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李新雨丨雅克 · 拉康，“父亲的罪名”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拜德雅图书工作室2023年的第6种新书、“拜德雅·人文档案”新品：《拉康：不顾一切》（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 著，李新雨 译）。

本书现已上架拜德雅微店进行预售。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前往微店预订。感恩大家的支持。

今天给大家推送译者李新雨老师为本书撰写的译后记。

父亲的罪名

严格地讲，卢迪内斯库的这部著作显然不能算得上一部“标准化”的传记。相较于她先前的那本经典大部头《拉康传》（下文简称“大传”），这本“小册子”（姑且称之为“小传”）虽然也遵循了一定的时间秩序，但并未由此将拉康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安排进那些更易理解的故事弧线；恰恰相反，她在这里的笔触不但更多凸显出“碎片化”的叙事风格，而且更多地夹带着“妄想化”的个人痕迹。因此，与其说这是卢迪内斯库全新版本的“拉康传记”，不如说它是作者个人版本的“拉康回忆录”。然而，本书又远不只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回忆录，因为其写作的素材乃是基于拉康档案的“在场”或“缺位”，而非基于作者本人的“回忆”或“追忆”。或许，就像拉康所谓的“垃圾出版物”一样，卢迪内斯库的这部著作也是无意供人阅读的，至少不是供人当作“传记”来阅读。毕竟，她在本书中援引了一句拉康的格言，从而暗示出她自己针对“传统传记精神”的隐秘性否认：“相对于一部著作的意义而言，传记总是次要性的。”那么，作者撰写这部著作的意义何在？难道它只是先前那部“大传”的缩略与重复？继而，又是什么让作者假借拉康的“父之名”而发出了“不顾一切”的呐喊？最后，本书的出版在法国精神分析学界乃至整个拉康派内部又激起了怎样的回响与震荡？在此，借由这篇后记，我想要针对这些在翻译过程中一度困惑我，或许在阅读过程中也将困惑读者的问题给出一些尝试性的回答，进而再针对本书所产生的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事后效果”展开一些分析性的评论。

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卢迪内斯库否认了传统传记之于拉康的价值，不过在她这里还存在着一个不可否认的元素，那就是她自己作为法国精神分析思想史家的“独特性”地位。身为学者，卢迪内斯库的特殊性便在于她的母亲珍妮·奥布里（Jenny Aubry，1903—1987）曾是与拉康同时代的一位精神分析家（其母早期曾接受过拉康的督导，并且在1953年法国精神分析界围绕“拉康问题”的第一次“大分裂”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角色），因而卢迪内斯库自幼便成长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王国，她经常能够与拉康本人进行一些私下的“内密性”接触，后来又受到拉康的邀请加入了他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至于在精神分析圈子的外部，她与一众法国思想大师（尤其是阿尔都塞与德里达等人）还始终保持着一些跨界的“外密性”交流。这些个人背景与智识资源不仅使她能够以“内部知情人士”的身份巧妙地穿行于拉康思想生活的内外，而且无形之中也给她成为“拉康传记作者”的身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她在这里的写作由于摒弃了传统传记所谓的“历史客观性”而显得不那么像是一部传记。

当然，就笼罩于卢迪内斯库著述中的传统传记精神而言，还存在着一个额外的限制性元素，那就是精神分析本身。鉴于拉康的个人档案所遭遇的种种“失窃”或“劫持”，乃至他的私人生活所诱发的种种“八卦”与“流言”，想要以传记的形式来呈现拉康的思想生活本来就是一项极其困难且高度复杂的技术性工作，尽管卢迪内斯库无疑也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但精神分析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她的传记式书写中引入了某种“断裂”。因为精神分析并不会把主体的“言在”看作某种能够在传记模式下呈现出意义的东西，它首先关注的是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结构的无意识，而主体则只不过是此种无意识的效果。套用拉康的话说，这个无意识既是我们“存在”的动力，又是一种“非存在”的坚持，即某种“非人”且“怪怖”的东西。此外，精神分析的目标通常也并非在于促进个体与其自身的“整合”或是对其自身的“理解”，就像某些心理治疗所鼓吹的那样，即便精神分析在主流话语中早已赢得了“谈话治疗”的称号，但治疗并非它的主要目标，因为精神分析的真正目标乃是让主体道出其自身无意识欲望的“真理”，从而以符合欲望真理的“行动”来介入实在界的不可能，只有当主体通过“穿越基本幻想”而瓦解了对其自身的“想象性误认”之时，这种无意识的真理才会以“并非全部”的方式从实在界中开显出来。就此而言，卢迪内斯库的这部著作便明显脱离了那种旨在以“想象性理解”来把握拉康生活的逻辑连贯的历史性叙事，反倒更像是她自己针对拉康思想的一种兼具回忆性和启发性的无意识渲染，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卢迪内斯库以扭结拉康的悖论来切分有关拉康之真理的分析性行动，是以面向实在界的激情来呈现“另一个拉康”的创伤化书写，更是朝向激进女性主义立场而迈进的“再来一次”。

众所周知，拉康自己就是一个反对偶像崇拜的“偶像式化身”，不管其本人愿意与否，他的形象早已被塑造成20世纪无法磨灭的一座“思想性神话”的丰碑。这一点在精神分析的领域内尤甚，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精神分析家们皆会不可避免地寻求某种认同性坐标的理想化参照来支撑其自身的实践，这就意味着：一旦我们把自身认同为一个“拉康派”，抑或认同为一个“反拉康派”，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拉康派意识形态”这个大他者的无意识牵引，乃至“拉康派精神分析”这个主人能指的无意识宰制。因此，在拉康派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内部，卢迪内斯库针对拉康的“去理想化”和“扒皮式爆料”便向来都是不受欢迎的，尤其是不受“正统”拉康派组织的欢迎。这便是为什么她会在本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她想要就自己作品遭受评论的方式进行某种“清算”。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像“不顾一切”这个选自《精神分析伦理学》研讨班的副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本书既是作者“不在自己欲望上让步”的一种激进化姿态，也是带有“安提戈涅式光辉”的一种自杀式行动，因为其本身就构成了某种具有解释性效力的“真理性事件”，而其“事后”所引发的爆炸性效果则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本书的出版恰逢2011年9月拉康逝世30周年之际，与其同时问世的还有拉康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的《拉康的生活》（La vie de Lacan），因而在两位作者之间便构成了一种剑拔弩张的镜像化张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皆将拉康视作自己在精神上的“父亲”，同时也都肩负着评估拉康精神分析之独特遗产的使命，何况他们还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拉康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另外在法国拉康派的圈子里，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们这般如此广泛地被思想界接受，或者也可以说是如此彻底地遭圈外人诋毁。就内容而言，他们的这两本“拉康回忆录”都聚焦于法国精神分析鼎盛时期的辉煌，乃至拉康本人呈现出的种种悖论，而且他们也都说明了拉康何以从根本上变革了法国思想文化的整个形态，以至于自1960年代以来的每一位欧陆思想家都被迫要顾及精神分析的文化影响力，也都难免要跟拉康来上一番思想性交战。可是，我们也不得不说，米勒更像是拉康的“抄经人”，他代表的是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象征性传统；而卢迪内斯库则更像是拉康的“守门人”，她宣称自己的这部著作是从“未经存放的档案”内部来言说的，从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从象征秩序中遭到排除的“实在界拉康”：这是“一个游走边缘的拉康、一个置身临界的拉康、一个不修边幅的拉康、一个因其‘语词新作’的痴狂而心荡神驰的拉康”。

事实上，早在1993年出版的“大传”里，卢迪内斯库就曾指出米勒把持拉康研讨班的版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而以米勒为首的正统拉康派阵营自然也毫不客气地向卢迪内斯库发起了反击，因为毕竟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米勒在编辑“拉康研讨班”的文本与阐释“拉康派方向”的教学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更何况他还是拉康思想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然而，围绕拉康逝世30周年的此番事件还是将两人之间早就存在的矛盾推向了极端白热化的境地，以至于竟有米勒派攻击卢迪内斯库是在“剽窃她自己”，甚至更是引发了精神分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无头公案”。与精神分析世界中以往那些司空见惯的“勾心斗角”和“唇枪舌剑”不同，这场思想纠纷并未通过学术领域内的公开辩论来解决，而是直接诉诸“对簿公堂”的法律审判。事件的导火索便是卢迪内斯库在本书最后一章里论及“拉康之死”的一句话：“尽管他也曾希望给自己举办一场天主教的葬礼，但他最终还是在没有任何仪式且只有亲人送别的情况下被埋进了吉特兰库尔墓园。”拉康的女儿朱迪斯·米勒并未直接阅读过卢迪内斯库的著作，她只是甫一听闻这则消息便顿觉自己遭到了“诽谤”，因为作为拉康晚年的“拐杖”，她丝毫不知从青少年时期便脱离家族天主教信仰的父亲竟有这样的“遗愿”。于是，她连同自己的丈夫米勒把卢迪内斯库告上了法庭，连带被告的还有瑟伊出版社的负责人奥利维耶·贝图尔内（Olivier Bétourné），此次事件也直接导致米勒把拉康研讨班的版权带离了自1966年起就是拉康御用出版商的瑟伊出版社。

诚然，这一事件的发酵也有其背景。在2011年9月，米勒就已经发觉自己遭到了“知识社团主义”的边缘化，他指责瑟伊出版社的贝图尔内在拉康逝世30周年之际故意将他排除在宣传活动之外。当时，巴黎高师举办了一场纪念拉康的学术盛会，由法国著名的学者也是拉康曾经的弟子凯瑟琳·克莱芒主持，活动邀请了一批公众知识分子在拉康曾经开设研讨班的“杜桑大厅”内诵读其研讨班的选段：阿兰·巴迪欧朗诵了拉康在《弗洛伊德的事物或回到弗洛伊德的意义》中模仿“真理”言说的著名辞段，卢迪内斯库与其伴侣贝图尔内则朗诵了《精神分析伦理学》中涉及安提戈涅的相关章节，参与活动的还有让-克劳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与弗朗索瓦·勒尼奥（François Regnault）等曾经参加过拉康研讨班的学界大佬，自然也少不了一大批拉康派的分析家们。现场的所有人都在屏息关注米勒是否会加入这些“拉康模仿者”的行列，待到午夜的钟声响起，以马拉美的“伊纪杜尔”的方式，米勒终于戏剧性地登场，在听众的一片哗然之下，他走上讲台，高举拳头说道：“今天有两个拉康，两个怒目相视的拉康，一个是死去的拉康，你们正在研究他的遗产，还有一个是活着的拉康，捣乱的拉康，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献给了他。倘若有人妄图从图书、报纸和杂志上抹掉我的名字……那么从今日起，我将捍卫我自己的名字。”接着，他便高声宣读了拉康1969年3月的研讨班《从一个大他者到小他者》中的一段极富政治意义的讲话：“我们从未在罗马见过这种事情！在那些地方，这是极其严肃的事情！我们从未见过某位执政官或护民官递交辞呈！严格地讲，这是无法想象的。它仅仅意味着权力在别处。”这期研讨班本身也影射了拉康学派内部在1969年围绕“通过”制度的内裂。

到了2011年11月，法国高等法院便正式受理了米勒家族针对卢迪内斯库与贝图尔内的指控。在法庭上，当时已是古稀之年的朱迪斯被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搀扶着，她的脸上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但内心深受着痛苦的折磨；米勒则被他的一群追随者簇拥着，嘴角上还挂着一抹轻蔑的微笑。据报道称，控方律师克里斯蒂安·夏里埃尔-布尔纳泽尔（Christian Charrière-Bournazel）明显没有做太多准备，他在席间双手插兜，像其委托人一样摆出了一种正义凛然和志在必得的姿态，他先是攻击卢迪内斯库是一名“冒名顶替者”，讽刺说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痴迷于一位“生前不曾对她有过丝毫感情”的作者，可她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拉康家族中的一员”，随后他又向法庭指证了卢迪内斯库与贝图尔内的“姘头”关系。最后，他在其总结陈词中引经据典地说道：“违背死者的意志是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而错误地指责他人犯下此等罪行便是诽谤，是针对他人名誉的攻击。”

相比之下，辩方律师乔治·基耶曼（Georges Kiejman）的总结陈词则显得相当冗长且博学，这位著名的大律师一口气罗列出百余项证据清单，其中包括其委托人学术出版物的详细目录，他先是声称米勒嫉妒卢迪内斯库的国际声誉和学术影响，讽刺说其《拉康的生活》只是仓促写就的一篇只有24页的小作文，完全无法与卢迪内斯库的著作相媲美，接着他又掉转矛头向朱迪斯发起了一场“野蛮”甚至“凶残”的分析：“非婚生子，你被认为是私生女，直到13岁才被冠以你父亲的姓名！你的一生都带着这个伤口活着！当你的父亲去世之时，你便组织了一场仓促的葬礼，没有通知任何人。从那时起，你便认定这个父亲是你的专属。”至于朱迪斯则始终保持坚忍，她的目光直视前方，除了扬起眉毛之外没有做出丝毫反应，而当法官提请她发言的时候，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言论自由并不授权什么都可以说。”好在卢迪内斯库也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深知自己虽然在学术上有权“渎神”，但是在法律上无权“诽谤”，也可能是因为她清楚自己已然在原告方的想象中处于“迫害者”的位置，以至于她的任何言论都只会加剧如此的想象……

不过，除了控辩双方持续近三个小时的激烈较量之外，在法庭上还是出现了两幕极端戏剧化的场景：第一幕场景是当卢迪内斯库的辩护律师基耶曼误将自己的委托人称呼为“拉康女士”的时候，这个弗洛伊德式的“口误”瞬间便引来了哄堂大笑，同时也引爆了米勒及其追随者的强烈愤懑，以至于法官不得不敲着象征“阳具”的小锤子大喊“肃静”；第二幕场景则涉及拉康遭人遗忘的另一个女儿西比尔·拉康，她是拉康第一段婚姻中最小的女儿，也是朱迪斯同父异母的姐姐。她当时就坐在第三排，如同一个闯入者那样，一提到拉康的葬礼便抽泣不止。据说朱迪斯与她之间没有任何眼神上的接触，当基耶曼向法庭陈述西比尔要比朱迪斯年长“三个月”的时候，她突然起身叫道“是八个月”，而正当她忍不住向法官亮明身份并想要发言的时候，却因没有作为证人被传唤而遭到禁止。后来，她回忆说这场审判的核心问题遭到了压抑，正如她自己曾在书里写道的那样：“我父亲的葬礼是一场双重的灾难。朱迪斯利用了我的迟钝，她独自一人就私下决定了这场葬礼。这场‘葬礼绑架’是事后才在媒体上被报道出来的，而我也不得不忍受由雅克-阿兰·米勒所创建的弗洛伊德事业学派的压力。针对我们父亲拉康的死后挪用就这样开始了。”尽管西比尔的发言在法庭上遭到了禁止，但她的眼泪清楚地表明，就像卢迪内斯库所冷静地指出的那样，传记作者与历史学家总是会面对一个家族的悲剧，乃至一个宗族朝向另一宗族的仇恨。

最后，法院在一审判决中以“卢迪内斯库女士在其措辞上缺乏严谨性”为由而裁定原告方胜诉，并责令被告方向米勒家族支付1欧元的精神损失费——是的，你们没有看错，就是1欧元，多么具有象征性的胜利！但是，这场官司非但并未就此打住，反而还出现了接二连三的戏剧性转折：先是卢迪内斯库与贝图尔内提起了上诉，二审判决在2014年9月推翻了一审的结论，判定卢迪内斯库的言论并非针对朱迪斯·米勒的诽谤；继而，米勒家族又再度提起了上诉，但2016年2月的三审判决维持了二审的结论，再次确认卢迪内斯库的言论并未“损害米勒夫人的名誉”。一波三折，这场旷日持久的“拉康派内战”终于画上了句号，该案目前已成为法国“新闻法”和“记忆法”的教科书式案例。然而，我们在此必须指出，卢迪内斯库书中涉嫌“诽谤”的那句话使用的是法语语法上的“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imparfait du subjonctif），可就是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虚拟语气”，竟然战胜了“主体性的不完美”（imparfait du subjectif），从而引出了拉康家族的“真相”与他自己身为父亲的“罪名”。伴随这场官司，西比尔·拉康在2013年11月8日因严重的忧郁症而自杀身亡，至于朱迪斯·米勒也在2017年12月6日因病逝世。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拉康的“家务事”也不例外。鉴于“家庭场景”向来都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关注，就像卢迪内斯库在本书第5章所指出的那样，或许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针对这场“拉康式审判”提供一种超出法律框架之外的精神分析式解读。实际上，就拉康的传记而言，但凡诉诸拉康这位“父亲的名义”并且遭遇父亲这个“空洞的中心”，任何作者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捕获进“法律”的象征性维度。但是，严格地讲，这场审判中的四位诉讼当事人远非只是法律上的实体，他们更是循环在拉康“话语公式”中的四个元素：米勒作为拉康的“合法执行人”处于“主人能指”（S₁）的位置；瑟伊出版社的负责人贝图尔内代表拉康的“御用出版社”处于“知识能指”（S₂）的位置；朱迪斯以“拉康女儿”的身份处于“画杠主体”（$）的位置；卢迪内斯库则以“传记作者”的身份处于“剩余享乐”（a）的位置。由此而言，当这四个元素在“话语结构”中分别占据了具有主导性的“动因”位置的时候，这四位当事人便相应地搬演了拉康的“四大话语”：由米勒所体现的“主人话语”，由贝图尔内所代表的“大学话语”，由朱迪斯所化身的“癔症话语”，以及由卢迪内斯库所发起的“分析家话语”。

尽管拉康的“四大话语”允许我们在法律的范围之外，就这场审判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解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这场围绕“拉康之死”的无头公案则更是牵出了“三大激情”的主题。如果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拉康所谓的三种“激情妄想”来理解在法庭上由他的传记作者与他的两个女儿之间所构成的戏剧性张力。实际上，只有当我们在弗洛伊德关于《三个匣子的主题》的分析脉络上来阐释这三种激情之时，此种戏剧性的冲突才会呈现出其悲剧性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考察了一个男人在三个女人之间做出选择的各种文学性主题和神话性变体，他还尤其指出了其中“沉默”的女人如何代表着“死亡”的意义。这第三个女人，就像李尔王的小女儿“考狄利娅”那样，尽管并未分享其父亲的王国，但是父亲对她的否定和忽视最终招致了其王国的毁灭乃至其自身名义和遗产的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康也像莎翁笔下的李尔王那样面临着在他的三个女儿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他把自己王国中的“物质宝藏”即其研讨班的版权留给了他最疼爱的“独女”朱迪斯和他的乘龙快婿；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洛伦斯·巴塔耶（Laurence Bataille）则继承了他的“精神衣钵”，成了一名杰出的精神分析家；至于被他遗忘的“弃女”西比尔则明显承载了他在其个人分析和婚姻生活中无法处理的“症状残余”。不过，与李尔王不同的是，拉康的三个女儿都是在他逝世之后才为“父亲的名义”献上各自的颂词。根据卢迪内斯库的说法，拉康的女儿们在其理论建构的背景上都具有着极其重要性的影响，例如其“父名”概念的提出便与朱迪斯无法被冠以他自己的姓氏直接相关。事实上，他的这三个女儿都曾分别发表过一部私人版本的“拉康传记”：朱迪斯·米勒在1990年出版的《拉康相册：我的父亲的面庞》（Album Jacques Lacan: Visages de mon père，下文简称《相册》），西比尔·拉康在1993年出版的《一个父亲：拼图》（Un père: puzzle，下文简称《拼图》），以及洛伦斯·巴塔耶在1987年出版的《梦脐：论精神分析的实践》（L’Ombilic du rêve: D’une pratique de la psychanalyse，下文简称《梦脐》）。就其本质而言，这三本传记皆以“非全”的方式构成了有关拉康的真理之“半说”，而它们恰好也在话语的层面上对应着拉康所谓的三种“存在性激情”（爱、恨与无知），至于第四项则是“死亡的父亲”（拉康自己）。

对拉康而言，话语恰好建立在这三种“根本性激情”的基础之上，其中的每一种“激情”都只是扭结了拉康三界中的两个辖域，这就意味着第三个辖域总是以“缺位”来标记的。我在这里之所以会把拉康的“三大激情”与偏执狂的“妄想”关联起来，是因为它们都是针对某个缺位性秩序的存在性填补，而且就本书所涉的“历史”问题而言，就像弗洛伊德在标志着其晚年思想转折的《分析中的建构》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不但主体无法回忆的被压抑之物需要以“妄想”来建构，而且所谓的“历史真相”也只能是一种妄想性建构，正是这一点致使拉康说出“真理具有虚构的结构”。事实上，早在拉康的第一期研讨班《论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当中，他就已然阐明了这三种“激情”如何与三种“虚无”的形象相联系：

根据我们对其设想的方式，这个现实中的洞就是所谓的存在或虚无。这个存在和这个虚无在本质上皆联系着言语的现象。正是在这个存在的维度之中，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三分才得以定位，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范畴，我们便无法从我们的经验中区分出任何东西。

但就虚无而言则并非如此，毫无疑问，存在着三种虚无。这里必定存在着一种最小的法则，几何学在这里只是化身了此种法则，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在这个现实的层面上，你们拆除了在第三个维度上被引入的某个环节，那么你们便永远只能使用至少两个环节来建构某种稳固性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图式能够让你们意识到如下的东西——只有在存在的层面上，而非在现实的层面上，这三种根本性激情才得以被写入：在象征界与想象界的交界处是爱，在想象界与实在界的交界处是恨，在实在界与象征界的交界处是无知。（S1，271）

换言之，如果“存在是一”，那么“虚无有三”。在这段话中，拉康明显是在援引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就“存在”与“非存在”所作出的著名区分，不过他在这里又从“非存在”中给三种“存在性激情”指派了三种“虚无的形象”，这里的“虚无”指的便是“缺位的界域”。后来，在其著名的《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一文中，他在阐述“欲望辩证法”的时候又再度将这三种“虚无的形象”与“存在的缺失”（manque à être）相联系，从而也在“要求”的层面上重新定位了他的三大激情：

欲望产生于超越要求之外的地方，因为通过将主体的生活链接于它的种种条件，要求便从主体的生活中删除了需要，但是欲望也在要求之中挖出了空洞，因为对于在场和缺位的无条件的要求在三种虚无的形象之下唤起了存在的缺失，而这三种虚无的形象就构成了爱的要求、否认〔小〕他者存在的恨的要求，以及在其寻求中无法言说的无知的要求的基础……欲望作为绝对的条件而得到了肯定。（E，629）

由此，按照拉康晚年的“博罗米结”的拓扑学模型，我们便可以将“贪爱妄想”定位于象征界与想象界的交界（写作S/I），将“嗔恨妄想”定位于想象界与实在界的交界（写作I/R），而将“无知妄想”定位于实在界与象征界的交界（写作R/S）。借由这三种妄想性的激情，我们便可以说，拉康三个女儿的“传记”皆以不同的面相呈现出相对于“死亡的父亲”而存在的三种“虚无的形象”，其中朱迪斯的《相册》是以“贪爱妄想”对“实在界缺位”的礼赞（-R），西比尔的《拼图》是以“嗔恨妄想”对“象征界缺位”的报复（-S），洛伦斯的《梦脐》则是以“无知妄想”对“想象界缺位”的觉悟（-I）。

限于篇幅，我很难在这里仅凭三言两语就简明扼要地阐明：我们如何从这三部“私人传记”的内容上，推导出拉康的三个女儿相对于“父名的空洞”所占据的妄想性位置，因为朱迪斯的《相册》与西比尔的《拼图》在描绘拉康形象上所呈现出的“爱恨交织”（hainamoration）也把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或许，等到本书在国内正式出版之后，我也可以另找机会来专门探讨拉康父女之间无法辩证的这一部分内容。就目前而言，我仅仅想要指出，洛伦斯的《梦脐》作为一部隐含着“自我分析”的精神分析技术性著作，无疑清晰地阐明了“无知的激情”何以定位了分析家的位置。实际上，这种妄想性的激情也同样定义了卢迪内斯库在拉康家族的悲剧中所处的位置。无论在“大传”还是在“小传”中，卢迪内斯库都将拉康的形象描绘成了一个极具悖论性的悲剧式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越是书写拉康，拉康在她的笔下就会变得越发难以书写，越发难以捉摸，也会越发被包裹上一层又一层神秘性的“光晕”。就本书而言，卢迪内斯库甚至还拟出了一份“虚构性”和“幻想性”的拉康档案，她将其称为拉康的“伟大清单”，其中囊括的都是一些再也无法寻觅其踪迹的“丧失的原物”，因为拉康遗产中最具价值性的部分已被他的子女们瓜分一空，至于他的大部分藏书和藏品则都已下落不明，尤其是被人从拍卖场上抢回来当礼物送人又遭人嫌弃而被丢到天台上消失不见的拉康的躺椅！就此而言，卢迪内斯库的这本“小传”在某种程度上很类似于洛伦斯的《梦脐》，因为它也指向了那个不可化约的深渊般的“脐点”，换句话说，她们两人的“传记”皆是从分析家的位置（a）来书写的。在洛伦斯的书里，她把自己的“梦脐”联系于其父乔治·巴塔耶的模糊性形象与其母西尔维娅·巴塔耶的压迫性形象，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拉康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象征性角色。巴塔耶在洛伦斯幼年的时候便抛弃了她，父亲的位置在当时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精神病的触发性因素，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妻女连同自己在里尔大街3号的公寓一并转手奉送给了拉康这个“好朋友”。对此，洛伦斯在她的书里回忆道：“我的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便离开了家。我偶尔也会见到他，但我对他没有丝毫的感情。即便他在一年前的去世也让我无动于衷。”这里的“无动于衷”恰好“镜映”出其“实在性父亲”巴塔耶对待自己家庭的态度，而通过在其“象征性父亲”拉康的影响下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家，洛伦斯也让自己处在了这种“无动于衷”的位置上，因为分析家必须是一面“空白的镜子”，这个空洞的位置或许也是她自己以拉康式的颠倒来返回其父亲信息的方式，而这个想象性的“空洞”也使她陷入了一场至死方休的“无尽分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洛伦斯在1960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曾因反殖民主义的激进政治立场而被关进了监狱；同年，拉康便在其《精神分析伦理学》的研讨班上讲到了安提戈涅的“不顾一切”的悲剧，这期著名的研讨班其实也是拉康献给自己养女的颂歌。在本书中，卢迪内斯库也特别凸显了两个形象：一个是库尔贝的画作《世界的起源》，另一个是“安提戈涅的光辉”。这两个形象都直接切中了从实在界中奔涌而出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他那些企图把拉康摆在“大他者”的位置上来充当“真理的担保”的拉康派论著不同，卢迪内斯库在这里反而是把“拉康的真理”制作成了那个“大他者中缺失的能指”，写作S（A/）【微信推文编按：此处画杠A无法输入，姑且这样呈现，书中是准确的】，即“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因此，在我来看，她的这本“小传”也是在以“无知妄想”来拥抱“父名空洞”的圣状化增补。如果从拉康的“三大激情”及其隐含的妄想性维度来看待前述那场“审判”，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场“战争”中的四个男人（即米勒、贝图尔内与双方的律师）皆只不过是代理性的配角，而其真正的四位主角则是三个女儿的命运与一位“父亲的罪名”。

本书的翻译是我在西安新冠疫情的魔幻时期完成的，因而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便是拉康在卢迪内斯库笔下的那股面向实在界的激情。在“封城隔离”期间，除了操心日常生活的继续和关注疫情发展的动态外，我还特别查阅了一些有关“新冠病毒”的拉康派言论，不得不说这场“瘟疫”既是我们当代社会“文明中的不满”，也是资本主义症状在实在界中的返回，即便对精神分析的“神话性瘟疫”而言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现实性挑战。除此之外，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也深深地感慨于卢迪内斯库所谓的“抑郁社会”，并且深深地哀叹于精神分析在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拥有如拉康这般的“小丑式英雄”。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父性的衰落，神经症的“俄狄浦斯时代”早已落下帷幕，作为精神分析家，我们如今更多面对的是精神病的“安提戈涅时代”，诸如“自恋犬儒化”“推向同质化”与“精神分裂化”等文明化的症状都是这个“时代精神”的特征，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回到拉康”的同时，也要“超越拉康”来重新反思精神分析的历史并再度发明精神分析的实践，或许就像卢迪内斯库所言，毕竟“拉康已死”，唯一能够让其遗产保持鲜活的方式便是不忠实于他，而这势必也将要求我们付出“不顾一切”的伦理性代价！

在本文结尾，我想要首先感谢我的前辈吴琼教授与我的好友王晨阳博士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邀请为本书撰写推荐序言：吴琼老师的那部鸿篇巨著《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也是在2011年出版的，他在该书上卷里大量参考了卢迪内斯库的《法国精神分析史：百年大战》，从而为我们了解拉康思想的制度性背景和政治性意涵提供了绝佳的坐标；而王晨阳则是2020年出版的中文版《拉康传》的译者，他的《时间之间的主体性：拉康著作中的时间概念探究》一书在国际拉康研究领域中享有盛誉。可以说，他们两人在国内学界对于卢迪内斯库的著作都是最有发言权的，相信他们的精彩序言和深刻见解也一定会为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此外，我还翻译了意大利著名精神分析家兼哲学家塞尔吉奥·本韦努托的一篇书评以飨读者，他早年曾在巴黎参加过拉康的研讨班，目前也是《欧洲精神分析期刊》的主编，经常从精神分析的立场与阿甘本和南希等当代哲学家展开思想性对话，希望他的这篇评论也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兼具分析性和哲学性的参照。……最后，我还想要再就本书的翻译谈上几句，尽管我先前也曾出版过几本译作，但本书是我尝试直接从法语来完整翻译的第一部著作，对我个人而言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这部作品也明显不同于我以往习惯翻译的那些理论性文献，因为它的风格更具历史的故事性，也更具文学的趣味性。至于翻译的过程则是断断续续的，除了像卢迪内斯库那样动辄就遭到拉康的“新词”所劫持之外，我还遇到了大量不熟悉的历史人名与背景知识。因而，为了填补这些断裂和空白，我在文本中额外添加了一些琐碎的注释，希望能够对不了解这些信息的读者有所帮助，也烦请读者原谅我在这里以赌徒“加注”的形式对欠下拉康的债务所施加的“报复”。另外，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和准确性，我还特别参考了格雷戈里·艾略特（Gregory Eilliot）的英文译本，他是当代的激进政治哲学家，也是著名的阿尔都塞研究者。至于翻译中难免的错漏之处，谨希望读者可以多多包涵，也期待方家不吝指正。翻译拉康是我的“症状”，然而我也企盼自己可以持续地“发病”，用更多的产出来回报我所热爱的精神分析事业，也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精神分析同行者得以“享受你的拉康”。这个剩余的享乐，也是我的“不顾一切”！

2022年秋于南京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