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承学术共同体之理念，坚守学术至上之宗旨 ——《中外论坛》2022年第4期出版

唐宋词与乐舞表演的结合使它具备“在场”的“空间性”，导致文本书写出现节拍有无、句式增减、同调异体等变异现象的发生。《白石道人歌曲》是文辞与乐谱“并合”的文本形态，其节拍有无的问题已经进入文本之外的口头表演系统。“均拍化”的器乐谱朝向声乐谱转变所产生的“过程文本”，是“长短句”及其相关文本变异现象发生的主因。融合“和声”等歌法因素且以齐言为主的文本，是音乐与文学双重性质的“复合文本”。虽然在“同一个”文学文本自身发生了性质变异，但对“另一个文本”即乐谱的考察，为添加“和声”等文本变异现象的产生提供切实证据，同时也对文本变异的程度与范围起到规范的理解作用。有着稳定词集形态的《花间集》存在文本变异程度严重的“同调异体”现象：“同调”指向的是文学文本之前的器乐谱，而“异体”则同样是由“过程文本”所导致的变异现象。唐宋词的文本研究，需要在传统校勘学所关注的一个文本的不同复制本、口头表演理论有所凭藉的不同地域时代同一性质的文本比较之外，将讨论的范围从“歌者之喉”联系“作者之手”，关注文本书写以及直接或者间接相关联的不同性质的文本之间的变异过程。

唱赚是宋元时期流行的歌唱表演艺术，深刻影响了诸宫调、杂剧和南戏的形成。收录在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中的《圆里圆》赚词是现存少数几套赚词之一，它用当时的蹴鞠社团（圆社）隐语创作而成。表演者以第一人称叙述，运用比喻、夸张、双关等修辞手法，以男女情爱叙事为框架，隐含了各种动作仪轨与技艺表演。本文在考察市语与蹴鞠运动发展史的基础上，利用《蹴鞠谱》《蹴鞠图谱》《戏球场科范》等蹴鞠文献对《圆里圆》赚词用语作了考释，并分析了唱赚与蹴鞠活动的历史场景、表演形态与文艺功能。藉由市语来解读赚词，将书面文本还原到民间演艺的社会活动中解读，不仅有助于理解唱赚的形式与内容，也有助于认识宋元之际的词曲递嬗与雅俗转变。

瓢泉是辛弃疾晚年的长居之所。但瓢泉并非一开始就是作为居家宅园而建设的，庆元二年（1196）带湖火灾，稼轩才举家搬迁到瓢泉。瓢泉经历了从别业到居宅的定位转变。稼轩在瓢泉营建了以瓢泉水为主景，有明确营建理念的宅园，他还将瓢泉居所的营建、构景过程写入词中。在稼轩之前，宋代词人较少书写该主题。稼轩居住在瓢泉，书写他独处的状态、安贫乐道的心态和世事无常的生命感喟。这些心绪与瓢泉景观打叠一处，使得瓢泉具有了文学空间的意味。当书写稼轩生命体验时，瓢泉空间是排他的、封闭的。但当其作为社交空间时，又具有开放性。瓢泉的访客丰富了稼轩的日常生活体验，访客的多重来源，访客活动的偶然性为稼轩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素材与书写角度。而访客同时具备瓢泉审美者、咏唱者身分，又参与了瓢泉文学空间的形塑，保留了瓢泉更多的痕迹。在稼轩和访客的书写中，瓢泉成为了一个有意味的文学空间。

民国时期词籍目录之学取得了重要进展，赵尊岳的词籍目录著作是这一时期词籍专科目录的代表。其词总集提要采用详繁的著录方式，意在向读者提供详备的词籍信息；其《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则以为明词张目为目的，采取了以词家品藻为核心的撰著之法。赵尊岳赓续了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秀精神，并且将之与现代词学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相结合。其词籍目录撰著实现了词籍专目由簿录体向提要体的转变，并为龙榆生词学“目录之学”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也推动了“目录之学”成功跻身为词学研究的独立一科。

在欧阳修的时代，绝大多数的词人都严格遵循着词体文学强大而稳固的体式规范填制词篇，题材和主题仍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花间集》的传统。这使得欧阳修时代的几位主要词人的作品乍看上去都非常相似，因此文学史往往将这些作家集体叙述为某个特定词史“阶段”的代表。但作者另辟蹊径，他认为欧阳修的词作同样也具备独属其人的特质，存在着强烈的叙事元素。故本文第一部分试图深入挖掘欧词最为显著突出的特色，尤其与晏殊进行了比较。第二部分则是对数十首欧词的真伪进行辩证，同时为认识欧词提供了新思路。

明代后期，词选集与词谱竞相刊行，这与出版行业快速发展密切相关。这一潮流又引发了新的风气，即从已刊行的词集中搜集大量作品从而编纂成新的词选集。其中首屈一指的便是经陈耀文之手而成的《花草稡编》。本文尝试从《花草新编》所收词之来源着手，虽难得其全貌，但力求还原其成立过程的一鳞半爪。此外也探讨了《花草新编》和《花草稡编》的继承问题。

江户时代早期以幕府的御儒者名门林家为中心的文人已经进行过词的创作。林罗山、鹅峰父子的词创作就是在与他们有交往的加藤明友的影响下开始的。本文据新发现的四首加藤勿斋的佚词，以迄今为止大体未详的加藤勿斋，以及与他交往的林家一门、尤其是林读耕斋的词为例，考察词这一文学种类所持有的特质如何渐渐清晰起来，日本近世前期的词作者视词为怎样的文艺样式、他们是怎样吟咏词的。

本文通过对《全闽词》《全台词》《全滇词》等的细读，及对地域词总集编纂的学术史回顾，深刻认识这几部新版的分省词总集在整体词学中的学术价值，尝试总结出分省词总集编纂在现代词学学科中的逻辑理路，并对其在“数字时代”中的实践进路作出多维的展望，在这些先行的实践中寻求面向未来的启示，以实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创新性发展。

近期出版的王卫星的《词体正变观研究》一书，对词体正变观的渊源、内涵、特色及流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从纵、横两个维度建立起了词体正变观的体系，厘定了词学史上充满纷争的正变问题，读来有格局，有判断，有新意，着实将词体正变问题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作者在阅读本书后对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作了介绍和分析，无不显示了本书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全清词》是一项大型断代总集编纂工程，至今已持续四十年，编纂成员跨越四代学人，成为古籍整理事业“薪火相传”的典型。经过二十年打磨，《顺康卷》于2002年5月出版，取得项目首个阶段性重要成果，拓展了新世纪的词学研究格局。剩余分卷的编纂，则由张宏生教授带领团队完成。本文详述了这一项长期工程的实践工作，认为以《全清词》编纂为中心，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学术规范和学科方法，将词学古籍整理事业推向了新的时代高度。

《夏承焘日记全编》近期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起于1916年元日、讫于1985年8月，前后长达七十年的日记，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夏承焘的学术观点，还可以寻绎其背后的研究方法、学术轨迹与心路历程。从更广泛的史料角度而言，这本记录夏承焘日常生活的日记，不仅有作为个体生命的丰富多元、喜怒哀乐，同时也折射了二十世纪的政治风云、经济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卫生诸方面的图景。本文将夏承焘日记置于近现代学人日记谱系及夏承焘学术体系中，探求《夏承焘日记全编》对相关学术空间的开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