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丰碑·学术讲座周丨周博：周令钊先生的艺术与设计之路

“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展览筹备

周令钊先生的艺术人生

在这一阶段，唐一禾先生、张光宇先生、柳溥庆先生是对周令钊先生的人生成长、艺术设计影响深远的老师。他从留法画家唐一禾先生那里收获了扎实的写实训练，从中国一流的印刷专家柳溥庆先生那里学会了印刷制版的技术，又从杰出的设计家张光宇先生那里传承了现代装饰艺术的技巧，这种“转益多师”的经历为他后来的艺术设计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期间，他参与创作了黄鹤楼大壁画，设计了长沙儿童剧团标识和抗敌演剧五队的标志，并留下了许多战地写生。抗战结束后，他又前往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上海育才学校担任美术教员，期间也留下了多幅速写和水彩画作。这些作品体现了周令钊先生朴实并精准呈现时代信息的画风，至今在许多作品中我们仍能够感受到历史的脉搏和温度。

1936年武昌艺专师生画展在南京（前排右第３人17岁周令钊、右第4人老师唐一禾，左第1人校长唐义精）

1945年3月15日，周令钊在缅甸腊戍西格立夫医院与章泯、特伟、缅甸女护士合影

儿童剧团团徽（原团徽设计于1938年，因年久原物尽失，这是1998年回忆之作）

这个阶段的前十年，赶上新中国的初创岁月，百废待兴。周令钊先生有机会施展他的艺术和设计才华，在国家视觉形象设计的舞台上“为新中国造型”，这十年也成为周令钊先生一生中最忙碌的阶段。

他作为主创者，设计或参与设计了包括政协会徽、国徽、三大勋章、团旗、队旗、十大元帅服、人民币等在内的新中国国家视觉形象的设计工作，完成了大量艰巨的国家设计任务。正如范迪安院长所言“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周令钊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壁画运动的先驱，主持了许多壁画和公共艺术的创作，开创了一种明亮健康、清新活泼的民族装饰风格，对新中国的装饰艺术影响深远。周令钊先生在其他画种的创作上也颇有创获，他的油画作品很少，但一幅《五四运动》足以使他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周令钊先生尤其擅长水彩和水粉画，其作品色彩灵动、通透、鲜艳、明亮，表现力强，并结合西南少数民族的色彩观念，创造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水粉“民族化”新风。

2008年，周令钊回忆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作画场景

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国徽设计方案二（复制件），1950年，中国政协文史馆提供

中央领导在周令钊设计的团旗方案上做重要批示（原件藏于中央档案馆）

周令钊，第二套人民币伍元券正面大团结景铅笔画稿，72x42.1cm，1952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藏

周令钊 《五四运动》 油画 155×236cm 1951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周令钊 《世界人民大团结》楠木立粉勾金重彩壁画设计 900×1000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59年

周令钊、周成儦，庆祝国庆（1949-1954）海报设计，1954年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邮票设计原稿周令钊、钟灵、陈若菊 1956年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藏

周令钊设计纪念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1959年

周令钊《原中央美术学院》，纸本·水彩，21.2cm×32cm ，1953年

周令钊《在帅府园时的家（窗户那边是美院）》 纸本·水彩 26.7cm×38.2cm 1954年

周令钊《北京钓鱼台》，纸本水彩，27.3×37.3cm，1960年

周令钊《云中梯田（龙胜）》， 纸本·水粉，36.6cm×28.9cm，1962年

“周令钊先生是既有‘想法’又有‘方法’的人。”

周博谈到，因为老先生话不多，又很少写文章、谈艺术，致使我们对他的艺术特点和方法缺乏了解，但这其实是非常值得认真探究的。他谈及自己比较深刻的体会：

其一，在理解周令钊先生的艺术特点时，要抓住“民族”两个字。不管周先生学什么、做什么，他的艺术思想都是有核心的，这就是扎根于中华大地，始终把“民族”、“民族化”、“民族风格”、“民族审美”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这是周令钊先生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变动中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艺术追求。他和许多同辈艺术大家一样，都是发自肺腑的热爱中华民族和民间艺术，他们对本民族的灿烂文化抱持强烈的认同感，并为有能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而深感自豪。若谈文化自信，在周令钊先生的艺术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其二，周令钊先生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设计和公共艺术创作是有工作方法的。比如，他特别善于“网格设计”的方法，就是通过打格子按比例精确地分解工作，有条不紊地把设计的想法“放大”到特定的时空中，从而圆满完成任务。从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主席像，到全运会万人参与的团体操背景“翻版”表演的设计，可以说，周先生把网格设计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他能够在方寸之间掌握巨大的尺度，对各种尺度的设计都能做到心中有数。再如，他所常用的“集锦装配”的设计手法，就是把最美的风景和艺术符号按照一定的构图和形式法则“装配”到一起。这种手法应该是他在大量的人民币设计工作中形成的，最终他又把这种手法运用到了大型的壁画创作中，迄今仍是大型壁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中非常有效的一种工作方法。

周令钊《程阳侗寨（柳州三江）》，纸本水粉，36.3×53.5cm，1963年 

周令钊《织网》，纸本·丙烯，45.1cm×44.3cm，1981年

将民族的美融入国家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中

周博在讲座结尾时总结周令钊先生艺术人生时谈到，周令钊先生的艺术道路，是把他所理解的清新的、质朴的、民族的、装饰性的美融入到设计和公共艺术作品中。这既能够成就国家形象和政治景观的宏大叙事，又能够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艺术的价值既不突出个性，也不那么炫目迷人，但是，当我们逐渐知晓这些作品的设计和实施过程，理解了它们创作的复杂和艰巨后，一定会感到惊讶、甚或是震惊，进而对艺术家处理复杂问题的卓越才能钦佩不已。这类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往往是我们时常在享用，或者说总是在不经意中会触碰到，却浑然不觉的价值。这种“美”，有时平易近人、清新隽永，有时又必然弥漫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符合能够被政治话语和公共生活所主张的特定意涵、社会价值和文化品格，而这些恰恰是包括设计在内的公共艺术应该具备的特点，也是我们理解周令钊先生艺术人生的基点。

周令钊，第三套人民币贰角券正背面画稿，48.7x22.8cm，1960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藏

周令钊设计戊戌狗年生肖犬小版邮票，2018年

贵阳黔灵公园 纸本· 丙烯 44.3× 45.1cm 1984年

山乡锦绣 纸本· 丙烯 103cm× 103cm 1984年

讲座综述：吴琼

摄影：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