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评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Christopher Williams）MoMA回顾展

本文原载于《纽约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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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利的聚焦：

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

复杂精妙的影像

文/ Peter Schjeldahl

■《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幸福的生产线》展览现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2014年

摄影艺术家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Christopher Williams，1958年生）的作品回顾展《幸福的生产线》举办于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平衡了正在惠特尼举办的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回顾展，为昆斯点燃的艺术炎夏带来了一丝清凉。这两场展览展现出了自1970年代以来精巧成熟的艺术的两个极端：威廉姆斯那种禁欲主义的、以学术为基础的、软核政治性的创作；以及昆斯那种纵欲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面挂微笑的平民主义的创作。

《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幸福的生产线》展览现场

他师从观念艺术大师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麦克·阿舍（Michael Asher）和道格拉斯·赫布勒（Douglas Hueubler）。我在MoMA遇到威廉姆斯时他告诉我，在他成长时期经历了电影行业的喧嚣之后，他对艺术的“安静和缓慢”感到激动。但他的背景又自然地引领他感同身受地体会他的老师们针对消费文化中奇观的方式、手段和操纵性目的的关注。此外，他也拥抱“体制批判”的方式——展露出艺术得以展览的地方的惯例和归属性的目的。这些学术理论在80和90年代短暂地盛行了一阵，但早已退出了艺术界的聚光灯。威廉姆斯对这些理论的坚持，看起来似乎不合时宜，不过令人惊叹的是，他在这些理论实践中发现了其极具感染力的浪漫精神。

展览的标题《幸福的生产线》出自一位工厂工人兼业余电影人之口，戈达尔在1976年时为一部纪录片而采访了他。这位工人以此描述了创作电影所涉及的一连串的工作。我猜想，对威廉姆斯来说，就像对戈达尔来说一样，这个表达隐含了一种转折性的意义：生产线的幸福。即使是这位伟大导演后期最冗长单调的作品，也散发着他对电影无法磨灭的激情。

类似地，威廉姆斯的照片几乎可被视作某个创作过程留下的琐碎而无用的残留，而倾注于这个创作过程的奉献本身便是它所带来的回报。对于这些残留，最糟糕的评价是认为它们强制性地产出了一种“供应方”视角的美学：赚取精英阶层的利益，并且可能向下地渗透到那些较少特权的人的身上。但它们又产生了一种有感而发的吸引力：想象一番，对某件事投注如此多关心的景象是什么，不管那是一件什么样的事。而在威廉姆斯的创作过程中，有一个即刻便能引发关注的方面是，他擅长并且精通展陈的形式及其约定俗成的规范。无论他作品中玩笑的内容是多么的难以理解，展览中的展墙和作品，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且十分优美地排布着，闪现出艺术家的智慧。一次略带好奇心的、十分钟的展览参观，就会刷新你的双眼以及你对空间的感受，就像洗过车之后的车一样。而最切实有效的、替代性的探索方式，则需要花费数个小时去深入地钻研。

在大部分情况下，我对MoMA威廉姆斯展览的评论也适用于描述昆斯在惠特尼的展览。两位艺术家都很看重培养认知方面的冲击力——或者不管怎么说，至少也是某种轻盈的认知上的困惑——而他们犀利地唤醒的文化可低（如昆斯）、可高（如威廉姆斯）。他们之间主要的鸿沟——重要的分歧——是世俗层面的。这种差别与不同的幸福——是的，幸福——的愿景有关。昆斯推崇一个由经济财富进行定义和主导的社会，拥有财富的人会高声宣扬，而那些没有财富的人大概也会羡慕财富。

威廉姆斯所预设并针对的观众，则是那些未必拥有财富，但却有空闲时间和精力去参观博物馆、翻阅专业书籍并且欣赏并不传统的话语论述的人。一个价值5800万美元的不锈钢的气球狗，在让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会麻痹人心，它可以代言“第一选区”所推崇的价值观。而威廉姆斯那张阴郁的照片：一辆侧翻的雷诺牌轿车，指涉了1968年在法国发生的政治动荡中的一处工厂，也让人想起了因为抗争而架设的路障——则代言了“第二选区”的认知。一方是进行买卖销售的。另一方则是言说，不停地言说。两方围拢后构成的中空地带，其实充满了真正令人感到满足的艺术的可能性，而那取决于我们的时代能否证明它值得拥有这样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