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写作是背叛者最后的依靠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郭玉梅 译

选自《一个男人的位置》，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父亲去世了，就在我当上教师正好两个月的那天。当时他六十七岁，和我母亲在Y市车站附近一处僻静的地方开着一家食品咖啡店。他本打算一年后退休。经常有那么几秒钟，我分不清里昂那所高中的场景究竟是发生在前还是在后，分不清自己在红十字区的公交车站等车时那个多风的四月，是在父亲去世时闷热的六月之前还是在那之后。

那是一个星期天，刚刚过了中午。

我的母亲出现在楼梯口，她用餐巾擦拭着眼睛，那可能是她吃完午饭回卧室时带到楼上去的。母亲淡淡地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不记得接下来的那几分钟我是怎样度过的。我只记得父亲那直勾勾的眼神，盯着我身后远处的什么东西，还有从那蜷缩的嘴唇里露出的牙龈。我记得我请求母亲合上父亲的双眼。母亲的妹妹和妹夫也守在他的床前，他们主动提出帮着给我父亲擦脸、刮胡子，因为这一切都要赶在身体变僵硬之前做好。母亲建议给父亲穿上三年前我结婚时他穿过的那套衣服。这一切都在平静中完成，没有喊叫，没有哭泣，只有母亲红肿的眼睛和时不时的苦笑。我们的动作安静柔和，有条不紊，伴随着简单的几句话。我的姨妈和姨夫嘴里不时地念叨着：“他走得太快了”或是“他变化太大了”。母亲依然和父亲说着话，好像他还活着，或者他的生命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像新生的婴儿那样。我听到母亲伏在他的耳边充满感情地呼唤他“我可怜的小爸爸”。

姨夫给父亲刮完胡子，把他的尸体拉起来，举着，以便我们把他身上穿着的脏衬衫脱下来，换上一件干净的。父亲的头向前耷拉着，布满老年斑的胸膛赤裸着。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生殖器。母亲赶忙用衬衫的衣角遮上，并且不好意思地略带微笑说：“快把自己那玩意儿藏起来吧，我可怜的人儿。”擦洗完毕后，我们把他的双手合在一起，缠上一串念珠。我记不清是我母亲还是姨妈说：“他这样看上去更好”，意思是说更整洁、更体面。回到隔壁的房间里，我关上了百叶窗，唤醒正在午睡的儿子，轻轻地说：“姥爷睡着了。”

接到了姨夫的通知，Y市的亲眷们都来了。我和母亲带他们上楼来到父亲的床前，大家默哀几分钟，接着小声谈论了一会儿父亲的病和他的猝死，然后就下楼去咖啡厅喝咖啡了。

我已经不记得前来签署死亡证明的那位医生了。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父亲的形象已变得无法辨认。将近黄昏时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屋里。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射在塑料地板上。他已经不再是我的父亲了。塌陷的面孔只显出大大的鼻子。他穿着松垮垮的深蓝色西装，活像一只躺着的大鸟。他死后的那张睁大眼睛、凝视的脸已经渐渐消逝。即使是那样一张脸，我也再无法看到了。

我们开始筹备葬礼，安排殡葬仪式，发讣告，做弥撒，准备葬服。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都和父亲丝毫无关。这只是一场他因某种原因而缺席的仪式。母亲的状态很激动，她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夜里，父亲还在黑暗中摸索着想要拥吻她，那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她还说：“你知道，他年轻时可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星期一那天，尸体开始散发气味。这是我从未闻到过的。开始时气味淡淡的，但越来越重，有点像被遗忘在花瓶里已经腐臭的水里的花所散发出的味道。

母亲只在葬礼当天才让咖啡店歇业一天。否则她会失去顾客，而她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就这样，我死去的父亲躺在楼上，母亲仍在楼下继续卖她的茴香酒和红葡萄酒。对于上流社会来说，眼泪、沉默和尊严是当亲人去世时人们应有的表现。而母亲像邻居们那样遵守丧事礼节，但与尊严的考虑丝毫无关。父亲是星期日去世的，星期三下葬，这期间，咖啡店的常客们进来，刚坐下便会小声地、简单地说上两句：“他走得太快了。”也有的人半开玩笑地说：“好啦，这下老板真的让自己解脱了！”他们表达了得知这个消息后的情绪：“我真是心里难过！”“我悲痛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他们想以此宽慰我的母亲，让她知道对于父亲的去世感到难过的不只她一个人，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礼貌的形式而已。许多人在回忆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时的情景，努力追忆着他们见面时的每一个细节，如见面的确切地点、时间、当时的天气以及交流的话语。在一个生命自然逝去的时候，如此这般地详尽回忆他的往事，有助于表达他们对我父亲的死感到震惊。他们出于礼貌提出要见一见父亲的遗容，母亲没有答应所有人的要求，她只接受了那些真正出于同情的人，拒绝了那些出于好奇的非善之人。几乎咖啡店所有的老顾客们都得到允许向父亲告别。但是住在附近的一位工厂主的太太被拒绝了，因为父亲在世时就对这位善于甜言蜜语的太太没有任何好感。

周一，殡仪馆的人员到了。厨房通向卧室的楼梯太狭窄了，棺材无法通过。于是，只得把棺材停放在楼下咖啡馆的中央，尸体被包裹在一个大塑料袋里，与其说是被抬着，还不如说是被拖下楼，咖啡厅因此关闭了一个小时。殡葬员们不停地对下楼的最佳方式、转弯时的支点等发表着意见，整个过程简直太长了。

枕头被压出来一个凹陷，自星期日以来父亲一直躺在上面。只要遗体放在那里时，我们就一直没有收拾房间。父亲穿过的衣服还搭在椅子上。我从他的工作服带拉链的衣兜里掏出一沓钞票，那是咖啡店上周三的收入。我扔掉药片，把工作服和脏衣服放在一起。

在下葬的前一天，我们为葬礼仪式的用餐烹制了一大块小牛肉。如果让那些前来参加葬礼、给你增光的人饿着肚子离开，那是不合适的。傍晚，我丈夫来了，他晒得黝黑，因这场与他无关的葬礼而感到有些拘谨。他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格格不入。晚上，我们就睡在家里唯一的一张双人床上，就是我父亲去世时躺的那张。

教堂里挤满附近街区的人，他们都是一些家庭妇女和午休一小时的工人。当然，我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打交道的那些有地位的“大人物”们一个都没有来，其他的店主也没有来。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有参加过任何团体，除了每月向商业联合会交一些会费外，什么组织活动他都不参加。牧师在致悼词时，他用了“诚实的一生、劳碌的一生”和“一个一生中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人”。

接下来是与死者家属握手表示慰问的仪式。要么是神职人员在安排上有误，要么是他想用这种方式能够使参加吊唁的人数显得多一些，总之我们经过了两轮的握手。不过第二轮，人们不再表示慰问，所以队伍转得很快。到了墓地，当棺材在绳索间摇摇晃晃地下降到墓穴时，母亲突然号啕大哭，就像我出嫁那天做弥撒时一样。

葬礼后的餐会就选在咖啡馆，我们把桌子一张挨着一张拼在一起。人们在沉默了片刻之后，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大家随意交谈着，午睡过后的小孩子们精神饱满地在花园里嬉闹着，互相交换着在园子里拣到的花、石子什么的。我父亲的弟弟，坐得离我很远，侧着身子朝我喊道：“还记得小时候，你父亲骑自行车送你上学的事吗？”他说话的声音和我父亲的声音一样。将近下午五点钟，客人们都走了。我们默默地收拾好桌椅，我丈夫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回去了。

我又在母亲家里待了几天，办理了有人故去后的那些常规手续。到市政厅注销户口，支付殡葬费，回复吊唁信函。新抬头的名片，孀妇A...D...。我度过了一段时间，脑子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思想。有几次，在大街上走着，我会突然想到：“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母亲从前常对我说“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因为我已经来了月经。）

我们把父亲的衣服整理好，分发给那些需要的穷人。我在挂在地窖里的他平时穿的衣服里发现了他的钱包。里面有不多的钱，有驾驶证，在折叠的部分还有一张照片，用一张剪下的报纸包着。那是一张发黄的、带锯齿边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工人们都戴着鸭舌帽，排成三排，目光投向镜头。这种相片“展现”了历史书中所描写的工人罢工或是人民战线的那种典型的情景。我认出了父亲，他站在最后一排，样子很严肃，几乎有些担忧。很多人在笑。剪报的内容是师范学校招生考试录取名单，名单是按名次顺序排列的。第二个名字，是我。

母亲又重新变得平静。她一如既往地为顾客服务。当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她的脸上便露出了淡淡的忧伤。每天清晨，在开门营业之前，她都先去墓地，这已成了她的习惯。

星期天，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想方设法逗我的儿子开心，为的是让他安静不要吵闹，因为乘头等车厢的旅客不喜欢噪音，不喜欢小孩子走动。突然，我惊奇地意识到，“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位真正的布尔乔亚”，而且“为时已晚”。

接下来的夏天，在等待我第一份工作开始的日子里，我想，“有一天我必须解释清楚这一切”。我的意思是说：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书写他的生活，书写我青春期时与他之间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是一种阶级距离，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

一段时间后，我便开始创作以父亲为主角的小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感。

最近，我意识到这部小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为了叙述一个受生活所迫的一生，我没有权利采用艺术的形式，也没有权利试图呈现某种“激动人心”或“令人感动”的东西。我只是要记录下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他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及我也曾共同分享过的所有客观的存在的迹象。

没有抒情的回忆，也没有胜利者的嘲讽，中性的写作对我来说很自然，这正是我曾经给父母写信报平安时所使用的风格。

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的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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