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 本 | AMNUA“零”观点

副 本 

艺术总是表达艺术家所亲身经历的才显得真实。但在当今体制化的艺术标准下，可以毫不避讳的说，我们的视觉语言、视觉习惯乃至整个阐释体系早已被规训的过度单一，所谓的体制也早已不是现代主义早期，我们所熟知的传统艺术框架下有关社会批判或对政治制度的批判，而是在布尔迪厄的场域寓言下，由我们一手构建起的“新兴文化资本掠夺者”。在这个庞大的艺术机器里，大家都是在不同的作品上套用几个相似的概念，正是因此，类似“艺术语言生产器”这样的小装置才显得格外的玩味，展览摒弃了语言主体而艺术则对文化的内核闭口不谈，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自现代主义诞生以来，这种现象已存在了有100多年，却仍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反倒是像资本的扩张一样，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来回的转移矛盾，企图为其庞大而腐朽的程序添砖加瓦，而体制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不断膨胀的观念，这其实和现在的地产泡沫并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数不胜数的从业者每天绞劲脑汁的想让自己显得专业一点，不断的凭空捏造一些莫须有的概念，倒是苦了本来就不多见的对艺术还抱有纯真兴趣的观众，被逼在狡猾的词汇陷阱里反复横跳，每当这种时候，艺术的传播便会为广大观众造成一种“形而上的等同”般的错觉，亦或是齐泽克概念中的“视差”。在柏拉图的“理念”构想中，万物皆洞穴之影般的模仿，而艺术更是模仿之模仿，这便让艺术与法律和政治分为了三六九等，诸如艺术为政治服务等观点也随之产生，究其本源，便是超验的“理念”同一化了艺术与法律的定义。事实上在多元主义的当代，仍然出现了相似的情形，只是由自上而下的“分化”转变成了自下而上的“胁迫”，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艺术评论和作品本身产生了极大的割裂，以及在信息时代下的生产加速。作品作为主体被悬置在了一旁，而展览评论则乘虚而入将自己摆在了绝对中心的位置，于此同时作为评论的主体、叙事者、说话的人都在悄然退场，一篇关于展览的“律令”便由此诞生。观众不得不在他们构置的语境中来寻求与作品的合一，但常常失望而归，事实上无论受众是因获得顿悟而豁然开朗亦或是被失败搞得捶胸顿足，关于“展览-观众”的结构关系已经独自生成，观众只得将虚假的表象当作艺术本身，反讽的是这种结构性的胁迫又反过来成了自身“力量的源泉”。事实上，在当今这一套围绕“可能性”的语言体系中，所有的“可能性”不过是对未来权力与成果的借调，并遮蔽了属于当下真实发生的艺术感动。归根到底，所谓可能性就是有限的质料激发起观众无限的想象，是在自发的情况下人与作品的合一，而成为了作品的延伸，人应该是可能性绝对的主体，而非飘渺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某种对未来景观的畅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一个各种“可能”被广泛认可的环境下，一切事物的意义与价值的间隙将不复存在，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随意的拼凑，为当下的各种需求服务。我们究竟是真的想要可能性？还是在享受可能性赋予的种种权力，并在他的阴翳下为我们的各种说辞立法？无论如何，一个不可名状但又统摄一切可能的“新神”已然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