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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和日本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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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忠太（右一）、松本吉雄与田边泰

于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前合影

6月7日，

云冈石窟的发现与研究图片巡展，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展。

这是云冈石窟时隔5年再次“出访”海外。

本次图片展，

介绍了云冈石窟的基本概况和地理位置，

以及百年来，

国际学者和中国学者对云冈石窟的调查与研究。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

专门在早稻田大学作专题讲座：

《云冈石窟的发现与研究》

云冈石窟与日本的“渊源”由来已久。

1902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为调查中国辽金时期的建筑，从北京前往大同时偶然造访云冈石窟。他在发表于1902年的《北清建筑调查报告》中根据云冈石窟第6窟内的泰昌元年(1620年)碑文记载，指出石窟雕像应为北魏时期的遗存，此后其发表的相关著作引起世人对云冈石窟的关注。

1938年至1944年间，日本组织由摄影、测绘、墨拓、录文等各方面人员组成的调查班子，对云冈石窟展开七次调查。陆续出版《云冈石佛群》《大同云冈石窟》《大同石佛艺术论》《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等调查研究成果。

▲云冈石窟

早稻田大学的学者对云冈石窟也有专门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者吉村怜多年来对东亚佛教美术相关研究论文共分三部，其中第三部分对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上一次与云冈石窟相关的国外展览是在2018年，彼时云冈石窟在美国纽约石溪大学参加“数字视野下的佛教文化与艺术展览”，第18窟单人VR展示系统参展，那是“数字云冈”成果第一次在海外展出。

▲早稻田大学

图源：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会

云冈石窟和日本的渊源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凿于北魏都平城时期，是由皇室和高僧经营的国家石窟大寺。云冈石窟开创了中原地区石窟寺雕凿的先河，在中国石窟寺雕塑艺术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宿白先生评价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

正因为如此，这座佛教艺术圣地在二十世纪初便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到云冈石窟进行了考察，并意识到云冈石窟的重要性，同年发表了云冈考察报告：《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和《支那山西雲岡の石窟寺》。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从1907年开始，陆续调查了云冈、龙门、巩县和山东济南石窟造像，于1915年在巴黎出版了《北中国考古图录》，其中有关云冈石窟的图版是最早的一批图像资料。1925年，瑞典学者喜龙仁编著的《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一书，以及1926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编撰的大型图录《支那仏教史蹟》（第二辑），都著录了有关云冈石窟的图版。

云冈石窟和日本的渊源崇真艺客

▲伊东忠太

▲图片出自：伊东忠太《野帐》

然而，真正对云冈石窟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则是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学者所进行的全面调查、记录及实测工作，并辅以小范围发掘。

这项工作从1938年一直持续到1944年，日本学者调查了云冈石窟大大小小的所有洞窟，对其进行实地测量，并拍摄照片、制作拓片。另外还发掘了石窟前面和周边的部分建筑遗址，试图厘清寺院的整体景观。

在这7年时间里，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包括照片、拓片和手绘的实测图。仅照片一项，目前保存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就包括大型玻璃底版（164毫米×120毫米）4037张、小型玻璃底版476张、120胶卷底片3666张、35毫米胶卷底片3385张，总计11564张，以及水野清一在1938年用16毫米电影胶卷拍摄的2卷计35分钟的影像记录。所有这些，都为以后大型考古报告的出版奠定了充足的资料基础。

云冈石窟和日本的渊源崇真艺客 ▲水野清一

▲1940年，日本学者在云冈石窟调查

图源：长广敏雄《云冈日记》

但是，日本学者的这项长期调查工作，正值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他们能够在云冈石窟如此不受限制地工作，和当地被日军占领和控制，以及受到日本当局和殖民机构的资助有直接的关系。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二学者在报告的序言中写到：“昭和十三年（1938），因大同方面的社会秩序已基本稳定……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调查。昭和十四年（1939）从外务省获得特别研究费，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也资助了部分调查费用……昭和十八年（1943）大同煤炭株式会社也开始资助一部分调查经费。昭和二十年（1945），战火蔓延至日本近旁，没有机会再赴中国大陆。”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这些日本学者可能并非有意为日本当局的侵略政策服务，长广敏雄曾一度因其左倾思想而被禁止离开日本赴云冈调查，调查团的有些日方队员也在期间被强征当兵，死于战场，同样成为战争的受害者。但就调查工作本身而言，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云冈石窟和日本的渊源崇真艺客

▲考察响堂山石窟途中的长广敏雄（左）和水野清一（右）

▲1939年，日本学者在云冈石窟调查

图源：长广敏雄《云冈日记》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云冈石窟的调查工作也基本停止。调查团员带着获取的大量资料回到日本。在日本战后百业凋敝，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二位学者随即着手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工作。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于1951年至1956年陆续刊布了16卷32册的大型考古学报告《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国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学的調査報告》。

战后日本不再占有在中国进行实测调查的便利，开始由实地研究转为对战前各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以及佛教传播视阈下的云冈石窟研究。佛塔形状、莲花纹样、藻井装饰、柱头样式、华盖形式、斗拱构造等，都是这段时期研究的热点。佛教的东渐、南北朝的佛教发展、北魏的灭佛兴佛、佛经的图像表现等，云冈石窟作为这些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受到重视，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视野更加广阔，审视角度也更加多样。

▲2000年宿白先生在云冈

二十世纪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日学者关于云冈分期的一场学术大讨论。宿白、长广敏雄、丁明夷等考古学者，跨越国别，历经多年，从各自角度出发，论证云冈石窟的分期，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这场学术大讨论，刺激中国的云冈研究实现了大跨步进展。近年来，吉村怜、小山满、八木春生、冈村秀典、石松日奈子等学者，利用庞大的石窟图像数据和先进的考古技术分析，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更加专注且深入，与中国学界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尤其是京都大学对战前考古资料的数字化公开工作逐步推进，世界信息共享迅速，国际汉学研究推动下的云冈石窟研究更加具有世界化、现代化特征。日本，以前是云冈石窟研究的重镇，现在其眼光放置在东亚、中亚、丝路佛教考古等大格局中，对云冈石窟研究视野转换发挥着引领作用。

以上文字综合自：

1、六十年后的再现与完璧——大型考古调查报告《云冈石窟》的前世和今生，贾昌明，中国文物报，2016.08.09；

2、云冈石窟与日本，张希、霍耀林，东亚论堂，2020.8.29。

日本学者镜头中的云冈

1938年～1944年

水野清一拍摄的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