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访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英文原文载于《纽约时报》

  2022年9月11日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Wolfgang Tillmans

《更成熟、更睿智、更酷》

文/ Matthew Anderson

■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在MoMA布展现场，2022年

摄影：Daniel Arnold，图片由《纽约时报》提供

今年秋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为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1968年生）举办祝贺其三十五年职业生涯的个展。在其中，这位艺术家长期以来关注的“观看的诗意”，模糊了党派和抗议反对之间的界线。然而，日渐明显的，是政治议题始终盘踞在他的心头。

柏林——刚过中午11点，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工作室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助手们聚集在这个巨大的、光照充沛的工作室的一角，正在和提尔曼斯核对各项计划的进度。数百幅艺术作品已经打包完毕、等待运输，不过眼前还要再忙碌几天。

尽管戴口罩在柏林已经不太普及，但在这里的每个人都遮好口鼻，因为提尔曼斯担心新冠疫情的爆发会破坏他迄今为止最重要展览《无畏地看》（To look without fear）的准备工作，这场职业生涯的回顾展会在9月12日于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展期直至2023年1月1日。这是他在纽约的首场大型机构个展，而且因为疫情已经被推迟了十八个月。

就在几天前 ，他和工作室的许多工作人员一同庆祝了紧邻街角的那栋新楼的建成，它是由提尔曼斯自己设计的，里面包括了他的自宅和一些展览空间。“之后我们都去了一间酒吧，在那里抽烟、大喊大叫”，提尔曼斯说道，一边在口罩后面做了个鬼脸。很快，工作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被检测出了阳性。

按计划，MoMA的技术人员下周就会抵达工作室，准备运输作品去纽约，因此风险真的很高。《无畏地看》会是提尔曼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它将占据博物馆整个六层的展厅空间。展览旨在奠定他身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在世艺术家之一的地位；并且提尔曼斯的创作总是因为与青年文化和大众媒介密切相关，所以在过去三十五年来没能受到足够严肃认真的对待。

尽管MoMA已经珍藏了四十幅提尔曼斯的作品，但此次展墙上呈现的仍将全部是来自他个人的印相作品——它们或出自他的档案记录，或因为此次展览而重新印制。

提尔曼斯所有的重要展览都是以这种方式工作的，这使他能够完全掌控每一幅图像的尺寸和品质。他和整个团队会将未经装裱的印相用活页夹悬空挂起；或用胶带贴到墙上，将它们按照分组排布在一起；或是有如微风拂过般分散地铺展开来。事实上，作品的布展是精准到毫厘之间的。

他的展示杂糅了在一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史门类中的图像（肖像、静物、风景）、松散地顺应着摄影流派的创作（纪实报道和时尚拍摄）、对天空和星星的描绘，以及擅用光线但是并不涉及相机的抽象作品等等。不过，只有当这些图片都汇聚到一起时，提尔曼斯的整体视野才变得明晰，他长期合作的伦敦画廊主莫琳·佩利（Maureen Paley）道，“他的创作在于对作品进行的排布，他不是一名可以用单幅图像定义的艺术家。”

提尔曼斯在柏林的工作室中，其中布置了他在MoMA展览的模型。

图片：Daniel Gebhart de Koekkoek

照片由《纽约时报》提供

不过，提尔曼斯的许多单幅作品对于MoMA的观众——即便他们并不是博物馆的常客——仍然非常熟悉，比如他为弗兰克·奥申（Frank Ocean）拍摄了一张正在淋浴的肖像，后来成为这位说唱歌手专辑《Blonde》的封面；还有他的《公鸡（吻）》，在这张拍摄于2002年的快拍照片里，两个男人在伦敦的一间夜店里毫无负担地热烈亲吻。2016年，这张图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当时，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脉动”夜店发生了恐同导致的大规模射杀。

这幅图像涵义的变化——从对同性恋的赞美，到对公民权利的挑衅性主张——反映出提尔曼斯创作的转变。他早期的作品邀请观众进入他的个人世界，其中包括了性解放、毫无束缚的旅行以及快乐的团聚。而在最近的作品中，以及在他身为积极的政治运动家而越发投入的诸多活动中，他认为类似那样的自由是脆弱的，而且是基于胜利的，如果不加以维护，就会轻易地失去。

不过，将单一的叙述强加在提尔曼斯庞大的创作输出上是不可能的。他当然是一位摄影师，但他也是一位视频艺术家、装置创作者、D.J.、歌手、唱片制作人和建筑师。他编辑书籍，举办表演和讲座，出版他与哲学家、流行歌星和科学家的访谈。“他真的是一个多面手”，此次MoMA展览的策展人罗克珊娜·马尔科西（Roxana Marcoci）这样说道。

“我从来不止用摄影的眼光来看待他”，她补充道。他的作品，如她所说，可以是音乐、或者雕塑、或者“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封面、一本杂志的排版。”

确实，正是杂志界在1980年代晚期给了提尔曼斯第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当时他为《i-D》杂志拍摄了德国汉堡“酸浩室”（acid house）夜店的场景，这本英国的街头杂志起初只是一本风格轻松随意的粉丝志（现在，则隶属Vice传媒集团）。

他的第一个大型报道项目，以《“泰克诺”音乐是欧洲之声》为标题，汇集了法兰克福、伦敦和比利时根特等各地的人们在舞池中汗流浃背的照片。报道在1991年发表，一年之后欧洲的领导人们就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很快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就迎来了自由流动的交流。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提尔曼斯回忆道。“崭新的九十年代、崭新的欧洲，打破了边界，我们都汇集在一起：这就是我的语言的来源。”他当时拍摄的照片，如他所说，就是关于“如何将当下时刻的这些特殊经历，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图片”，他补充道，它们不是在说“这是我的派对”，而是在说“嘿，你也可以加入其中。”

提尔曼斯也拍摄过介于派对和抗议游行之间的种种集会，比如柏林的“爱的大游行”（Love Parade）或是伦敦的“欧洲的骄傲”（EuroPride），他所拍摄的反战游行常常充满了狂欢的氛围。但他也常常从这些场景里后退推远，去哲学性地好奇外太空，或者对被忽略的细节所具有的诗意进行思考和探究，比如人行道上长出的野草，或者堆满在椅子上的衣服。他的抽象作品，比如《畅游者》（Freischwimmer）系列——他在暗房里用手电筒照射感光印相纸而不动用摄影机创作的作品——中充满了韵律和动态，但并不关乎任何具体的事物。

提尔曼斯生活在柏林和伦敦之间，尽管他也经常外出旅行。今年七月，他结束了在非洲八个城市的巡回展《脆弱》（Fragile），最后一站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这次的MoMA展览包括了在俄罗斯、中国、牙买加、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拍摄的照片，此外还包括过去三十多年间多次到访纽约市和火岛（他在这里也有一个家）的照片。（“那是火岛松树海滨那一片最后几幢房子之一”，提尔曼斯说道。“所以，可以尽可能地远离那些派对。”）

提尔曼斯将自己与纽约之间的私人关联描述为“极富深意”，他自1990年代开始已经在这座城市的各个画廊和机构中举办了十三场展览，包括2015年在卓纳画廊的大型展览，以及在MoMA PS1的前身、PS1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一场抽象作品展。

提尔曼斯在火岛有一栋房子，他感到它和纽约城之间有着“极富深意”的关联。在他身后的是作品《漂白处理过的亚当》（1991）在MoMA中。

摄影：Daniel Arnold

照片由《纽约时报》提供

1994年，他在纽约安德里娅·罗森（Andrea Rosen）画廊举办了首展，当时他已经搬到纽约并且住了两年。在东村的一间酒吧里，他遇到了约亨·克莱因（Jochen Klein），一个德国人，且是一位梦幻风景画家，提尔曼斯称他为“我的一生挚爱”。

1996年，他们一起搬到了伦敦，俩人合作的一幅油画作品现在被慕尼黑现代绘画博物馆所收藏。但这段浪漫而艺术的田园生活在第二年就被迫中止了，因为克莱因病死于艾滋病并发的肺炎。大约在同一时期，提尔曼斯也得知自己确诊了H.I.V.阳性。

《17年的供给》，是提尔曼斯在克莱因去世十七年之后拍摄的一张照片，他在其中拍摄了一整个装满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瓶的纸板箱，这些药物让他得以生存下来。他还向设立在南非的“治疗行动运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等宣传团体伸出了援手，既是经济上的资助，也出于摄影师的立场：2006年，他为在开普敦举行的国际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峰会拍摄了照片，汇集成书，以便为组织日后游说政府官员所用。

他“非常敏锐地感到，在能够获得治疗和无法获得治疗的人之间的这种分化”，提尔曼斯说道。“我只能看看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通过我的工作和我的才能尽力帮助他们。”这是提尔曼斯迈入政治运动的第一步，而当时那本书的一版副本现在被珍藏于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中。

《真理研究中心》（2006-2022）的细节，装置中包括了十八张桌子，上面覆满了数百张照片和各种票据印刷品，形成了一种嘈杂的与现实竞争的复调。

摄影：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在MoMA此次展览的中心，占据了最大展厅中大部分空间的，是一件名为《真理研究中心》（Truth Study Center）的装置。它包含了十八张木桌，上面覆盖着有机玻璃，提尔曼斯在其中叠放了数百张照片和零星散布的票据印刷品等，形成了一种嘈杂的与现实竞争的复调，这些图像中包括了在伦敦街头发现的伊斯兰教的招募贴纸、《金融时报》里的故事、《美国生存指南》这本针对末日准备者的杂志的封面。

2005年，在伦敦的佩利画廊，提尔曼斯首次展现了这件作品比较轻盈、文本较少的版本。“当时，没有人在谈论后真相、假新闻或诸如此类的”，提尔曼斯说道。比较早期的作品聚焦于有关伊拉克战争、非洲的H.I.V.和欧洲的穆斯林等主题的种种错误信息，此外也包括了提尔曼斯从小就热爱的天文学，而在随后的展览和衍变中，这件作品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真理研究中心》探讨的是“一种机构、或一种权威”声称对现实具有最终决定权这一现象的危险之处，提尔曼斯解释道。“尽管我相信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向我们展示的内容、相信科学、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运行，但这并不能直接地佐证某个单一的真理的传播者。”

在装置中的木桌上散落着的短小篇幅的文本，是提尔曼斯自己写的，它们让观众进入了一种历史性的时间感受。“现在，1993年久远得就像在1993年回看《民权法案》一样”，其中一段文字这样写道；另一段则这么写着，“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发生在1990年之前的二十七年。1990年的二十七年之后，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总统。”这些都让人意识到，“事情在往前发展，但也总是在后退”，提尔曼斯说道。

提尔曼斯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循序渐进、起起伏伏的。青少年时，生活在当时西德的小城市雷姆沙伊德（Remscheid）的他是一个音乐发烧友，他梦想着成为一位流行巨星，并且和邻居一起录了几首歌：提尔曼斯负责主唱，他的朋友负责合成器和鼓。三十年后，他重新拾起那盘录音磁带，将其中的三首歌进行重新制作，再加了两首新歌，成为他的首张E.P.专辑，标题为《2016/1986》，由他自己的厂牌“脆弱”（Fragile）制作发行。

此后他陆续发布了四张以电子乐为主的E.P.，去年，他汇集起过往作品，成为他的首张专辑《地球之光里的月亮》（Moon in Earthlight），这张全长五十三分钟的连续混音专辑，结合了环境噪音的录音、口说文本、脉动的俱乐部曲风和纯流行中的片段——比如单曲《疯狂地活着》（Insanely Alive），由“宠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乐队为其十二英寸的专辑版本进行了重混制作。这次在MoMA，《地球之光里的月亮》将在一间特别设计的展厅中以装置的形式展出，并辅以视频。

提尔曼斯说，2014年，他短暂地放下摄影，正是在此期间，他“再度拥抱了音乐创作”。即便他没有在创作自己的曲目，他也会不时地去伦敦和柏林的夜店做DJ，而音乐仍然是他摄影创作中的核心关注：从早期那些拍摄狂欢人群的照片，到他为流行巨星拍摄的肖像，包括Chuck D和Lady Gaga。

在2015年，提尔曼斯在柏林为时尚杂志《Fantastic Man》拍摄了弗兰克·奥申，他说后来俩人一起去了柏林著名的电音风格的夜店Berghain。再后来，他说，奥申想用提尔曼斯《设备控制》（Device Control）这首欢快又忧郁的合成器流行曲中的一小段旋律，作为他新专辑的简短前奏。2016年夏天，奥申出人意料地推出了新专辑《无尽》（Endless），提尔曼斯惊讶地发现不仅专辑开篇出现了他音乐的节选，而且它还成为了整张专辑结尾的一首完整曲目。

“我就这样莫名地出现在当年最热门、最令人期待的新专辑里”，提尔曼斯说，“之后，《纽约时报》的一位乐评人还认为‘它是《无尽》里最棒的一首单曲’，我想，这一切真的都太不真实了。”提尔曼斯还补充说，并不认为创作音乐是自己的“副业”——那一直都是他艺术创作中同等重要的一部分。

他还说，自己将政治运动视作审美实践的一部分，就像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社会雕塑”（social sculpture）观念那样，他相信充满创意的政治行动可以重塑这个社会。

2016年时，提尔曼斯已经在伦敦住了二十年，并且利用欧盟各国间自由往来的便利为自己建立起了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业生涯。在决定英国是否应该离开欧盟的公投之前，提尔曼斯将自己和他工作室的许多资源都投入到支持将英国保留在欧盟框架之内的号召活动之中。他设计了相关的海报和T恤，上面印有标语或是更长篇的文本，有一些还印有他拍摄的照片，比如其中之一写着“一旦失去就将永远失去”的文字，覆在拍摄了天空的照片上。他还接受了数十次采访，反复阐述英国应当继续留在欧盟的种种理由。

“民权运动是我从来没有计划过的事。对我来说完全是身为公民感受到的事态紧急”，他说，“我看到作为自己生活根基之一的欧盟以及欧洲各国间的合作受到了威胁。”

开幕前，提尔曼斯在MoMA现场。

摄影：Daniel Arnold

照片由《纽约时报》提供

民调结果显示，52%的人投票支持脱欧，身为一位长期亲英派的提尔曼斯感到崩溃。“有些你觉得有趣或可爱的事，让你意识到：一点也不有趣”，他说，“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根深蒂固，真的令人很担忧。”投票结果出来后，他去火岛住了几个月。

提尔曼斯称其为“2016年的大地震”，这让他意识到“一些被认为‘坚不可摧’的事的脆弱性”，他说话时用的是德语的“坚不可摧”一词。“公民权利必须得到捍卫，民主也必须得到捍卫。我一直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近年来，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超级强烈的意识。”

在那之后，提尔曼斯制作了许多政治海报，以反对德国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他们在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前的许多民调中都被列为第三大最受欢迎的政党。他还与柏林一个名为世界文化之家的艺术中心合作，以“欧洲反法西斯的抵抗文化”为题组织了演讲和工作坊。

许多类似的活动是通过提尔曼斯的“桥梁之间”（Between Bridges）组织的，这是他在2017年为了促进“人文主义、团结和民主的进步”而成立的基金会。“桥梁之间”最早是伦敦的一个展览空间，专注于呈现鲜少为人所知的艺术家们的作品，2014年时，提尔曼斯将其移址至柏林，在城市里的一个临街店铺运营了五年，后来他忙于开发一片废弃的土地，使其成为他众多艺术和政治推广活动的新处所，因而关闭了此前的“桥梁之间”。

“桥梁之间”的展览空间位于柏林一幢提尔曼斯设计的新建筑中。楼里还包括工作室空间、档案库设施、公寓以及艺术家的自宅。

摄影：Daniel Gebhart de Koekkoek

新建筑是一幢简洁迷人的六层角楼，位于克鲁兹贝格区（Kreuzberg），建筑师是提尔曼斯本人。在楼里，展览和活动空间位于低层，此外还有工作室区域以及档案库设施，外加艺术家的自宅位于顶层，还另有八间提尔曼斯说他正在处理租赁事宜的公寓（其中一间，已经住进了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提尔曼斯补充道。）“桥梁之间”的一位策展人维克多·诺伊曼（Viktor Neumann）说，未来将在这里开展的工作会包括“展览、对谈、表演、社区活动、阅读小组、印刷出版等等。”

除却基金会所有这些草根的活动，提尔曼斯也握有许多近乎威权的机构性的权力。他是自己所居住的两个国家中最独特、最有声望的艺术学院——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和柏林艺术学院——的成员，此外也曾荣获德国最高荣誉之一的十字勋章。在2009到2014年间，他曾任泰特博物馆集团的董事会成员，现在则是伦敦当代艺术学院的主席。

他认为这些事务和他作品无政府主义的精神立场并不冲突。“我投入于观看的诗意，而且容易被音乐、夜生活、音乐家和青年文化打动，但这与我对事物如何运转的兴趣毫不矛盾。”

不过展览开幕之时他就要五十四岁了，而最近他一直在想，“也许是时候承担更多责任了。”人们现在“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他说，“但却没人真的去从政。”所以，他是否会考虑自己参选呢？

在为这篇文章所做的数次采访中，提尔曼斯这次的回答说得很慢、很谨慎。“我确实有想过”，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热忱的民主的支持者，那么你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参选的事”。他补充说，任何涉足选举的政治行为“只会在德国发生”，而且尽管他感到自己“身为独立的个体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如果每个人只是口头上这么说说”，那么代议民主制“就不会成功”。

提尔曼斯说他曾与立法者会面，共同商讨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即议会下院，的问题。“确实促成了一些意见的交流”，他说，但是拒绝透露具体和谁进行了商讨。身为一位图像创作者和活跃的行动主义者，提尔曼斯的作品中的确有一种非常确凿的左翼的立场，他关注平等、社区及合作，不过他排除了与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合作的可能，认为如果能尽可能“兼听则明”地了解保守党政客及投票者的想法，可能会更有帮助。

但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他都会先猛力地踩下刹车并维持一段时间。随着新建筑的落成，“以及非洲巡展的结束——当时就像MoMA的展览一样，因为疫情一再推迟——我觉得会迎来一次新的‘轮休’”，提尔曼斯说，“我喜欢把七年当作一个循环”，而距离上一次休假已经隔了太久。现在应该是暂停下来进行反思的时候。

参观他工作室那天的午休时间，提尔曼斯和我稍事休息地去了楼下的一间意大利餐厅。他的工作空间位于一栋1930年代初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附楼之中，有着巨大的矩形窗户。建筑是由包豪斯的建筑师马克斯·陶特（Max Taut）所设计的，原本是一件合作社性质的、由工人阶层自主运营的百货公司，但这个乌托邦意味的计划没能延续下来。当纳粹掌权时，他们把这类消费合作社斥为“犹太-马克思主义”的机构。

“你对这幢楼感兴趣？那我给你看点东西”，提尔曼斯说。他把我带去一处大厅，其中的一面墙覆满了黑白的照片，拍摄的户外的那个广场。整幢大楼闪闪发光的外立面看起来非常光滑，而且看着照片里1930年代早期的人身穿长衫、戴着帽子地出现在这幢楼前，显得恍如隔世。提尔曼斯指向一些圆锥体底座看起来像宇宙飞船的灯柱。

“你看当时的德国多酷啊——欧洲是番什么景象？”他说，“那很可能会走向尽头。”

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

2022年9月11日刊

英文翻译：Qian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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