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大众、体制、参与：前卫理论的范式转型》第三章第二节，题目有改动
图：情境主义涂鸦，法国芒通，1968年，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
艺术体制批判的理论基础
——关于情境主义国际三个核心文本的考察
王志亮
五月风暴爆发前的两年间，情境主义国际出版了三本理论书，打出了一套理论“组合拳”，深刻影响了当时学生们潜在的革命意识：第一本是小册子《论学生生活的贫困》，另外两本分别是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和鲁尔·瓦纳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法文原名为《为青年一代建立良好的品行》）。这三本著作既为当时社会活动中的体制批判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刺激了前卫艺术中体制批判的发展。居伊·德波1967年出版的《景观社会》一书，无疑是前卫理论中较早也是最有力量的一部著作。虽然整本书没有被冠以“前卫”之名，但结合情境主义国际的实践，再加上这本著作对实践进行的理论总结，足以让该著作不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中，而且在前卫理论的谱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个情境主义国际的行动在五月风暴上下文中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谈到五月风暴学生的思想状况时，曾提到：“社会学学生对情境主义国际的《论学生生活的贫困》的兴趣，或对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的兴趣，对鲁尔·瓦纳厄姆的《为青年一代建立良好的品行》的兴趣，远远大于他们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的兴趣。《论学生生活的贫困》销售了10000册，并产生了真正的冲击力。”[1]在英语学界，理查德·沃林在讨论五月风暴和情境主义国际的关系时，也曾作出过类似多斯的判断：“情境主义者的印刷资料在证明大学危机是更大的社会危机的必要组成部分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后五月时期，情境主义者集中探讨了与文化革命理论性融合的日常生活。一场日常生活革命的计划就这样诞生了。”[2]沃林谈到的那本印刷资料，正是由当时斯特拉堡大学的左翼学生资助出版的《论学生生活的贫困》。各种历史回顾，都不断地提示着我们，情境主义国际在推动五月风暴中的学生行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前卫理论的角度来看，情境主义国际的介入，也使得前卫艺术与社会事件有了直接的联系。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于1957年，由丹麦画家阿斯格·约恩（Asger
Jorn）和居伊·德波组建，其他成员也基本都是艺术家。[3]情境主义国际所从事的艺术实践和理论建构，都充满历史上前卫艺术的基因。早在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之前，德波参与的字母主义国际（letterist international）就已接续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遗产，他们“从超现实主义和布勒东身上得到了养料，到了50年代，他们觉得超现实主义已经耗尽、枯竭了，于是突然转向更早也更离经叛道的达达主义”[4]。进入60年代之后，情境主义国际做得更多的是理论批判工作，德波的《景观社会》是该小组的理论集大成者。谈完了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有关作者的讨论，再谈到居伊·德波的情境主义国际，我们便看到了在五月风暴前后进行体制批判的两种形式。那弥漫在社会空气中的批判成分，尤其是从斯特拉堡校园到南泰尔校园的学生行动，都充满情境主义国际的批判气息；沉浸在沸腾的空气底层的，则是巴特和福柯在文学内部展开的作者批判，两者作为当时体制批判的两翼，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前卫理论的左翼基因来看，居伊·德波看似更为正统，他们延续了一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最近的理论资源应当属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开辟的日常生活批判路径。日常生活批判恰恰符合了情境主义国际类似达达主义的“反艺术”实践。在事实层面，60年代的列斐伏尔确实和德波彼此吸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5]当情境主义者在斯塔拉堡大学活动时，列斐伏尔也在该校任教；当后者去到南泰尔校区任教时，情境主义的口号也燃烧到了该地。
图：《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年法文版
基于情境主义国际与五月风暴、前卫艺术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个方面是考察由突尼斯学生斯塔法·卡亚蒂（Mustapha
Khayati）所写的那本《论学生生活的贫困》，看这本小册子如何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体制；第二个方面是进一步分析德波《景观社会》和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如何继续深化了对东西方对立阵营的等级秩序批判；第三个方面是阐释情境主义国际留下来的前卫艺术实践策略方面的遗产。
图：鲁尔·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
1966年秋印发的《论学生生活的贫困》应该是稍后德波与瓦纳格姆理论的浓缩版，除了诗意（poetry）、节日（festivals）和游戏（play）这些与艺术相关的部分仅在文章最后稍被提及，大部分篇幅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现状和提倡工人自治（self-management）的革命。这本小册子印制和传播的对象主要是学生，但其内容又不限于学生，作者从学生思想和生活的麻木谈起，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一直落实到提倡工人阶级自治的革命策略。核心依然是权威性的体制——学校体制、商品生产和流通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而出路则是总体性（totality）批判和日常生活的革命。小册子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揭露学校体制存在的压抑性现状，提示学生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于是批判层层展开。首先把学生归为整个社会的一份子，因为社会整体已经从物化转变为景观化，成为被商品和景观统治的世界，那么学生自然也就是被压抑和统治的一部分，毫无主动性可言。其次指出国家和家庭对学生造成的双重控制，而学生在毫无抱怨地接受着这些控制。当学生进入学校后，学校其实成为家庭的化身，社会也以未成年人的方式对待学生，或许这类“推迟的青春期危机可能会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但学生却像孩子一样毫无怨言地接受各类体制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管理”[6]。文中的“家庭内部矛盾”指当时学生对学校的不满情绪，而各类体制则扩展至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学校层面讲，情境主义国际认为学校实际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帮凶，它只能把学生训练成没有批判意识的社会底层职员，教授则成为看守学生们的“牧羊犬”。最后的问题是，既然学生无处不受体制的压抑和控制，那么如何重获自己的主动性？情境主义者显然不满足于那些改良学校制度的行为，什么左派、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国家学生联盟，这些组织的改革策略在他们看来都局限于局部改良，缺乏总体性。他们建议学生要反对所有事情，反对整个社会，但其中要从反对学习开始。小册子的第二部分集中批判世界各地的青年学生运动。情境主义国际在小册子中，检阅了荷兰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provos），批评他们倾向于非暴力的艺术手段，过于天真，误以为一小点提升就可以改变日常生活，而不是持续的革命；美国的学生局限在黑人和越南战争的细节问题，无法考虑整体革命。在巡看世界各地的学生运动后，情境主义国家认为，只有日本的学生革命联合会最值得借鉴，因为他们真正跨越了学生身份，与工人阶级进行了联合。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致，情境主义国际把最后的革命希望依然寄托于工人阶级。他们为学生做出的规划，也只有与工人阶级联合这条道路。所以，在小册子最后一部分，情境主义国际实际在重点谈论工人阶级的当代组织形式。其实那时的苏联和中国建立的无产阶级国家已经存在，这不正是他们革命的未来吗？对情境主义国际来说，显然不是。尤其是苏联，反而成为他们重点批判的对象。与20世纪初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看作实现了的乌托邦不同，情境主义国际强调，在斯大林的控制下，苏联实际上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应物——官僚国家资本主义（bureaucratic
state-capitalism）。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中，工人阶级本身已然没有权力，政党成为阻碍工人阶级改变等级世界和异化劳动的最大权威。所以，情境主义国际提出了类似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即建立工人自治的革命机构，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工人真正实现自己管理自己，才能展开全面的批判，包括“商品生产、伪装起来的意识形态、国家，以及国家造成的分裂”[7]。情境主义国际最先出的这本小册子，更像是一系列批判的口号，不断重复他们认为物化和景观化塑造了虚假社会表象的论点，而没有详细的解释。在批判社会方面，除了偶尔提到社会呈现的“景观”化，实际上都在重复卢卡奇的物化和总体性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卢卡奇错误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完成总体性的社会革命，而情境主义者更相信无政府主义的自治。他们表现出对任何权威的绝对不信任。1967年11月，也就是在那本小册子被散发一年后，《景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革命》几乎同时出版，上述《论学生生活的贫困》的内容实际上是这两本著作核心观点的精华版。对当下国内学术界而言，《景观社会》引起的反响要远远大于《日常生活的革命》，这不仅因为德波一书的异轨策略使自己与马克思、费尔巴哈、黑格尔建立了谱系关系，而这一关系恰好又契合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情况。另外，“景观”具有超前性，新世纪影像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来到了真正的景观社会。源于这种情况，国内学术界醉心于探秘景观社会的理论谱系和哲学内涵。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回到1967年法国的上下文，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景观”的理论谱系和哲学内涵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居于景观背后的等级化社会批判才是关注的焦点。[8]恰如《景观社会》一书最新的英文译者肯·克纳布（Ken Knabb）所言，这本书绝对不是一本产生于象牙塔中的抽象理论著作，而是时刻与现实相关，只不过在本书的前三章，那些分散、抽象的语言，让很多读者望而却步，因此，读这本书，不妨从第四章的具体历史事实开始。[9]《景观社会》格言式的写作虽显零散，却给我们呈现出德波念念不忘的两种社会现实：一种是商品充裕的西方消费社会；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苏联及其盟国。与这两种社会现实相对应，德波才区分出两种景观形式：“弥散的景观”和“集中的景观”，前者与“商品的丰裕相联系”，后者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相联系”。[10]德波虽然用很大篇幅阐述景观带来的“欺骗”“伪装”和“假象”，但也无法掩盖它的中介特征，即景观不过是“等级秩序”“权力”和“统治”的中介：景观之根就植于最古老的社会专门化——权力的专门化之中。景观就是一种代表其他活动而表现出的专门化活动。对于其自身而言，景观是等级社会的大使，在这一社会中，它发布官方信息并禁止其他话语。[11]无论何种景观，也无论景观具体指什么，其背后的等级秩序成为各类景观的公分母。德波论述了诸多景观的哲学内涵，最后的目的不过是要告诉我们，现存的社会不仅处处是幻影，而且是权力的幻影，景观是维持等级社会的最新手段。因此，德波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类消费性景观，而且花大力气批判了苏联的官僚政治——这一点在《论学生生活的贫困》中也已提到。《景观社会》的第四章便是对苏联官僚政治阶级（bureaucratic class）的集中批判。从第一国际分析到托洛茨基主义及第四国际，德波的论点只有一个，即认为这些现存的无产阶级路线均走向了等级化的官僚政治，无法预示那个时代（1967年前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德波的语气非常坚定，他的结论振聋发聩：“工人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布尔什维克最终成为极权主义社会统治职业的唯一从业者”，结果是苏联向“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输入了它的等级制和意识形态模式”。[12]资本主义社会处处存在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也就算了，已经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全然陷入官僚主义之手，这让德波及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看到了无所不在的等级社会。那么景观呢？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景观是所有消费品的影像，在官僚政治统治的斯大林时期，景观就是官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景观社会》最后一章，德波点出了景观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顶点，因为它充分曝光和证明了全部意识形态体系的本质：真实生活的否定、奴役和贫乏。”[13]德波在这里并未区分意识形态的具体所指，景观的意识形态特性，无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苏联的官僚主义都有普遍的适用性。相比德波的格言式写作，瓦纳格姆在《日常生活的革命》中则不断使用寓言和日常故事来告诉我们一些深刻的道理。如果说德波一会儿写景观，一会儿写商品，一会儿又批判官僚政治，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那么瓦纳格姆的写作逻辑就清晰多了。固然《日常生活的革命》也类似《景观社会》，分成多个细小的章节，但是前者的两部分内容非常清晰，第一部分就是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批判，第二部分则是革命的策略。问题加解决方案的逻辑，比起德波只顾在不同文本间异轨而没有具体阐释反抗景观的策略，要全面多了。在这一点上，《日常生活的革命》的写作逻辑与《论学生生活的贫困》相同。呼应《景观社会》和《论学生生活的贫困》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双重批判，瓦纳格姆也在论述“劳动的没落”中写道：“任何通向生产率的召唤，在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式经济所要求的条件下，都是一种通向奴隶制的召唤。”[14]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劳动光荣，在瓦纳格姆看来，不过都是维持秩序的程序。只要劳动是生产性的，就会有等级秩序，就会成为封建权力的当代形式。不错，权力正是瓦纳格姆分析当时社会现实的关键词，他要论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权力无处不在。通过每部分的总标题，瓦纳格姆规定了权力的三个方面：一是权力让参与成为不可能，是总体的束缚力；二是权力让交流成为不可能，是普遍中介；三是权力让实现成为不可能，是总体的诱惑。权力抑制的三个方面，即参与、交流和实现，正是瓦纳格姆认为日常生活革命的目标。权力让参与（participation）成为不可能。对此，瓦纳格姆是想说，当时的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体制不过是奴隶制和封建君主制的复活。首先是奴隶制，“在无法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最高权力至上的情况下，如今的人们试图将最高权力建立在他人的生活之上。奴隶制风俗再次盛行”；其次是君主制，“君主原则通过民主程序变成了公务员制度和社会角色，成为肚皮向上漂浮的一条死鱼”。[15]只要是存在权力及其相关的等级制度，社会的本质在瓦纳格姆看来都如出一辙。所以，瓦纳格姆认为，人的“屈辱”“孤独”“痛苦”，丝毫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了丰富的物质条件而消失，它们只不过转换了形式，继续为权力服务。权力让交流（communication）不可能。瓦纳格姆是想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被权力中介化了，直接交流成为不可能。权力作为中介的异化力量被四个要素加强，它们是无所不在的消费物、交换原则、控制论和数量原则。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转向消费，这并不是瓦纳格姆的独创性，德波也反复强调这一点，景观本身就是消费物的景观。所以，那时有关消费社会的基本判定，应该在情境主义国际中达成共识。瓦纳格姆的独创性在于，他把消费物的特征称为专政（dictatorship），一语道破了其背后的权力元素。具体的阐述，瓦纳格姆如是说：“新型的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用以消费。当劳动者在强迫中不寻求晋升时，便被说服去购买物品（汽车、领带、文化用品等），而这些物品又将劳动者定位在社会等级上。”[16]消费物的专政之外，交换原则、控制量和数量原则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专政。例如，瓦纳格姆认为，那时刚刚兴起的控制论，“不过是超越各种不同统治的一种综合；这种统治实施在人身上，而且是统治的最高阶段”[17]。再如，他认为，“贸易交换的体制最终控制了人与其自身、人与其同类的日常关系。在整个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上进行统治的主宰，那就是数量”[18]。权力让实现（realization）不可能。瓦纳格姆想说的是，权力制造了诸多假象，让人只能存活（survive）于世，而不能真正地生活（life）。存活是瓦纳格姆用来形容经济社会中人们基本生活状态的术语，它区别于人们可以充分实现自我、参与现实和彼此交流的真正生活。这一论述社会虚幻表现的部分，充分体现出瓦纳格姆与德波思想的共同之处。景观作为关键词不断出现在文中，用以形容资本主义社会用消费控制消费者的手段：“景观是一座形象的博物馆，一座皮影戏仓库。也是一座实验剧院。作为消费者的人听凭刻板模式的条件约束（被动方面），根据刻板模式规范自己的不同行为（主动方面）。”[19]但是，瓦纳格姆的分析比德波的格言更具体、生动和富有逻辑。他没有将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骗术都归于景观之下，而是直接列出了骗术的种种形式，这些形式都在阻碍日常生活的人们实现真正的自我。瓦纳格姆列出的骗术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牺牲。它是指那些号召人们去奉献自我的口号，为了国家、事业和元首而牺牲的口号，都是权力的诱惑。第二是分离。这一点在《景观社会》中，德波具体指出了三种分离，即工人与产品的分离，生产者直接交往的分离，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分离。[20]相比德波从外部社会角度来讨论分离，瓦纳格姆更多地强调人在内部与自我的分离，这导致人无法真正实现自我。瓦纳格姆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给出了重建自我的途径——快乐的无限制的解放。这个途径当然有些浪漫主义色彩，充满理论的想象力。第三是外表的组织和角色。景观正是通过表演和图像组成的间接现实来欺骗观众，让直接的现实不可见。所有间接现实中的角色、刻板模式都通过认同的机制，牢牢控制住了人们的自我认识，让自我实现彻底不可能。最后是时间的诱惑。在这一点中，瓦格内姆语焉不详。他本意要论述资本主义的线性时间观念，掩盖了现时（present）的重要性，但因过多谈及宏大的生死问题，让人感觉他的写作还没有切入正题便在年龄与时间的关系中匆匆结束。接下来，瓦纳格姆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改变由权力构成的等级社会的策略问题，这正是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忽略的，而在《论学生生活的贫困》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或许德波认为，在以往的发表物中，有关日常生活革命的策略已经说得够多了，于是没有在《景观社会》中再重复。于是现在学界谈到的情境主义革命三大策略——漂移、异轨、构境，不是出现在《景观社会》一书，而是德波之前发表在各类杂志上的文章中。[21]所以，1967年的读者只有在瓦纳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可以读到一种尝试颠覆当时等级秩序的革命策略。他的革命策略先从重建主体性的三个概念出发，然后提出分别对应权力的三个否定性方面——交流、参与和实现。瓦纳格姆在尝试日常革命的策略时，思想似乎总是徘徊在个人主体性和集体性之间。他一方面极力地主张建立彻底的主体性（radical
sujectiveity）[22]，另一方面又时刻不忘强调由主体之间关系所组成的集体。如果说瓦纳格姆在这两者之间有何侧重，笔者认为，他通过赋予主体性以优先性，从而将自己的观点区别于集体性优先的无产阶级政权，以及现存的官僚和阶级社会，恰如他所说：“创造人类与社会统一体的意志，它并不是建立在集体虚构的基础上，而是从主体性出发。”[23]所以，瓦纳格姆试图告诉1967年的青年读者们，首先要做回自己。哪些要素能够保证青年们做回自己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创造性（creativity）、自发性（spontaneity）和诗意（poetry）。其中，目的是恢复主体的创造性，实现的渠道是自发性，行动的原则是诗意。首先是创造性。瓦纳格姆认同的创造性是指主体内在的绝对自由。在识破权力的骗术后，“自由不会不找出它的根源，即个人的创造性；不会不粗暴地拒绝自己只作为权力机构的许可之物，合法之物，可容忍之物，即权威的微笑。[24]。其次是自发性。对瓦纳格姆来说，自发性才是创造性的基础，因为它是主体创造性的最初阶段，“未在根源处受到腐蚀，也未受到操纵的威胁”[25]。这里的自发性，不得不让读者想到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强调的无意识和自动创作原则。事实确实如此，瓦纳格姆紧接着就引用了查拉（Tristan Tzara）的论述：“新兴的艺术家进行抗议，他不再绘画，而是直接创造。”[26]艺术最终还是来到了日常生活革命策略的中心地带。创造性和自发性的最直接体现，就在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创作中。因为创造性离不开自发性，瓦纳格姆又常常将两个词联合起来使用，称之为创造的自发性或自发的创造性。总之，这两个概念要想最终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需要依托诗意的实际行动。最后，诗意是什么？瓦纳格姆的回答有些让人费解：“是对创造的自发性的组织，是根据质的内在协调法则，对质的利用。”[27]那具体如何组织？什么又是“质”？如何利用？这些问题瓦纳格姆都没有及时解释清楚。他只是重申前卫艺术实践的一贯原则——融合艺术与生活。诗意便是一种实践，时刻透露出艺术意识，与具体诗歌无关，而是将反艺术的艺术原则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今后的艺术作品，就是对激情生活的构建”[28]。那些可以通过诗意的实践原则组织创造的自发性的主体，被瓦纳格姆称为“无奴隶的主人”，我们可以将这个主体理解为可以自我做主的个体。而当涉及这些主体从哪里产生时，瓦纳格姆又重复了卢卡奇论阶级意识的观点——只能从无产阶级中产生。注意，不同之处在于，这里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整体，而是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瓦纳格姆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摆荡从此开始，一方面是无奴隶的主人，一方面是革命的集体需要。他当然没有放弃集体的必要性，而是强调集体是可以反射成员主体性的镜像，在塑造无奴隶的主人时，他人必不可少。但这个集体并不是一般的无产阶政党，而是类似情境主义国际这样的小型集体。如果说创造性、自发性和诗意是个人成为无奴隶的主人的三个步骤，一直到诗意，无奴隶的主人才能走到社会组织方面，那么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交流（communication）和参与（participation）则是无奴隶的主人重建主体之间关系，重建日常生活的三位一体。瓦纳格姆的创新在于，他把德波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离，解释为主体及主体之间的自我实现、交流和参与的分离。[29]三者分离过后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果，例如只有自我实现，便会导致强权；只有强调交流，便会产生符号的假象——景观；一味地参与，会生产群体的幻象，实际上却会孤立所有人。情景主义国际一直强调卢卡奇的总体性意识，在瓦纳格姆的文本中，这种意识则变成三位一体，也可以说三元论。所以，要想摆脱分离的现状，就必须将自我实现、交流和参与进行综合。首先是自我实现的计划。瓦纳格姆每次讨论都是先揭示虚假方面，再提出解决之道。在自我实现中，他强调完强权是虚假的自我实现后，便开始重复在创造的自发性中讨论的主体性问题。新意在于，他承认存在众多主体性的同时，指认出存在一种根本的主体性，它是一种意志，是全面实现的意志：“所有不可减少的和独特的主体性都拥有共同的根基：通过改造世界达到自我实现的意志，体验一切感觉、经历和可能性的意志。”[30]主体性被瓦纳格姆解释为某种主观的意志，通过创造的激情来实现。当然，自发的创造性无法凭空达到自我实现，必须经由客观世界和他人来完成。所以，瓦纳格姆解释的主体性永远要面向他人的主体性，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拉康（Jacques Lacan）那里获知的主体间性。只不过拉康的主体间性更偏向他者权力带来的压制，在瓦纳格姆这里被称为对社会规定角色的认同，为了与对他人的认同相区别，他认为自我实现要做到“身份反射”：“通过认同，我们在众多角色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通过身份反射，我们在联合的主体性的统一体中，加强了我们个体可能性的财富。”[31]因为需要他者，需要在他者身上认识自我，而不是认同他者作为自我的模仿对象，瓦纳格姆才建立了自我实现、交流和参与的总体性关系。接着我们看看交流的计划。瓦纳格姆在这一部分解决的问题是，当具备根本主体性的主体们组成一个集体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回答是爱情。自我与他者之间，应当是一种扩展了的爱情关系。在爱情关系的反面，瓦纳格姆又一次重复了马克思和卢卡奇的观点，认为世界只存在物与物的关系，这是一种压迫关系。客体的唯一功能就是证明所有者的合法性。人与人之间只存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领导者与执行者，演员与观众的关系——这是瓦纳格姆看到的世界。解决的策略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来回摆荡：“通过他者，从而只爱自我；通过他者的爱情，从而被爱。”[32]爱情的功效如此神奇，依此逻辑，瓦纳格姆的主张是将爱情从私密状态上升到情境建构；扩大集体，增加有资格的伙伴，增加遇到爱情的几率；坚持快乐原则，这是自由的保障。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社会层面的问题。自我实现是个体，爱情是个体与他者，参与则是个体、他者与社会活动。瓦纳格姆的参与计划是游戏性的，这似乎又回到席勒的游戏说之中。两者都关注到游戏与自由的关系，但是瓦纳格姆显然不再局限于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以及物质满足之后主体过剩精力的发散。他的游戏观与作为前卫艺术的达达主义建立了联系，其中暗含了一个巧妙的过渡。先是儿童之间的游戏。瓦纳格姆认为，儿童之间的游戏既存在规则意识又去除了权威。可惜的是，在社会现实中，游戏被严格限制在了儿童之间。通过儿童游戏的社会现状，瓦纳格姆一下跳到了艺术领域。他认为，只有一个领域还坚持着游戏的本质，那就是艺术领域。然而，博物馆中的艺术不过是儿童游戏遭遇的重复，只有达达艺术才有了突破，才让“全面的游戏和日常生活的革命混同起来”[33]。瓦纳格姆的理想型社会是以游戏为标准建立起来的，其基本面目被概括为如下特征：“对于首领和一切等级的拒绝；对于牺牲的拒绝；对于角色的拒绝；真正自我实现的自由；透明的社会关系。”[34]至此，瓦纳格姆的这本著作已经很好地呈现出《论学生生活的贫困》《景观社会》希望达到的最终目标：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一个主体可以充分自我实现的社会。而这个目标只有通过批判等级社会，消除一切权力才能实现。
【注释】
[1] [法]弗朗索瓦·多斯. 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 第146页. 译文略有改动。
[2] [美]理查德·沃林.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M].董树宝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 第70页.
[3]情境主义国际人员变化较大，留下来的理论遗产几乎全部归功于德波。而实践遗产，因为其创作的反艺术倾向，很难有明确的呈现。有学者把新现实主义的几位成员如米莫·鲁特拉（Domenico
Rotella）、雷蒙德·海恩斯（Raymond
Hains）、雅各布·德·拉·威拉格尔（Jacques
de la Villegle），拉夫·鲁姆雷（Ralph Rumney）也算作其中。参见：皮力. 从行动到观念——晚期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转型研究[D]. 2010年, 中央美术学院,第48-54页.
[4] [英]安迪·梅里菲尔德. 居伊·德波[M]. 赵柔柔，崔晓红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23页.
[5]列斐伏尔在回忆中称，他和德波的亲密友谊持续了五年左右，但后来就是争论，结局非常糟糕。参见：[英]安迪·梅里菲尔德. 居伊·德波[M]. 赵柔柔，崔晓红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31页.
[6]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 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M].
Detroit: Black & Red, 2000, p.5.
[7]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 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M]. Detroit: Black & Red,
2000, p.25.
[8]对《景观社会》的文本解读，学者张一兵有专论，参见: 文本深度耕犁——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第二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77-145页.张一兵从双重颠倒逻辑、拜物教、时间和空间、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尝试清晰阐述德波埋下的理论密码，但却恰恰违反了作者反逻辑的写作初衷。这本著作应该碎片化地阅读，对其观点也应该进行碎片化的摘取。所以，笔者在此摘取了批判等级秩序的内容，认为这才是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在1968年前为人所接受的核心命题，而不是他那些对景观的抽象论述。
[9]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M].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Ken Knabb. Berkeley: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2014. p.v.
[10] [法]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凤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24-25页.
[11] [法]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凤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7页.
[12] [法]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凤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42-43页.
[13] [法]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凤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42-43页.
[14] [法]鲁尔·瓦纳格姆. 日常生活的革命[M]. 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45页.
[15][法]鲁尔·瓦纳格姆. 日常生活的革命[M]. 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6页.
[16] [法]鲁尔·瓦纳格姆. 日常生活的革命[M]. 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68页.
[17] [法]鲁尔·瓦纳格姆. 日常生活的革命[M]. 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81页.
[18] [法]鲁尔·瓦纳格姆. 日常生活的革命[M]. 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113页.
[19] [法]鲁尔·瓦纳格姆. 日常生活的革命[M]. 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113页.译文根据英文版本略作修改，参见：Raoul Vaneigem.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M].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imith. London: Rebel Press, 2001, p.128.
[20]张一兵认为只有最后一点才是德波的独创，指出了景观对闲暇时间的统治，参见：《文本的深度耕犁——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21]《情境主义国际》是其中一本重要杂志，德波之前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已刊载于中译本《景观社会》附录部分，参见：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165页。
[22]中译本将“subjective”译为“主观性”，但笔者认为“主观性”一词更容易让人与“客观性”的理性相对立，过多地联系到“感性”和“直觉”的含义，所以笔者改译为“主体性”，更加突出瓦纳格姆在使用该词时所强调的人的自由，自己能够彻底自我实现、摆脱权力控制的自由状态。
[23] [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09页.
[24] [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197页.
[25] [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200页.
[26] [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200页.
[27]译文根据英文版本略作修改，参见：Raoul Vaneigem.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M].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imith. London: Rebel
Press, 2001, p.199.
[28][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08页.
[29]德波强调的分离，除了在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外的分裂，实际上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异化和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参见: 文本深度耕犁——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第二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98-99页.
[30][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53页.
[31][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54页.
[32][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58页.
[33] [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65页.
[34][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66页.
《大众、体制、参与：前卫理论的范式转型》
王志亮/著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年6月
全书免费电子版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fjeFgEJotfcSWJJX-SjEQ 作者简介：王志亮，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美国匹兹堡大学建筑与艺术史系访问学者，现任职于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系。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艺术史、艺术批评，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当代美术史；先后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美术观察》《画刊》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话语与运动：20 世纪 80 年代美术史的两个关键词》（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年），《大众、体制、参与一一前卫理论的范式转向》（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 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各 1 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各 1 项，河北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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