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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笺新读】之二｜不愿给人惹麻烦的“徐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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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笺新读】之二｜不愿给人惹麻烦的“徐老大” 崇真艺客

【旧笺新读】之二｜不愿给人惹麻烦的“徐老大”

文｜张宝林

创办于上世纪初的《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长、声名最著的报纸。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秉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革故鼎新，全力开拓，很快成为中国的言论重镇。

抗战时期，《大公报》力主抗日，坚持“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受到国共两党的高度评价。报纸曾同时发行渝版、港版、桂版，一时间，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国内其他报纸都难以望其项背。

文革中，《大公报》停刊，幸而它的余绪在香港延绵未绝，明年可以庆祝它的110岁生日。

这张报纸的巨大声望，是与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一长串熠熠生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串名单中，徐盈完全有资格占有一席之地。

徐盈（1912－1996），原名绪桓，山东德州人。曾就读于北平大同中学、保定河北农学院、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采写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和人物专访。

徐盈的经济知识背景，使他十分关注工厂、矿山、港口等工业问题，他对水电、交通等也很有兴趣，曾提出过很有见地的批评。有分量的经济报道成了民国时期大公报的一大特色。国共和谈时期，他随军调部国、共、美三方首席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到“烽火十城”视察，写了许多很生动的通讯。建国后，曾任天津《进步日报》（由原天津大公报改组）编委、主笔，后调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徐盈也是作家，出版过《前后方》等小说。

高汾和徐盈相识于1944年的重庆，当时徐盈任《大公报》采访部主任，高汾在《新民报》当记者。后来成为高汾爱人的高集，则在1940年就进入重庆《大公报》，开始跟徐盈、彭子冈夫妇学习采访。后来两家的关系很密切，介乎师友之间，高集、高汾对徐盈、子冈极为尊敬。

文革结束后，《大公报》的干部职工曾联名上书中央，呼吁恢复大公报，未获允准。1978年7月，以原大公报部分班底为主，创办《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1日更名为经济日报，由国务院主办、中宣部领导。

高汾和许多老大公报同事一样，始终怀有浓厚的大公报情节，不管下放劳动，还是暂时到其他单位工作，档案关系始终留在报馆。经济日报创办后，他们又成了经济日报的骨干。解放后，高汾的岗位一直在报社的副刊部，长期约徐盈写稿，开始是为大公报，后来是为财贸战线、中国财贸报，再往后则是为经济日报了。

以下这几封信，就是徐盈就约稿事宜给高汾的回信。

我曾在一本书中提到过高汾约稿的“技巧”，并引用了著名作家袁鹰的一句话：“别人的稿子可以不写，高汾的稿子不能不写。你去厕所，她都会在门口等着。”下面这封信也许就是在高汾反复催促后写来的。

高汾同志：

来信收到，你身体不太好，而又如此辛苦地命题组稿，令人感动。希望不要太累了。

我的稿子不合经济日报用，有其必然性。在事前你讲得明白，我也看懂了。但是由于自己是在史料中生活，数人头讲统战，不是那么具体，所以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势所难免。

说老实话，我没有站过柜台，对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既无认真学习，亦无法针对现实。大处落墨，夸夸其谈，也正是文人论经济的大毛病，我亦深中其毒者。你给我提意见极好，帮助我乱写文章的时候，有所警惕。文章可以照新的要求写，容日奉上再请教。

经济中心的人物，孙冶方靠输血，薛暮桥也“老化”，钱俊瑞及许涤新还在战斗着。他们文章要及早抓，抓一点，算一点。祝报纸以全新面目出现。

徐盈6、1

这封信仅存信笺，信上只有月日，没有年份，但信中提到“孙冶方靠输血”，“祝报纸以全新面目出现”。查孙冶方于1983年2月去世，经济日报1983年1月正式创刊，所以可以推断，此信写于1982年经济日报筹备期间。徐盈写了什么稿子现在已不可考，但从徐盈的来信的内容看，他可能是写了一些宏观的经济改革的文章，但约稿可能要求他写具体的经营之道。徐盈的文章不符合报社的要求，所以退回并提了一些建议，希望他另写。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对徐盈这位新闻界前辈颇不陌生。他在大公报任职二十余年，写了近千万字的各类报道、通讯、评论、特写、专访。其中有许多名篇，是我们这些新闻从业者耳熟能详的。如《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都是他的力作。去年，徐盈的女公子徐东赠我一册她参与编辑的《共和国前夜——一代名记者徐盈战地文选》，里面收录了徐盈100篇文章。其中《北平围城两月记》我是第一次拜读。这部七八万字的日记，是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北平社会生活的一幅极其生动的画面。我甚至觉得，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其价值恰如绘画史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区别仅在于一个记录了北宋首都汴梁的繁华景象，一个描摹了民国衰败故都的破落窘相罢了。

这样一个久负盛名的老记者、老作家，到了晚年，写了稿子居然不能用，害得学生辈的高汾不得不去信婉拒，这是不是很奇怪？徐盈阅尽沧桑，自然不会在意这样的“待遇”。他在信中还自我解嘲，说自己是“在史料中生活”，“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势所难免”。他还说，会按照“新的要求写”，但我想，他一定是没有写。因为下面这封信（应是次年1月经济日报正式出版后写的），他说了实话：

高汾同志：

示敬悉。城北信已转，报纸他将细看，再写点什么。

我也在想点花样，但“老化”的人，有什么新花样，也是老的，此中，看看如能老中出新，不给编者找麻烦，即属难能可贵也。集兄问候。即致

敬礼！

徐盈1、30

徐盈说自己是“老化的人”，“有什么花样也是老的”，他之所以一直没写稿子，是他不想给老朋友“找麻烦”。信中开始提到的“城北”，是徐城北，他的儿子，也是位名作家。高汾也向城北约了稿，老人把新出版的报纸给了徐城北，实际是“让贤”。毕竟儿子还没“老化”，“花样”也许新一点，至少适应性比老子强。

后面这两封信则写于两年后的1985年5月，前后只差9天。

汾姐：你说了几次，要我涂点什么，我不想为你出麻烦，不想写，但念及您二位对我的照顾和教育，不能不写一点。请指教。我写东西，是有刺的。这样的游记不会给你添麻烦吧？此致敬礼

弟徐盈5、8

严格说，这只是一张便条，写在半张人民政协报的信笺后面。这个便条，彻底解开了我的疑团。徐盈再一次坦承：他之所以“不想写”，是不想给朋友“出麻烦”。这一次他说的是“出麻烦”，比“找麻烦”更进了一步。为什么会给朋友“出麻烦”？因为“我写东西，是有刺的”！

我恍然大悟。我原来瞎猜，他的文章被退，可能是编辑部嫌他的文章太宏观，看来不是，主要原因是他的文章带刺，那刺容易伤人，审稿者怕“出麻烦”。

他不想写，而老朋友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他写，怎么办？他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写游记。游记，不涉及敏感问题，寄情于山水之间，总可以了吧？但他也没有把握，他小心翼翼地问：“这样的游记不会给你添麻烦吧？”呵呵，这回又变“添麻烦”了。

几天以后，他又来信了：

高汾姐：

大著已拜读，写得好。除必须保密的话，总的“家庭”气氛已具备了，祝贺你的写作精力依然如故。

我寄你的小文，名为京郊半日游。写了一点植物园要“改革”，红学的曹雪芹纪念馆要“改革”，圆明园的工程要“改革”，如此而已矣。封面写的“编辑部”，我猜你不能看了，是有人替你看了，觉得如此如此而已。

高集兄想已归来，请他节劳，蒙他关心我的写作，我是深受鼓舞。

敬礼!

徐盈5、17

这篇稿子，因为没有指名高汾收，高汾没有看到，估计编辑部其他人拆看了，又退了稿。这个稿子，虽然是游记，是“小文”，也还是有刺，刺大概就是出现了三次的那个词——“改革”。他出去游玩，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政治，还是家国。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圆明园，虽然不过是旅游景点，他认为都需要“改革”。我不知道，徐盈他老人家最后在经济日报发过什么稿子，带刺的不能发，而四平八稳、老道圆滑的东西，他又写不来，这样，封笔的命运就注定了。

徐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新闻界前辈，一直被人亲切地称为“徐老大”。他的老同事曾敏之认为，“徐老大”为人光明磊落，治学不慕时尚，追求则志向高远。这个昵称表现了新闻界、文化界在悠长的时序过程中对他的尊敬。

可是，“徐老大”的下半生却很不顺。他过早地离开新闻岗位，到了不能一展长才的宗教事务管理机关。他其实是想回新闻岗位的，1957年，也有一些老友呼吁他回大公报，但这成了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同人办报”事件。一些人被打成右派，这是罪状之一。他后来去了政协历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闻记者成了旧闻编辑，心情大概也好不到那里去。

但“徐老大”毕竟还是“徐老大”，透过这几封发黄、发脆的信笺，我们看到了老一代新闻记者的风骨，看到了那颗依然炽热如火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