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高式熊 - 西泠印社

我的恩师高式熊

选自|《西泠艺丛》2023年第1期总第97期 |

文/沈颖丽

西泠印社社员

我的恩师高式熊崇真艺客

时光倏忽，我有幸拜高式熊先生为师，已近四十年。那是1984年秋西泠印社秋季理事会期间，《西泠艺报》主编蒋北耿老师把我带到了高式熊先生面前，郑重其事地介绍了我，他说：“给你介绍个学生，是个学刻印的。她在杭州有个启蒙老师，是王福庵的弟子韩登安的学生茅大容，去香港发展了。您高先生是王福老的学生，都是刻浙派印路数的。格姑娘儿灵光的。”当时，高先生已60多岁，在西泠印社中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彼时西泠印社还保持着师徒相承的传统，需要有人推荐才能正式拜师。蒋老师一介绍，我就这样成了高先生的弟子，从此开启了30年的上海求学之路。那时没有双休日，一周工作6天休息1天，没有电话可以提前联系，要靠书信来约定。如今，杭州上海一天可以打的好几个来回，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不可能的。我第一次到高老师位于上海延安路四明村的家里时，那会儿上海的住房拥挤紧张是全国出了名的。高先生和师母待我如亲人，安排我住在高先生的书房即二楼至三楼拐弯角的亭子间。后来，师兄弟、师姐妹们戏称我为真正的“入室”弟子，正因为我住进了高先生的家里，有机会见到他的日常艺术生活，聆听许许多多的奇闻逸事。

我的恩师高式熊崇真艺客 ◎ 图1 读书乐

上海延安中路四明村是个“文化名人村”。文学家、思想家章太炎，诗人徐志摩，文学家周建人，印度诗人泰戈尔，书法篆刻家王福庵，画家陆小曼，电影演员胡蝶，书画家、篆刻家来楚生，高振霄、高式熊一家，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都曾在这里居住过。高先生一家人在这里已住了70年。高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爱好艺术。其父高振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上海大名鼎鼎的书画家，家中藏书颇丰。高先生从小接触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后来成为高先生老师的赵时棢、王福庵二位前辈是高先生父亲的挚友。虽然年少,高先生对父辈们谈论的话题感到高深莫测、似懂非懂，但他对读书、绘画、书法、篆刻的学习非常感兴趣。（图1）他说：“父亲书法上盖的印章，均是我的任务，每次盖印我都很快乐。”

父亲高振霄对高先生很严格，要求他不得做那些与读书无关的事。高先生在14岁的时候对篆刻很感兴趣，翻到了家里的藏书《金石索》，非常喜欢里面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印章。因为家里本就有文房四宝等刻印工具，于是他偷偷地学刻。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孔云白的《篆刻入门》，就赶紧买了一本，临摹起来。后来高先生父亲的挚友、金石篆刻家赵叔孺看到了高先生刻的印章，就主动对他父亲说：“他聪明有天赋，是个搞艺术的可造之材。”在赵叔孺的指导下，他正式开始学习篆刻。此后，赵老师又推荐了他的学生张鲁庵给高先生，他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好朋友。高先生和张鲁庵同为赵叔孺的弟子，也就少了拘谨，多了交流。由此，高先生对篆刻愈加喜爱，进步亦神速。他说，篆刻以兴趣入门，又有赵叔孺先生正规教授，学起来劲道十足。

高先生在少年时没有进学校学习，而是接受私塾式传统教育。每天晨起要练习书法，写字是日常的早课，写4种以上的字体。听高先生说，他先临摹欧阳修的《九成宫》、柳公权的《玄秘塔》、褚遂良的《孟法师碑》等楷书大字，再临摹一张《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等隶书大字，随后写唐人写经，赵孟頫小楷，最后写《峄山刻石》《石鼓文》及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篆书。他的父亲深知“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之理。高先生在练字的同时，每天学习《说文解字》几十个字，一边练字一边理解字义，为后来的书法篆刻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方祖荫撰文说：“在父亲的口传心授之下，他的书法出规入矩、端庄大方，临池之勤，数十年如一日，正、草、隶、篆、行皆能，篆书尤精。”高先生曾说，书法的基础练习很重要，他最喜欢的是篆书和隶书，写这二种书法时，人可以非常安静，很享受很惬意。每天练字成了高先生一辈子的习惯。

我的恩师高式熊崇真艺客 ◎ 图2 此中有真意

高先生24岁那年出版了处女作《篆刻存景》作品集，太老师龚心钊还为他作了序。4年后高先生28岁，又出版了《西泠印社同人印传》。这是一次主题创作，近一年里，他创作了220方风格迥异的印章，每方创作既要参览古人印谱又要自出新意。高先生说，有时印稿设计就有好几种风格，选定了再刻。刻得不满意，刻了磨，磨了刻是常有的事，最多的时候刻了5遍才满意。通过这次主题创作，高先生的篆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在创作过程中因有王福庵先生领衔，张鲁庵、秦康祥协助文房用品保障、文案编辑诸事，高先生可以集中精力搞创作，同时他们又可以互相切磋。因此，他体会到了在创作中深入研究、精益求精的滋味。（图2）

1947年春天，26岁的高先生随老师王福庵一起从上海来到杭州西泠印社，参加雅集活动。到达西泠印社后，他们先到仰贤亭拜谒浙派开山鼻祖丁敬的画像，在画像前三鞠躬，以示对先贤的敬重。经过王福庵、丁辅之二位西泠印社创始人的介绍，高先生正式加入西泠印社，成了当时最年轻的社员。

我的恩师高式熊崇真艺客 ◎ 图3 艺林瑰宝

高先生的学习亦是从拷贝勾摹印蜕开始的。亦师亦友的张鲁庵家里藏书甚多，高先生看了个遍。张鲁庵收藏的印谱多达400余函之多、印章4000余方。（图3）尤其那部100册的《十钟山房印举》是陈介祺赠吴大澂的旧物，张鲁庵花800银圆购得，可见他在艺术收藏上的不遗余力。高先生提起此事，总是很自豪地说：“我是很有眼福的人，像我这样可以把张鲁庵家藏的印谱全部看个遍的，还有陈巨来、方介堪、叶潞渊几个人而已”。高先生大量临摹学习这些印谱，体味其中奥妙。西泠印社副社长、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曾撰文称赞高先生：“胸存旧谱五百部，手运古印一万钮。”

我的恩师高式熊崇真艺客 ◎ 图4 颖丽

高先生书法篆刻师从赵叔孺、王福庵二位大家，入秦摹汉，功力深厚，但功夫下得最深、得益最多的，还是勾摹临刻了大量印谱印章。赵叔孺、王福庵如是授徒，高先生也是如此教我。（图4）高先生教篆刻要我循序渐进，说：“刻印除了静心练习书法外，运刀镌印要有一手扎实过硬的功夫，凑刀入石虽说是体力活，但铁笔运使的妙处却在印外，要领会古人设计印章从局部到整体的用心之处。最后才能小心落墨，大胆走刀。”

我的恩师高式熊崇真艺客 ◎ 图5 小窗细雨春如梦

20世纪80年代初，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可以临摹的印谱，高先生拿出了家藏的原拓本，赵叔孺的《二弩精舍》印谱，让我拿回去拷贝临摹。也是我与此印谱有缘，一见就满心欢喜，爱不释手，尤其是那些印面尺寸在1厘米以内的小印章，精美绝伦。那些小印章的边款更是微妙传神，可是要拷贝临摹却无从下手。高先生鼓励我慢慢用心体会，不急不躁，放宽心，循序渐进就会得心应手。于是，我将这本印谱的300方印章及每个印章长长短短的边款，用拷贝纸勾摹，一丝不苟。高先生时常检查作业。此谱共300多方印章及300多面边款，我一做就是一年多。有了这细心观察的训练，才能体会到印章细微之处的变化和时代气息。高先生常对我说，刻印就要有一手扎实过硬的功夫，才说得上去创造发展。这里面的高级之处，就是慢慢地学会看整体效果，于细微处挑毛病。高先生说：“察之尚精，拟之类似，形似致至，方可传神。”一晃几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恍若眼前。（图5）这样的学习方法，至今使我受用不尽。

经过十几年的系统练习，随着手上功夫的增长，我在创作上也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高先生说，这是水到渠成的事。高先生要我专攻古玺印，因为“周秦玺印传世者极少，自陈簠斋荟萃始多，至清末而出土甚夥，体格奇异，直难枚举。设使何邓丁赵诸家得见，之则融会历朝其魄力神味，当有更胜于吾辈。今日所见其诸作品，此时代所限也”。这是高先生的太老师龚心庵给他写序时说的。高先生曾经对我说，搞主题创作的好处，就是对有想法的人来说，可以深入研究，有所发展。因此我有了刻《诗经》300首的想法，得到了高先生的支持。在高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古玺印章，对精致秀美、古拙沉稳、朴茂高华、形式多样的古玺印有了灵魂上的碰撞，“一头栽了进去”，不能自拔。通过学习研究我开阔了视野，知道了什么是尚新，什么是守旧，什么是推陈出新。这应该也是《论语》所说的“温故而知新”。

我的恩师高式熊崇真艺客 ◎ 图6 淡泊明志

20世纪鲜有刻古玺印的前辈，研究古玺的人也少之又少。我喜欢古玺，然后再研究它也顺理成章。高先生说，最好的继承就是有创造。高先生的亲身经历，使我豁然开朗，我开始了主题创作研究。古玺印陆陆续续地出土，刚好给我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2002年9月，我以《诗经》题材创作的古玺印获得了全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我在第一时间赶到上海，向恩师报喜。高先生很高兴，但同时又说：“篆刻一道你才刚刚开始，继续努力，深入研究，要去发现规律运用规律，才可以有时代面貌，为治印之道广开天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图6）他翻出一张旧照片给我看，那是他26岁加入西泠印社时的留影。他指着照片上西装革履与长衫马褂的人物，说那是1947年西泠雅集。上海是个开放的港口城市，西风东渐，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文化艺术，体现在如电影明星、歌唱家，以及建筑、家具、服装等领域。这些对人们的艺术审美观都有影响。西装革履、长衫马褂的协调共处，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新老交替，中西文化碰撞。高先生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如今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腾飞，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而西泠印社中人，对印学的传承与发扬是当仁不让的。一个民族的艺术，就是这个民族精神的结晶，所以传播、振兴民族艺术，就是传播、振兴民族精神。我们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艺术、形式特点，这是我们各个民族的勤劳智慧结合生活环境创造而成的。改革开放40年间，我们落后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丰富起来了。我们要感恩这个年代，感恩我们的党。

我的恩师高式熊崇真艺客 ◎ 图7 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