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月1日,新年伊始,中间美术馆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共同发起了“在阴晴不定中继续学习”元旦特别活动,作为展览“希望的原理”在如今后疫情时代的延伸。
我们很高兴在春节之前收到共计5万多字的回复,分别来自75位观众、读者,其中66位朋友以小组团体的形式响应,从中可见来自各行业、各身份、多种视角、多种话题的丰富叙事与不同社群的紧密联系。之前我们已发布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内容作为开年祝福,号召大家通过细想、分享与阅读来谨慎告别历史,关注真实发生的个体经验,审视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遭遇、作用并遗留于身心的痕迹,如此才能面向未来,探索希望的原理。
作为发起者,我们坚持倡议鲁迅先生所谓“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之必要,践行于不止2023;作为记录者,我们深感荣幸,在本次活动回顾的第四期即最后一期内容发布中,想不厌其烦地谢谢大家对中间美术馆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信任与支持,向我们吐露诚挚的心声,汇聚成宝贵而启人深思的漫谈。我们也会持续推出一系列学术讲座等其他活动,敬请期待!

图注:“在阴晴不定中继续学习”活动词云,根据51157字来信内容词频提取。
由于收集的文本量较多,为保证平等,中间美术馆会分期发布来信,敬请大家保持关注。我们保留了回复者包括自我认同的身份标签等绝大多数信息,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条件下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提取与微小的编辑调整。同时我们发现团体来信由于社群的组织属性,成员书写风格、讨论议题或有相似,造成阅读趣味性降低,因此我们进行了拆散再排版工作。如您有意对公示内容回应,请在公众号后台或文末留言,谢谢!
PB,央企员工:
感恩2020年年底,有那么一群医护人员,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抵挡住了病毒最疯狂的进攻;感恩2022年年底,有那么一群年轻人,为了公共的利益,举摇📄呐喊不再沉默;感恩终于得偿所愿,可以在未来的每一个周末,启程奔赴1000多公里外的家里,看到最亲的亲人。
璐璐,骨科女医生:
2022学习到的就是,医院竟然会缺常规药!
小a,大学生:
我想主要谈谈刚刚过去的2022年。如果要我用两个词来概括我对2022的感受,我会说“漫长的临时状态”。所谓“临时”是说,我们展开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种种条件在疫情和防疫中以“根据最新形势”为名被反反复复地改造、被强力地规定,其程度为2020年以来最甚——但对此的记录、档案仍然分散在人们的私人记忆和互联网的信息流中,也许在对此展开讨论、学习之前,还有更多的收集整理事实、“编当代史”的工作要做,我在此不再展开。但如果这种“临时”感的确是许多人的共同体验话,接下来我想讨论的则是“漫长”,在这些临时的改造和规定之下,乃至“第十版”了然拂袖去以来的“临时之后”,为什么人们的生活(仍然)随风飘摇,或是维持着2020年以来养成的一切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生活期待乃至政治诉求,而没有展现出对“免于临时的自由”的想象力。
也许允许“漫长”的条件早已存在,我想给出我的一种观察和理解。我认为,这个社会的种种生活方式被隔离、分裂得支离破碎,并且人们开始习惯乃至维护这种支离破碎。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年龄/地位/性别’的人就应该如何如何”,但与成为“八点钟的太阳”、“可以团结的力量”或顶起“半边天”不同,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在此时此地的社会中定位一类人发挥的作用,而是要对某一年龄/阶层/性别的优势或劣势加以合理化、绝对化、工具化——在人们对防疫政策的讨论中,“老人”尤其是“自家老人”成为终结话题的道德武器;“流调”轨迹揭露出人们生活时空的“折叠”,但这种“折叠”在人们的说笑中又被归为个人的“乱跑”或“生活不易”;丰县、唐山的事实搞不清楚,“抛开事实不谈”对女性的三令五申却铺天盖地。为什么我会留意到这个问题,并把它与“漫长的临时状态”放在一起考虑?因为在2022年,我作为一个学生,在大学生群体与这个社会的并不愉快的互动中,至少看到了两次这种被维护的支离破碎。
第一次,在三至六月份上海封城期间,社会配送运力被防疫政策切断,大多数普通市民严重缺菜缺饭;上海各大高校尽管同样受到防疫管理,但因为人员集中、本就有食堂集中提供饭菜,甚至,以我的揣测,为了不让学生对政府有太大的意见而集中起来闹事,学生的饮食供给比起大多数市民要好得多。不过,还是有大学生拍下自己有荤有素的盒饭,发在微博,抱怨没有之前好吃等等,这引起了上海市民和各地网民的围攻。网民此前或许从未意识到自己与大学生的生活不同会带来如此直接的差异,只能紧忙对他们的“不知米贵”进行攻击;而大学生对自己的特殊性和与社会的联系失之敏感,因此也从不考虑大学生吃得上饭到底是一种“制度优势”、特权或是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这种有意或无意的保护是能一直存在还是“临时”——但这里面难道不是潜藏着一个社会学习的契机吗?
第二次,大学生群体在2022下半年做了许多尚难以解释的事情,有“发疯”和“爬行”,也有“📄”和涂鸦。不论这些行为的目的何在,网络上的评论始终是“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容易被带偏,警惕外部势力带节奏”。然而,这一方面不喜欢大学生跟他们有不一样的行为,否认了大学生与其他社会群体共享疫情、防疫等等经验,压制他们从教育系统内部向外理解社会、对社会状况做出反应的声音;另一方面又不敢承认大学生的行为背后跟他们或许有一样的动机。难道关心社会、关心同胞不是“正”吗?他们不敢说,又或者说,他们只是做出了一个区分偏正的姿势,等待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官方“正声”,在那之前,他们会拒绝任何不够“理客中”的对生活事实的个人描述,反对任何与我们身边的社会问题相关的言行,而他们自己也最多只是跟着官方鼓励的民族主义话语,对着存在或不存在的“外部势力”挥拳。
由此看来,“临时状态”的大浪把不同的社会群体赶下分散的救生艇,为他们提供了临时的社会位置和生活方式,这让整个社会的分裂更加凸显,但人们并不因此而希望解决分裂。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群体之间长期形成的生活上的差距、隔离、分裂太久没有被追究,没有由整个社会共同判断其是否恰当,人们不知道如何去理解、处理分裂,只能怪责别人与自己不同,而不是去想想,这些临时的、自保的救生艇能不能拼凑成一艘相对稳固的大船,以允许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中共渡?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让人们抱守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甚满意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不敢想象没有官方的“正面引导”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没有经济红利的顺风,驶出前人画过地图的海域,伟大舵手隐身之时,我们这些乘客还能不能互相帮助,共同标记这个社会的大致结构、识别这个社会应该前往的方向?这些问句,或许是一个个允许我们一同上岸,展开社会学习的小岛,但如果我们仍然对此视而不见,漫长的孤独的漂流还将持续下去。
ALG:
工作原因老出差,下了一堆各地的健康宝,刚搞清楚各个码怎么用,突然就不用了,竟然还有点失落。
Yifan,35岁,女,影视产业创业者:
我认为正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粗暴的掠夺,以及爆炸式的种族繁衍,才会导致此次疫情的发生蔓延,这是种“反作用力”,自然法则有公平的特征。
然而,这是天灾,却更是人祸,这三年来目睹了无数令人吃惊的怪相,以至于本该令人发指的事也快要习以为常。在无数次的茫然、震惊和抑郁洗礼后,我不得不面对一个认识:无论什么样的防疫政策,是摒牢还是放开,最重要的还是核心的立场与价值——为了谁?为了什么?什么才是重要的?回答不好这些问题,任何政策都只会引发新的灾难。我觉得,在某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国家没能做出正确的抉择,此后急转直下,只得走向越来越坏、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但这种错误不是一天铸成的,我们正在为前几十年不断积累的各种放纵、变质付出代价。
从目前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化、教育领域的诸多表现来看,我觉得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情况都不会转好,只会更加糟糕,建设是很艰难、一点一滴的事情,但坍塌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正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身为创业者,实话实说,生存的压力异常艰巨,目前甚至产生了一种“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悲壮感。今年又将是艰难的一年。虽然我整体的想法是悲观的,但在做事的时候,却不得不鼓励自己和团队强行乐观起来,否则更不知该如何继续下去了。
脆弱的个人,未来该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很茫然,我准备回归基本:努力练习做人做事的基本功,做能力范围内最有价值的事、最好最好的人,时时自省,保持学习和进步的状态,除此之外,我也毫无办法了!另外,珍惜依然保持理性与深入思考的亲人、朋友和师长,时常和他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因为一不小心,不知哪天、为什么,你会发现他们的想法畸变到令人吃惊。在这个充满“病菌”的环境中,保持健康、理性、深入的思考非常困难,珍爱脑子、报团取暖。
Juan:
以前觉得,随着大流走,至少很安全,疫情中看到了几千万人的大城市,十几亿人的国家,即便有少数不同的声音,但都可能逐渐集体陷入荒谬状态,直到每个个体都因为自己的沉默付出代价。我们最终还是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
“白夜”,成都,写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
12场公益电影、5场专业展览、1次市集以及24场文学活动,是2022年白夜在新空间交出的成绩,原本还会更加多元化,包括即将结束的12月,我们都提前安排好了一系列与展览相关的公教活动,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些不得不取消,有些则只能延期。
看了看同期其它朋友们的年终总结,倍感欣慰,疫情三年,大家的时间就像被偷走了,想不起来哪个时间段自己在干什么,只有翻开工作笔记,看到一堆 √ 和 ×,才在恍惚间觉得时间真来过。大家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做着喜欢的事情,努力地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天说地、品画论诗。
前两天,按照惯例,给白夜花神的同事们发出了一份小问卷,看看大家这一年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些同事都是白夜的一线工作者,有咖啡师、调酒师也有店长,他们每天在店里迎接客人,也迎接所有随之而来的感动和哭笑不得,他们中有人以后就想去山里当一名“扫地僧”;有人热情四溢,语不惊人死不休;还有人平时话不多,但却心思细腻、活得井井有条。这是一群既可爱又有趣的人,在此,我们把这些小问题和答案全部放出,和他们一起回顾这魔幻的2022年。
林铭茵:
新冠疫情以来,我认为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调整,给自己更多选择,想问题也更加周全。因为在新冠疫情之前我是一个不能够接受事情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人,但是在这两年间,多次的不可控已经让我可以平静地、不发脾气地去“拥抱”变化。与此同时,为了让自己可以更加愿意去接受变化,我一般会搞一下风险对冲,设定多几个计划,让自己不至于感觉”一切都泡汤了”。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多了很多看书和思考的时间,很多观念和想法都发生了改变,有在慢慢靠近那个“想成为的自己”。
May,律师:
刚开始武汉爆发疫情时机构的形象让人失望,李文亮医生去世时朋友圈一片哀悼,几乎无人愿意为之辩护。可是随着新冠向全球蔓延,主流话语已经变成中国模式才能控制病毒,西方民主只会漠视人命。2022年三月上海大规模爆发时,我一度以为清零走向终结,顺势放开是最优选择。可是预测错了,上海人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封城,后来还有新疆人、西藏人,十月广州的爆发,郑州富士康的封控,乌鲁木齐的大火,终于点燃了长久以来被封控的人们的愤怒。全国有多少人因为清零经历了失业、抑郁、学业停摆、生意失败、家庭破碎、感情破裂、亲友离世……为了清零政府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全员核酸、隔离酒店、方舱医院、健康码行程卡等等,可是连基本的退热药抗生素都没有准备。从2020年震惊的开始,到2022年荒诞的结尾,三年里我捡起丢下多年的书籍学习人文社科,预测不时出错在于极权难以用理性和科学解释,但让我在极权的阴影下收获了理解现实、抵抗荒谬的时光。
00:
三年里无论工作和生活都经历了很多,白头发也长了不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生活圈虽然很窄但胜在平静,一切按部就班着进行着,疫情防控阻碍了很多出行计划,在艰难时候努力去适应,看到了对很多行业的冲击,期间也见证了很多荒谬,然而看的越多表达欲望越少。
A:
全球新冠的发生,让我格外留意的是个体的遭遇与群体的反应。我从不断变化的环境(政策、與论、生活等等)中学习,从或喧闹或沉默记录着一切的无数文字与图像中思考,常常寻不到舒心的答案,反而升起更多的疑问:什么是正确?什么是真相?这种不适感持续了近三年。在二维码下线的那天我刷到一张照片,一位保洁阿姨正一只脚抵在地铁墙面的转角处,双手一齐撕开了健康码图示。近半年身处异国,强烈意识到不同地域分离的进度线,正以现实之缓慢与历史之迅速追至平行,此时,我们告别的是什么呢?留住的又是什么?因为新冠而发生的这一切,记忆中的彷徨和踟蹰,暴力与真空,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灾难,不要依赖个人的牺牲,因为再大的叹号也会淹没在雪中。
Fay,学生:
疫情这三年,我最大感受就是从恐惧到麻木,再到如今“突然开放”之后的茫然。特别是2022年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时刻怀疑自己所身处的环境与社会的真实性,但是也让我更加坚定我前行的道路,我相信只要确定一条路,一直往前走,不要犹豫,就会有好的结果。
A:
接受既定的政策现实,在注意当下政策/方向的同时对原有的活动方案与策划进行一定调整。作为以“线下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公共项目策划,疫情的管控似乎使原本看似遥远的数字化未来以急速得方式迫近,从物理属性上,我学习了大量线上主持技术,并尝试了多种线上互动的可能性;从心理上,接受这种挑战使我更加能面对不同的临时/紧急情况。
黄昊,十四亿人民群众之一:
在这三年里,我们与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打了不少交道,涉及到疫情防控的各种大小事时,他们俨然成了我们的第一责任人,乃至是监护人。这些机构时刻管理着我们的出行自由,返乡自由,当他们认为风险可以暂时解除,我们便可以有限制地在他们的掌控范围内“自由”活动,而当潜在的风险(无论这种威胁是相当急迫还是极其微小,判断标准始终都不明晰,而是随时变动,十分任意的)再次出现时,我们暂时享有的“自由”就要被立即收回,容不得半点犹豫,一眨眼的功夫你的小区,你的单元,你的家门口就被贴起了封条。
我们开始明白,自己本来是有很多权利,但是无形中却全不见影踪了,因为没有外在力量来帮助维护我们的权利,它们从来都得不到保障,我们也没有从没感受到过,搞得我们以为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权利,组织让我们干什么就该干什么,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维权意识”便萌发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自己维护自己,这并不必然驱使着我们去运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其实现行体制以及既有的法律法规本身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合法武器。这样我有权知道我为什么要隔离,我也有权利让警察出示警官证和警号。很多人都会激烈地批评既有的种种制度,但当我们走进任何一个社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制定的、贴在墙上的五花八门的规章制度,实际上没有几条得到真正的贯彻,真正发挥作用的规矩往往埋藏在不可见光的暗处和干部自己的脑海里,所以如果那些明面上的正式规矩可以得到顺利执行,虽然不能说所有问题都会随之消亡,但我想某些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当你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我们可以拨打市长热线12345,但这个渠道处理效率可能很低,因为打的人最多,它也仅仅是一个转接平台,不负责直接解决。更合适的是一些信访渠道,比如信访局(先去区信访局,不能越级上访。有的信访局会有一些领导接待日的活动,在网上有公示,应该找跟你要反映的事和人相匹配的那天去,ta能更理解你所说的也可以更快地处理),市区人大的信访接待室,市公安局的信访接待室,检察院、纪检委的信访接待室。总之,各种各样的信访渠道都尽量地去一趟,因为你也说不准到底哪个能给你满意的答复。
不过这些地方也都属于神秘之地,一般人很少去,他们的电话不一定能打通,去了也很可能会扑空。另外,去之前一定要准备好相关书面材料(有的地方不会有人专门接待你,你只能把材料交上去),把你所经历的事件经过都叙述清楚,以及你的诉求也要条分缕析说明白,自己的语言也要提前组织好。现在网络很发达,上述提到的大多数部门都有自己的网页,也就是说你在手机上就可以为自己打抱不平了。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很多不便,需要主动联系社区给我们办事,但往往阳奉阴违,要么不管,要么效率极低。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向信访平台和政府网站借力,督促社区“为人民服务”。一个是国家信访局的网上信访,另一个是各地市区政府的网络问政栏目,都可以直接进行投诉。不过这也可能是缓兵之计,过了一个月你发现门还是坏的。那你就只好去给他们打个实事求是的“差评”,这样你就会发现原来干部们也像淘宝商家一般看重自己的信誉。
当然,我所说的这些都相当有局限性,信访局里每天都有人为了多年未了结的事情一遍遍地到那里讨说法,但是无功而返。可是作为一个无权者,我们也只能先去试试那些现阶段可以做到的事,如果所有现存的方法最终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显然我们只能找些“全新”的方法了。
(来稿摘录)
匿名1:
我想分享一下作为一名“尼特族”在这两三年内的个人感受和困惑。
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前,我是一个每天往返于家和办公室——“两点一线”间的普通上班族。我还记得,2019年12月最后一周的那几天,公司楼下的大药房门口,突然出现了很多排队买口罩的人,当时的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些日常生活情境里发生的细微变化,每天只是垂头丧气(近乎麻木)地上、下班,回家休息、放空,第二天早上再爬起来去上班。除了白天尽力去扮演好一个办公室文员的角色以外,其余时间里的我总是精疲力竭,每天都感到被一种巨大的焦虑以及自我厌弃感紧紧攫住。上班以外的时间里,我不知道我是谁、该是谁,该做些什么。
疫情爆发前的几年(包括爆发后的这两年),我不仅是一个上班族,还是一个“尼特族”,也就是“家里蹲”。大学毕业后的这些年,绝大部分同龄人早已步入所谓人生的“正轨”,老同学们早已顺利完成各个阶段的学业,并几乎都在毕业后的五年内,将自己安置在一份要么舒适、稳定,要么紧张忙碌、收入可观的工作之中。而我仍然是一个害怕且不擅于与外界、他人接触的“尼特”,也就是“家里蹲”大军中的一员。大学毕业后,两段短暂的工作经历已经使我精疲力竭。我既不擅于为公司没日没夜地设计、制作SOP,想尽办法“提升”那些和我一样的普通上班族们的KPI,也不善于维系、处理职场中各种微妙的人际关系,除了必须要交代的工作内容,我实在不知道、也不是很愿意和他人交流其他的内容(我不是一个外向的人,平时就不怎么主动和人说话;上班以后,也不会为了和同事们“热络”起来,便就着他们关注的娱乐“八卦”或者什么别的话题去刻意聊天。这些都不是我真正感兴趣和关注的内容)。每次遇到“困难”(工作的压力和人际关系的迷惑),我都只能选择“全身而退”,即“裸辞”,渴望尽快从令我窒息的环境中逃脱,觉得还是一个人“躲起来”、没人“打扰到”这样比较踏实。
疫情爆发后,我又“裸辞”了。这次我又“躲了起来”。我开始拿起以前看的书,捡起了一些以前放下的知识,“美名其曰”——“学习”。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关就是两年,这两年再没和外界、他人接触(除了家人和关系最好的几个朋友)。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已经很少见得到“实体人类”了(除了被居委会喊去做核酸)。时间也就是这样被我自以为是、模模糊糊地消耗掉了。过往“放任自流”的学习习惯/生活态度,也逐渐渗透进我接下来的人生之中,“毕业即失业”、变成“尼特族”这样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
这些年,身边的一些朋友感慨,国内的人生赛道“容错率”很低,一步“错”,接下来基本上也就是“步步错”,甚至很难再找到“爬回”所谓“正轨”的机会——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家里蹲”的这段时间,我也曾试着找些工作,多和“外界接触”一下。现实是,脱离“应届毕业生”身份多年、年龄逐渐上涨且工作经验匮乏的我,已经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即便是去应征一些最基础的工作岗位,也会在面试阶段遭遇HR各种无情”地逼问和挑剔,最后直接被刷掉,失去继续工作的机会。有时真的会觉得,像我这样自主选择“家里蹲”,活生生地就把人生过成了“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的样子。不知道应该是怪罪自己更多,还是应该怪罪到什么上去。
无论是否遭遇新冠疫情的冲击,类似我们这种主动、被动间变成“尼特族”的人,都仿佛活在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另一个空间的角落里。虽然我们也要被喊去排队做核酸,也要买酒精、屯口罩,但大部分时间里,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以个体的身份单独地去完成,除了做些日常物资、药品的囤积,像我这样的“尼特”,可能真的很少主动再去询问、关心他人的生活,更遑论主动介入到其他方面的社会公共活动之中,看似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疫情”却又离我们很“远”。身为“尼特族”,可能这里有相当一部分人,真的很难“发自内心”地愿意再与外界/他人建立真实的链接(比如说,在心理上恐惧、担心自己与外部环境重新建立链接后,再次“受伤”、被“排斥”,被“讨厌”,因此从思考这一步就产生了惧于主动交流、沟通的阻碍,等等)。
疫情爆发的这两三年,除了低头做一只害怕与外界交流的“鸵鸟”,我唯一“学习”到的就是,对自己辞职、“家里蹲”等一系列人生选择带来的结果负责。无论是再次求职碰壁,还是之前“备考”时的徘徊忧疑,我都学会了冷静处理、消化这些现实状况(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的冲击。这两三年里,我已经能够克服掉以前那种遇到困难就“临阵脱逃”、“摆烂”的消极心态,也就是学习到了如何有效地“管理情绪”——不要再逃避,正视自己过往的一系列选择和后果,而不是一味放任自己陷入“怨天尤人”的情绪漩涡。
囿于自己这几年匮乏的社会经验(公共活动意识),我可能关注比较多的也是类似我这种“家里蹲”(曾经的“社会闲散人员”,如今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心理状态问题。如何帮助“尼特”群体走出心理困境,在最基本的层面,能够愿意走出来,与他人重新建立链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能是我以及其他“家里蹲”朋友们都要重新学习的事情吧。当然,我自己也没有做到什么很好的程度,也时常处于一种“躲起来”、“走出去”之间反复徘徊的矛盾心理。
匿名2,公民:
虽然很难做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但遇到情况时及时站出来声援也很重要。
小亭日和:
新冠爆发以后,大家都在经历着“焦虑”“紧张”,还有些更不幸的人在面对"失去”再见”。还好我们是目前幸运的那一部分,失去了本该充实着惊喜的人生探险,我们还有家人朋友的相互陪伴。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这时候珍贵(封校期间的一次麦当当等),变化都是不定的,瞬间的,目前我学会的是接受以及活在这一刻,把“想要”的心情实际起来。也许现在都已经好了,希望公用的逆流已经熬到头了,接下来的日子一路顺流。都可以排除不确定因素 (疾病、防控)使劲在接下来的日子划拉起溅起来的水花。
王总:
新冠疫情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次"重塑的的过程。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因为疫情让我的大学生活变得面目全非。我不得不去适应去调整自己。回望这三年其实我并没有做到大一刚入校时所预想的样子。但也的确是这三年让我不断去思考更为广阔的命题,从我自身到人类命运。我学会不断去调整适应,应对疫情所产生的问题与挑战。
CQ:
想做什么事情就要立刻去做。很多次制定好的计划都因为疫情而不受控制的取消或者无限期的“待定”,往复循环,遥迅无期,而在这些不受控的影响下,我也学会了在计划中做弹性变更,让自己不会因为不可控因素而被迫做改变或者处于被动状态。
麻雀西多士:
疫情之初集体居家隔离的时候其实对对阴晴不定感受不深,只是原地过了一个学期,直到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才切实地感受到新冠影响着我的每一天。要说学到了什么,我想大约是学到了 面对事物不符合预期的勇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是被困于一个行事前思前想后仿佛要看到结果才肯开始的状态,而疫情以来无论是出行计划的反复、快递中断、甚至封校让我忽而意识到如同预期般生活是件相当荒诞的事,在不确定性下前进即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也应该是生活的常态,这大约是这段时问里我最大的收获了。
乐崽:
疫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的变数,因此便需要我学会在变数之中稳定自己的内心,不为外界所干扰。比如考研这一年,我兜兜转转换了几个地方复习,也经常动不动因为外界因素打断了自己的复习计划,但是最后也有幸坚持了下来。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我被封控,被限制出入,但是如果能专注地去做对自己最好的事情,便是自由。
Payber同Smilence、Kylan、匿名友人信件:
编辑:朱雅楠
正在展出 What'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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