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丨我们亲手创造的世界挣脱了掌控

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98期：新行思新书《唯物主义》（特里·伊格尔顿 著；吴文权 译）。

著名左派批评家伊格尔顿首次透视哲学地基里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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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身体实质的方式尚有另一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详述了他的异化理论，其核心论点是，世人在其生产的物质世界里不再识得自身。他们生产活动的产品一旦沦为私有之物，便不再能体现其劳作，因此个体眼中的自己成为陌生之人。在伊莱恩·斯卡里看来，马克思认为“人造就的世界就是人的身体，世人将身体投射到人造就的世界上，之后，人便脱离了身体而精神化了”[1]。马克思坚称，资本主义“把人自己的身体从人那里异化出去”[2]。此时，个体之劳作不再是其本质存在的一部分，而是受到他人的支派。劳作于人而言乃是乏味的苦差，外在于真实之自我，正如在笛卡尔二元论者眼中，肉体外在于人的精神。因此，物质世界不再是一个现象学领域。它曾是一个人性化的地方，融入了人的肉体，世人悠游于其中，然而如今，这个地方夺去了人的活力，因而似乎比人更具活力。它不再是人类活动的天然场所，隐隐透出一种无名的力量，决定着人的命运。由于人与人也疏远了， “身体”(body)具有的集体意义也分崩离析。物质现实构成了个体间的纽带，因此，对世人而言，脱离物质现实也就意味着彼此失联。

所以，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便是将遭劫掠的力量还诸身体，唯其如此，感官方有回归自我之可能。诗歌领域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不过没那般突兀；语言丰富的感性力量为抽象与实用所剥夺，诗歌孜孜以求的，便是恢复这些力量。唯有放松这些力量对人类事务的控制，我们才能以自身感官力量为目的而享受之。唯物主义究其本意(common-or-garden sense)是对物质资料的过度关注，而对抽象的物质性则充满了敌意。若说我们必须摆脱现有的社会制度，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已经无法满怀热忱去触摸、嗅闻和品尝：

因此，私有财产的废除，意味着一切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废除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变成了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创造的社会的、属人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这物本身却是对自己本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属人的关系……需要或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赤裸裸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属人的效用。[3]

以令人惊诧的胆量，马克思大展雄辩之才，从具备感官的身体一路上行，达至伦理与政治的高度，譬如从菊花之幽香、奏鸣曲之玲珑出发，到达资本积累、社会关系、私有财产、意识形态及国家政体。身体惬意回归本真的图景令马克思欢欣鼓舞，而对此图景的怀疑，则要留待弗洛伊德去完成。马克思研究的身体似乎出离了欲望；而对弗洛伊德而言，欲望之力量能将肉体掏空、撕碎。欲望亦具备致命的抽象能力，毫不顾念事物的感觉特征。我们依此理念所做的，是仔细检视周遭事物，寻找其核心处绝难把握的现实性。共产主义能否治愈这种慢性幻灭尚未可知。弗洛伊德式身体核心处的虚空扭曲了身体，令其偏离正轨，令其行止歪斜。一丝无法言说的东西总是给自我认识的行为蒙上阴影。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讲述的，是人的身体如何依靠文化、技术这类延展手段，逐步陷入自身力量造成的困境之中而终至失败。因此，它不得不讲述的故事，是古希腊人所谓狂妄行为的现代版本。我们亲手创造的世界挣脱了掌控，我们反而沦为其仆从。然而，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是生产性动物。依马克思看，社会关系束缚了我们的生产力，从而导致了这种结果。正是在此处，他的身体或人本唯物主义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此时，我们从描述人这个动物的存在状态，转向叙述有关他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到，只要我们的生产力相对低下，每个人都只能为了活着而辛苦劳作。然而，一旦社会有了经济剩余，某些个体便能摆脱劳作，其结果便是社会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少数人得以掌控生产，也得以掌控他人的生产力，并且过多地占有了剩余产品，而大多数人必须抗争，以尽可能保住其劳动成果。阶级斗争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出现了诸如祭司、吟游诗人、萨满巫师、谋士、医师这类人等，支配了所谓精神产品的生产。他们的现代继承者便是知识阶层。知识分子群体的功能之一，是拿出论点支持现状，马克思称此过程为意识形态。同时，为了维护剥削者的利益，还需要有强制力去调节阶级斗争。这一强制力便是国家。

[1]伊莱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疼痛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244页。

[2]马克思：《早期作品》，第329页。(译文引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页。———译者注)

[3]马克思：《早期作品》，第351页。(译文引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8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