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佳艺文志 | 敦煌文献及其价值

文摘选自《圣佳艺文志NO.21》

摘要：敦煌文献包括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敦煌汉简和敦煌周边地区地上和地下发现的各类文字资料。其时代从汉一直延续到宋、元，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技、民族、文学、艺术、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敦煌石窟保护等诸多领域，其价值反映在诸多方面。以这些敦煌文献为基础而延伸出来的各类研究分支，构成了蔚为壮观的“敦煌学”。

自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至今，100多年来，在各国敦煌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现保存在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包括敦煌藏经洞出土各类其它文物）的概况已大致清楚。其中北京图书馆收藏1.6万余号左右，英国大英图书馆收藏1.6万余号。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原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收藏1.9万余号左右，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约6千多号。除上述大宗收藏外，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不少敦煌出土的艺术品。此外，散存在各地的敦煌遗书数量亦较可观。日本公私各单位所藏数量约1千号左右，国内公私各单位所藏数量大约要在2千至3千之间。西欧、北美还有一些国家有所收藏，但数量就很少了，总数不过几十卷。这样，存世敦煌遗书的总数大约是5万至6万号左右。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向世界打开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藏经洞内保存的近6万件写本文献，涉及古代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技、民族、文学、艺术、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敦煌石窟保护等诸多领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

从抄写或印制的时间看，敦煌文书的写刻年代，上至六朝，下迄宋初，历时达700年之久。目前已知标有纪年的最早的敦煌写经，为后凉王相高在麟嘉五年（393）抄写的《维摩诘经》，现藏上海博物馆。现已确知年代最晚的敦煌文书抄于1002年，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曹宗寿造帙疏》。

敦煌文书的抄写文字多种多样，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汉文卷子，其次为藏文。同时，用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佉卢文、突厥文等古民族文字抄写的卷子也不少。在藏经洞以外的其他洞窟中还曾发现过西夏文、蒙文写卷。因而可以说敦煌文书是一座丰富的古代民族文字图书宝库。

藏经洞发现后，从中国学者开始，发展到日本、法国、英国、俄国等多国学者参与了对敦煌资料的整理和研究，逐渐形成了以敦煌藏经洞遗书、石窟本身、西北出土汉晋简牍和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的国际“显学”——敦煌学。

敦煌文献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其与正史不同，不受撰述者以外因素的干扰和左右，因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面貌，填补了中国历史的许多空白。

首先，是有关归义军统治敦煌200年的历史。大约公元780年左右，吐蕃乘安史之乱占领了敦煌及河西地区，在敦煌统治大约半个多世纪。到了大中二年 (848)，张议潮联合敦煌及僧俗百姓举起抗蕃大旗，驱逐吐蕃镇将，先后收复河西及周边州县，归唐后受赐号为“归义军节度使”。敦煌开始了张氏归义军和嗣后的曹氏归义军相继统治敦煌近200年历史，大约一直延续到1036年党项取敦煌。这一段历史牵涉到中国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交流方面的诸多问题，都是过去史料所不详者。由于敦煌文献和石窟资料的相互印证，才逐渐梳理清楚。

其次，是有关敦煌和丝绸之路地理方面的文献。中国地理学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唐代是地理知识日趋丰富、地理著作日益增多的时代，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敦煌藏经洞文献上。藏经洞保存的《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贞元十道录》《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沙州伊州地志》《敦煌录》《西天路竟》《沙州地志》《释家地志》《寿昌县地境》《沙州城土境》等地理文书，是研究唐代中国西北地区地理、地貌和道路交通的珍贵资料，尤其对研究敦煌与古代丝绸之路交通路线问题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第三，古代籍帐、契约等社会经济类文书。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户籍、计帐制度关系到国家的社会控制、赋役征缴、财政预算编制及正常运转。以户籍制度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日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户籍的基本内容、编造周期，丁中与赋役制度，家庭类型与乡里制度、身份制等做了许多研究。限于资料的时段，这些成果多聚焦于唐制的探讨。随着一批汉晋简牍的出土和刊布，有关籍帐、田制的一手资料充实起来，为深入研究汉唐籍帐制度的演变、充分认识唐制特征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一些差科簿、契约、社司转帖，可以帮助了解古代敦煌地区徭役、兵役等制度；唐律方面的文书，可以与现存的唐律互证。此外还有水利管理条例、唐代烽堠制度、借贷制度、氏族制度、官制及老百姓储粮的情况，以及物价，劳动力的价值等社会生活细节问题。

莫高窟壁画中有许多表现古代经济生活的场景，包括农耕、捕渔、饲养家畜、狩猎等。通过与藏经洞文书资料进行互证，还可以梳理出敦煌地区的锻铁、酿酒、制陶、纺线、皮革匠、制鞋、画匠、塑匠、纸匠、木匠、石匠、打窟人、金银匠、弓匠等手工业，以及屠房、肉坊、酒肆、旅店、金银行、木行、弓行等商业形式。

第四，丰富的民俗资料。敦煌的民俗资料分别保存在敦煌石窟、敦煌遗书、敦煌简牍、其他地表和地下遗址以及传统史志文献之中。这些资料涉及敦煌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时尚禁忌、社交人伦、乐舞百戏、民间文学等，总而言之反映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诸多面。

第五，敦煌汉简。在甘肃省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竹、木简牍，因以汉敦煌郡范围内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统称为“敦煌汉简”。自20世纪初开始发掘至今，已有汉简3万余枚。这些汉简为研究中国汉代边疆的烽燧、传置道里和对外交流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内容包含：官吏名籍、戍卒名籍、刑徒名籍、病亡名籍、马籍、弓矢簿、守御兵器簿，有劳作簿、器物簿、出入关记录、传递邮件记录、购物账单、借贷契约等边塞治理和生活方面的文书。作为军事要塞，与戍边有关的公文、法令，更是汉简的主要内容。其中有敦煌、酒泉一带屯兵戍边的活动，有中央、地方发布的号令，有调动军队的警备通知，有燃举烽火信号的规定，有追捕逃亡的通缉令，有政府颁布实施的法令，有官吏任免的公文，有诉讼爰书，有下属向上级呈报的公文，也有同级间互通的公文。其中大量的邮驿资料，具体生动，是研究汉代邮驿制度的宝贵资料。有关专家认为，这些汉简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汉代河西地区生产、生活、戍边的状况，反映了汉与西域的关系和羌人活动的情况，是研究汉代该地区乃至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莫高窟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遗迹，其营建历时千年，内容以佛教艺术为主。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在藏经洞文献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多数是手写本，少数为刻本。藏经洞中的宗教类文书内容歧杂丰富，包括佛教文书、道教文书、景教文书、摩尼教文书、袄教文书、经史子集四部书等等。其中佛教文书要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1、佛教文献

正藏。正藏是我国古代佛教大藏经最基本的形态。一般地讲，它主要收纳由域外传入的翻译经典。由于编纂者的不同，有时也收纳一些中华佛教撰著，但数量都较少。在敦煌地区，直到归义军初期，各寺庙的正藏都是按照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来组织的。会昌废佛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以《开元录·入藏录》统一本地区、本寺庙藏经的趋势，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敦煌的正藏也改用《开元录·入藏录》予以组织。这一过程约于五代时完成，这可由敦煌遗书中所存的好几号《大唐内典录》《沙州乞经状》《开元录·入藏录》以及不少佛经目录得到证实。

敦煌遗书大抵为千年以前的古抄本，比起现代流通的各种藏经，它们更接近诸经之原貌，因此具有更大的校勘价值。其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些经典末尾所附的题记上。例如，在北图藏雨字三十九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末尾有一些题记，列举了多个佛寺的僧人名号，不少人都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再如北图藏新字657号义净译《新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卷下末尾，除了参与译经的僧人名录外，尚有一个名为“许观”的人名，这个“许观”在日本南禅寺藏《初刻高丽藏》本义净译《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一的译经题记中也有记载，可窥见武周时期译场的组织、工作之方法、与朝廷的关系、僧俗人等在译场中的作用等等。正因为有这样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规则，才能保证译经的质量。这种用集体力量来完成重要典籍翻译的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

别藏。别藏是专收中华佛教撰著的中国佛教典籍集成。敦煌藏经洞中则保存了大批古逸中华佛教撰著，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佛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这部分内容尤以各种疏释数量最多。如《般若心经》是般若经典的精要，历代注疏者甚多，但历代大藏所存唐以前注疏仅有八种，检视敦煌遗书，则存有唐以前《般若心经疏》十种。其中仅一种已为传世大藏所收，其余九种均是此前不为人们所知的。这样，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唐以前《般若心经》的注疏就有十七种了。敦煌遗书中所存的《般若心经》注疏有不少诠释精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另外，如昙旷所撰《大乘二十二问》《净名经关中集解疏》，唐法成的《瑜珈论手记》《瑜珈论分门记》等，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从史传资料来讲，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决》是研究西藏佛教史中印度佛教与汉地佛教相互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各宗派经典。据统计，敦煌石窟有经变画三十余种，莫高窟唐代洞窟保存的诸多经变，不仅类别多、数量多为他处绝无仅有者，且以其多样系统的造型艺术手段表达了经变所要表现的佛教宗派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今天所讲的八大宗派：天台宗、三论宗、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唯识宗、密宗等的信仰和思想。日本当麻寺收藏的净土经变画稿，与莫高窟唐代净土经变也十分相近，对研究日本净土画稿的源流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佛教史迹画是描绘佛教史上的一些佛教圣地、圣迹、佛教历史故事和传说故事。敦煌受印度和西域影响，既有描绘印度和西域的圣地和圣迹，也有受印度影响而描绘中国本土的圣地和圣迹。如古代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泥婆罗（现尼泊尔）水火池、新疆于阗（现新疆于田）牛头山佛教圣地、凉州（现甘肃武威）瑞像、中国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等等圣地、圣迹。佛教史迹画是研究佛教东传历史的第一手的形象史料。此外，从数量巨大和敦煌汉简中亦可反映出佛教初传中国的一些史实。1991年敦煌的悬泉置遗址出土过一枚东汉以“浮屠里”作为地名的简牘，从而确认，至迟在东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敦煌。

寺院文书。藏经洞中还收藏了一大批反映敦煌当地寺院活动的文书。其中有寺院宗教活动文书，如大批的礼忏文、羯磨文、授戒文等等；有寺院宗教史传文书，如关于高僧事迹的载述、貌真赞等等；有寺院经济活动的文书，如各种买卖、典押、雇工、借贷、请便契、便物历等等；有关于寺院佛典的目录，如藏经录、勘经录、流通录、转经录、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等；有关于石窟、壁画的文书，如白画、画稿、榜题以及木刻画、彩绘等等。敦煌寺院的各类文书为我们描绘出丰富多彩的敦煌寺院生活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研究敦煌佛教的重要依据。

疑伪经。疑伪经是中国僧人假托如来所说而编造的佛经，是中国民间社会的思想表现，不仅是研究思想史的素材，也是研究社会史的重要资料。由于历代整理佛典的高僧极力排斥疑伪经，所以大量疑伪经都已失传，但敦煌的僧人没有如此高的佛学水平，他们抄写、保存了不少疑伪经典，这些大量的经典是晚唐以后写本，也是当时世俗佛教发展的印证，对研究佛教的中国化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仔细考察这些疑伪经，可以发现它们均反映了中国佛教的某一发展断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例如《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是在梁武帝提倡断屠食素的背景下撰成的，它可与《广弘明集》中的记载相印证，说明了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经过。再如《高王观世音经》反映了观世音信仰在中国的形成与流传；《十王经》反映了地狱观念的演变等。疑伪经实际上反映了印度佛教怎样一步步地中国化，从而对中国佛教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2、道教文献

敦煌石室中道教的经典也不少。李唐在创业时得到道教图谶的帮助，并且因为与老子同姓，故以老子为远祖，尊敬道教，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敦煌本是佛教圣地，在朝廷尊崇道教的风气影响下，也建立了开元观、神泉观等道观，抄写了大量的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共两卷，敦煌残卷（S.6825）有饶宗颐先生的《校证》，从内容看是五斗米道教信徒的著述，反映早期道教思想，十分珍贵。敦煌道教写本还保存有道教佚经《老子化胡经》《太玄真一本际经》等。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义疏》、河上公简注和释文等。此外还有一些佛道争衡的材料如《老子化胡经》等，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3、“三夷教”文献

三夷教是汉籍中对中古时期曾流行于中华大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三种外来宗教的统称。这三种宗教都源于古代的伊朗或叙利亚地区，在中古时期经由中亚、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在以包容性著称的唐朝曾经盛极一时，但由于无法像佛教那样成为中国的主流宗教，在中国扎根并发扬光大，而是仅流行于本族人士或中土的上层人士，致使灭法之时三夷教信徒总数只有三千余人，时人所谓“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故而文献记载十分有限，只留下一些只字片语。因此，新材料的发现对我国三夷教的研究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20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大发现，直接促成了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兴起，也为景教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并未发现祆教经文，但其丰富的粟特资料对入华祆教的研究也有着巨大的推动力。自从敦煌遗书发现以后，入华三夷教的研究就与敦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三夷教的研究成为敦煌学一个重要的分支。

敦煌的三夷教文献多半保存完整，文字精工，篇幅较大，信息丰富：其中景教在敦煌留下了六篇汉文景教文献、一则藏语景教占卜资料、一条粟特文占卜资料等，其中有《一神论》这样的长篇文章；摩尼教则留下了《下部赞》等三篇极重要的汉文文献、一篇回鹘文《忏悔词》、数篇写作于沙州回鹘时期的短篇摩尼教文字以及一篇包含了老子化摩尼内容的《化胡经》。而祆教则与二者殊异。摩尼教与景教的传教皆得到了唐朝皇帝的许可，广泛传播于中国边疆与内地，其信徒不止有粟特、回鹘、大秦人，更有很多汉人甚至高级知识分子。如据考证李白《上云乐》一诗即含有景教因素；杜甫在蜀期间曾经为一座大秦寺的废墟留下诗篇；《景教碑》的书写者更长期被怀疑为吕洞宾。而摩尼教更是在武宗灭佛之后转入浙闽民间，成为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民间信仰：明教。相反祆教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三夷教之一（后赵石勒、石虎时期已聚徒拜胡天），却独无传教记载，信仰祆教，敬拜胡天的只有少数民族（包括胡太后、齐、周皇帝等），绝无汉人，而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汉语祆教经典文献的发现数量为零。

1、儒家经典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儒家经典，如《孝经》、北齐写本《春秋左传集解》和唐写本《春秋榖梁传集解》《尚书》《论语》等。这些都对古籍校勘有重大的价值。

2、语言学、音韵学

敦煌石窟中保存了一些同中国语言学和音韵学有关的古籍残卷，比如《字宝碎金》《俗物要名林》《千字文》等。在敦煌卷子中常常可以碰到一些俗字和俗语，对研究中国文字、语言发展和演变的重要作用，是在别的文献中找不到的。一些音义的书和韵书，如玄应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残卷，陆法言的《切韵》残本等，对研究中国文字、语言发展和演变的重要作用，是在别的文献中找不到的。一些音义的书和韵书，也都很有价值。

此外，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许多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如源起蒙古高原北部色楞河、鄂尔浑河流的维吾尔族先民（其后裔皈依伊斯兰而改用阿拉伯文）属于阿尔泰预习突厥族的回鹘文，回鹘文残卷保存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材料。塔里木盆地南缘于阗国居民（公元11世纪与维吾尔人同化，原语言渐渐消亡）属于印欧语系伊朗族东伊朗语言支的于阗文，于阗文和窣利文都属于伊朗语系。今天中国新疆帕米尔高原还有说属于伊朗语系方言的民族。中亚泽拉夫善河流的粟特（索格底亚那）地区居民的粟特文。至于吐火罗文，其价值更为突出，它的发现给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提出了新问题，促进了这一门学问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吐火罗文A( 焉耆文 ) 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同回鹘文本一样，给中国文学史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古藏文卷子不但保留了藏族的材料，而且还能用来补证汉文《尚书》等古籍。一些现已不存在的民族的语言，我们过去毫无所知，只是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才使它们重见天日。这些文献对于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其与汉文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在这样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明昌盛的因果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文明建设和价值取向，应该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

3、敦煌变文

敦煌石室藏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超过其他方面。首先是变文的发现。变文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故事，比如《降魔变文》《地狱变》等，其中很多是写本。一类是中国历史上的故事，比如《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等。这种新文体实际上开了宋代“平话”的先河，可是过去人们对此毫无所知。其次是诗歌。著名文学家韦庄的《秦妇吟》，在他的全集中未收入，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诗中保存了许多晚唐农民起义的史料，对于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学都有极大的帮助。属于俗文学范畴的还有一些辞赋、歌曲、俚曲、小说等。长篇叙事歌曲《董永行孝》《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以及《晏子赋》《韩朋赋》等，都是新发现的文学史史料。

敦煌壁画、文献中的相关资料真实表现了古代敦煌科技文化的灿烂辉煌，内容涵盖天文、历法、医药、农业、印刷、建筑、手工业技术等多个领域。

1、农业科技

莫高窟壁画表现了古代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面貌，使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全过程 . 特别是曲辕犁，晚唐人陆龟蒙撰写的《耒耜经》记载曲辕犁，但至今没有发现实物。盛唐第445窟弥勒经变农作图中出现曲辕犁，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曲辕犁造型，也表明曲辕犁的使用不晚于8世纪。曲辕犁结构科学合理，操作轻便省力，代表了耕犁的最高水平。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耕犁的结构再无明显的变化。第445窟的曲辕犁图像，是农具发展史研究难得的图像资料。

2、建筑科技

敦煌壁画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建筑史资料。现在能看到的可能多为宋代或宋代以后的建筑，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已极为罕见。但敦煌壁画保存了大量唐和唐以前的土木建筑的形象资料，可填补唐和唐以前建筑实例缺失的空白。敦煌壁画建筑类型很多，有城垣、寺庙、宫殿、住宅、佛塔、桥梁、酒肆、客栈、屠房等等。还有建筑的构件，如柱枋、斗拱、门窗等等。此外，八世纪鉴真和尚在日本修建的唐招提寺，其金堂建筑和敦煌壁画经变的唐代寺院建筑；日本被烧的7世纪飞鸟时代法隆寺金堂6号说法图壁画，与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9窟说法图壁画，都非常近似。

我们现在已很少能看到宋以前木结构的建筑，但莫高窟至今保存的五座唐宋木构窟檐均为原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及建筑科技提供了极好的第一手资料。

3、医学

隋唐五代时期，医学、药学已经相当发达，仅《隋书》《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医药学著作就达百余部。可惜的是这些著作在宋代以后大多陆续散佚。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医学典籍达七十多种。因而敦煌医学文献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补佚、校勘价值。如敦煌医药写本《本草经集注》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敦煌医学文献中既包括医经诊法，也有医药医方、针灸药物。其中《灸法图》《新集备急炙图》等灸疗、针灸专著极为珍贵。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唐代敦煌在州学院内，设有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高水平的医师称“医学博士”，为研究中国古代医疗制度提供了材料。

4、天文研究

星象观测是天文学的基础。战国时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已初步形成。藏经洞所出S.3326《全天星图》绘制于唐代，描绘了当时人们肉眼所能观测到的星官。是当时北半球所能看到并被古代天文学家著录过的全天星象。《全天星图》共绘星1339颗。它是现今世界上著录星数最多、迄今年代最久远的星图。此图比西方类似画法的星图早九百年。表明我国天文学在当时所处的世界领先水平。

5、印刷科技

从形式上看，敦煌文书中既有大量手抄本，也有少量刻本。手抄本中又有多种装帧形式，如卷子装、册页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等，对中国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刻本虽不足百件，却为有关印刷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是现藏英国伦敦的唐咸通九年（868年）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尾完整，有纪年题记，卷首的《佛说法图》线条细腻，形象生动，刀法纯熟，充分展示了我国雕版印刷的精湛技艺，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木刻本书籍。中国书籍的装帧是由卷轴到册页，这个特点的演变过程，从敦煌文献中也可以看出来。简策、卷轴、蝴蝶装、裱褙装的书籍在里面都能找到，有些写本书用的是朱丝栏或乌丝栏等，有的书中有朱墨点校，从这里都能够看到唐代书籍的式样。

此外，虽然毕升在宋代发明了胶泥活字，除了西夏用于印制西夏文佛经外，中原地区却无活字印刷品和排版用活字字坯留存。莫高窟北区发现的西夏文活字版《诸密咒要语》、一批回鹘文文献的活字印刷本、以及上千枚回鹘文木活字是研究科技史的重要史料。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不同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居民以汉民族为主体，又先后有匈奴、鲜卑、吐蕃、回鹘、蒙古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此活动。敦煌石窟艺术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都有具体的反映。

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就先后定居过火烧沟人（羌）、塞种、允戎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大月氏、小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粟特（昭武九姓）、吐蕃、々末、苏毗（孙波）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回鹘）、龙家（龙部落、肃州家）、南山、仲云（众云、众熨、种へ）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党项（西夏）、蒙古及黄头回纥（裕固族）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民族间既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与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融融岁月，尤以后者为主，构成了历史上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

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献记载了许多古老民族在敦煌留下的历史文化足迹。特别是数量丰富的吐蕃、回鹘和西夏的供养人画像和佛教绘画以及民族文字和题记，为研究吐蕃文化、已经消失的回鹘文明和西夏王国文明，以及敦煌与于阗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实物见证。

藏经洞文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古代民族文字写本。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栗特文、突厥文、梵文、希伯来文等文书。表明敦煌与西方诸国的交往。它们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民族的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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