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庵：书画鉴定中的6种作伪方法

所谓“摹”，就是对原作真迹的摹写，又称“影拓”“移画”或“响拓”。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就有“以纸加碑上，贴于窗户间，以游丝笔就明处圈却字划，填以浓墨，谓之响拓”的记载。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他的《论画》里就有“模（同‘摹’）写要法”一则，比较扼要地论述了摹画的方法。南朝齐谢赫著《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上的“六法论”，其中也有“传移模写”，是他对临摹的进一步总结。

摹书画，即以素纸或绢覆于书画原件上，利用纸、绢的透明度，借助于光亮依样描绘。或者仅勾描轮廓，然后填墨，也称双勾廓填，这种方法多用于描摹书法。摹最初的目的是学习和保存古代的艺术精品，与作伪无关。

古代名画的描摹，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来看，最早的要算顾恺之。据米芾《画史》记载，他收藏晋代第一幅画就是顾恺之《维摩天女飞仙图》。并记他当时在颍州公库里，看到唐代诗人杜牧摹顾恺之《维摩百补图》，称赞杜摹之本“光彩照人”。惜此摹本已不可见，仅存记载而已。北宋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并在图的右上方篆书“臣李公麟奉敕摹韦偃牧放图”的款识。 

宋 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书法中的摹写，似更早于绘画。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法帖刊误》中指出：“尚书宣示帖，钟（繇）书真迹本，在王丞相导家，导过江时藏衣带中以遗逸少（王羲之），逸少以遗王修，修死，其母以修平日所宝，并入棺，真迹遂绝，此本右军所临也。”此帖刻于《淳化阁帖》中，定为魏钟繇书，黄氏鉴定为王羲之所临本。

唐太宗李世民获得王羲之的《兰亭序》后，即命当时的供奉拓书人冯承素、韩道政、赵模、诸葛贞四人，各拓数本。目前传世的几件摹本中，就以传为冯承素细笔勾摹本最忠实于原作底本。唐人摹王氏一门法帖，亦称《万岁通天帖》，内有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等。此帖勾摹之精，岳氏称为：“态备众妙，摹逼天真，亦非他帖可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唐人摹《王氏一门法帖》（《万岁通天帖》） 

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代太宗（赵光义）、徽宗（赵佶）更出御府所藏法书真迹，摹拓刻版于禁中，成《淳化阁帖》《大观太清楼帖》等，都是大规模的摹制拓版了。

以上临摹作品，或于摹本上书摹者姓名故事，或摹后原本归之藏者，都是为留副本鉴赏。然而，还有些摹品可称为“暗摹”或“偷摹”，就包含作伪牟利的成分了。

东晋时书家张翼，擅长仿作王羲之的书体。南朝梁虞龢《论书表》载：“王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儿几欲乱真’。”似已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了。南朝齐王僧虔说：“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惠式道人作右军书货。”这样看来，右军在世时，已有人仿效他的笔迹出售去牟利了。

临，就是在熟读原作面貌的基础上，临写作品。一般有对临、背临和临摹等方法。

对临即对照原作，边看边临。典型的例子如东晋王献之《中秋帖》卷，据多方面的考证，这其实是北宋米芾所临，乃节临王献之的《十二月割帖》。其书法自然流畅，笔法丰劲，有很多米氏书法的特点。

东晋 王献之《中秋帖》卷

故宫博物院藏

而背临的作品，是临者凭着对所临对象的记忆，根据被临书画家的风格而临。这种背临的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原作之形，但较对临的作品笔墨更加灵活自然，有些作品还融入了临作者本人的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例如明沈周的《临富春山居图》卷，就是背临元黄公望的作品，当然这不是作伪，而是画家艺术的再创作。

明 沈周《临富春山居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临画者为了避免失去原作之形，先摹原作物象之轮廓，再临作品的内容和细部，因此，临往往与摹紧密相连，或被称为临摹。临摹的作品无论与对临或是背临的作品比较，从形到神都更加接近原作，甚至乱真，加大了鉴别的难度。

“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书画家的习作，即学习某书画家的书画风格和技巧，以有助于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目的是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而这样的习作，有时也会被作伪者所利用。另一种则是作伪者的一种作伪手段。仿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因时代不同而各具特色。

最初的仿作据文献记载，唐人李怀琳仿前人法书作品，都是落别人款的，或唐人，或唐以前名人款子。但是李怀琳的仿作不论是落什么人的款，其字体完全就是他个人的面貌，而不是仿谁的字就像谁的字。偶尔像一些，也仅仅是有些意思而已，其实只是借别人的名写自己的字。这是最早期仿品的特点。

宋元时期，有些富藏名人书画作品真迹的鉴赏大家，仿某人笔意、书法特点创作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与原作并不一定像，但其书法、笔法又确为该原作者之特有，而这些作品一般都落被仿者的款，不落仿者的款。这种仿作，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前人、学习传统的做法。例如宋高宗赵构即曾仿过多人的作品，目前存世虽很少，但仍可确认其为仿作。故宫博物院现存一卷赵构仿李邕（李北海）的法书作品，书后即落李邕的款，而今确认是赵构所仿。

（传）唐 李邕《奂上人帖》卷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中期以后，在作品中题写仿某某的开始渐多，以至发展到每作必写仿某大家或名家，一般都是落自己的名款。这其中又有不同的情况。如沈周作品常题有仿董、巨等字样，他确实收藏有董、巨等人作品，能时常欣赏，以至模仿其画法笔意。而一些小名，甚至无名的作者，在作品中也常写“仿某某”。其实，他并未见到过这些大家原作真迹，只是用这种方式以证明自己看到的真迹多、收藏富，借此提高自己的声誉和身价，以求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

“代笔”，简单地说，就是请别人代替自己书写或作画，而落自己的名款或加钤自己的印章。代笔有两种，一种只代一部分，犹如合作，就是书画家本人作一部分，另一部分由代笔人完成，而落款是书画家本人的。另一种是作品全由代笔人来作，仅落款是由被代书画家来写。

代笔，被代与代者之间多是父子、师生关系，如苏轼、米芾父子，金农与罗聘等。代笔之原因一般多是因本人名气大，慕名而来求作品者众，但本人书画中有不擅长的题材或内容，只有请别人代书代画，也有因年龄、身体情况不便书写作画或为应酬而作的。代笔是古代书画作品的一种现象，严格地说，其与作伪书画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代笔书画毕竟不是署款作者的亲笔之作，因此，有必要将它们从真迹中甄别出来。

代笔最多的要算是明人董其昌，因董其昌不擅长画舟桥、人物、建筑题材的作品，常请人来代笔作画。启功先生有《董其昌代笔人考》，发现共有七人为董其昌代笔。其中代笔最多，得到董其昌认可，且现存有实物证据的就是沈士充（子居）。只有沈士充代笔的画，董其昌是要亲自落款的，其他人的代笔，董其昌较少落款。

宋 赵佶《听琴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属于“代笔”，但又与“代笔”有联系的现象，即存世一部分被习惯称为“御笔”“御书”“御画”的作品。如一部分被定作宋徽宗赵佶的作品，其中大多是当时御书院人所作，而后人误以为是宋徽宗赵佶。如《听琴图》，我们已知不是宋徽宗亲笔，只有那几个字是宋徽宗所书。当时画院有那么多画家，这其中有画得真好的，宋徽宗题几个字，后人看到宋徽宗的题字，又签了一个押，就当成徽宗了。

“改”即指改动作品的一部分，甚至整个面貌。如果说摹、临、仿几种方法还包含一部分学习、借鉴因素的话，那么，改和造则完全是为了作伪欺人了。改，一般指在真迹书画上做手脚，将其改为另一幅作品。

改在赝品书画中既很常见，也很复杂，改的方法和手段也花样繁多。诸如挖、割、擦、洗、刮、添、补等，有时还有几种方法同时并用。通过各种手段将冷名头或小名头作者的书画，改为古代名家或同时代大名家的作品；或将无款书画添加前代或同时代大名家的名款；也有的画本真迹，却在作品上添加假的名人题跋；还有将真迹一分为二拆开分别与伪作拼凑，变成两幅或者多幅真假参半的作品；也有干脆拆而不凑，一分为二者。改的时间的延续性也很长，几乎从宋代至今，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作伪。

“造”，就是伪造。其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本的造，所谓“本”，多是伪造者熟悉被造书画家的特点、风格，而利用被造者的名气，采用其书法、画法特点造假，以出售牟利。这种造也可称为“熟造”。另一种是“冒造”，即根本未见过这个人的作品而生搬硬造。此种造法盛行于明清两代，并往往形成地域性造假。

“熟造”，一般造假者多是距被造者时间不远，甚至看过其作书作画。例如，文葆光为文徵明五世孙，常造文徵明的假。伪作黄慎作品者多是其福建同乡及学生，其学生巫进，造假黄慎水平最高且最像，多画花卉、山水，曾以假黄慎而得名。

明 何吾驺《松石图》轴（湖南造） 

南京博物院藏

“冒造”则完全是凭空臆造，多出于各地的书画“作坊”，主要有苏州造、湖南造、河南造、扬州造、广东造、江西造、北京造（即“后门造”）等。

清   朗世宁《山水人马图》轴 （后门造）

除以上这些各地的“冒造”以外，出现时间最晚、伪造最为逼真，又最不易识别的还有一种“上海造”。上海造不同于以上各地冒造，其造假是有所本的，专门做有著录的假画，水平很高。假造品与真迹完全一样，装潢一丝不差，收藏章的位置都相同，有时甚至将真迹外面的签条揭下来裱在造假的画上，所以很不容易识别。其造假的工序，也类似现代博物馆复制，有人摹画、有人写字、有人刻印，分工合作，搞出伪品。元代盛懋《秋江待渡图》轴，纸本墨色画即有两件，其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上海造伪品卖往国外。

元 盛懋《秋江待渡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造是书画作伪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其数量最为巨大，造假水平高低不等。不论是“熟造”或是“冒造”，一般说比较容易看出破绽，即使是像“上海造”这种犹如现代复制方法的造假，只要我们积累经验，掌握其规律，亦是可以识破其奸的。

本书为上海书画出版社“鉴真馆”系列之一，为刘九庵的书画真伪鉴定文集。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从摹、临、仿、代、改、造六个方面介绍中国古书画的作伪。第二部分是“书画伪作辨析”，是由1994年刘九庵赴台北讲座的笔录整理而成，首次整理出版。讲座内容为包括王羲之、苏轼、黄庭坚、赵孟頫、沈周、郑燮等在内的十几位古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真伪鉴定实例分析，通过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历代作伪的手段以及鉴定方法。全书均根据文稿配以高清图版，全彩印刷，为中国古书画鉴定学习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书籍。

刘九庵（1915—1999），中国古书画鉴定家。1956年入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书画的征集、鉴定和研究工作，历任国家历史文物咨议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是我国文物博物馆界首批获得国务院批准享有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曾两度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古书画鉴定组”，鉴别、鉴定古书画累计6万余件。他在清理、鉴别故宫博物院藏数万通的明清尺牍中，发现了大量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信札。他还在已被划为非文物的字画中，发现了宋人《柳荫群盲图》、元颜辉《山水》轴、元赵孟頫《行书五言诗》轴等国家一级文物，为国家挽救了珍贵文物，避免了重大损失。

刘凯，1969年生于北京，刘九庵嫡孙。自幼受家庭文物艺术熏陶，1994年加入初创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计19年拍卖工作过程中经手了大量中国书画。其间随时请教于祖父刘九庵先生外，亦多问学于徐邦达、傅熹年、萧燕翼及章津才先生。诸先生皆倾囊而授毫无保留，使之受益匪浅，对中国书画鉴定认识有了长足进步，并在主持中国嘉德古代书画拍卖期间取得优异成绩。2013年从中国嘉德离职，从事文化文物艺术品领域的投资工作。

“鉴真馆”系列 为上海书画出版社自2020年起陆续推出的一套聚焦中国古书画鉴定的丛书，现已出版《张珩怎样鉴定书画》《徐邦达讲书画鉴定》《谢稚柳讲书画鉴定》、《刘九庵讲书画鉴定》《王季迁书画过眼录》《苏庚春讲书画鉴定》6种。该系列汇聚近现代中国古书画鉴定大家，所收录文稿或为经典著述，或为首次公开的教学实录或珍贵手稿；有的偏重方法理论，有的注重实践经验，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这些杰出的古书画鉴定家所述鉴定理论与实例，对我们认识古书画鉴定的历史、方法极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