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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的凝视下（下）| 鲍里斯·格罗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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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在本体论上位于上帝与动物之间。之后，更有威望的位置是近上帝而远动物。在现代时期和当下，我们倾向于将人置于动物和机器之间。在这种新秩序下，当动物似乎比当机器好。在19世纪和20世纪（今日也是），有一种倾向将生命表述为某种程序的偏离，表述为活体和机器的区别。但随着机器范式的同化，当代人越来越被视作像机器（工业机器或电脑）运转的动物。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福柯式视角，活着的人体——人的动物性——确实通过程序的偏离宣示自己，通过错误、疯狂、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宣示自己。正因为此，当代艺术常将偏离与错误主题化，将脱离规范、干扰既有社会程序中的一切主题化。

这里值得指出一点，古典先锋派将自己放在机器一边甚于人类动物一边。激进先锋派艺术家，从马列维奇和蒙德里安到索尔·莱维特和唐纳德·贾德，根据类似机器的程序实践其艺术，他们各自的项目中的生成规律包含了偏离和差异。但这些程序内在地不同于任何“真实的”机器程序，因为它们既不实用也不可工具化。我们真实的社会、政治和技术项目都以达成特定目标为导向，并根据它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效率或能力受到评价。然而，艺术程序与艺术机器并不以目的论为导向。它们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不停运行。同时，这些程序含有随时被打断而不失去其完整性的可能性。此处，艺术通过唯物主义理论及其对行动的召唤回应了紧迫性悖论。一方面，我们的有限性、我们本体论上缺少时间，迫使我们拋弃沉思和被动的状态，进而去行动。而同样是时间的缺少决定了另一种行动形式，它不直接朝向某个具体目标，它可以在任何时刻被打断。这样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设想为没有特定终点，不同于目标达成便结束的行动。因而，艺术行动成了无限持续和（或）可无限复制的行动。在这里，时间的缺少转化成时间的过剩，实际上，转化成时间的无限富余。

所谓现实的审美化正是通过从对历史行动的目的论阐释到非目的论阐释的转型而实现的。例如，切·格瓦拉成为革命运动的审美符号并非偶然：他从事的所有革命事业均以失败告终。但这正是观众的注意力从革命行动的目标转向革命英雄末能实现目标的生平的原因。于是，他的生平显示出它的光辉与迷人，全然不考虑实际的结果。这类例子当然数不胜数。

同理可以认为，通过艺术对理论进行展演也暗示了理论的审美化。超现实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精神分析的审美化。安德烈·布勒东在其《超现实主义第一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自动写作技术。这个想法就是写得极快，快得意识与无意识都无法赶上写作过程。这模仿了自由联想的精神分析实践，但脱离了其规范目标。在读了马克思之后，布勒东鼓励《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的读者掏出左轮手枪随机向人群开火；革命行动再次变成无目的性的行动。甚至在更早的时候，达达主义者的实践话语便超出了意义与一致性，这种话语是一种无论在何时被打断都不会失去其连贯性的话语。实际上，约瑟夫·博伊斯的演讲同样可以这样说：它们过于冗长但可以被随时打断，因为它们的目标不是提出观点。许多其他当代艺术实践亦是如此：它们可以随时被中断，也可以随恢复活动。失败由此变得不可能，因为成功的标准缺失了。现在艺术界的许多人哀叹这类艺术在“真实生活”中不成功且不会成功的事实。此处的真实生活被理解为历史，而成功被理解为历史成功。在前文中，我曾说明历史的概念与生活（尤其是“真实生活”）的概念并不一致，因为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它基于朝向某种终极目的的进步运动概念。进步历史的本体论模式根植于基督教神学。它并不符合后基督教、后哲学与唯物主义世界观。艺术具有解放性。艺术改变世界，艺术让我们自由。而艺术正是通过将我们从历史中解放——通过从历史中解放生活——做到这一点的。

古典哲学具有解放性，因为它反对宗教和旧贵族军事统治压制理性和作为理性承载者的人类个体。启蒙运动想通过解放理性来改变世界。今天，在尼采、福柯、德勒兹和诸多其他哲学家之后，我们倾向于相信理性并不会解放我们而是压制我们。现在我们想要改变世界以解放生活，比起理性，生活己越来越被当作人类存在的更为基础的条件。事实上，对我们而言，生活似乎同样受到那些以提升生活为目标、自称为理性进程典范的制度的支配和压制。将我们自己从这此制度的权力中解放，意味着拒绝这些制度建立在理性戒律之上的普遍主张。

理论不是召唤我们去改变世界的这个或那个侧面，而是要改变作为整体的世界。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样—个总体的、革命的而不仅是渐进的、具体的、进化的改变可能吗？理论相信任何变革行动都可以被贯彻，因为现状、统治秩序和既有现实没有形而上的、本体论的保证。但与此同时，总体改变的成功也没有本体论保证——没有神圣天意、自然或理性权力、历史方向或其他确定结果。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总体改变（以推翻社会结构的生产力的形式）中宣告信仰，尼采相信欲望之力能推翻所有文明惯例，但今天我们难以相信这类无限力量的协力。一旦我们否认了精神的无限性，那么用生产力或欲望的神学代替精神的无限性则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我们是必死的、有限的，我们怎样才能成功改变世界呢？ 我已提示过，在总体性上定义世界的标准正是成与败的标准。所以假如我们改变——最好是摒弃——这些标准，我们确实能做到在其总体性中改变世界。又如我试着说明的，艺术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做到了。

当然人们可以进一步问，这类无工具性、无目的论、艺术性的生活展演有何社会意义？我认为它就是社会本身的产物。事实上，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早就一直在那里。社会是等同与相似的领域：起初，社群或“理想国”（politeia ）在雅典作为等同相似的社会出现。古希腊城邦社会——每一个现代社会的原型——均基于共同性，比如共同的教养、审美品味、语言。其成员通过共同价值的物质和文化取向有效交换。一个古希腊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可以做其他成员在运动、修辞或战争领域所做的事。但基于特定共同性的传统社会已不复存在。

现今我们活在一个差异的社会而不是相似性的社会。这个差异的社会不是 “理想国”，而是市场经济。如果我生活的社会中人人都是独特的、拥有自身特殊的文化身份，那么我为他人提供我所拥有的和我所做的，我也从他人那里获得他们所拥有的和他们所做的。这类交换网络作为交流网络、作为茎块起作用。自由交流只是自由市场的一个特例。然而，理论与对理论进行展演的艺术，生产的相似性超出了市场经济导致的差异，所以理论和艺术弥偿了传统共同性的缺失。非偶然的是，在我们的时代对人类团结的呼唤几乎总是伴随着对共同源起、共识和理性或人类天性共同性的呼唤，也伴随着对共同面临的死亡危险（比如核战争或全球交暖）的呼唤。我们生存的模式各不相同，但我们在必死性上如此相似。

在早期，哲学家和艺术家希望成为（并将自己理解为）例外之人，有能力创造例外观点和例外事物。但今天，理论家和艺术家们不想成为例外，他们反而想和别人一样。他们偏好的主题是日常生活。他们想混迹在人群中，是人群中平常的、非典型的、识别不了的、辨识不出的一员。他们想做的是所有人都做的事：准备食物（里克力·提拉瓦尼1）、沿路推冰块儿（弗朗西斯·埃利斯2）。康德早已主张艺术不是真理而是趣味，人人都能够且应该讨论艺术。艺术的讨论向所有人开放，因为从定义上而言没人可以成为艺术专家，只有外行。这就意味着艺术在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如果人们抛弃高级社会（对康德而言，仍然是一种社会模范）的界限，艺术便是民主的。然而，自先锋派以降，艺术不仅成为讨论的对象，不受真理标准的约束，而且是不受任何成功标准约束的普遍的、非特定的、非生产的、普遍可接触的活动。前卫的当代艺术基本是没有产品的艺术生产。它是一项人人都可参与的活动，是兼容并包且真正平等主义的活动。

1 里克力·提拉瓦尼是关系艺术的实践者，食物或者说烹饪是他艺术创作的重要母题，他通过在美术馆里烹制食物，让观众参与艺术创作，以探讨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创作者与参观者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演是1992年他在纽约303艺术画廊的个展，在现场为观众烹制泰国菜。——译者注

2 指弗朗西斯·埃利斯的作品《实践悖论（一）：有时行动只能走向虛无》(Paradox of Praxis I Sometimes Making Something Leads to Nothing, 1997)，艺术家推着一块巨大的冰块在烈日下的街头行走，历时九个多小时，最终冰块完全化成了水。——译者注

说以上这些的时候，我没有将关系美学3 这类事物挂记在心。我也不相信以这类方式理解的艺术会是真正参与式的或民主的。我试着说说原因。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基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我们没有一个超越国界的普遍民主框架，在过去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民主。所以我们无法描述一个真正普遍的、平等主义的民主的样貌。另外，民主在传统上被理解为多数人的统治，当然我们可以将民主想象为没有排除任何少数群体且以共识运作，但这种共识必然只包括 “正常的、理性的”人。它永远不会包括 “疯”人、小孩等。

3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于1990年代提出关系美学 (relational aesthetics），用以解释当时的艺术出现的新发展。关系美学研究艺术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关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信息交换。——译者注

民主也不包括动物。它不会包括鸟类，虽然我们知道，圣方济各曾向动物和小鸟布道。它也不包括石头，虽然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了解到我们内在有一种驱力迫使我们变成石头。它也不包括机器，虽然许多艺术家和理论家都想变成机器。换句话说，一个艺术家不仅是社会的人，（用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他的模仿律框架下生造的词来说）也是超社会 (supersocial）的人。艺术家模仿并将自己树立为类似于、等同于许多永不会成为任何民主进程中一部分的其他生物、人物、物体和现象。用乔治·奥威尔一个很准确的短语来说，有些艺术家确实比其他人更平等。当代艺术常常被批评为太精英主义，不够社会化，但事实恰恰相反：艺术和艺术家都是超社会的。正如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正确指出的那样，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超社会的人，就必须将自己与社会隔离。

**完**

在理论的凝视下（上）| 鲍里斯·格罗伊斯

在理论的凝视下（中）| 鲍里斯·格罗伊斯

**本文节选自由重庆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新书《流动不居》，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系列之一，（德）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著，赫塔译。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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