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延伸 | ＂十二人画展＂，一颗划破夜空的星星

“艺术百年·光风霁月”展厅中“十二人画展”板块

1978年冬季，寒风凛冽，气温骤降，街沿的梧桐树早已凋零，然树上还有一些叶子挂在上面，顽强地抗衡着严冬的一次又一次袭击。但同时也告诉我们，春天快要到来了。 

在一次画展上，我和徐思基、钱培琛等商谈，想约聚一个十几个人的联展。在改革开放转折时代，在新形势下拿出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各自的艺术观点、思想。有了这个想法，便开始了策划活动。大家从各个地方＂招兵买马＂，物色能够合在一起展览的人选；寻访公园展厅、文化场所等，为找到展出我们作品的地方。

与此同时，另外一批闲散的画家沈天万、陈巨源、韩柏友等也开始有了组织些画家举行展览的想法。他们所谓的＂闲散＂，不过是心游于工作之外的戏称罢了。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谈天论画，也谈到了新形势下搞联展的事。就在这时，钱培琛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把两拨人聚集到了一起。

有了这个基本队伍，接下来大家继续联系落实场地。经过几番周折，大家实地探访过虹口公园、和平公园等场景，但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实施。寻找屡屡受挫、参展组合人员在寻找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离展览落地开幕还有好长一段路。

我们多次到沈天万的家集中开会，所谓开会，不过是提交人选讨论，寻找场地方向集中议论等；有时，讨论的地点会放在我就职的文化馆，在一个单位里，总有地方安顿我们这几个人聚集。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讨论的人员组合也渐渐明晰起来。参展的画家选定了沈天万、陈巨源、韩柏友、钱培琛、徐思基和我。

在这些人中，我年纪最小，资历也最浅，但年轻，脑子活络，肯干事，画画的观念也蛮新，大伙也就把我留在了队伍中。巨源的弟弟陈巨洪，他们所画的国画有个性，有风格，也理所应当进了这个队伍；陈巨源又介绍了一个朋友叫郭润林，是水彩画家，有思想、有格调，他是上无四厂的美术设计师，当年凯歌牌无线电商标是他设计的。沈天万毕竟年长了我们许多，阅历也丰富，他说我们这些人当中缺少一个既画画又做领导的，如果有这样的角色，我们做什么事可以会顺当一点了。大家觉得言之有理，而谁能担当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讨论出了一个人——孔柏基。孔柏基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总支书记，他既是领导，又画画，画的油画棒很独特，他有自己的见解，有艺术修养，显然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我是上戏毕业的，自然和他熟悉，这样，邀请他参加联展的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进展很顺利，而且还捎上了一员大将——陈钧德。陈钧德是我的老师，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现在上戏任教，但他同时也是刘海粟、关良的学生，我知道他的艺术追求，加盟我们一起展览十分恰当。

落实场地的工作在进行中。陈巨源想到了一个朋友，他叫罗步臻，在黄浦区少年宫搞美术工作。巨源知道他那里有展厅，便动员他一起参加，并请他帮忙解决场地。此事可谓一拍即合，罗步臻去领导那里交涉展厅问题。同时，又推荐了另一个朋友王健尔加入。罗步臻和王健尔都是画山水的，他们的山水笔墨新颕，而且都有传承，在圈子里很有影响。

现在有十二个画家，他们是孔柏基、陈钧德、沈天万、陈巨源、陈巨洪、黄阿忠、韩柏友、郭润林、钱培琛、徐思基、罗步臻、王健尔。

十二个人集中开会，讨论给画展取个名字。当时时兴什么“迎春画展”、“职工美术作品展览”、“红五月”展等等，可我们觉得都不合适。大家七嘴八舌，群思众想，有人说国外有什么什么“画派展”还有什么几人几人展等，比方有“加拿大七人画展”之类的。有人说我们十二个人，索性就叫“十二人画展”吧，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十二人画展》的名字就此诞生了。

画展的名字有了，接下来还要很多事情，比如设计海报，比如前言，比如作品筛选，比如展厅布置等等……，都需要有人去做。郭润林设计海报，把“十二人画展”五个字放得大大的，一如他设计的著名的凯歌牌无线电广告，展览海报张贴出去后，效果果然了得。

郭润林还是摄影高手，他那时的摄影器材在我眼里是相当高级的，一只镜头长长的，像炮筒一样。他说展览时要有统一的照片，由他来拍，于是相约人民公园，大家站在紫藤架下摆架势，倚在假山石傍立存照。通过郭润林的妙手，我们都有了一张象样的黑白头像照，准备放在各自的作品前。

1979年1月27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二点，“十二人画展”在黄浦区少年宫的二楼正式对外展出。  

黄浦区少年宫的领导还为我们在报纸上登了一个豆腐干大小的广告，以此昭告天下。“十二人画展”的开幕，没有请柬，只是在粉红的招贴纸上打印了一些文字，就类似通知一般。然许多观众也是闻讯赶来，这个展览也没有开幕式，但播放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贝多芬的交响曲等轮着放。展览会上观众自由走动，可以看到，兴奋的表情装满一脸。

展览布置是前一天完成的，展厅设计别致，至少以前我沒见过这阵势，这以后好像也没有看到过。展示板“X ”形状，安放在当中，这“X ”展板一共八个面，再加上四面墙，正好一人一面。各人自己的画，文责自负；各人自己找人帮忙掛画。画展的作品镜框简陋，有的仅四根木条框起，有的用两块玻璃一夹了事，但效果却相当不错。

夺人眼球的是进门的六个大字，“探索” 、“创新”、“争鸣”，那是郭润林提出要写的，这也是我们画展的宗旨。 

观众进门后，都立刻被这六个大字和陈巨源的诗震撼了，他们纷纷拿出笔和纸，一边看，一边抄写。大家聚集在前悄悄地说着话，交流他们的体会；那种冲破蕃篱的喜悦，汇集成一阙强有力的序曲，与之展厅中回旋的悲愤雄壮的音乐，构建了艺术和时代的命运交响。 

画厅中十二个画家，聚集了12种绘画风格、形式。十二画家集聚一起，值得加以称颂的闪光点是：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风格、保持着自己的绘画语言、不趋势、不跟风。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有绘画圈的轰动，社会的关注；才会有今天艺术史上的定位。

展览顺利进行着，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观众，并逐渐增加到数以千计的人来观看，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展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形容上海这期间展事状况，其中对“十二人画展”特别推崇。

“十二人画展”在社会上掀起的影响惊动了上海美协，（当时叫“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他们也组织我们开了会。

北京美协主席刘迅知道了这个展览，回北京后，想安排这个展览到北京展出。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北京的许多单位步子不敢迈得太大。而《美术》杂志决定刊用我们的作品，给了我们极大的欣慰。刘迅又把“十二人画展”推荐给了湖北美协主席周韶华，周韶华的艺术观念很新，他热情地邀请这个展览到湖北武汉展出。在他的努力、周到的安排下，1979年三月，“十二人画展”顺利地被安排到武汉中山公园展出；我们的作品引起当地观众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美术》杂志刊登了孔柏基、陈钧德、陈巨源、韩柏友、钱培琛和我的作品，同时，也用了朱朴先生的一篇评论文章，介绍了画展的一些情况。同年六月，北京的一些艺术家组织搞了一个“星星画展”，也同样在北京引起轰动。上海“十二人画展”和北京“星星画展”形成了一个南北呼应的大势，吹响了艺术走向春天的号角。

时光已逝，岁月留下了历史。“十二人画展”已成为一个划时代画展，她为艺术走向新时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