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分析你自己：文化工业中的精神分析

大家好，拜德雅图书工作室近日推出了2023年的第11-13种新书：

《消费图像：当代文化中的风格策略》（斯图亚特·埃文 著，方尚芩 译）

《图题：西方绘画命名的故事》（露丝·伯纳德·伊泽尔 著，黄虹 译）

《批判与超越：反思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赖纳·温特 著，肖伟胜 编，肖伟胜 等译）

前两种属于“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后一种是单本书。这三种新书均已上架拜德雅微店。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前往微店购阅。感恩大家的支持。

赖纳·温特教授是“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的编委之一，之前，我们已推出过他的专著两种：《自我意识的艺术：文化研究作为权力的批判》和《生产性观众：媒体接受作为文化与审美过程》。此书汇集了他近几年在北京、重庆、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多所大学的讲座稿，以及他在一些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这些文章聚焦当下文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此书的编译者是“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的主编之一肖伟胜教授。

今天给大家推送《批判与超越：反思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书摘（注释从略；译者：肖伟胜）。

分析你自己：精神分析在好莱坞电影和美剧中的表现

精神分析、知识和治疗性文化

有了精神分析，就开始了治疗性文化，它持久地影响着当今西方世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人试图证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为了解放。例如，对阿多诺（Adorno 1972：40）来说，弗洛伊德给出的证据表明，看似合理的行为可能并不合理，这是因为针对社会现实而做出的预期调整可能会导致精神问题和疾病。这一事实显示了晚期资本主义对抗性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非理性现象。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强调这些矛盾，并展示它们如何影响个人的心灵，他如是说道。在尤尔根·哈贝马斯（Habermas 1968：262ff.）看来，弗洛伊德创建了一门专注于自我反思并应用反思方法的科学。只有反思凭借对阻力的克服才能消除压抑的力量。解放性的认知旨趣是精神分析的特点，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无意识、叠加的掣肘会影响行为和经验，因而试图扩展个人的行动范围。正如历史学家伊利·泽拉特斯基（Zaretsky 2006：15）所说，弗洛伊德创造了“第一个关于个人生活的扩展理论和实践”。他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个人经历的奇异性。他/她的主体性由“个人的、毫无疑问确实顽固的意义”所决定（Zaretsky 2006：17）。就像资产阶级的小说一样，精神分析也关注个人。它崇拜个人（参见Fara，Cundo 1983）。

阿多诺和赫伯特·马尔库塞强烈地批评了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发展方向，即所谓的自我心理学，他们称其为修正主义。对这种心理学而言，从社会束缚和强迫中解放出来后，自我调适成了关注的焦点。然而，这种观点的改变成了精神分析在美国推行的先决条件，因此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Berger 1972：155）。这不仅适用于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也适用于精神分析型精神病学的发展和制度化，这种制度化包括有相应的医院和研究中心、精神分析协会、受其影响的临床心理学，以及那些由它决定的咨询和测量方法。

正如彼得·伯格（Berger 1972：155ff.）所说，比这种制度化扎根于医学和心理学领域更令人吃惊的是，回到弗洛伊德的想法是如何在美国社会中传播和推动的。“基于这种理解方式，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促使产生了新的人类经验的分类方法”（Berger 1972：156）。他给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法律、宗教和日常生活受到了精神分析术语——如压抑、挫折或（弗洛伊德式）口误——多么大的影响。“现在如果没有精神分析，我们甚至不能想象‘高雅的’或‘低俗的’文学。来自这个源头的材料充斥着大众传播媒体”（Berger 1972：156）。在阿尔弗雷德·舒茨的意义上，精神分析属于“不言而喻的事实的世界”，它算是“那些关于现实本质的主张之一，任何社会中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认为这种本质是理所当然的事”（Berger 1972：156）。举个例子来说，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情绪和行为受到潜意识的影响。通过精神分析理论的帮助，他们观察自己并解释自身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伯格（Berger 1972：161）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注意到精神分析不仅描述了精神现实，而且还定义并创造了它。它自我描述的新语言知晓很多新词（比如“口唇期”“肛门期”或“生殖器期”，用来描述精神发展的阶段），并对熟悉的术语进行重新界定（例如“理想自我”或“压抑”）。“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能够理解他们的经历是他们自己的自我的创造，这种方式因此还促成了一个内在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进步的唯一安全基础”（Zaretsky 2006：207）。

精神分析模型的巨大成功在于给工业社会创造了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现实（Berger 1972：162ff.）。因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隔导致了公众和个体自我之间的分裂。通常情况下，个体最终不能确定自己是谁。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认同危机。正如托马斯·卢克曼（Luckmann 1980：137）在他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中，个体化的他/她有责任稳定自己的个人身份。这个任务变成了“一种主观的、某种程度上私人的事情”。精神分析可能有助于在私人领域寻找“真我”，从而建立和巩固身份。泽拉特斯基认为，它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对象：个人经验。

此外，在经济和政治官僚机构的公共领域中，“体制化的心理主义”（Berger 1972：165）有助于使它们更有效率。伯格（Berger 1972：165）如是总结道：“通过这种方式，在真正涂尔干式的意义上，心理主义的象征变成了一种（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之间）填补鸿沟的集体思想，在一种文化环境里，这一象征变成了极其贫乏的总体象征。”

存在大量关于伯格的知识社会学思考的研究，这样它们便得以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最系统、最全面的作品《拯救现代灵魂：治疗、情感和自救的文化》（2008/2011[德语版]），不过，在伊娃·伊罗兹所写的上述论文中，根本没有提及伯格的开创性研究。她指出，治疗性话语和美国流行文化均传播到世界各地。“治疗性话语渗透进看似不可渗透的领域，并模糊了它的边界，以及用这种方式成了最重要的表达自我、塑造和引导自我的符码之一。”（Illouz 2011：17）在诺尔·塞蒂诺（Cetina 1997）的意义上，心理学和治疗方面的知识成了“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一开始，美国文化工业对它的传播至关重要。早在1920 年代，心理治疗师就向广大的听众发表演讲，并使不安全、危机和恐惧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从中发展出一种劝诫文学，至今仍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因为它提供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自己的自我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它的词汇有助于创造和形塑自己的自我（Illouz 2011：97）。此外，早期的广告也利用精神分析知识，将产品与无意识的欲望和幻想连接起来，以此影响消费者。W. D. 斯科特早在1908年就出版了《广告心理学》（参见Zaretsky 2006：208）。弗洛伊德的外甥爱德华·伯内斯是美国公共关系方面的创始人。在他看来，广告应该削弱消费者的“抵抗”。据说，消费商品能够发现和展示自我的隐藏维度（Illouz 2011：100）。

然而，对精神分析知识传播最为关键的是电影，大部分是好莱坞电影，自1920年代末以来，这一点对消费社会来说变得很重要。无意识的力量、梦的意义和治疗的作用变成了重要的话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接下来我首先要考察精神分析在好莱坞电影和最近的电视连续剧中的表现。我选取了一些较为突出的例子。

好莱坞电影中的精神分析

电影和精神分析都起源于19世纪晚期。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同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的“科学心理学研究课题”。不久，这两项欧洲发明都传到了美国。电影和精神分析都让我们用一种以前不为人所知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而在默片中，人的外在形象——比如一张美丽的脸——在媒介帮助下变得再次可见，精神分析使“人是扎根于语言的”这一点成了一个话题。现代性体验的特征是偶然、表面和混乱。此外，电影和精神分析试图揭示“在-世界中-存在”（海德格尔语）的秘密。据说不仅是精神分析，而且电影也具有治疗效果。众所周知，菲利克斯·加塔利关于电影的格言是，它是支付不起精神分析师费用的“穷人的沙发”。

诸如爱德华·S. 波特导演的《一个醉鬼的白日梦》（Dream of a Rarebit Fiend，1906）和维克多·弗莱明导演的《当云匆匆消散时》（When the Clouds Roll by，1919）这样的早期好莱坞电影呈现了梦幻般的场景。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好莱坞的作品相当保守，并未质疑支配性的道德秩序。因此，它没有广泛使用精神分析知识。然而，自1920年代开始，精神分析便俘获了电影。1924年好莱坞制片人塞缪·戈德温给弗洛伊德支付了10万美元，要他促成一个非常棒的爱情故事，不过他拒绝了。1926年，德国的G. W. 派伯斯特在精神分析师的引领下，制作了一部戈德温影业公司生产的影片《一个灵魂的秘密》。这部电影呈现并解释了创伤，以便为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提供一种流行的见解。然而，好莱坞电影在那些日子并没有在心理治疗师、催眠师和其他心理专家之间做出区分。加伯德（Gabbard 1987：46）甚至谈到了在早期制作的数百部影片中精神病学的去医学化问题。

直到1930年代，精神病医生或精神分析师才频现荧屏，这些影片通常都基于戏剧表演。例如在《绝路》（Blind Alley，1939）中，拉尔夫·贝拉米扮演的角色既是教授又是精神分析师。一方面，他代表理论的先锋派，作为一名理性的人文主义者，通过质疑他的学生的狭隘思想，进而支持宽容和多元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和他的欧洲妻子过着传统的家庭生活。他面对一个逃跑的杀手，这个杀手闯进了他的房间，他对其梦境和无意识动机的作用进行了解释，这最终导致了闯入者的死亡。通常抽烟斗的演员看起来像一个神谕。

1940年代，精神分析职业的理想化在延续。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的《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1944）是第一部关注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好莱坞电影。当时，编剧本·赫克特和制片人大卫·O. 塞尔兹尼克，与好莱坞其他众多有创造力的人一样，都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塞尔兹尼克的精神分析师作为顾问为影片制作做出了贡献。

由英格丽·褒曼饰演的康斯坦丝·彼特森医生，在格林曼多医院颇有成就地工作。她爱上了一位新同事（由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然而他很快患上了失忆症，并且只假定自己是爱德华大夫的身份。他的真实姓名是约翰·布朗。他对爱德华的死深感内疚。很快他被怀疑是杀害爱德华的凶手。在她的精神分析师布鲁诺（迈克尔·契科夫饰演）的帮助下，彼特森医生得以揭示布朗儿时所遭受的一次重大创伤。在一次宣泄疗法的过程中，他恢复了记忆，并能够将自己从想象的内疚中解脱出来。

在影片的一个段落中，经验丰富的著名的布鲁诺医生说：“女人是最好的精神分析师，直至她们坠入爱河。然后她们会成为最好的病人。”然而，希区柯克在《爱德华大夫》中却提供了相反的例证。男性极其冷酷，分析理性彻底失效。不过，彼得森医生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她遵循恋爱中的女人的直觉。这就是她胜过精神分析师和侦探的原因。因此，维罗妮卡·拉尔（Rall 1999：328）持这样一种观点：“《爱德华大夫》这部影片站在坠入爱河的人一边，最终就不会遵守它对电影的允诺。去看电影，可能就像精神分析一样，是为了了解自己。不过，只有当一个人毫无节制地投身于理性的他者之中，才能达到效果。”

第一次在美国电影中，彼得森医生和她的精神分析师的场景产生了反移情作用，这对精神分析过程和讨论的话题非常重要。片头字幕的一份声明表明，这部影片多少受惠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故事讲的是精神分析，这是现代科学对待理智和情感问题的方法。这位分析师只寻求诱导病人谈论他隐藏的问题，并打开他闭锁的心门。一旦那困扰病人的情结被发现并得到解释，疾病和困惑就消失了……非理性的邪恶是由灵魂所驱动的”（引自Gabbard 1987：64）。然而，《爱德华大夫》并未信守诺言。与其说是很快呈现的“谈话疗法”，不如说是彼得森医生所做的侦探工作让她发现了解救的办法。希区柯克在接受特吕弗采访时表示，《爱德华大夫》只是“另一个用伪精神分析包裹的追捕故事而已”（Truffaut 1984：165，引自Gabbard 1987：64）。同样在《醉乡惊梦》（Nightmare Alley，1947）中，精神分析也只是一种辅助。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黑色电影，犯罪阴谋才是它的主体内容。莉莉丝·里特尔（海伦·沃克饰演）作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罪恶的精神分析学家，她代表的是一种“蛇蝎美女”，既不恋爱也不表现出同情，而是操纵和敲诈勒索主要人物斯坦顿·卡莱尔（蒂龙·鲍尔斯饰演）。在影片的开头，在两人之间的交谈中，精神分析被描述为一种侦探工作（Gabbard 1987：66）。同样在由理查德·朗导演的黑色电影《代罪羔羊》（Dark Mirror）中，精神分析的工作就类似于侦探。然而，这些电影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只要流行电影的惯例允许这样做，那么它们就会以一种聪明而优雅方式征用精神分析。

事实上，在1940年代和更早的时候，也有一些不那么“复杂”的电影，有时甚至对精神分析很重要。正如加伯德（Gabbard 1987：74ff.）所表明的，1950年代，好莱坞对精神分析继续持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它被理想化了；另一方面，它只是作为一个主题被利用，以讲述有趣的故事。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影片中，精神分析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实践。对好莱坞电影来说，精神分析太过复杂，无法真正专注于它。

接着在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早期，我们发现了大多数精神分析的理想化表征，它们也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1957—1963年，有20多部电影表现了有能力、富有爱心、令人喜爱的精神分析学家（Gabbard 1987：84）。在美国，精神分析如今已转向自我心理学，它曾经很少被公众当作一种现代主义先锋运动，但在官僚化组织的医学或心理机构的背景下，它被当作一种公认的专业实践，这在一些电影中有所表现。在这个“黄金时代”，精神分析学家被表现为有能力的治疗师和正直的专家。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大卫和莉莎》（David and Lisa，1962），这是一部独立于片场制度的电影。它表明个人的病态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造成的。斯温福德医生（霍华德·达·席尔瓦饰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他通常回避使用行话，富有同情心地对待病人，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帮助和希望。即使是在情感转移的情况下，他仍然保持冷静。积极活跃的精神分析学家称赞了这部电影对精神分析治疗的“逼真”表现（Gabbard 1987：97）。

因此，如何应对反移情是《紧急边缘》（Pressure Point，1962）的主题。由西德尼·波蒂埃饰演的一位黑人精神病医生，在治疗期间受到了来自他的白人病人的种族歧视和侮辱。为了他的病人的治疗需求，他成功地保持冷静并压抑自己的个人情感。这里的两个例证足以证明，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是如何信任并理想化精神分析师的角色的。

的确，当时也有一些影片质疑这种形象，只不过做得很巧妙。在这一背景下，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的《眩晕》（Vertigo，1958）和《惊魂记》（Psycho，1960）再次成为突出的例子。乍一看，精神分析是一种积极的阐释框架。然而，当希区柯克真正严肃地对待它时，他给出了怀疑的理由。比如，在《惊魂记》结束时，里奇蒙医生的理性和全面解释似乎最终对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所经历的那些可怕和令人震惊的情绪没有多少助益。迄今为止，这部电影也算是一种转变。从那时起，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就以一种不那么积极和理想的方式被表现出来。

这可以通过布莱恩·德·帕尔玛的《剃刀边缘》（Dressed to Kill，1980）得到很好的证明。帕尔玛常被称作希区柯克的追随者。《惊魂记》里的里奇蒙医生是一个宣称拥有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精神病学知识的权威人物。在帕尔玛的电影中，由迈克尔·凯恩饰演的精神分析学家艾略特医生，是一个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的精神病杀手。作为对《惊魂记》的讽刺，在他影片的结尾，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出现在警察局，然而，当他试图解释艾略特的行为时，他却没有什么说服力。在20年的时间里，这些影片彼此之间隔离开来，精神分析学家在大多数好莱坞电影中都被表现为一种负面形象。他们不再被认为是能够消除限制个人自由和自我发展障碍的帮手；相反，他们被认为是社会控制的代理人。

在诸如由厄文·克什拉导演的《脂粉金刚》（A Fine Madness，1966）和米洛斯·福曼导演的《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 s Nest，1975）等影片中，它们都改编自1960年代早期的小说，其中的精神分析学家或精神病学实际上受到了攻击和强烈的质疑。精神病学成了一个压抑之所，在那里，重要的、非正统的局外人，孤独者和梦想家都被强行服用镇静剂。当时，像罗纳德·D. 莱宁和大卫·库珀这样的精神病医生也有这样的看法。

伍迪·艾伦的电影以一种讽刺的方式批评了精神分析。艾伦经常饰演一个正在寻求生命意义而幻想破灭的病人。精神分析不能通过消除个人问题来保持它创造幸福和成就感的承诺。因此，艾伦在《汉娜和她的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1986）中饰演的角色简洁地说道：“在他安排的沙拉台，我接受了多年的分析。什么也没发生。我的分析师变得如此沮丧，那个可怜的家伙。”（引自Gabbard 1987：133）与保罗·马祖斯基的电影相类似，我们在艾伦的电影中发现的并不是一种对精神分析的完全否定，而是一种导致产生幽默和讽刺观点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心理。

西德尼·吕美特的《恋马狂》（Equus，1977）改编自彼得·谢弗的成功剧本，在这部电影中，我们遭遇了一位由理查德·伯顿饰演的精神分析学家，他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和遗憾，认为应该引导他的年轻病人恢复正常，这位病人在一次狂欢的仪式中戳瞎了马的眼睛。他成功了，然而他却消泯了男孩的激情，并在巴塔耶的意义上与神圣性相连。

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在那些日子里，对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的激烈批评到底对好莱坞电影有多少影响。在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背景下，前者的做法被认为是社会压制的方式。

然而，罗伯特·雷福德通过制作影片《寻常百姓》（Ordinary People，1980），再次开始了反向运动。伯格医生（贾德·赫希饰演），作为一个可爱的、有爱心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为了他的病人康拉德·贾勒特（蒂姆西·赫顿饰演）成功地运用了宣泄疗法。在这一治疗过程中，他恢复了对一场创伤性沉船事故的记忆，他最终被治愈了。自1980年代以来，和解的神话在好莱坞变得再次重要起来。治疗再一次具有了调整和整合的功能，而因为这些，它不再遭受批评。

这些例子表明，对好莱坞文化工业来说，精神分析一直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在早期，它并不对精神分析知识和治疗方法进行充分展示。对好莱坞来说，那些叙事模式和神话一直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业已被证明在商业上是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分析师通常被表现为侦探，并被认为是犯罪电影类型化角色的延伸。尽管如此，这些电影以及对精神分析持公正态度的影片也提高了并且建立起人们的期望和形象。就像广告一样，这些过程往往是无意识的。加伯德（Gabbard 1987：168）说道：“来到咨询室的精神病患者往往带着这样的期望，认为心理医生应该根据他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对电影的接受会影响和组织经验。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发展出一种关于治疗性话语的文化知识，然后，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和之后，对其进行修改和扩展。通过这种方式，好莱坞的文化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精神分析的普及。至于这些表现有多真实的问题则是次要的。

品质电视剧中的精神分析

作为结论，我想要看看精神分析在“品质电视剧”中是如何被表现的。这种从美国付费电视中发展起来的新型电视剧，针对的并非大众而是特殊受众。在制作他们的系列节目时，制作者们获得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不同于好莱坞，它们恰恰期望不要重复被证明的公式和刻板印象，而是要构想出新的、独特的世界。它们的特点是复杂而意外的情节、复杂的人物形象，通常是某种程度的现实主义，就像之前在资产阶级小说中发现的那样。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情节发展会跨越几个系列，因而这些剧集有足够的时间来详细和真实地表现社会环境和实践活动。

在我们谈论的背景下，有两个例子尤其值得一提。托尼·瑟普拉诺（詹姆斯·甘多费尼饰演），《黑道家族》（The Sopranos，1999—2007）中的黑手党老大，他从精神分析学家那里寻求治疗他的无端恐惧症和焦虑状态。在梅尔菲医生（罗琳·布兰考饰演）治疗期间，托尼获得了深刻的见解和清晰的时刻，这既对他有所助益，又可作为他行动的指导基础。电视剧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详细地表现了移情和反移情过程。梅尔菲医生并非这个系列剧中该行业的唯一代表。托尼的妻子卡梅拉（伊迪·法尔科饰演）和他的儿子也在寻求治疗师的帮助。梅尔菲医生和她的精神分析师艾略特·库弗伯格（彼得·波格丹诺维奇饰演）讨论了她的反移情。治疗过程扩大了这个系列剧的叙事范围，它们创造了自我观察和反思的时刻，这一时刻也把后面的情节延宕开来。剧集所表现的治疗过程令人印象深刻，这使《黑道家族》成了另一部美国家庭影院频道制作的系列剧——《扪心问诊》（In Treatment，2008—2010）的先声。

这部系列剧由三季组成，它是在文化工业产品的背景下，尽可能充分地展示精神分析知识的初级高峰。它改编自以色列的电视连续剧《治疗》（BeTipul，2005—2008），与此同时，它在其他很多国家被重新演绎。因此，我们这里有了一个全球性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来展示精神治疗话语。

这部极简主义系列剧关注的是治疗过程。这一治疗过程被改编成一门要求很高且非常浓缩的戏剧艺术。治疗性的场景设置得几乎跟电影的时空一样。在第一季中，保罗·韦斯顿（加布里埃尔·伯恩饰演）在一周的前四天，分别会接待五位病人的来访。其中的两位接受了配偶治疗法。周五，他在自己的前精神分析师的督导下，分析和处理他时而会有的沉重的反移情情绪。因为这部系列剧可以通过言语、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等方式，花大量时间来广泛地展示病人和治疗师的问题，因此治疗过程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形象。病人所期望的无限制的关注、在亲密和疏离之间的变化，这使治疗关系、移情的感受、记忆的斗争和自我欺骗的方式被逐一详细地描述。当然，由于其准纪录片的特点，这部系列剧（也包括它的以色列版本）曾一度被认为是对精神分析导向的心理治疗最恰当的描述。

结语

从一开始，电影和电视剧本来就为治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文化工业的产品表现了精神分析的理念和概念，尽管通常是以扭曲的方式。通过媒体的表现，自我的治疗叙述已经传播开来，并变得流行起来。目前，治疗属于“理所当然的世界”（参见Berger 1972：156），这并非最终的原因。它不仅是一种治疗方式，也是一种可用的文化框架，借此我们认为自己和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是如此（参见Illouz 2011：103）。就像治疗本身一样，它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的大多数表现，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富有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发现和实现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