的政治结晶,反而历久弥新,对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这倒是轶出了本书的预期构想,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责编:黄芬;排版:王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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