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曦｜美国戏剧舞台上的疾病书写——以“艾滋病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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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常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戏剧舞台上出现了集中表现艾滋病的现象。“艾滋病剧”的主题嬗变，从初期的愤怒与呐喊，到将艾滋病置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展现在舞台上，以激发观众变革的欲望和勇气，再到后来的表现友爱与活在当下的生活信念，清晰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也再次彰显了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关键词： 美国  艾滋病剧  疾病书写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943X（2023）01-0142-12

从古至今，疾病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让人无法摆脱。正如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疾病与健康就好比白天和黑夜，是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与生俱来。虽然人人都希望能永久持有健康王国的护照，但却不可避免终究成为疾病王国中的一员。[1]人类发展史上经历过一次次流行病爆发，从中世纪黑死病，到19世纪后的结核病、脊髓灰质炎、军团病，再到今天的新冠，人类总是勇敢面对疾病，与之斗争。人类与疾病的抗争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其记录并书写着人类科技进步、文明发展的历史。戏剧艺术更因它受众广、形式直观等优势，成为疾病书写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初期的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美国戏剧史上不可回避的一个内容。本文将阐释从《一如既往》（As Is, 1985）到音乐剧《租金》（Rent， 1996）这十多年间美国戏剧舞台上艾滋病表现方式与主题的变化，探究它获得如此多的关注，催生出众多作品的原因；也希望通过考察它们从外百老汇走向百老汇，从外围走向中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获得各项大奖的历程，再现21世纪前后人们对这一疾病的态度的转变过程，为当下新冠肆虐的社会提供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

在美国戏剧舞台，由艾滋病引发的对这一题材的关注已经成为戏剧史上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现实在舞台上的真实再现。美国文学中表现同性恋的作品并不罕见，然而，却是剧作家们最早将艾滋病流行的警钟敲响。他们率先将艾滋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社会对这一疾病所表现出的漠视与忌讳、患者家人与朋友的复杂心态，以及同性恋者和病人对这一绝症的恐惧、无奈与愤怒等复杂情感淋漓尽致地再现在舞台上。从最初的《一如既往》和《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 1985）到1993年的《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再到1996年的摇滚音乐剧《租金》等，剧作家们通过戏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呼吁政府与社会关注在特定人群中流行的这种疾病。他们在为患者争取人的平等权利进行呐喊与抗争的同时，也承担着原本应该由政府和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在这些民间的、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不懈努力之后，美国政府才开始重视它，并采取行动；民众对它的态度也才开始转变。这一变化路径在“艾滋病剧”中表现得十分清晰，从早期人们对这一与死亡画等号的疾病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愤怒与无奈，到《租金》中歌颂友爱、珍惜当下主题的展现，不仅表现了艾滋病爆发以来人们心态的转变，更揭示了医疗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艾滋病剧”，成为美国戏剧发展史上不可回避的一个现象，与始于1950年代的政治文化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各种反传统与激进的社会文化思潮让很多曾经隐秘的、不能公开的思想与行为不再隐藏在黑暗中，这也包括了同性恋行为。尤其在文艺界，很多作家、艺术家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性解放、性自由成为年轻人标榜与追崇的时尚。其直接后果就是艾滋病在特定人群中开始传播、蔓延。1981年，首例艾滋病出现，之后该病迅速蔓延。[3]这个最初只在同性恋人群中传播的绝症，后来又通过输血等方式传染给了无辜群体，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恐慌。1986年，28712人被诊断为HIV阳性，到年底就有24559人因此离世，这一数字到1989年增长到117508例。1994年，它已成为25—44岁群体中致死率最高的头号杀手。从此，艾滋病成了美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并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4]

同性恋行为在保守与传统观念占主导的社会中为民众所不齿，同性恋者被视作洪水猛兽，是恶魔，不被传统社会接纳，艾滋病也因此被赋予了特殊的隐喻。一旦得了这种被冠以“伤风败俗”之名的疾病，患者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关爱与治疗，还会遭到亲友的指责，甚至被抛弃。但导致它迅速蔓延的深层原因，则与里根政府应对这一疾病的态度与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当首例患者被确诊时，里根政府不仅不予重视，还给予道德审判，称它是“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5]。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政府官员和法律界人士对大量患者死亡的事实置若罔闻，更不用说拨付足够的经费来积极应对。直到1985年，好莱坞影星哈德森（Rock Hudson）离世，才真正触动美国社会，迫使政府与民众不再刻意回避它。里根总统也终于在1985年9月首次公开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危机。[6]而此时全美36058名患者中已有20849人死亡。之后，科研经费的投入以及民间组织和文艺界人士的呼吁呐喊，让人们对这一疾病有了新认识。尽管它至今依然是无法治愈的绝症，但医疗干预至少可以延缓病程。

电影《平常心》剧照

在《一如既往》的扉页，作者列出了十多位逝者的名字，并在题记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初就听说有这个传染病在蔓延，但是忙于创作，并未关注，直到自己的朋友斯特芬出现了病症，才意识到“它正在向自己逼近”。剧本前言还提到，在脊髓灰质炎流行期间，在军团病引起恐慌的时候，媒体和政府是百分之百地站在受害者一边，可令人愤怒的是，在艾滋病爆发初期，大部分非同性恋者却迫不及待地与这个群体划清界限。这种被政府和家人抛弃，被归为另类和被死神笼罩的氛围让作者感到了绝望。他需要发泄与倾诉，那既是对逝去的朋友、对自己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哀号，也是对那些本应提供帮助、却不作为的官员和政府的控诉。于是，我们在《一如既往》中看到了被病毒感染的作家里奇、他的前男友索尔，以及他的家人、朋友和医生。看到周围的朋友们一个个被确诊，离开这个世界，里奇感到恐惧。“我几个星期都没有睡好。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检查身上是不是有肿块，有出血斑块。每一个疙瘩、每一个疹子都会让我心惊肉跳。……我感到死神正在降临，我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生死。”可不幸还是降临了，他很快被确诊。朋友，甚至家人都离他而去。他们不愿意与他有肢体接触，任其对着他们的背影呼唤“我需要你！”，就连医生也警告他“别碰我！”，仿佛空气和轻微的触碰都会被感染。这时，已分手的索尔却执意要回来照顾他，并承诺即便他病入膏肓，也会一如既往，像现在这样照料他。难道索尔不怕被感染吗？当然怕。但是，看到曾经的爱人现在走投无路，需要帮助，他义无反顾，义不容辞。这种纯洁的人间温暖和剧中的强颜欢笑与幽默给这个被死神笼罩的舞台带来了一丝光亮，让人们看到了他们的勇气，看到了战胜疾病的希望。

如果说《一如既往》主要表现了艾滋病流行初期民众因对它缺乏了解而产生的恐惧和亲友的疏离，患者对不幸中招而表现的愤怒与无奈，以及同性恋者之间的友情与关爱，那么与这部剧作几乎同时推出的《平常心》除了表现世态炎凉，还表达了对政府和权威部门不作为的愤怒与抗议。克莱默将艾滋病爆发初期社会各界对这个绝症的各种态度淋漓尽致地再现在了舞台上，将主人公的愤怒、呐喊与反抗以最直接、最真实的方式展现给了观众。舞台上，同性恋者之间的相互关爱、支持与帮助，温暖了那些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患者。孤军奋战、有爱心与责任感的布鲁克纳大夫虽因小儿麻痹症失去了行走能力，但她坐在轮椅上为患者治疗、安抚他们的场景，感动并鼓励了所有人。来自弱势群体的、边缘人之间的那种友爱与帮助更加衬托出了权势机构与上层官僚的冷酷与丑陋。同性恋群体自发组织的互助机制与冷漠的政客、律师等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差，让剧中主人公更加愤怒，也让观众更加迫切地感到要团结起来，尽快找到治愈这一绝症的良方。戏剧的社会批判功能在此得到了彰显。

克莱默在1970年代同性恋为争取平等权益进行的抗争中只是一个旁观者。但艾滋病爆发之初，当周围的同伴一个个倒下后，他再也坐不住了，发起成立了GMHC。当医生们建议同性恋者交往应采取安全措施，遭到GMHC其他成员的反对和嘲笑的时候，克莱默在1983年的同性恋报刊上发表题为《1112及统计数字》的长文，犀利地抨击政府部门、医疗行政机构及政客的不作为，以及同性恋群体中一些人的冷漠，并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进行了详细介绍。[10]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民众与艾滋病进行抗争的开端，其标题也成为《平常心》舞台背景墙上的重要元素。他在剧本《平常心》中明言，希望“用戏剧文学和舞台展现真实，……展现那个被改变的和将要改变世界的真实”，以此唤起政府和民众对这一疾病的重视。

《平常心》通过男主人公维克斯和《纽约时报》时装栏目作者菲力克斯之间的同性恋情及后者感染艾滋病毒之后的经历展开。他们初次相遇在《纽约时报》办公室。作为这场传染病大爆发的暴风眼中的同性恋者，维克斯对《纽约时报》的冷漠进行了批判。剧作花了大量笔墨表现维克斯为了唤醒民众而成立GMHC时所遇到的困难、不理解以及他的抗争。全剧在他与菲力克斯在病床前举行临终结婚仪式和菲力克斯的离世中结束。男主人公维克斯其实就是剧作家自己，剧中的情节与情感就是克莱默的亲身经历，那些令人心碎的冷漠就来自政府和他的家庭。这部被剧评家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是最早公开表现艾滋病的作品之一。它在公共剧院上演了一年之久，是该剧院演出时间最长的剧作之一。库什纳（Tony Kushner）为克莱默2000年出版的戏剧集作序时称，这部剧作对他后来创作《天使在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由于早期“艾滋病剧”的目的是要唤醒民众，为艾滋病患者争取应有的权益，因此，剧中的人物相对较少，剧作所涉及的主题也相对单一，更少有纷繁复杂的场景变换。到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艾滋病剧”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那种愤怒，剧作家更多的是表现患者给家人带来的难以愈合的伤痛，如何走出这个阴影，以及艾滋病给这些依然活着的人的警示。这类剧作有《安德鲁的妈妈》（Andre’s Mother, 1988）、《命中注定》（The Destiny of Me， 1990）、《唇合齿离》（Lips Together， Teeth Apart, 1991）、《巴尔的摩的华尔兹》（The Baltimore Waltz， 1992）等，它们都涉及同性恋戏剧无法绕过的艾滋病主题。

1990年代后，艾滋病爆发时的高死亡率、政府的漠视，以及民众对这一绝症的恐惧与束手无策，让剧作家库什纳感受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一触即发的愤怒情绪。他希望通过在舞台上展现患者的生存状况，通过人物与场景，让观众看见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看见它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从而促使人们思考，激发变革的勇气与热情。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让库什纳有了创作灵感。剧名《天使在美国》也是受到本雅明的启发，它来源于本雅明对所收藏的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 1920）的解读。本雅明在其《历史哲学论纲》中这样分析这幅画作：

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它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11]

于是，呈现给观众的是这部具有转折意义的《天使在美国》。拉尔称该戏的第二部《变革》为“杰作”[12]。克罗尔认为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广阔、最深刻和最具探索性的美国戏剧作品”[13]。一部公开表现同性恋的剧作能登上百老汇是“同性恋戏剧史、美国戏剧史以及美国文学的文化进入了历史转折点的一个重要标志”[14]。这个广受赞誉的剧作还获得无数大奖，其中包括1993年普利策戏剧奖和托尼最佳剧作奖。

库什纳将这部剧称为“一部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幻想曲”。该剧演出时长达7个小时，由相对独立的两部剧《千禧年到了》（Millennium Approaches）和《变革》（Perestroika）组成。《天使在美国》的内容广泛，剧中5位主要角色均为同性恋者，分别是犹太人、摩门教徒和来自欧洲的移民；在政治立场方面，他们不是新保守派，就是右派。剧作家通过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药物依赖者、律师、摩门教徒、幽灵、天使等多个人物，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展现了他们在这个社会（包括天堂）的挣扎与抗争，表现了这个时代传统道德观念的土崩瓦解，以及人们希望彻底打碎这个肮脏的、邪恶的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纯洁美好的太平盛世的强烈愿望。剧中天使的出现不时提醒观众人间正经历的那些灾难。它也是美国国徽上的那只猛禽，被赋予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象征。被科恩送上电椅的卢森堡的鬼魂不断出现在科恩病房，隐喻着历史终将会做出审判，就像科恩要为自己不公正的审判付出代价，最终死于艾滋病一样。正如麦克纳尔蒂所说，“对于剧作家来说，已不仅是想要表现历史发展中的艾滋病，而是想讨论历史能从同性恋与艾滋病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15]。

《天使在美国》剧照

舞台上，路易斯无法接受自己男友普廖尔感染艾滋病的事实，更不能忍受普廖尔因患病而产生的各种不稳定情绪和抱怨，离他而去。乔是一个已经成家立业、信奉摩门教的律师。他在双性恋与同性恋中苦苦挣扎，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同性恋情，回到妻子的身边，但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他还是抛弃了依赖安定药的妻子哈珀。而那个曾经草菅人命、腐败堕落的精英律师科恩也因艾滋病毒感染，落得一无所有，命丧黄泉，虽然他到死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因同性恋而感染了病毒，依旧对外宣称自己得了肝癌。

《天使在美国》描绘了一个是非颠倒、人情冷漠、道德沦丧的世界。科恩为了一己私利，极力栽培乔。在科恩影响下变坏的乔和路易斯混到了一起，这两个臭味相投的人都对曾经爱过的人的死活不闻不问。对于自己的这种行径，路易斯这样形容：“有犯罪心理，贪婪自私，缺乏友爱。”[16]

天使降临是同性恋者的希望，也是新世纪美国社会变革的希望，这个令人憧憬的画面，成为该剧最令人心碎的预言。有着安定依赖、常常产生幻觉的哈珀说：“现在是1985年，还有15年就要到千禧年了。也许基督会再次降临，再次播撒种子，也许那时就会有丰收，有无花果，有新的生命和新鲜血液……”在该剧第一幕结尾，一个天使穿过普廖尔卧室的天花板，向他宣布：信使已经降临，伟业即将开始。这时，普廖尔被赋予了神的指令，成了先知。

普廖尔形象的设计与塑造，倾注了剧作家的宗教意识和社会变革思想。这是一个命定的终将被毁灭的改革者和殉道者的形象。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付出痛苦的代价。作为先知的普廖尔忍受了肉体被艾滋病折磨和精神被男友背叛的双重痛苦，他被喻为即将蜕皮的蛇。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那么在新的蛇皮长出之前，就有被风化、被毁灭的风险。于是，在第二部《变革》的开头，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改革者大声问道：“你们的新皮长出来了吗？”因为一旦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就必须勇往直前，没有退路。

《天使在美国》以艾滋病流行作为时间轴，因而具有编年史价值。舞台定格在1986年，此时地球上正流行瘟疫。“比我还年轻的朋友都死了，而我才只有30岁，”普廖尔对路易斯说，“纽约城里有几千个得了艾滋病的同性恋，他们的病情也许比我更糟糕，却都还有朋友……或爱人照顾。除了我，我有你，可结果怎么样？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倒霉？”在天使的敦促下，普廖尔来到了天堂。然而这里也并非理想国，呈现在他眼前的就像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的场景，到处是瓦砾碎石，惨不忍睹。他不愿留在这个所谓的天堂，带着伤痛，依然回到了尘世。有着药物依赖的哈珀在幻觉中看见灵魂从地底下升起，那是亡者的灵魂，是那些死于饥饿、战争和瘟疫的人的灵魂。它们飘浮在空中，像跳伞运动员那样旋转，再旋转，然后手牵着手，脚勾着脚，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那是巨大的灵魂之网。它们慢慢地飘浮着，消失在了臭氧层。哈珀说：“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向前看。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全剧在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声中结束。普廖尔说：“这个疾病终将会让我们很多人逝去生命，但还是有人活下来了。他们会被永远记住，会和活下来的一起奋斗。我们不会离开，不再会默默无闻地死去。世界会向前进，我们终将成为新的公民，这个时刻已经来到。”

《天使在美国》的“国家主题”通过同性恋者和两位艾滋病患者在天堂与人间关于“生与死”的抗争得以再现。剧作家通过现实、超现实、隐喻、幻想等手法，向观众传递了强烈的变革愿望。与早期“艾滋病剧”相比，该剧已经摆脱了之前的无奈与愤怒，更多的是将这个疾病作为一种契机和动力，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呼唤与期待。普廖尔没有因艾滋病死去，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点亮了他之后的光明之旅。就像这个时期的另一部表现同性恋的剧作《爱！勇敢！同情！》(Love！Valour！Compassion！ 1994)[17]，剧中的詹姆斯虽有艾滋病，但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们都能积极乐观地看待它了。

美国音乐剧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乏严肃主题的作品，但更多的是在舞台上展现美国人风趣幽默、自信乐观的精神风貌，这一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前尤为突出。当艾滋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时，音乐剧作家对这一主题也有了新的认识。随着医疗救治方案的进步与完善，“艾滋病剧”主题开始发生变化，剧中的情感也变得越来越温和。同话剧作家一样，音乐剧作家此时关注的是友爱、理解和支持。

1990年由芬（William Finn）与拉匹尼（James Lapine）合作的音乐剧《假音之地》（Falsettoland）在外百老汇上演。该剧讲述了犹太人马文和前妻特瑞娜在准备儿子詹森的成人礼，这将是他俩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做一件共同感兴趣的事情了。这时，马文的同性恋男友维泽到访，并很快因艾滋病恶化住进了医院。特瑞娜安慰詹森，并表示如果他难过，可以取消成人礼。维泽的病情加重，他将不久于人世。詹森祈求上帝让他尽快康复，唱起了“犹太教的又一个奇迹”（Another Miracle of Judaism）。然而，奇迹不会发生，就在维泽临终之前，詹森决定和家人与朋友在他的病床前举行成人礼，让他见证这一切，“詹森的成人礼”（Jason’s Bar Mitzvah）的歌声响起。人们为詹森的做法感到高兴。维泽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另一个男子汉成长了起来，生命就是这样轮回，永不停止。剧中，艾滋病已经不再是人们惧怕的传染病了，相互理解、相互关爱、相互支持，是父母对下一代的言传身教。

如果说《假音之地》以音乐剧的形式表现了美国中产阶级对艾滋病患者态度的转变，那么1996年上演的摇滚音乐剧《租金》则将1990年代前后一群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与病魔抗争的故事搬上了舞台，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美国底层社会的真实场景。

1990年底，美国艾滋病患者已经达到了160969例。住在曼哈顿下城的拉森（Jonathan Larson），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坚持着音乐剧作家的梦想。身边的朋友不是HIV阳性，就是被确诊，最后死去，让他产生了不可名状的紧迫感。生命是如此脆弱、短暂，正如他在《滴答，滴答，砰！》（Tick, Tick ... BOOM！ 1990）这部自传性摇滚独白剧中所唱，“我们的朋友有一半是HIV感染者，还有一半正在死去。……他们都还年轻，最小的一个才刚刚过25周岁生日”[18]。这种青春不再、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氛围使他迫切感到应该做些什么，既为逝去的朋友，也为给这个病毒肆虐的世界一个警示。他找到了曾计划一起改编普契尼《波西米亚人》的剧作家阿伦森（Billy Aronson），要求独立完成这部剧作，并坚持将它命名为《租金》。拉森强调说，“Rent”这个词除了有“房租”的意思外，还有“通过暴力撕裂和刺破的含义”，[19]这个剧名对于动荡的社会现状是再好不过的一种隐喻了。

《租金》在外百老汇纽约戏剧工作坊上演后不久，就于1996年4月29日移师百老汇的纳德兰德剧院（Nederlander Theatre），并连续上演了5123场，登上了百老汇演出场次最多音乐剧排行榜。[20]该剧还囊括了当年的普利策戏剧奖、托尼最佳音乐剧等多个大奖，并于2005年被搬上了银幕。

《租金》剧照

《租金》的时间跨度一年，由42首风格各异的歌曲组成。[23]舞台上，落魄失意的歌曲作者和乐队主唱罗杰不慎感染上艾滋病毒。“一首荣耀的歌”（One Song Glory）唱出他的愿望——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创作出一首值得荣耀的作品。咪咪是酒吧舞女，并患有艾滋病。“租金”（Rent）表达了在圣诞夜——团聚欢庆的时刻，这群生活在繁华的曼哈顿边缘地段的文艺青年生活窘迫，连房租也没有着落。用摄像机记录生活的马克与罗杰合租在一个原本是乐谱印刷公司的阁楼上，墙上还遗留着过去摇滚歌星的海报和罗杰演唱会的照片。冰窖似的屋间里没有暖气，马克和罗杰只好将墙上的海报和照片撕下，丢进汽油桶里点燃取暖。咪咪因拖欠房租，照明用电被切断了，拿着蜡烛来问罗杰借火，这时“点亮我的蜡烛”（Light My Candle）的歌声响起。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产生了爱。全剧围绕着他俩苦涩凄美的爱情主线向前推进。此外，剧中还涉及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异装癖等内容，他们不是HIV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就是吸毒者、流浪汉，是一群身处社会底层的另类文艺青年和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

在第一幕的“又一天”（Another Day）中，咪咪唱道：“不要说什么未来，也没有过去，我只活在当下，只有我俩，这是真的，不用后悔，……除了今日，别无其他。”不必为犯的错误后悔，不要计较过去，也不要对未来抱有幻想，珍惜当下每一刻，这是这群被病毒困扰的年轻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的体现。在“我该告诉你”（I Should Tell You）中，当提醒吃药的闹钟同时响起[24]，罗杰意识到咪咪也是艾滋病患者。他们之间戒备的防线被打破，他们要抓住最后的时光，用爱温暖对方，让彼此在这个世界不再孤单，共同面对死神。咪咪唱道：“我该告诉你，是我故意吹灭蜡烛，为的就是再回来。”罗杰回应道：“我已不会笑了，直到你的烛光照亮了我。”他们最后齐声唱道：“不知去向何方，不知那儿有谁，让我们开始学会，相信欲望，穿越火海，毫发无伤，肩并肩，一起飞跃，哪怕是刀山。现在，我们出发。”

“爱”是贯穿音乐剧《租金》的主题。剧中的异装癖者安琪儿就如同他的名字，是一个传播爱的天使。他的出场和离去都包含了宗教隐喻。他虽饱受艾滋病痛之苦，但对流浪汉、对陌生人、对柯林的爱慷慨又无私。在“我会守护你”（I’ll Cover You）中，安琪儿对柯林唱道：“搬来住，我是你的庇护。不求回报，只要你给我一千个吻。做我的爱人吧，我将守护你。”柯林回应道：“打开你的门，我将成为你的租客。没有太多的行李在你脚下，只有无数个热吻与你共享。我这就过来，我将守护你。”他们要用生命，用一生去守护彼此，守护他们的爱。当安琪儿因艾滋病恶化离去的时候，柯林再次唱响了这首歌曲。第二幕开始，全体演员和着优美的旋律，唱出了那首著名的“爱的季节”（Seasons of Love）。“52万5千6百分钟，52万5千6百个光阴，52万5千6百分钟，你会怎样，怎样来丈量一年？用日光，用日落，用午夜，用一杯杯咖啡。用英寸，用英里，用欢笑，还是用争吵？52万5千6百分钟，你会如何丈量你生命中的一年？用爱，用爱怎么样？用爱来丈量。爱的季节。”这首歌表达了爱的主题。艾滋病毒不可怕，只要我们有爱，只要我们被爱包围着，即便是离开这个尘世，也无所畏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当代欧美戏剧研究”（19ZD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