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

协助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我工作的地方）和大学城美术馆梳理回顾过去几年与泛东南亚相关的展览，内容也包括我自己一年之前的展览“关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之“穿针引线”。这次梳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观众看到展览交往的项目/小组在这一年多里的进展，所以不仅仅是“回顾”。同时，由于“穿针引线”在展览筹备之初及结束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有组织持续的讨论、工作坊和其他策划，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为这些工作所形成的新作品等做个索引，和大家分享一些活动记录以及特别制作的出版物。我将这次展示命名为“穿针引线：工作台”，它强调项目“进行中”的状态。

此外最近也在进行一些写作和编辑工作。博士后工作结束后很难有大段的时间进行以写作为目的的长线研究，有些怀念。我选择去继续深入在展览中无法处理的一些历史议题，虽然很难很快见到什么成果，但过程挺开心的。同时也要备课。我上课主要围绕艺术实践/艺术机构的公共性来展开，注重搭建实践者和学生的交流以及培养学生深入话题的能力，这学期会邀请几位艺术家围绕一个话题与我合作开展工作坊。

二、 为什么用“穿针引线”来回应“参与式艺术”？如何看待自身与团体/项目之间的关系？

“穿针引线”相信透过他人能更好地看见自己，而不是仅仅将对方当作“地方知识”来对待。2021年至2022年的“穿针引线”多关注东南亚和华南地区的小组工作，他们有些是基于特定的地方来实践（如顺德学、拉维·阿加瓦尔），有些是基于特定议题或媒介（如中国留学生小组、五艺中心剧场、木刻波流）来实践，或者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时不时冒出一些做点什么的想法，互相协作以应对危机（如“失眠、不适、活着”网络）。无论以何种方式运作，这些小组/项目都在与以下问题碰撞：历史是什么？发展与科技一定是好的吗？什么是理想中的社群？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可能？“穿针引线”作为动词，强调小组/项目之间的串联，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创造机会让你与实践者交流，做出自己的行动。

三、还有什么想说的？

借一位朋友之口：“其实讲述这些实践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哈哈，还是希望未来自己和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东西产出！”

欢迎联系lapwingbunting@proton.me

“苍茫”一词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诗篇《乐游园歌》。此诗描写陪宴所见，由筵饮游赏的生活琐事，联系到贵戚专宠的国家大事，由个人身世之慨发展到时世之叹。全诗画面繁复，情感郁结，气势磅礴，意蕴深刻。诗中最后两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包含着复杂的内涵。“无归处”指的既是仕途不得志，满腔抱负无所托，也指没有志同道合者；而“苍茫”一词既指暮色，也传达了前途渺茫的身世之感，对国家政治的忧患之感，以及念天地悠悠的历史深沉感。“独立苍茫室”这个意向也成为文人们寄寓人间情怀和关切现实的一种依托。面对喧嚣嘈杂的世界、宏大复杂的社会变动，在“退居”至一隅之际，不是不问窗外事，而是对自身处境仍保持一种清醒认识，始终把个体的人与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开辟可能的路径来保持对现实的自觉的承担。在这种意义上，“独立苍茫室”既是一种无可奈何又满怀期待的图示，也是确信独立精神和文化之力，敢于以个体之力去冲击强大现实的思想特质。

在展览中，我们使用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与文献，构建了一个“苍茫室”。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和社会现实变化带来的冲击，人们对于人文精神丧失的忧虑，使得知识分子开始“自我审视”，引发了一场文化领域“人文精神大讨论”。自彼时起，现代文学史家陈平原教授选择通过“退却”到“学术”之中，提倡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强调“学术规范”，开拓和创新学术“生产”，来施展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我们特别邀请陈教授为“苍茫室”题写了一幅“独立苍茫室”的书法。

与社会建构何种关系是成熟的知识分子始终思考的问题，这一思考的过程会在他们的写作中留痕，甚至构成他们创作中的主要内容。在这些作品与文献中，最早的创作时间为1940年代之初，此时，集全国之力的抗战仍在艰苦地坚持着。左翼作家与文学理论家王西彦（1914年—1999年）在1942年至1948年间，辗转于广西和福建等地，在抗战完全看不出“胜利”的预兆和窒息的空气之下写完《神的失落》。这篇小说恬淡、细腻地刻画了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在动乱年代的彷徨挣扎、耿直善良、愤世嫉俗和迷惘软弱。故事写完，“胜利”突然从天而降。1945年11月，他将《神的失落》付印问世。我们呈现的《神的失落》出版于1983年。此时，年近70的王西彦为此书写下了《自序》，同时在《后记》中收录了前三次出版的《自序》。在这四篇写作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自序》中，作者详细地交代了这部作品的创作经过、背景和方法，以及再版的历程。同时，他也写下每一次再版时自己的复杂心境，和对于这个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认知。贯穿始终的是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保持自决的意志。

20世纪30年代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开始木刻版画创作的黄新波创作了大量反映民族危难、底层社会，以及革命与政治题材的作品。同时，他的作品始终关注战乱困顿时期人的心性状态。1942年至1943年间，他在困居于距离桂林不远处的鹰山时期所创作的组画《心曲》，便是带有这种超越性视角的杰作。在黄新波的刻刀下，战时人类的孤独、沦落、苦难、挣扎等等现实人生，均被转换成一种对艺术形式空前关注的、饱含寓意和哲思的画面，充满了悲悯仁爱的人道主义色彩和深沉的精神内省。

1940年代之中期，抗战胜利的喜悦、对国家崛起的憧憬与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同时弥漫在国人心间。1905年获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警察学校，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靳巩（1886年—1969年）于1912年归国，任山西高等检察厅检察官，警察公所参事与军警执法处处长，而他也是一位收藏家。1945年，他用特写镜头为家中开花的仙人掌留影，用银盐纸基洗出较大尺幅的图片，并用手工为照片着色，在照片的背后为这盆花撰史，记下购入时间，不厌其烦地细数育花五年间花开花谢的前后过程、花蕾花茎的万千姿态，和家人们的反应。最后，靳巩更将仙人掌连续开花数朵的罕见现象归结为祥兆，寄托自己心怀国运的深切情感。他在文末写道，“同忆国难以来，八载于兹人民之流难涂炭在。至此为拯今后此花，八仙呈祥之星，献瑞默一詹国运应转泰来，国人在拭目候之，兆徒有虫于此花躯。”

以毕业创作《冼星海在陕北》知名的艺术家于长拱（1930年—1961年）在1947年入国立苏州美专学习，1948年入杭州倪贻徳西湖艺术研究所学画，1949年入学浙江美院，1953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1957年于中央美院马克西莫夫油训班毕业后回浙江美术学院任教。他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美术界十几位油画新星中耀眼的一颗，前程似锦。然而，1961年，在婚期的前一天，于长拱在布置好的婚房中割喉自杀，死因不明。1961年所作的纸上色粉画《水仙花》是于长拱存世不多的画作之一。这张小画充满了忧郁的色调，干瘦的水仙花被置放于桌角一隅，似乎时刻都有倾倒的可能。大跃进之后的中国，很快进入了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连一向供应优越的杭州，1960年以后也开始紧张起来。平时“出手大方”、不善算账的于长拱在画这幅水粉画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已经预感到拮据的现实环境将无法再支撑他“潇洒倜傥”的生活，于是“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1969年，民国著名画家胡尚宗在自杀前给自己画了一幅小小自画像，并在画板的背面留下遗言，说明自己的创作得不到认知和因此无法以创作生存的窘境。在绝境跟前，好像也只剩下一条路可走。这两幅与自绝相关的画作，饱含愁绪，而选择与世界辞别，决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和主体的彰显。

在文艺实践中，苦闷、矛盾、冲突、悖逆之论、绝望可以培养创作者以复杂的眼光打量和体验世界的能力。用复杂的、矛盾的、悖论式的方式把握复杂的、矛盾的、悖论的世界所产生的创作可以触发深刻的思考，打开感受世界的多种维度和情感方式。鲁迅即是以这样一种独特而复杂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而他的艺术世界的精神特征、情感方式、风格特点以至语言……都表现了一种复杂的、矛盾的特点，这一切也无不联系着创作主体复杂的主观精神结构。在这样一种精神结构中，苦闷、受到阻隔抑制的冲动，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强大动力，甚至是生命力的内在组成本身。鲁迅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深度，更在于他对作为个体的知识者的生存态度的严峻思考，他把只有个体才能充分体现的冲突，如死亡、孤独、绝望、惶恐、愤怒等等，同他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探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面对“绝望”的生存态度，也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根基之一。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即使在鲁迅逝世之后，每逢社会变革动荡之时，他的形象与作品便会化身“苦闷的象征”，被众多艺术家的画笔和刻刀反复地引用、再现、刻画、寄情与投射。

广东艺术家陈卓坤（1908年—2002年）曾参加过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会，是木刻运动初期的实践者和组织者，并在抗战时期担任地下党员。新中国后，他在广州美术学院任职，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历经创伤，家庭受难。他将生命体验中沉深的悲痛和苍凉的心境寄托于作品之中。他于1959年动笔画成纸本作品“万家墨面没蒿莱”，作品题目来自鲁迅1934年的七言绝句《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该诗控诉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统治下荒凉破败的人间惨状。第一句诗句“万家墨面没蒿莱”描写黎民百姓们像黑瘦的囚徒，流离失所于荒野。陈卓坤的水墨画刻画了出没河边蔓草间的枯肠辘辘的野狗和被遗弃的骷髅、尸骨，构成了一幅悲惨生活的画面。1965年，陈卓坤在画上题字，完成此幅画作。此时，经历了1964、1965年文艺整风的陈卓坤将自己心情的哀和愤也倾注在画面阴沉的氛围之中。1977年，陈卓坤画了一幅鲁迅全身像。画面中，身着黑色长袍的鲁迅侧立着，略昂起头，望向画面左侧，腋下夹着几本书。黑色的鲁迅形象占满了画面的左和中侧。画面的右下侧用行书大字题写了鲁迅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中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画面萧瑟，空白处墨迹斑驳，似纷飞的战火、历史的灰烬、血迹滴滴，情绪凝重悲怆，恰切了该画的题目“怒向刀丛觅小诗”。即使此时“文革”已宣告结束，画家也意欲直面“绝望”，不忘用创作决绝于世间。

20世纪30年代初，在新文学革命的道路上，鲁迅对文学家章克标（1900年—2007年）的影响很大。虽然在创作趣味上，章克标接受的是林语堂和邵询美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想，与鲁迅格格不入，但他欣赏鲁迅对反动的东西毫不妥协和毫不留情的原则，与鲁迅交往很多。1957年，历尽坎坷的章克标从上海回到海宁老家后，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直到1980年代起才开始发表文章。在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手稿《父子相杀》中，他从中国古代宫廷中父子相杀的故事谈起，延伸到复杂的社会语境之中，普通人中也有父子因为利害关系而彼此为敌的例子。他借此指出中国传统最深入人心的孝道之道德准则与人为了捍卫自身而超越道德约束之间的矛盾。从这篇直面人的复杂性的文字中可以看到章克标与鲁迅之间可贵的精神联系。它从一个非常极端的角度展示了人的复杂情感和欲望具有超越社会规则和约定的潜质，从而回到人的层面去思考，所谓的规则，其实最终是要面对人性的考验。

父与子的关系，既可隐喻历史和现实，也是真实的人间。《30219天》是摄影师黎朗他在父亲去世之后创作的一组感人至深的作品。面对老迈病逝的父亲，黎朗选择以最平实的记录方式，拍摄了他父亲身体的局部、笔记、父亲去世后留下的头发、领带、帽子、手环、手表、沙发等用过多年的私人物品，他领到的抚恤金，以及他在清明节烧给父亲的纸钱。他以26张大尺幅的黑白照片，为其逝去的父亲绘制了一幅充满诗意的肖像。他还决定将父亲生活过的每一天的日期书写在与他相关的照片上，让作为物件的照片不再是轻薄的图像，而是承载了父亲一生时光的物品。他用三年的时间，在关于父亲的这26张照片上，一笔一笔地书写下父亲在世的30219个日期，一共书写了241752个数字，为这些黑白图像笼罩上一层淡淡的薄纱，也以这个方式纪念和感怀自己的父亲。

我们也在当代创作者中寻找以深刻的创作去揭示时代的复杂性的案例。菲律宾当代诗人卡罗玛·雅康吉·戴欧纳的创作选题来自人生的日常，从日常生活的林林总总着手，以明晰的譬喻连结、清楚的思路发展，铺陈他对自我、人际互动、社会、世界的叩问。生长和工作于马尼拉的戴欧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城市经西班牙、美国先后殖民统治后留下的问题，以及在历史残骸中居住者们的挣扎与梦想。城市中的街巷是他诗作中的常见背景。该系列诗选中，戴欧纳对于菲律宾现代生活的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枚了解东南亚生活体验的棱镜。经历过自出生起便伴随着的荒谬不公与苦难、正视过社会历史对当下地理空间的纠缠、真实地面对身处其中的现实，他仍然能够从细节中生出对生活的希望。

此次展出的13首诗歌属于戴欧纳的过渡期创作。他以英文写作诗歌，通过英语这个媒介，他学习西方，不只是体式与韵律，还有一种思考方式。英语给他新的空间，新的能量，他有意识地立意以诗歌来构建一个过渡空间，此来离开自己写作中的某种共性与惯性，更能以一种观察者般的冷静视角来切入与剖析自身的矛盾。但同时又以一种主观的视线出发，像导游一般把观者引入一种极富临场感的情境叙事之中，然后在这条视线的导引中激发出某种共同的情感与关切。困境和矛盾是他的源动力，他说“诗在菲律宾是永恒的困境。”他凭诗歌创作消化自己的处境，以及他无力干预的社会事件。也许左右不了事情的结果，但他觉得那尝试改变的动作已经足以帮助自己消化痛苦。

欧美的殖民统治在20世纪亚洲的身体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与疤痕。这也成为亚洲创作者们反复回归的主题之一。印度尼西亚艺术家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的录像《其他或“必须遵守”》是关于人把自己变成老虎的故事，也是殖民历史的回响之一。这个作品回溯了封建力量与殖民权力的暗中勾结，通过一种传统的仪式，以清除邪恶为名，组织大规模的灭绝行动，为殖民社会建立安宁的秩序。而这样的意识仍然在群岛当代社会的思想体系中回荡至今。

新加坡厨师谢采芹在2019年出版了食谱《从湿巴刹到桌面》，集合了她走访调研新加坡本地20多家菜市场，也叫“湿巴刹”后，受到地方食材的启发而创作的食谱。为此，她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邀请，在节目上分享她的心得：“新加坡的湿巴刹好美，因为有乱纷纷的感觉。在我们这个被精心修饰的社会，所谓的‘野生’事物少之又少，湿巴刹或许是最后一个‘有机’环境，是个让我们可以自在地做回自己的地方。”生活的尊严与美好也可以来自珍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这个电视节目也成为“苍茫室”的一个展出内容。

在展览中，我们使用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与文献，构建了一个“苍茫室”。这些纵横古今中外的创作描绘了20世纪以来，历经各种动荡的个体经验和他们所做出的种种回应，凸显了人性独立于任何固有秩序的多种面向。这些文艺创作和思想痕迹提示我们，从人的心灵、情感、性情、秉性、潜能和志向出发，可获得更精微和灵活的视角，超越现代性的视域和思想桎梏，去充分地理解和体悟历史语境中的人与事。苍茫室作为一个由错杂的经验碎片和生活情感构建的载体，观古思今，观今思古。在这里，我们有意突破某一种叙事或者价值主导的封闭结构，洞幽烛微，将这些“文本”作为可以被重新发掘的秘密，并让它们彼此借光，从原本毫无交叉的时间、空间序列之中逃逸出来，通过彼此向彼此敞开意义，建立一种真实的关联。

2021年，我们将“苍茫室”嵌入“万言亦无声——生活的学术价值”的展览之中，形成了一个展中展的结构。此次，借首届“泛东南亚序列研究”回顾之际，我们将“苍茫室”单独成展，一如既往地将不同历史时空的作品与文献纳入展览，纵横地编织展览的叙事。这些过去与当下的声音都直接关涉着对存在、对人性以及人的遭遇的意识和对生存世界的深度批判。与直接的社会实践与现实政治相比，这些创作和思考实践并不是“沉寂无为”，它们呈现出的“感性”和作品中构筑的经验世界，在人的解放上同样具有“政治潜能”，这也映照出文学艺术创作内涵的固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