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雪|科技飞跃视角下的戏剧 ——以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与当代戏剧为例

左拉在《实验小说论》强调了自然主义独树一帜的视角，“我们以我们的观察和实验继续着生理学家的工作，正如他们以前继续着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工作一样”[1]。自然主义所追求的真实不仅是作家所见的现实，而且是能从科学上被证明的真实；戏剧家依据理性创作，但自然主义的理性不仅意味着一套完善的逻辑，而且这套逻辑是以自然科学为依据的。自然主义戏剧活跃的时期是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科技成果引起的社会变革成为剧作家的素材，而技术的研发本身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它直接影响着剧作家关于世界的看法。随后的象征主义戏剧几乎全面否定自然主义，却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呈现着这场科技飞跃。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科技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自我认知。当代戏剧家对此尤其敏感，于是，科技在艺术的领域不断催生出新的内容和形式。

19世纪后半叶最辉煌的科技成果是电能的应用和内燃机的出现，但说服剧作家向自然科学低头的并非物理学，而是进入全盛时期的生物学。从此，医生不再依赖表面的观察和经验为病人诊断，而是根据生理组织变化来确定各种病理的特征，并利用这些变化来解释病症。1865年，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出版了《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这本书被左拉的《实验小说论》大量引用，成为自然主义理论的模型。左拉极力让文艺作品向着科学研究靠拢不是异想天开，因为医学在当时也仍然被许多人视作一门艺术。贝尔纳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述医学应当被视作科学。

医学现在仍被许多人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克洛德·贝尔纳证明，医学应当是一门科学，我们在这里参与了一门科学的诞生，这种景象本身就很有教育意义；他还对我们证明，科学的领域已经扩大，而且逐渐获得了人类知识的一切表现。既然本来是一门艺术的医学能够变成一门科学，那么文学为什么不能依靠实验的方法变成一门科学呢？[2]

在19世纪末，将文艺作品归入科学的范畴是不可能的，但左拉不仅抱有这样的野心，还找到了理论上可行的方法。“倘若说实验医学的领域是在人类器官的现象方面研究人体之处于正常状态还是病理状态，那么我们所研究的领域也同时是人体，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研究人体的大脑和感觉方面的现象之处于健康状态还是病态罢了。”[3]人脑为身体下达一系列指令，人才产生了种种行动。戏剧通过对人脑的研究精确再现行动是可能的，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脑也是可能的。但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左拉的时代。虽然当时的显微镜已经能够观察到组成生命体的细胞，却仍然是一种相对宏观的认识，远不及现在的医学和生物学观察，距离准确追踪乃至控制人脑神经活动就更加遥远了。生理学家对现象的解释同样需要与当时人们可理解的观念持平。贝尔纳将生物机体解释为“具有最优良性能的奇妙机器”[4]，生命机体内部的化学反应即是相互牵制运动的一系列机械组件。这一比喻是恰当的，但同样是浅显和机械的，实际上生物的生理机制要比当时接连问世的人造机器复杂得多。于是当自然主义的设想落实到戏剧创作中，剧作家只能用尽可能细腻的心理分析代替真正的科学，最终成为科学研究的隐喻。将艺术变成科学的设想看似荒谬，但直到今天，这种设想也无法被完全否定。

自然主义剧作家不是都像左拉那样执着于自然科学，却自觉地让人物的行为动机符合生理学规律。在过去的戏剧中，人物的行为由一种纯粹的激情驱动，但激情不具有物质性的来源，也就是说，激情在身体中产生的过程被省略了。当剧作家开始认识人的生理学结构，驱动行为的整个过程变得复杂起来，纯粹的激情变为多种因素的混合，而自然主义戏剧试图完整地再现这一复杂过程的每个细节，其中包括对生理功能的考察。这样的人物难以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剧作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引起共鸣，而是将人物作为身体与精神上的病理学例子再现出来。

当斯特林堡谈到朱丽小姐的行为时，剧作家这样分析：

母亲的性格；父亲对姑娘不正确的教育；她自己的天性和未婚夫对这个软弱退化的头脑的影响；更直接的原因是：仲夏节之夜的节日气氛；父亲的外出；她月经将至；与动物玩耍；跳舞引起的感情冲动；暮色的魅力；闲话对她的性欲的巨大影响；最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他们俩进入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房间，再加上那个冲动的男子迫不及待。[5]

在众多细碎线索之中，有一些暗示了导致朱丽小姐采取如此行动的前因，例如父母的行为对她造成的影响；有一些明显的逻辑在剧本中被强调，例如男仆让的行动和台词对情节发展的推进；还有一些涉及作用于身体的种种刺激，例如女性身体内部的周期变化、外部运动对身体状态的影响、异性的刺激等。朱丽小姐的情感冲动来源于身体内部的荷尔蒙运动，而不仅仅是抽象逻辑链上的一个环节。剧作家非常清楚，朱丽小姐接触到的行动、环境和情感是怎样在她的身体内部产生作用，并且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的线索。科学意义上的真实比人们肉眼所见的事实更加坚不可摧。正是由于剧作家将生理学的真实作为行动的基础，自然主义戏剧比其他的写实主义戏剧更加逼真。

遗传学在自然主义戏剧的情节构造中同样引人注目。《朱丽小姐》发表于1888年，这正是遗传学开始建立的时期。从1875年到1884年，为遗传学奠定基础的细胞、染色体、遗传物质等方面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家庭教育、血液中的神秘联结或者神的刻意安排。剧作家从遗传学的角度看问题，相信人们深受父母的情感和性格影响，这种信念比古代戏剧中呈现的血亲关系更加清楚确凿。从此，关于血亲的古老话题被毫无神秘感地剖析和研究，于是命运变成了遗传学。

朱丽小姐去世的母亲如同看不见的幽灵一般飘浮在人物身后，死死抓住了活人的命运。在剧本的开头，当让第一次描述小姐时，首先谈到的就是她的母亲，“小姐完全像伯爵夫人在世的时候一样，在有些方面太傲慢，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太轻佻”[6]。在戏的后半段，朱丽小姐穷途末路时，她同样详细地说起母亲的故事。从人物的角度来说，这一段叙述是朱丽小姐向让袒露自己的秘密；从剧作家的角度来说，则是向观众解释了人物性格形成的部分原因。斯特林堡将遗传的影响解释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好的典型，因为它不能长久存在，但遗憾的是它却把它的苦难繁衍下去；而堕落的男人又似乎毫无意识地在她们中间进行选择，这样她们就繁衍并产生一些性别未定的男女。[……]这一典型是悲剧性的，它揭示了同天性进行的绝望斗争”[7]。剧作家在这一段阐述中的用词是字面意思而非隐喻，其中涉及的血亲相似性不是寓言，而是遗传规律。斯特林堡也谈到了悲剧性，这种悲剧性与古希腊悲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因为无论是神的意图还是构成人类身体的基因，其力量都是如此绝对，人们无从选择，一切反抗必然以失败告终。

紧随其后的象征主义戏剧家似乎推翻了自然主义的一切方法论：模糊的人物、远离现实的简单情节、犹豫不定的行动、抒情的台词……然而，创作者并未远离他所处的时代，同一场科技飞跃也在象征主义作品中留下了种种痕迹。如果说自然主义作家的兴趣在于人类利用科技达到的崭新领域，象征主义作家的视线却集中在这一事实的反面：科技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尚未达到的领域。

象征主义剧作家梅特林克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也对科学充满兴趣，例如《蜜蜂的生活》中收录的散文是以近乎生物学家的观察和研究为基础写作的。梅特林克曾经表达科技飞跃背景下关于认识论的焦虑,“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太为王的世界。这里不断地充满了最新发现的奇迹。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相信它的存在是因为没什么能解释它不存在。[……]当原子分裂，我们却仍一无所知，我们就会理解‘知识’一词在宇宙中或许并不存在”[8]。当科学家反复论证和更新关于微观粒子的认知时，世界在人们眼中的映像由可见的矿石和生命转变为不可见的微观粒子，而这些不可见之物才是物质的本质。在梅特林克的台词中，字里行间往往暗示着某些不可见之物，这种不能以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的人或物正是科学意义上肉眼不可分辨之物的延续，而梅特林克是在越过科学认知边缘的领域表现不可见之物的。在历史上，人类群体往往将超越认知的事物理解为宗教或者鬼神，而梅特林克笔下的形象混杂着科学幻想、基督教、通灵术乃至东方的神秘主义。这不仅是剧作家个人的偏好，也是世纪之交的欧洲人关于科学认识之外的事物的普遍印象。

让米歇尔·卡拉勒普（Jean-Michel Caralp）将象征主义文学中常见的科技映射分为三个方面：光学仪器、通讯器和交通工具[9]。在梅特林克的戏剧中，光学仪器和通讯器明显地影响了剧作者的感知方式，促成了一种与传统戏剧截然不同的风格。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各种各样的光学仪器被发明或者改良，人类的视线得以投向更遥远的空间和更微小的物质，或者将转瞬即逝的影像留在胶片上。光学仪器频繁地出现在梅特林克的戏剧中，无论是最简单的镜子还是复杂的显微镜。剧作家以这样的方式延伸人物的目光，使不可见之物通过折射或者反射呈现出来，而不可见之物在象征主义戏剧中极其重要。《马莱娜公主》中的于格利亚娜说：“不要把镜子这样斜拿着！花园里的所有垂杨柳我在镜子里都看得见。它们好像在往您面孔上洒眼泪似的。”[10]台词的重点不是杨柳本身的形状，而是原本不可见之物通过镜像被看见，在这一过程中，日常之物转变为神秘之物，它引起了人物的迷惑与轻微恐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梅特林克对显微镜、摄影术、天文学照片、光学盒子、镜子等光学仪器感兴趣，正是一种捕捉不可见之物的意愿。”[11]梅特林克在字里行间常常暗示出不可见的人物作为死亡的虚幻意象引起在场人物的恐惧，而剧作家对光学仪器的兴趣正是为了呈现原本不能实写的东西。

电能的应用促成了一系列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发明。其中，电信设备将不同的空间连接起来，也就是使人们感知到一个不能直接看见的空间。无线电技术的原理是利用电磁波传递信息。在法语中，“médium”一词既表示科学术语中的介质，又有通灵者的意思，这个词在19世纪末包含了科学和迷信的双重意味，正如17世纪时的“星相学”既是天文学又是古老的占星术。[12]梅特林克正是以这种半科学半迷信的视角讨论心电感应。

听觉在睡眠时就无用了，原本我们在白天还依赖于听觉，但随着电报和电话的发明，敏锐的听觉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想谈的是心灵的交流，或者说所有智慧生物相互感知内心，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心电感应，让所有的心灵在某一时刻能与另一个有意愿的心灵交流，无论对方处于什么时空。这需要我们先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研究电磁学和心灵感应，目前我们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13]

梅特林克戏剧中的人物常常表现出难以言说的默契、在死亡即将降临时神秘预知，这并非为了刻意营造神秘主义的审美而矫揉造作，剧作家是真的相信未知力量的存在，并且将其理解为尚未实现的科学。梅特林克的想法并不是天方夜谭，如今，19世纪末的神秘主义变成了可能实现的脑电波交互技术。

死亡、不可见之物、心灵感应等主题在梅特林克的作品中时常出现，再加上明显的宗教色彩和中世纪风格，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戏剧往往给人以感性、神秘甚至迷信的印象，这与自然主义戏剧家理性、冷峻的创作理念背道而驰。然而，梅特林克的理念却总能与当时的科技成果衔接：光学仪器引发剧作家对不可见之物的感知，通信设备的发明引起剧作家对心灵介质的想象，科技的整体飞跃则让剧作家发现了人类尚未认知的广阔世界。科技的发展带来新的认知，过多的知识带来更多的未知，而未知最终归于神秘和想象。这样，从科技到神秘学的逻辑支撑着象征主义戏剧的创作，这同样是剧作家对科技进步的一种反应。

自然主义戏剧与象征主义戏剧以各自的方式反映了人类被科技重新塑造，前者以解剖学的方法重新审视自身，后者基于先进的科技成果展开联想，直至科技尚未到达的神秘领域。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刺激了其他科学的飞跃。从1970年代初开始，微电子、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出现了。科技的成果正如这个时代丰富的商品一般琳琅满目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且仍以惊人的速度不断革新。

在我们的时代，生命科学将人脑分解为更精密的组织，通过一定的刺激使人类情感的外部控制成为可能；以人造物模仿人脑的反应正在逐渐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甚至艺术也有可能由人工智能完成；数据成为比肉身更加真实的存在……于是，摹仿人的行动不再是剧场中不可动摇的内容，因为自然意义上的人不再像从前那样独一无二：人的肉身可以被视作与世间万物相同的物质堆叠，人的情感不再高不可攀，人的行动可以被控制和模仿。

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正如19世纪的生理学，是关于人的自我认知的科学，因此必然引起关于人本身的反思。生命科学告诉我们，人的行为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自由、那样具有个体性，“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个人刺死，学者想问原因，再说‘因为他自己做了这个选择’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基因学家和大脑科学家反而能提供更为详细的答案：‘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特定基因构造让大脑出现某种电化学反应，而基因构造反映的是从古至今的进化压力及突变的结果’”[14]。当代生命科学的观察不仅比19世纪生理学家的解剖结果更精密，甚至有可能掌握控制这一系列行为反应的密码，从而让人的行为受到控制。“假设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罗密欧可以决定要爱上谁，而且就算决定了，还是随时随地能够反悔重来。这样一来，这出剧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这正是科技进步为我们刻画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不舒服，就让科技消灭这个欲望。”[15]最终，人工智能在掌握了人类的行为密码之后就有可能从外部重构人类。“生物是算法。[……]算法的运作不受组成物质的影响。[……]因此，没有理由相信非有机算法永远无法复制或超越有机算法能做的事。只要运算结果有效，算法是以碳为载体还是以硅为载体又有何差别？”[16]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行为、性格或激情甚至不比人的肉身更加特殊。

古典戏剧中的激情曾经在现代戏剧中被生理学和心理学解释，塑造出截然不同的人的形象，基于人际关系的剧作法越来越精密、完善。而在当代科技对未来的展望中,人际关系却出现了在物质层面上消解的可能性。假设罗密欧能在恋爱与家族产生冲突的时刻从根本上消除自己的激情，选择根据算法一开始就推出的既让他产生激情又不引起家族争端的女性，或者干脆自己塑造一个最完美的人工智能朱丽叶，那么戏剧就不存在了。

此时，我们重新审视自然主义的理想，就会发现自然主义戏剧的方法论恰恰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戏剧逻辑成立的前提是人体真实可信的生理学反应，戏剧家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假想人脑内部发生的真实反应。如今，科技向人们展示了从生理上观察和解释行为的可能性，正如左拉早在19世纪末的预言。然而，当这一预言即将成为真实，戏剧冲突却面临着消失，因为科学意义上过于透彻的认知将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冲突引发的问题，也就不需要戏剧家在虚构的情节中提出诘问。

脑电波技术使人际关系的冲突面临消解的可能；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弱化。而传统的戏剧恰恰是表现人的、以基于人际关系的冲突为中心的艺术。从这种视角来看，科技带来的新的认知方式对于传统的剧作法来说是一种消解。但是，如果无视传统戏剧的剧作法，不将人与人际关系作为戏剧不可动摇的核心，当代科技的飞跃仍能给戏剧家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

例如，法国作品《神奇理论》并未以人的行动为内容，甚至不提及人的形象，而是将信息和知识的堆叠作为表现的对象。作品中的12个段落分别名为：生命起源、语言的出现、存在、神秘生物、神话、生命的意义、魔法、虚无、无限、量子颂歌、费米悖论、宇宙，创作者赋予这些概念形象和声音，将理性转化为感知呈现在舞台上。技巧纯熟的舞者、精妙的装置和视觉效果塑造了可视的形象，音乐家的吟唱则从听觉上丰富了观众的感知。演出涉及的内容过于庞大而丰富，不仅包含了目前人类关于物质的一系列认识，还包含由此产生的指向未来的推理和与古老时代相关联的浪漫幻想。科学、神秘主义、宗教、终极论……戏剧向着无边际的命题不断延展，远远超出了现代戏剧对特殊个体生命的再现。但《神奇理论》又不是一场抛弃人文关怀的视觉秀，创作者以观众不能完全把握的知识和无法完全识别的形象打破了视觉审美的舒适，在一定程度上逼迫观众进行未必有结论的思考和辨认。人类本身、其他物质和神话共同构成了科学与幻想杂糅的世界，这一切仍然是从人类群体的视角出发的。换句话说，作品不是放弃了对人类的关注，而是取消了人作为戏剧中唯一内容的地位。观众必须同样以人类整体的视角去观察，才能与作品产生联系；如果以个人的一生作为世界的界限，那么就与这个过于庞大、遥远和漫长的戏剧世界毫不相关了。这是只有在我们的时代才可能出现的视角：当科学不断揭露生命的物质性本质，排除了启动人类行为的一切灵魂和意志，只剩下人体自身的基因构造和大脑的一系列神经元反应，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区别变得微乎其微。于是，我们从充满自信的个人的视角转向宇宙万物，既怀有谦卑和敬畏的幻想，又暴露出无限认知的野心。如此，命运被重新解读为有限的生命体与无限宇宙之间的悖论。

又如，数据与人工智能给人的认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人类引以为傲的智慧呈现出被替代和超越的可能，客观世界不再是坚不可摧的，而是可以由数据构造出来。在李建军的《世界旦夕之间》中，舞台上呈现的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而是一个由数据构成的虚拟世界。戏剧改编自法斯宾德的同名电影，是一部以数据世界和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科幻作品，戏剧情节本身在虚拟世界中展开。但更重要的是，导演没有采用再现情节的叙述方式，而是将这种虚拟世界的景观以一种娱乐化的、可识破的方式呈现出来。摄影机在舞台演出现场拍摄演员的身体，将身体立即转化为数据与场景建模相融合，在舞台上完成了消解人体并将其数据化的过程。最终从显示屏上呈现出来的画面带有明显的赛博质感，这与当代戏剧中常见的实时影像不尽相同，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影像对现场表演进行补充，而是演示身体赛博化的过程。可见，数据世界中身体的消解不仅是当代戏剧中的新主题，还影响着创作者的策略、形式和理念。“从当下开始，所有的指针、符号、信号标与引路牌都远离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指向我们。也正是从当下开始，我们成为向世界投射意义的人，而技术图像就是这种投影，无论这些图像是照片、电影、视频，还是计算机图像，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使命，即为荒诞赋予意义。”[17]当戏剧创作者取消了经典戏剧的情节叙事模式，戏剧的表达意义变得稀薄而荒诞，重新为荒诞赋予意义就成了新的看点。在《世界旦夕之间》的例子中，创作者拒绝将身体的数据化视作一种严肃的威胁，而是将其表现成娱乐化的景观，这正是在身体消解的论题下的观念表达。这种表达显然是有意义的，但它并不涉及情感、道德、社会问题等经典戏剧长于表现的方面。

科技进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改变了人对世界的感知，而艺术恰恰依赖于这种感知。在科技还不够发达的时代，艺术与科学之间互不影响，早期的医学、天文学等科学甚至与巫术粘连，未被置于科学的范围之内。当科技加速发展，形成席卷整个世界的推力，艺术也必然被裹挟其中。自然主义戏剧明显地表现出剧作家对自然生理反应和遗传学规律的尊重。剧作家能够从病理学的角度解释人物行为的动机和结果，从遗传学的角度解释血亲关系，从而使戏剧人物获得科学意义上的真实。随后的象征主义戏剧否定了自然主义的理念，但象征主义戏剧中同样留下了科技发展的痕迹。剧作家基于在科技发展中飞速变化的日常生活展开想象，并将当时科技尚不能到达的领域通过神秘主义表现出来。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关于科学的想象在我们的时代获得了可能性，然而一旦获得了科学意义上过于清晰的认知，人们就不再需要表达困惑和焦虑。与此同时，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问题又源源不断地更新着我们的知识，新的命题在当代戏剧中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当代戏剧允许作品不再将人的行为当作唯一内容，剧场向世间万物开放。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连人的肉身都可能从舞台上消失，创作者甚至可以将这一消解的过程做成戏剧。在从现代戏剧到当代戏剧的演变之中，除了艺术自身的革新、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改变、各门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一系列因素之外，科技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且这一视角下的结论恰能与现有的戏剧理论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