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荐文 | 杨云鬯：论成为又没有完全成为——从李燎个展“老婆去创业了”谈起

论成为又没有完全成为

——从李燎个展“老婆去创业了”谈起

撰文 | 杨云鬯

“老婆去创业了”是湖北生长、定居深圳的艺术家李燎今年3月在坪山美术馆举办的个展。该展览为“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的第六个展览，也是艺术家本人的首个美术馆个展。

在我离开北京前往深圳坪山美术馆参加李燎的个展“老婆去创业了”开幕论坛以前，一位策展人朋友曾跟我这么形容李燎：“一个彻头彻尾的观念艺术家、自我放逐式地在艺术中进行社会批判，有着根本上反艺术的艺术执着。”看过展览又在论坛上聊完以后，我基本认可了我的这位朋友对艺术家的评价，但总有种犹豫不定的感受。这样的感受驱使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程度”而非“性质”的问题：李燎以“自我放逐”为方法进行的社会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此次展览中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还沿用了这种“自我放逐”的方法？取消“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边界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反艺术”的实践？

展览现场

这篇短文将围绕着这些关于“程度”的问题展开。

以“程度”为前提发问，代表了一种意见的保留。这种保留来源于我双重身份——作为艺术工作者和作为人类学工作者——之间的矛盾。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认可我那位朋友对李燎的看法。一直以来，李燎的创作集聚了当代艺术那些最好的品质。它们总在打破着什么：打破日常生活和美术馆的边界，打破传统家庭关系中的社会角色与权力间的绑定，打破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分野——用一种戏谑的态度和方式。它们具备着某种恰到好处的强度：无论是教刚出生的女儿说出“艺术是真空”，还是用中产阶级的标准规训自己的身体和行动，这些行为的强度大概处在让一般人感觉努努力自己也能做到，但往往不会真的像艺术家那样认真去实践之间，从不会滑向行为艺术中常被人诟病的流于肤浅或无底线猎奇，因而反倒让人更能进行程度不一的体认和想象。最重要的是，李燎的创作经常关心着具体的社会议题，而且他向来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去“成为”具体社会场域中的“他者”：从他最为人所知的在富士康工厂流水线打工45天为自己买一台该工厂生产的iPad，到这次展览中他用送外卖六个月赚到的钱还掉了一期房贷，均是如此。

展览现场

“老婆去创业了”充分体现了李燎长期的艺术创作中这些珍贵的品质。在被改造成深圳路面的美术馆地面上错落分布着艺术家当外卖员期间取材自其日常生活中或诗意或戏剧时刻的作品。被电动车不断剐蹭留下痕迹的石墩、为了方便取外卖而被划开口子的铁丝网、每天出车时哼唱《女儿情》的录像跟高峰期不断喊人“借过”的录像被并置在一起、挂满了被遗落的小票的外卖箱在观众走近时会自动开启、会转动的马路上的不锈钢护栏、用电动车溅起的泥水去“弄脏”天上的云……这些装置和录像是艺术家李燎对外卖员李燎的日常生活漫不经心却又丝丝入扣的截取，民间的智慧和众生的忙乱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神来之笔”。与此同时，巨幅摄影作品《劳动摄影——手臂》、直观展示外卖员工作场景的录像《工作小品》、表现外卖派单平台算法权力的LED屏幕装置《系统》以及由电动摩托车、工作服、头盔、各种表格和票据一字排开所组成的本次展览的核心作品《劳动》，则更加集中体现了劳动的身体与平台资本主义之间的博弈。

《马路石墩》，玻璃缸，轴承，24cm×50cm×12，2022

工作小品，单频道录像（高清，彩色，有声），2022

此外，“老婆去创业了”作为展览的名字不能只点出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源起，即李燎的妻子杨隽要辞掉高薪稳定的设计总监的职位去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于是这个背负着深圳高额房贷和高昂生活成本的家庭的成员分工必须调整，作为“家庭煮夫”的李燎必须承担起更多的经济责任。在展览中，杨隽的形象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展现的是她右腿膝盖磕碰到路边石墩的树脂模型，而这次磕碰主要是李燎骑电动车带她时不够小心所致。杨隽这一形象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分割展厅的垂直墙体背面（有三到四层楼高）所悬挂的180件衣服，它们是杨隽创业以来所有的产品。杨隽的第三次出现是在李燎的作品《每天八件事》中。2016年，李燎通过杨隽得知后者的老板成为“成功人士”的秘诀就是做好每天给自己规定要做的八件事情。于是，他也从那时开始每天规定自己要做八件事，这个习惯也在杨隽2021年8月底辞职后结束。

杨隽，180件衣服，2022

在我看来，杨隽的这三次出现是李燎对于“老婆去创业了”这一事件的补充书写。他重构了磕膝盖的场景，是因为杨隽曾再三叮嘱她的膝盖受过伤，所以被磕到后“很生气”。这反映的是漫长婚姻关系里寄居在平淡中的戏剧性——妻子的叮嘱化作丈夫的耳旁风，最终导致家庭矛盾。而无论是杨隽的服装作品还是她跟李燎所说的“每天做八件事”，则都在表现妻子对于丈夫的生活和行为所能给予的直接影响。事实上，这些影响在展厅中的呈现如此显著，这些作品对杨隽分别作为创业者、高级员工以及妻子的多重身份的指向性又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断地思考这个展览作为李燎和杨隽的双个展是否更加成立。

《劳动》局部，文献（电动摩托车，工服，头盔，表格，票据），整体尺寸可变，2022

行文至此，我已然谈完了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对于李燎的这次个展及其创作的看法。它们大多比较积极，那是因为单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李燎的实践已然达到了一种形式意义上的自恰。然而，我始终没有谈到文章开篇所提到的“意见保留”——因为它来自于我的人类学家身份，稍有不慎便会演化为傲慢的说教，尽管它的目的地并不是人类学层面的讨论。“老婆去创业了”这个展览是艺术家选择在某一时间段内“成为”外卖员并以此作为创作方法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以及导向结果的过程体现的是他对平台算法、借贷消费（用李燎自己的话来说是“通过杠杆买的房”）乃至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质疑。然而，李燎为何选择去“成为”了一个外卖员而不是别的体力劳动者？或者问得再尖锐一些，李燎何以能够“成为”一个外卖员，并且在这基础之上的创作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当他在“打边炉”最近一篇自述中声称自己通过长时间、不取巧的体力劳动和对外卖员生活的模拟来经历外卖员的真实却又永远无法“成为”他们时，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此中的模棱两可？

《晴天娃娃》，铁丝网，对讲机，整体尺寸可变，2022

这样的提问看似把讨论引向了艺术家与社会现实发生关系时的伦理选择，而这种伦理问题的确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被反复强调。或许有读者在此会误以为我是在用人类学的伦理标准要求艺术家，甚或是期待艺术家像个人类学家一样在某个公开场合阐明自己的伦理考量乃至发表自己的伦理守则。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诚然，我不否认这种伦理考量的论调来源于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对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的反思传统。然而，我也深知艺术家在与社会和个体肉搏，甚至他们在声称自己“做田野”时并不是在说自己要遵循一种人类学的学科范式。毋宁说，一个艺术家声称自己的创作是人类学的，就像一个人类学家天真地认为具有诗意表述的民族志等同于艺术本身一样可疑。

歇息，单频道录像（4K，彩色，有声），2022

因此，我所进行质疑的是李燎如何处理他跟外卖员这个身份之间的关系。在观看《劳动》这件作品时，我依次走过了工服、外卖单、地图记录、健康证明等一系列与外卖员这份灵活职业相关的“物证”，它们令我得以“体验”到了艺术家“作为外卖员”的日常生活，直到那份房产证复印件将我重新抽离出来。我当然不是在说艺术家不该有买房子和还贷款的能力，但那一瞬间的抽离的确给我带了一些感触：如果站在这件作品前的就是一位外卖员，他/她对这张深圳南山区的房产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说我动容于李燎一定要采取体力劳动来偿还杠杆借贷的这种“不取巧”所形成的社会批判，那么又是什么保障了艺术家能够维持这种“不取巧”的创作？换言之，当批判的姿态源于其所批判之物，批判本身还具有多少有效性？如果非要说这种质疑跟人类学有什么关系，那大概就是李燎与外卖员这个身份之间的那种“成为”或“扮演”关系其实很有限。接近他者却永远无法成为他者的自我认知注定了李燎与快递员这个角色之间只能存在一种“描述”或“表征”的关系，这跟人类学家面对他们要去表征的对象时面对的困窘并无二致。面对着表征本身所面对的存在论危机——这个复杂的表述为的是与人类学学科内部的那场“表征危机”区分开来——人类学家开始尝试对其他的行动者们进行“去对象化”的工作。尽管这样的工作在实际操作层面并不容易，有效性也有待检验，但它或许能为当代艺术如何与社会现实互动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不知道 20220922，单频道录像（4K，彩色，有声），2022

最后，我想结合自身的经历谈谈自己如何理解李燎的创作和现实的关系。2017年，我在某机器学习领域的龙头互联网企业旗下的摄影社区做田野调查，当时这个社区的创始人跟我闲聊时谈到，人工智能在大量的强化学习后或许可以像人一样交流，但艺术会是它们难以攻破的关卡。很快，我看到了以AI绘画为“作品”的展览，那或许是人类出于好奇与逐利，再一次把艺术界的古老机制应用于未知的新兴事物。如今，人们左手才用ChatGPT生成文字描述，右手便将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描述输入Midjourney等一众人工智能绘画软件，得到人物细节、场景年代感甚至情感表达都无比“恰如其分”的图像。艺术已经被攻破了吗？艺术的定义又需要被改写？艺术家该如何反应：接受、合作还是反抗？个体肉身逐渐消失，多重现实不断交织的今天，李燎以肉身为媒介的工作方式既有螳臂当车般的抵抗和气魄，又带着打入内部似的戏谑和狡黠。看着展厅中面对着《系统》不断转悠的《大风车》，我的耳边响起塞万提斯对唐吉坷德的描写：“做那个挑战风车的傻子,鲁莽也比怯懦更接近勇敢。”而除了在书中读到过这句话以外，它在我耳中偏偏还有着真实声音的回响：这句话也是“王者荣耀”手游中一个名为“狂铁”的异域赛博格战士的台词。那略带配音腔的声音似乎总在提醒我：虚拟的，字节的，信号的，也都可以是肉身的；物理的，文本的，结构的，我们还是可以想象的。承认它们的相互混杂，直面现实已成赛博格的事实，才是这个时代的勇敢，而李燎在“勇敢”上无疑走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只是执剑冲向风车时，也许我们会发现风车也只是数字生成的平面，我们有可能陷入“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甚至还必须意识到，终有一天，所有的肉身或许也将归于数字，我们手中的剑也是。到那时，“不取巧”还如何成为可能？批评又何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