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王 琎：试论文物摄影在博物馆的应用——以考古摄影为核心

摄影术在发明之初，即以其对事物客观记录的特点改变了人们一直以来认识世界的方式。摄影使已经过去的时间和瞬间被记录下来，成为可以留存展示甚至传播的影像。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发展，它被广泛应用到多个领域，凭借其客观真实记录的属性，摄影成为文博与考古工作中文字和图画等替代不了的信息记录和影像采集方式，并伴随博物馆和考古学的发展，得到愈加广泛的重视。

摄影图片直观、准确展示事物的特点，使摄影成为博物馆工作中重要的技术环节，在博物馆的藏品存档、学术研究、展览展示和出版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摄影术诞生之初便与博物馆结下不解之缘。1843年左右，卡罗式摄影法的发明者、英国科学家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为大英博物馆的首个场馆——蒙塔古宫（Montagu House）拍摄了一张照片。1852年，大英博物馆邀请另一位摄影先驱罗杰·芬顿（Roger Fenton）拍摄一些馆藏的楔形文字石板以及其他古代文物。为了给摄影师提供合适的工作空间，建筑师悉尼·米尔克（Sydney Smirke）在大英博物馆的屋顶上建造了一间摄影棚，以便获得最大程度的光照〔图一〕。

图一  罗杰·芬顿在大英博物馆屋顶的摄影棚
20世纪80年代拍摄 

光绪年间，摄影技术从西方涌入中国，随后快速在京城流行，清末统治者接受并喜爱摄影术推动了摄影的普及。摄影术被应用于博物馆的时间也不晚，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近三万张玻璃底片印证了这一点。玻璃底片作为感光材料应用在摄影中，是摄影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过渡阶段，虽然被其后的胶片摄影逐渐替代，但它却成为摄影技术传入紫禁城并被普遍应用于摄影的见证。

故宫博物院现藏玻璃底片共计27535张，均为黑白负片，经过对这些玻璃底片整理及数字化，故宫影像资源系统中可以看到37937条由玻璃底片采集转化而来的黑白影像。内容主要包括文物类、故宫古建筑类、帝后像及展览陈列类影像。其中文物类影像更是种类多样，包括了法书、绘画、金银器、漆器、珐琅、玉石器、陶器、雕塑、织绣、文具、钟表、武备、铭刻、玺册、宗教文物、油画、动物等内容。从故宫博物院玻璃底片所承载内容上看，不但记录了清末民国初期大量的宫廷人物、古建筑、古物等大量史料影像，也保留了紫禁城从“清宫”到“博物院”的珍贵时代影像。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创立之际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还有像陈万里先生这样的学者开展了与博物馆和考古相关的摄影活动。陈万里于1928年第一个出版故宫纪实摄影作品集——《民十三之故宫》；1925年他赴敦煌开展摄影记录，是中国人第一次拍摄莫高窟；1928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西陲壁画集》，陈万里先生同样是中国“以摄影记录文物、博物馆的先行者”。这些都是摄影术在中国博物馆建立之初就应用在文物和博物馆的最好证明。

文物摄影不同于一般的静物摄影或者商业摄影，与其他门类摄影最本质区别就在于被摄物体。在文物摄影中，被摄物体均具有不可再生的重要历史信息，拍摄时要格外小心谨慎，并最大限度地呈现相关信息。文物摄影主要用作博物馆和考古机构藏品存档、藏品研究及展览展示、出版等。

1.存档是文物摄影最原始、最基础的作用，通过摄影这一最客观、最直接、最真实的技术手段记录文物的真实的样貌，给文物的档案带来一目了然的效果，文物影像的可视性成为文物档案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配合文字的描述，使得文物档案便于查找。直至现在的文物普查登记、点交等文物管理工作中，也一直沿用文物摄影采集文物影像的传统做法。故宫博物院近年来一直不断开展完善文物基础数据采集工作，就是对还不具备影像的文物进行文物摄影，让每件文物都有影像信息可查。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文物管理系统从纸质文物账本发展到现在比较广泛的文物数据库，影像依然是文物档案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档案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物管理系统的检索的选项里除了文物名称、文物号、文物类型等，影像检索也是重要的条件，文物影像的可视性给检索带来了更直观更便捷的选择。文物摄影由传统胶片发展到现在的数字影像，一直都是藏品存档的重要内容，支撑起文物存档的重要历史信息。

2.文物摄影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学术保证。不仅是在文物研究，甚至在整个文博考古界，文物摄影已被广泛运用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各类文物的研究都需要文物摄影作为基础信息支撑。

在文物研究的过程中，出于文物保护的考虑和开展文物研究的的便利，采集高精度、多角度的文物影像作为资料，是文物研究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摄影技术的光学成像原理和不断发展的摄影技术手段，使得摄影留存、提取的文物信息要胜过人类肉眼的观察能力，为文物研究提供了更详实的研究资料。比如在玉器的款识拍摄过程中，通过对文物影像的放大，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字款识的刻划痕迹，从而推断出玉器底部款识的制作工艺。在对瓷器釉面进行超微距拍摄时，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釉面内的气泡分布情况。通过对书画类文物拍摄时的放大，甚至所用绢的经纬线清晰可辨，纸本文物的修补情况也是一目了然〔图二至图四〕。在文物摄影的支持下，可以提升学术研究效率，获得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图二 玉器底部“大清乾隆仿古”款识

图三 青瓷釉面的气泡

图四 绢本书画文物局部

3.文物影像因其具有客观真实、受众广泛的特性，一直是博物馆展览展示的重要形式之一，影像所展示的文物真实原貌是文字和图画所不能替代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数字化的到来，博物馆的展览展示工作也逐步向线上展陈和数字化方向迈进。随着众多博物馆线上展览和数字文物库的建立，观众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电脑移动终端轻松浏览线上的文物影像。2017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放30多万件藏品影像以供下载；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开放一批高清文物图片，分辨率为300dpi，有4175张可下载；2019年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也正式上线，首批精选了5万件高清文物影像进行公开。移动传媒技术为线上博物馆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传播环境，文物影像为数字文物库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和视觉支持。

4.文物影像是出版的重要图片支撑。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概览》记载，1928年，故宫博物院建立照相室，“十七年春，创设照相室，预备影印流传书画刊物”。可见在故宫博物院建立初期，文物摄影就已经服务于出版。1929年，披露大量图像信息的《故宫周刊》创刊出版。还有20世纪6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文物》等，都刊登了许多文物摄影作品。现在，文博考古界领衔编辑写作的《中国美术全集》《中国陶瓷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及各个省市的“文物精华”等，都是以照片的形式来展现文物之美。

由于博物馆内的藏品有传世文物和考古出土文物，人们经常把文物摄影和考古摄影混为一谈，其实二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文物摄影家王璐对文物摄影的定义是：“以文物为对象的摄影，就是要通过摄影家的审美理想与科学态度，运用相机和感光器材的功能，发挥摄影艺术纪实的独特优势，再现历史文物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文物摄影包含对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摄影。摄影者在呈现文物真实图像的同时，还注重体现文物的艺术性，也就是对图像的构图与审美有一定要求。

文物摄影同时包含古建筑拍摄和考古遗址、墓葬等拍摄，但如果是在考古调查与发掘过程中依照工作规范进行系统摄影记录，则定义为考古摄影。后者属于科学摄影范畴。当然，随着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推进，文物摄影也包含了对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拍摄。

考古摄影是考古工作和摄影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把现代摄影技术运用于考古、文博工作之中，揭示其科学、历史、文化、艺术内涵，从而形成特定技巧、方法的一种特殊的摄影形式。因此，考古摄影的应用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各个步骤，不局限于对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拍摄，主要包括田野调查、发掘过程中的拍摄以及对出土文物的拍摄。考古摄影最为注重的是纪实性，也就是能够运用图像、影像真实记录发掘的过程以及出土的遗址、遗物（这一方面在下文有更为详细的叙述）。同时，从拍摄的重点来看，考古摄影一方面更为强调即时性，由于许多出土文物与遗迹暴露于空气后较为脆弱，在发掘过程中，及时的图像与影像记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尽管出土文物大多并不完整，但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因此摄影的角度十分重要，在发掘报告中呈现的器物图像能够反映出发掘者的学术观点，例如能够体现器物的制作工艺，或是破损的原因，等等。因此，与文物摄影相比，考古摄影在艺术性方面的要求相对弱化，而更强调纪实性，体现学科的专业性。

2003年左右，故宫博物院开始对摄影器材进行数字化改造，拍摄的照片也全面数字化，针对这些数字影像的媒体数据库也随之完善，有助于观众以及专业人员在线上欣赏与利用各类文物图像。同时，随着同时期故宫博物院对考古工作的介入，摄影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也更加被重视，考古摄影在文物修复、科学记录、遗址展示以及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助力文物修复

考古出土的文物修复在考古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进行出土文物修复的过程中，影像和照片成为重要的参考，成为比史料记载中文字和图画更为直观、更有助于修复的资料支撑。

以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的出土文物修复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富成果，所发现的明代窑炉、作坊等遗迹，揭示出明代御器厂生产的格局，同时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片和窑具标本，从中拼对、修复出大量完整器，粘合复原出1400多件御窑瓷器，对深入研究明代御窑生产制度和产品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利用瓷片拼对、粘合修复的明代御窑瓷器，可被用作开展学术研究的标准器；同时反过来也印证了大量的传世明代御窑瓷器，为博物馆的文物修复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通过〔图五〕可以看出，两件文物的造型和纹饰虽然不是完全一致，细部还有一些变化，但是可以说大致相同，传世文物的影像成为出土文物修复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图五 考古出土（左）与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右）
宣德青花缠枝莲纹方流直颈执壶

2013年隋炀帝墓与萧皇后墓在扬州瘦西湖曹庄被发现，隋炀帝墓和萧后墓一共清理出墓志、玉器、铜器、陶器、漆器等珍贵文物400余件套，其中有一件是极为珍贵的皇后礼冠，因其属于萧皇后，这件罕见的皇后礼冠此后被称作萧后冠。萧后冠被发现时，冠上的装饰物状况很不好。能够更好地呈现隋代皇后冠服样貌，考古摄影对于修复功不可没。据修复人员回忆：“在修复萧后冠的过程中，实验室的操作台上在萧后冠的正上方搭建了‘延时照相系统’。几台相机在工作过程中，每5-20分钟拍一次照片。这样，在后续的考古学及萧后冠复原等研究中，如果有疑问，可及时对所记录的照片进行复查，并重新研究、解读记录的信息。”这样延时拍摄的考古摄影手段，为文物修复记录下详实的文物修复过程，为类似文物修复工作的开展和研究提供了可视的保障。

随着计算机三维技术和摄影测量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日渐成熟，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展示、文物修复和考古领域的应用也更为常见。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会出土大量残损的文物标本，对这些残损的标本进行拼接、修复工作，将会耗费文物修复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期间一次性拼接修复的几率非常小，常常需要经历多次反复的试验，不仅容易损伤大型文物，而且单凭人工完成也困难重重。而如果借助三维数字化技术将文物碎片进行拍摄扫描，然后完成建模，进行虚拟拼接修复，这样就避免了对文物的磨损，为真正的文物修复提供了重要参考。

例如，在2022年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整理过程中，8号坑出土的顶尊蛇身人像与此前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件，考古人员即利用三维扫描技术成功实现了拼对。2023年考古人员再次对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和8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兽实现了跨坑文物合体。基于考古摄影所带动的数字文物修复方式，已经在实际考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数字文物修复中，对文物纹饰的修复、重建、再现都需要高精度的影像数据作为支撑。考古摄影在数字文物修复中的各个环节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待修复文物的建模过程中，除了通过专业的三维扫描设备进行扫描外，还可以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摄影拍摄，借助摄影测量软件的合成来完成文物的建模甚至直接合成三维虚拟文物。这种倾斜摄影获取数据的方法，更容易实现和完成。避免了专业三维扫描设备对操作人员和扫描环境的严格要求。通过对考古修复文物的数据采集，把纹饰相对完整的文物表面纹饰进行采集拼接，并进一步进行数字修复，去除修复痕迹和文物本身损坏的痕迹，就可以得到一幅数字修复的纹饰图像〔图六〕。

图六 经过数字修复的青花鹰雁纹蟋蟀罐纹饰图

2. 助力学术研究

考古摄影包含对考古工作所有步骤的拍摄，要对考古前期调查、发掘期间和发掘后对遗址进行拍照，并对出土的文物标本进行整理拍摄，从而形成对考古工作的持续完整的记录。而这些影像资料既可作为考古档案留存，也为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学术研究人员提供最直观、最准确的视觉信息。考古摄影在考古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一个遗址一旦开始发掘，就不能恢复到发掘前的状态了，发掘过程对遗址的改变是不可逆的。因此，考古摄影的影像数据可以为发掘之前和发掘过程中的遗址提供完整详实的记录，也只有通过这些影像数据才能还原遗址每个时间点的状态。

考古摄影取得的影像资料，多会在考古发掘报告中使用，与文字、绘图一同作为考古工作最为重要的资料而呈现。发掘报告纸质印刷出版的属性，也带来了阅读者顺序向后阅读的线性读取方式，这种作为发掘报告配图的考古摄影，能够满足学术工作的基本需要，但并没有发挥出影像数据的最大作用。

考古摄影记录的影像，是按照考古发掘工作的时间顺序，由每一个发掘工作的时间点组成一条时间线，将考古发掘过程一层一层揭露历史真相的过程全部记录下来。按考古摄影记录下来的时间线调阅影像记录，可以看到整个发掘工作的先后顺序，如果反过来读取，就是历史沉淀的顺序。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和发展，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建立了田野考古数字化管理平台，使考古摄影资料、测绘资料、发掘日记等一系列考古相关资料的管理数字化。考古摄影依托考古数字化管理平台，使原来只能作为资料的考古影像数据不再是考古发掘报告的补充，也不再单纯是考古发掘过程中的图像记录，而更像是影像化、数字化的考古工作记录〔图七〕。

图七 故宫考古田野考古数字化管理平台登录界面

考古数字化管理平台中不仅包含遗址发掘的影像资料，也保存有出土遗物的影像数据，出土遗物的发现、提取、整理、修复等过程都被一一记录，如果将整个考古发掘工作时间顺序形成的时间线看做横轴，那遗物标本的发现、提取、整理、修复过程可以看成是纵轴，在整个考古发掘的时间线上，有着不计其数的纵轴，组成了影像数据以及资料信息的数据面。考古摄影的形象资料依托于考古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分类和管理，真正实现了检索调阅考古影像从线性浏览到非线性查阅，考古资料数据从点到面的呈现。通过这样的摄影记录，研究者可以更细致全面地了解遗物或遗址的结构，有助于科研的深入。

3. 助力遗址展示多样化

随着摄影技术数字化的不断发展，考古工作中的影像资料也成为数字化存储、管理、利用的信息资源。除了常规的记录手段和用途之外，数字摄影技术为考古工作所用，能够解决一些胶片摄影无法解决的问题。以故宫考古为例，在对故宫内考古遗迹进行拍摄时，要得到一张正射遗址平面影像是比较困难的，现在常用的航拍手段都不符合故宫所在区域的安全要求。常规的拍摄手段和视角，包括搭建高脚手架、借助临近遗迹的建筑物高点或者采用消防云梯车从高处拍摄，通过这些方法拍摄的照片在后期通过软件矫正，依然不是正射平面影像，只能是鸟瞰整个遗址〔图八〕。

图八 故宫慈宁宫花园东遗址鸟瞰图

由于数字影像技术的诸多可能性以及数字影像制作技术的日趋成熟，通过多角度、全方位地对考古遗址进行数字化影像采集，不但可以得到完整详实的影像数据用于以后的资料留存和研究，更可以通过多角度全方位采集的数字资源作为基础数据来制作、合成，或根据不同的影像需求，使平面图像转化为三维的，大大满足了考古工作中的影像需求〔图九〕。

图九 故宫慈宁宫花园东遗址正射图

在故宫隆宗门遗址发现的元明清三叠层遗迹〔图十〕，也是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分段拍摄之后，将取得的数字影像拼接而得到的。这些数字资源也可作为考古遗迹三维重建等后期应用的原始素材，故宫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共同制作的虚拟现实作品《紫禁城·天子的宫殿——地下寻真》，也是利用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将地下的紫禁城生动形象地呈现给广大观众。

图十 故宫隆宗门遗址元明清三叠层

故宫考古遗迹的多角度数字影像是目前较为全面的记录型影像，是富有鲜明时代信息的重要档案，是研究紫禁城建筑沿革、文物相关历史的重要资料。这些数字信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工作，推动考古研究与展示的不断发展。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三星堆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掀起了考古热，考古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三星堆遗址上建起了保护大棚，大棚内吊轨、演播室、摄影机、实验室一应俱全。大众可以通过电视甚至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观看考古直播，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出土的文物。大众对考古的关注，已经让他们等不及考古工作完成之后进行整理、公布发掘报告、出土文物展览的常规工作流程了。大众希望将自己“前移”至考古现场，通过镜头身临其境地从考古工作者的角度一同见证发掘工作。

而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摄影也应该“前移”，这个前移不是让考古摄影去抢热点、凑热闹，而是要有“前移”的理念。首先是工作顺序上前移，第一时间对需要记录的现场和出土文物进行拍摄。赶在外界因素的干扰之前，做到记录时的状态为最小干预。只要不是需要进实验室进行特殊手段保护的文物，都可以把考古摄影的顺序前移，尽快尽早地进行记录。

其次，现在的摄影器材和设备以及摄影棚都在向轻量化、小型化发展，摄影器材的宽容度不断提高，感光度不断提高，有的设备在微光环境下也可正常记录。可以通过移动摄影棚或者将摄影设备集成在车中等方式来完成拍摄工作技术层面的“前移”。

现阶段，服务于考古工作的技术手段不断发展成熟，我们可以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考古摄影 “前移”的具体方案，提高将考古摄影进行“前移”的能力。

考古摄影是考古工作中重要的记录手段，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数字技术、摄影技术的飞速发展，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更广泛的技术融合，使考古摄影应用更为广泛，我们应促进摄影与考古的紧密结合，使其在考古工作中发挥更多可能。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考古部］

（责任编辑：张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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