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集录》出版

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集录

历代碑志汇编

介永强 编

2022年7月出版

158.00元

978-7-5732-0320-5

佛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世界宗教，不仅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儒、道竞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的印度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迨至隋唐时期，达到了繁荣鼎盛，并且完成了本土化，形成了中国佛教。隋唐时期不仅是中国佛教的兴盛期，而且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因而备受学界关注。近二三十年来，隋唐佛教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可喜的学术成果。然而，囿于史料的局限性，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有待进一步拓展。值得重视的是，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隋唐僧尼碑志塔铭，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隋唐佛教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宝贵资料。

隋唐时期，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富商大贾乃至平民百姓竞相为死者在墓地刊石树碑，在墓室幽埋铭刻，趋之若鹜，蔚然成风。受此风气影响，超尘出世的佛教僧尼也未能免俗。隋唐僧尼亡故后，大多例行土葬，凿穴掩埋，或随葬墓志，托流芳于千载；或墓前立碑，寄万古而扬名；或坟前起塔，以纪高行，以旌胜德；或坟前立幢，谓之“坟（墓）幢”，幢上摹刻佛像，镌刻经咒，记赞志颂事功。受印度僧人葬法的影响，当时有些僧尼采取火葬或林葬。火葬者，焚烧尸骸，又称“荼毗”“闍维”。林葬者，弃尸荒野，饲诸禽兽，又称“野葬”“劳林葬”“尸陀法”。僧尼火葬或林葬后，再收取余骨，建塔安置，称作“焚身塔”，又称“灰身塔”“灵塔”等；或凿龛安置，称作“龛茔”，龛内雕（起）塔，称作“龛塔”。僧尼丧葬建塔安置时，将志铭或嵌于塔壁，或置于塔内，或置于塔下，人们将这种志铭称之为“灵塔铭”“身塔铭”“影塔铭”“方坟记”“发塔记”“龛塔铭”“石室铭”“浮屠铭”“浮屠颂”“浮屠记”等，一般通称“塔铭”。“释氏之葬，起塔而系之以铭，犹世法之有墓志也。”僧尼塔铭亦是志墓之文，主要记载僧尼的姓名、法号、世系、生卒年月、埋葬时间和地点、出家修行活动以及平生其他事迹，记述其道行，颂扬其功德。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保存至今的隋唐僧尼碑志塔铭，作为原始文献，真实性强，可信度高，可以用来纠正佛教史传因材料取舍不当、考证辨析不精、传抄翻刻不慎等因素导致的诸多错讹。又因为隋唐僧尼碑志塔铭数量众多，内中不乏高级僧侣，更多的是中下层僧侣，其中的比丘尼资料则未见诸史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以大量补充佛教史传的阙失。对此，虽已有学者在隋唐佛教研究中利用其证史补阙，但总体上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学者们往往特别关注新出土文献中的僧尼碑志塔铭，对传世文献中的僧尼碑志塔铭则不够重视。出土文献中的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零星散见于各种石刻文献汇编，有的只有图版，没有录文，有录文者却往往多有错讹。传世文献中的僧尼碑志塔铭零星散见于各种别集、总集和金石著作，且大多未经校勘整理。这些情况导致我们无从全面、准确地把握并利用隋唐僧尼碑志塔铭进行多维度研究。因此，全面搜集、系统整理隋唐僧尼碑志塔铭则十分必要。

本书集录隋唐僧尼（含居士）碑志塔铭（包括坟幢、灵庙文、记德文等）一共三百九十一篇。僧尼碑志塔铭在整个隋唐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占比虽小，但其史料价值无可替代，不可小觑，特别是对隋唐佛教研究而言，弥足珍贵。摒弃其中的因果报应之说，剔除其中的灵验神异之事，甄别其中的阿谀溢美之词，充分藉助数量众多、内容广泛的僧尼碑志塔铭，可以推动隋唐佛教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可以透见隋唐佛教社会文化的真实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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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记载的唐代僧人虽然数以千计，然而立有专传的不过数百位，许多著名的高僧大德只在他人专传中偶有提及，一笔带过，碑志塔铭则为我们弥补了这一阙失。如唐代中后期著名高僧灵晏，身经八主，献寿六朝，两任僧录，还是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八一八）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就是这样一位颇为重要的僧人，却只在《宋高僧传》卷一七《唐京兆福寿寺玄畅传》中仅仅留下了个法名。可贵的是，《大唐崇福寺故僧录灵晏墓志》不仅为我们了解灵晏本人的佛教生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唐代中后期佛教僧官制度以及佛教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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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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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碑志塔铭相关内容足以佐证唐代佛教确实存在“宗派”之别，并有许多关于宗派师承和法统谱系的记载。《苏州支硎山报恩寺大和尚碑》曰：“北齐惠文大师传龙树智论一性之教，即我释迦如来九世祖师文殊所乘也。惠文传南岳，南岳传天台，始授一心三观之旨，以十身佛剎微尘数修多罗，如悬帝网，丕出正念，无遗即中，盖如来一斯教之扃鐍也。天下弘经士窥我宗者，不得其门而入。天台去世，教传章安，章安传缙云，缙云传东阳，东阳传左溪。”《故左溪大师碑》曰：“至梁、陈间，有慧文禅师学龙树法，授惠思大师，南岳祖师是也。思传智者大师，天台法门是也。智者传灌顶大师，灌顶传缙云威大师，缙云传东阳威大师，左溪是也。又弘景禅师得天台法，居荆州当阳，传真禅师，俗谓兰若和尚是也。”这些记载对于我们书写天台宗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隋唐佛教各个宗派的传承流布，僧尼碑志塔铭都有十分丰富的记载。即以盛行一时的三阶教来说，就有《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大唐灵化寺故大德智该法师碑》《化度寺僧海禅师方坟记》《慧了法师塔铭》《大唐王居士砖塔之铭》《大唐故道安禅师塔记》《大唐澄心寺尼故优昙禅师之塔铭并序》《大周故居士庐州巢县令息尚君之铭》《惠恭大德碑》《大唐崇义寺思言禅师塔铭并序》《大唐凈域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并序》《张常求塔铭》等多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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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站稳脚跟，谋求发展，佛教不仅逐渐与儒家思想融合会通，而且积极寻求皇权的政治支持。统治者则一方面利用佛教笼络人心，巩固政权，另一方面又对佛教加以限制，防止其势力强大而危及皇权。佛教与皇权的这种关系在隋唐僧尼碑志塔铭中也有真切的反映。……

唐代士大夫普遍崇佛，有学者对此已有专论。然而，僧尼碑志塔铭时有新出，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唐初宰相萧瑀世代奉佛，家族中有将近二十人出家，已知有慧龄、智证、法乐、法愿、法灯、惠源，据新见《大唐大荐福寺主临坛大德法振律师墓志铭并序》、《唐少林寺灵运禅师功德塔碑铭并序》、《有唐东都临坛大德玄堂铭并序》又可补智宏、灵运、行严共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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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碑志塔铭记载了隋唐佛教徒的各种修行活动，反映了佛教传播和发展的真实状况。《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曰：“佛法在九州间，随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汩于荣，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曰：“凡葬大浮图，其徒广则能为碑，晋、宋尚法，故为碑者多法。梁尚禅，故碑多禅。法不周施，禅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僧尼碑志塔铭中的这些记载明确揭示了唐代佛教的区域特色和时代特点，颇有见地，耐人寻味。

隋唐时代，中国成为世界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当时中国境内有许多来自日本、新罗、高丽等国的僧人。《大唐□□□□寺故觉禅师碑铭并序》载：“禅师曰惠觉，中海新罗国人……”唐代佛教典籍还深受印度僧众的喜爱，《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记载，兰若和尚惠真“撰《菩提心记》，示心初因，开佛知见”，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目加三藏谒见惠真，叹曰：“印度闻仁者名，以为古人，不知在世，本国奉持《心记》久矣”。

隋唐僧尼碑志塔铭对佛教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文学和书法等方面的学术价值同样值得我们珍视。

唐代文人学士大多奉佛修心，与佛教僧人结缘殊深，因而许多僧尼碑志塔铭出自著名文学家的手笔。《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是张说所撰，《唐故白马寺主翻译惠沼神塔碑》和《大照禅师塔铭》是李邕所撰，《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和《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是独孤及所撰……这些由著名文学家撰写的大量碑志塔铭对于我们把握唐代碑铭的文体特点、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创作的关系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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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隋唐僧尼碑志塔铭有助于我们广泛细致地探讨隋唐佛教文化的诸多问题，有助于我们透视隋唐时代佛教信仰的实况和特点，还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隋唐文学和书法。陈寅恪先生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隋唐僧尼碑志塔铭有助于解决以往因资料不足而未能深入探究的问题，有助于推进隋唐佛教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值得我们充分利用，需要我们努力发掘，从而做专门性的从史料学到史学与宗教学的探讨和分析，进而推动隋唐佛教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利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是学术创新的源泉。新时代，我们翘首以待更多新的僧尼碑志塔铭破土而出！

介永强

二〇二一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