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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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

︱荣新江︱

一、粟特人及其在丝路上的聚落

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从人种上来说，他们是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从语言上来说，他们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即粟特语(Sogdian);文字则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种变体，现通称粟特文。粟特人的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献所说的粟特地区(Sogdiana，音译作“索格底亚那”)，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区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分布着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康国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此外，以布哈拉(Bukhara)为中心的安国也是相对较大的粟特王国。还有位于苏对萨那(Sutrushana/Ushrusana)的东曹国、劫布 那(Kaputana)的中曹国、瑟底痕(Ishitikhan)的西曹国、弭秣贺(Maymurgh)的米国、屈霜你迦(Kushanika)的何国、羯霜那(Kashana)的史国、赭时(Chach)的石国等，不同时期，或有分合，中国史籍称他们为“昭武九姓”，其实有时候不止九个国家。

中古时期，粟特人以经商著称，“利之所在，无远弗至”。从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十世纪，大批经商的粟特人进入中国，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周围或城市中间，形成一连串的粟特聚落或聚居区，其中也包括随之而来的其他中亚居民，如吐火罗人、焉耆人、突厥人等。我曾经汇集中国史书、各地出土的汉语和伊朗语文书、汉文石刻等材料，描绘出沿塔里木盆地，经河西走廊，到唐朝的都城长安或东都洛阳，以及山西、河北，直到东北营州地区的粟特聚落的分布情况。把这些胡人聚落串联在一起，实际上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粟特人东行所走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或是从南道的于阗(和田)、且末、石城镇(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固原)，入长安(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或者从洛阳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

二、萨保：粟特商队首领和聚落首领

文献记载粟特聚落的首领是“萨保”，此词来源于粟特文的s'rtp'w，汉文音译作“萨保”“萨甫”“萨宝”等，本意是指“队商首领”，意译就是“首领”，延伸为商队所形成的聚落上的政教兼理的胡人大首领的意思，由于大多数早期东来的粟特人信奉的是粟特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之为祆教、拜火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保也就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

聚落来源于商队，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商队，因要在克服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困难的同时，还要防止土匪的打劫，所以往往动辄数百人一道行动，一同居止，佛经中有五百商人遇盗图，虽然不是确切的实数，但反映的就是这种数百人一起行动的情况。

从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来看，公元四世纪初叶进入河西走廊的粟特人，就是由萨保统领的。在这些粟特商队所形成的聚落中，有他们供奉的祆祠，管理者为萨保手下的祠主。在中原，萨保作为一种中原王朝中央或地方官府、地方王国的职官，应当出现在公元六世纪前半叶的北魏时期。

把胡人聚落首领任命为政府官员，并用其原语的称呼——“萨保”来作为官名，即表明北魏王朝开始对胡人聚落加以控制，同时以继续任用胡人聚落首领的方式，保持了聚落的自治性质。萨保既是胡人首领，同时也开始成为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官员。萨保被纳入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当中，成为一级职官，作为视流外官，专门授予胡人首领。并设立萨保府，其中设有萨宝府祆正、萨宝府祆祝、萨宝府长史、萨宝府果毅、萨宝府率、萨宝府史等官吏，来控制胡人聚落，管理聚落和宗教事务。从史籍和墓志辑录的材料来看，从北魏开始，中原王朝就在都城洛阳设京师萨保，而在各地设州一级的萨保。我们见到有雍州、凉州、甘州等地萨保的称号。之后的西魏北周、东魏北齐都继承了此制度。北齐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北周有京师萨保，墓志材料还有凉州、酒泉、同州、并州、代州、介州等州一级的萨保，如新发现的史君墓主人是凉州萨保，安伽是同州萨保，还有中央政府派出的检校萨保府的官员，即虞弘。隋代有雍州(京师)萨保和诸州萨保。唐朝建立后，把正式州县中的胡人聚落改作乡里，如西州的胡人聚落设为崇化乡安乐里，敦煌则以粟特聚落建立从化乡，两京地区城镇中的胡人同样不会以聚落形式存在，但边境地区如六胡州、营州柳城等地的胡人聚落，应当继续存在，因此萨保府制度并未终结，《通典》卷四十《职官典》以及其他史料仍有萨宝府职官的记录。事实上，北朝隋唐的中央政府对粟特聚落的控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势力所不及的地方，胡人聚落中的萨保虽然存在，但却没有作为官称出现，史料中提到这类胡人聚落的首领时，往往就用“首领”或“大首领”的称呼。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石城镇条云：“贞观中(公元627—649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同卷伊州条记：“隋末，复没于胡。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首领石万年率七城来降。”若是占据了某个城镇，则也有称作“城主”的，如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藩王石像题名有：“播仙城□(主)河(何)伏帝延。”

三、粟特人的商业活动

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粟特商人在中国活动的记录，是A.斯坦因(A.Stein)在敦煌西北长城烽隧下面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这是一组住在武威、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罕或西域楼兰等地的粟特商人的信件，不知何故被送信的使者遗失在那里。经过学者们的解读，我们得知这是公元四世纪初叶写成的，主要内容是报告粟特商人以凉州武威为大本营，派出商人前往洛阳、邺城、金城(兰州)、敦煌等地从事贸易活动，因为晋末中原的动乱，致使经商的粟特人也蒙受打击这一情况，通过信札所述内容我们还了解到他们行踪之远，以及经营的货物品种——香料、布匹等。

粟特人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在撒马尔罕和长安之间，甚至远到中国东北边境地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在这个贸易网络的交会点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为他们东西贸易的中转站。吐鲁番出土有高昌国时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就反映了在高昌地区进行贵金属、香料等贸易的双方，基本都是粟特人。也就是说，从西方来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货物运载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买下来，再分散或整批运至河西或中原地区兴贩。N.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教授曾据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侧发现的粟特文摩崖题记，指出粟特人不仅仅是粟特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担当者，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担当者。结合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发现的粟特文买卖突厥地区女婢的契约，我们也可以说，粟特人还是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贸易的担当者，即如姜伯勤教授所强调的那样，粟特人实际上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大概正是因为从北朝到隋唐，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被粟特人垄断，所以我们在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商人的足迹。现代舞剧《丝路花雨》所描写的丝绸之路上的波斯商人，在唐朝时期更多是活跃在东南沿海，而非在敦煌、吐鲁番。北方丝路沿线发现的大量的波斯银币和少量的东罗马金币，应当是粟特人贸易的印证，而不是钱币源出国的波斯人和拜占庭人。

四、粟特考古新发现

虽然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汉文和粟特文文书，使我们对于敦煌、吐鲁番两地的粟特人的了解远较其他地区要详细得多，但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情况，主要是粟特人集中在某一乡里的情况，也就是唐朝中央政府把原本属于粟特聚落的粟特民众编入唐朝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内的乡里以后的情况，唐代基志和其他考古数据所反映的武威、固原等地的粟特人，也大多数是这种情形，即粟特人已经完全按照汉式的葬法埋葬，并书写与汉人相同的墓志铭。北朝隋唐时期没有被中央或地方政府(如高昌王国)所控制的粟特聚落及其文化面貌，我们过去不甚了然。

1999年7月山西太原发现的虞弘墓和2000年5月陕西西安发现的安伽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有关中亚人或粟特人的最重要墓葬。据墓志记载，虞弘是鱼国人。鱼国在史籍中没有记载，从他祖上和他本人原是中亚柔然帝国的官员来看，鱼国是中亚的一个国家。虞弘出使过波斯、吐谷浑等地，后进入中原王朝，担任太原等三个州的“检校萨保府”官员，即中央政府派驻太原管理胡人聚落者，死于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安伽从姓氏来看，显然是来自中亚安国的粟特人，北周时任同州(陕西大荔)萨保，即中央政府任命的同州地区的胡人聚落首领，死于大象元年(公元579年)。这两座墓葬不仅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粟特人墓葬，而且两个石棺上的雕像具有明显的粟特美术特征，其宗教内涵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这两座墓葬的发现，使得一些已经出土而分散在各处的同类石棺床也得到了重新的认识，这些石棺床包括：二十世纪初出土而现分散藏在巴黎、科隆、波士顿、华盛顿的一套，1971年山东益都发现的一套(公元573年)，1982年甘肃天水发现的一套，以及近年入藏美秀美术馆(Miho Museum)的一套。这些石棺床上的图像在文化属性上基本一致，年代大体上都在北朝末到唐朝初年的范围内，地域范围包括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大体上与笔者依据文献材料所勾勒的北朝末至唐初粟特人的迁徙路线相合。

这些石棺上所镌刻的图像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大多数具有明显的粟特美术特征，有些具有浓重的祆教色彩。这些石棺的主人，有的是粟特聚落首领，有的是管理粟特聚落的官员。可以说，这一系列石棺床可能是当时粟特及其他伊朗胡人聚落首领的主要墓葬形式，它们反映了萨保统治粟特聚落时期的聚落内部的日常生活形态。当然，作为来源于生活的艺术作品，不一定与生活场景完全一样，这些作品往往高于生活，即选取生活中的共同因素来表现，或者选取超出生活的一些特异点来表现。在这些石棺床中，以安伽墓的图像最有生活气息，但其中也有一些程式化的东西。

五、粟特聚落的日常生活与宗教文化

根据这些石棺床的图像，对比汉文史料，敦煌、吐鲁番文书，墓志的记载，可以形象地展现粟特聚落内部的许多真实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宗教文化信仰情况。

文献记载，粟特聚落的首领是萨保，安伽就是萨保。北朝后期，中央政府开始控制胡人聚落，除设立萨保府，任命胡人首领为正式官职萨保外，还派人(经常也是胡人)去管理萨保府，虞弘就是这种角色。安伽墓的每一个图像有一个主人公模样的人，就是萨保。他被绘在中间的一块石板上，坐在房子里与夫人宴饮，右边的上部是他接见突厥首领的情形，下面是突厥和粟特人在结盟的样子。图像中有萨保会见粟特、突厥、汉族客人的情况，或者绘突厥、波斯、印度各国国王狩猎的图像，这正是萨保在聚落中接待四方宾客的现实生活写照。安伽墓的图像，非常形象地展现了萨保在粟特聚落中的地位，以及他宴饮、狩猎、会客、出访等日常生活场景。

在这些石棺图像中，几乎全都是胡人形象。除了作为萨保客人或狩猎的各国国王者，普通的人也都是深目高鼻，有的卷发，有的短发，都穿胡服，说明聚落中没有汉人。但从不同的胡人形象看，聚落中应当以粟特商胡最多，但也有其他西域胡人。自从二十世纪初，P.伯希和依据敦煌文书，把罗布泊地区粟特人的移民集团称作“粟特聚落”以后，大家都把所谓“粟特聚落”理解为纯由粟特人组成。现在我们发现北朝末至唐初太原胡人聚落中，有可能来自游牧汗国高车的翟娑摩诃出任大萨宝，也有出身塔里木盆地北沿焉耆的龙润出任萨保府长史。应当说“粟特聚落”，实际是以粟特人为主的西域胡人聚落。因此，在这些胡人聚落中，我们看到的常见的日常生活，有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狩猎，更多的则是粟特人喜欢的歌舞，还有粟特人所擅长的葡萄种植和酿造葡萄酒。图像数据中几乎没有农业劳动的场景，这似乎说明粟特聚落中农业尚未发展起来。

在这些石棺图像的中间位置，都有墓主夫妇宴饮图。男主人都有明显的胡人特征，安伽墓的女主人的种族特征不明显。我们从粟特人的墓志和其他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早期来中国的粟特人，往往都是胡人之间通婚，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自治的聚落里，和汉人往来不多，所以主要是自己内部通婚。但这些女性常常穿着中国式的长裙，表明粟特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而从以后粟特人的墓志来看，粟特人越来越多地和汉族女子结婚。然而，这些早期的粟特石棺床图像上，还看不到典型的中国日常生活的场景。

粟特人按照祆教的丧葬仪式，死后尸体由狗吃掉，然后把剩下的骨头放在瓮棺(Ossuary)中埋起来。虽然吐鲁番发现过这种瓮棺，但中原内地还没有发现。中国人的丧葬习俗是把尸体装入棺椁后土葬的，粟特人进入中原后，也逐渐改用土葬。已经发现的大量的粟特人墓葬是土葬的方式，和汉人基本没有区别。但安伽墓和虞弘墓有所不同，都没有装尸体的棺，前者只有一个围屏石榻，后者只有石椁，我们笼统地叫石棺床，实际和中原传统的石棺不同。特别是安伽的尸骨是放在墓门外面，而且经过火烧;虞弘墓经过古人(唐代)的盗扰，情况不明。从安伽墓来看，还是有明显的祆教葬俗的影响。这种既不是中国传统做法，也不是粟特本土形式的葬式，应当是入华粟特人糅合中原土洞墓结构、汉式石棺以及粟特浮雕骨瓮的结果。至于粟特人的葬仪，美秀美术馆所藏石板F，是一幅完整的葬仪图，上面是戴口罩的祆教祭司正维持圣火，主持葬仪，他身后有四人持刀 面，上下是送丧的人群和马队，中间有一条正在“犬视”的小狗。我们可以把山东益都发现的石棺床的一块石板图像联系起来，那上面刻有四匹马架着一个石棺或木棺，由一人牵行，下面还有一条小狗跟着，画面上方表示远处是群山，山中有一所房子，像是一个坟上的建筑物。这可以看作是美秀美术馆所藏送葬图的延续。

我们已经从有关敦煌、吐鲁番等地的胡人聚落记载中了解到，聚落中往往有胡人信奉的祆教祭祀中心——祆祠，说明这种粟特胡人主要信奉的是波斯传统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粟特变体。这一点也为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下获得的公元四世纪所写粟特文古信札所证实。这些石棺床图像更进一步肯定了粟特聚落中胡人的祆教信仰。在安伽墓墓门的门额上，刻画着三只骆驼支撑的火坛，两旁是半鸟半人形的祭师，下面是典型的粟特供养人，上有飞天，各持箜篌和琵琶。骆驼代表“胜利之神”，所以这是一个高等级的火坛形象。虞弘墓的石棺下面的床座上，也浮雕有火坛，两边也是半鸟半人形的祭师。此外，美秀美术馆所藏石棺床的Nana女神形象和祆教葬仪，都表明粟特聚落是以祆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他们的宗教生活，乃至一些日常生活，都遵循着祆教仪式。

粟特人大体上是沿着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在草原游牧汗国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夹缝中逐渐东迁，建立聚落。在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丝路沿线不断变化的政治背景下，粟特聚落必然被打上多种文化色彩。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以粟特文化为主，杂糅了波斯的伊朗文化、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其他胡人文化的色彩。在精神方面，继续坚持粟特人的祆教信仰;在物质方面，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粟特聚落的日常生活，反映了粟特人作为丝路民族的特征，粟特人的聚落中也汇聚了多种文化，它们被带到东方，带到中国。正如我们说粟特人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各国间贸易的担当者一样，他们其实也是各种文化之间交流时的传递者。(本文出自荣新江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一书)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壁画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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