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上下颠倒的阅读：与罗斯·怀利（Rose Wylie）的对谈
英文原文载于《巴黎评论》
2021年冬季刊封面故事
上下颠倒的阅读：
与罗斯·怀利的对谈
文/ Emily Stokes
■ 罗斯·怀利（Rose Wylie）
《紧握右栏》（细节），2021年
《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冬季刊封面上的水彩作品《两颗红樱桃》出自艺术家罗斯·怀利（Rose Wylie，1934年生），她生活在英格兰肯特郡的一幢乡间屋舍中，整座小屋散发出柴火的气味。在房子里，险峻狭窄的楼梯通向一间小工作室。（“抓紧栏杆！”怀利提醒我。）她那些大幅、有趣、充满活力的具象绘画，创作在未经绷框的油画布面上，覆满了墙面和地板。
我在最近的一个周六下午前去拜访，外面的风暴“亚玟”正蓄势待来，怀利向我说起自己刚出生时在印度生活了几年，当时她的工程师父亲在那里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家才搬回了英国。怀利在肯特的一所艺术学校求学，之后又入学了金匠学院的一个教师培训项目。在那里，时年十九岁的她遇到了自己后来的丈夫——画家罗伊·奥克斯勒德（Roy Oxlade）。养育孩子让怀利把自己的职业抱负搁置在一旁，她说自己把艺术能量都注入到了“汤、果酱、衣物、窗帘和圣诞节卡片”之中。
到四十多岁时，怀利取得了皇家艺术学院的学位，在相对默默无闻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创作，直到她七十多岁时，事业才真正显露出端倪，她在泰特美术馆等机构都举办了个展。我们喝着正山小种红茶，一边端坐在她厨房的餐桌上聊天。我从伦敦带了些肉馅饼，一路奔波都弄碎了，但这似乎让她很高兴。
《巴黎评论》对谈罗斯·怀利
《巴黎评论》：在最初的几年里，人们对你的创作有些什么回应？
罗斯·怀利（下称怀利）：我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回应。我首先被看作一个母亲和妻子，嫁给了一位更突出的艺术家，所以不管我做什么都没有取得太多的认可。但这让我想要更多地去创作，而且要更勇敢。我就心想，管它呢！这是一种推动力。
《巴黎评论》：你是如何发展出自己风格的？
怀利：请看餐桌后面那幅画，是我最早期的作品之一，但它看起来好像就是昨天完成的。当有艺评人说我的画看起来天真幼稚时，我总是感到纳闷。我选择让我感到兴奋的方式去创作。“天真”的意思是指在没有智识框架的情况下做出不成形的判断。那我的画为什么幼稚，难道仅仅因为它们看起来不像达芬奇或者伦勃朗吗？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选择去创作这么大尺幅的绘画？
怀利：我想是在回应自己过去在小画架上学画的经历——也可能是在反抗那些偏见：认为女性和男性艺术家不一样，她们应该满足于在小餐桌上摆弄出来的小作品。大作品是我对自己的所做抱有信心的一种表现。有时候，艺术家会发明某种限制或困难，以使他的作品不至于太华而不实也更能立足现实——但我没必要这么做。困难已经在那儿了。冬天时，我在小屋里、在狂风大作中，穿着厚重的大衣，打量这些巨大的画布，试着把它们钉到墙上。有时候画布被吹得乱七八糟，还会把我裹住。
《巴黎评论》：你觉得自己的信心来自哪里？
怀利：我的母亲出生于1885年，她的关爱和照护首先会给儿子们，其次再给年龄大的小孩。我是家里七个孩子里最小的，又是女孩，所以毫无地位。有些人出生就能拥有自己的“黄金时期”，但我一直没有。我会自己找乐子，而不去期待被带去好玩的游乐园或是得到什么款待。那是一种巨大的自由。我心想，好吧，如果我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那就更加毫无希望了。
《巴黎评论》：嫁给一位画家，是不是让那些你自己不画画的岁月很困难？
怀利：其实还好，因为我一直在阅读——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马拉美、普鲁斯特、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罗伊和我会一起去看展览，艺术家们也常来看望我们。虽然我并没有真的拿起笔刷直接在布上画画，但我一直在创作一些小画作，也会和孩子们一起涂涂画画。
况且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丈夫很棒。我们是非常合适的拍档。他充满活力、情绪丰沛、有吸引力且风趣幽默。我常做饭——罗伊喜欢小份量的食物，然后精致地摆盘——但我也有自己的摆盘方式。我习惯把自己和另一半的事都一起做好。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就学会了上下颠倒地读哥哥手里拿着的书。他总是端得好好地读书，因为他只会正着读。但我正着、倒着都能读。
《巴黎评论》：你和你的丈夫有非常不同的创作方式吗？
怀利：罗伊相当的井井有条。我总叫他“优秀的包豪斯男孩”——他一直关注如何让形式遵从功能。他的驱动力是理性，而我的则是一种更为女性化的智慧。我时常想到那位把小便留在雪地上的洞做成铸塑模型的艺术家——海伦·查德威克（Helen Chadwick）。男性的那些小便洞非常深、很集中；女性的则更分散、覆盖更多地面。这有点像我们俩。罗伊是柏拉图，而我更像亚里士多德。他不喜欢不完美的东西。而我毫不在意不完美，而且我也不会称之为不完美——我会说“磨损”或者“上面有污渍”或者“有点散架”。
就像你的肉馅饼。罗伊总是试着寻找理想的事物。而我在哪儿都能看到创作主题。你会就地取材地擅用手头的东西。也许是地板上的一条裂缝、一片指甲、一颗切开的醋栗。你知道的，去掉它的尖端，你就会得到一堆的顶部和尾部？我过去常觉得它们真是太惊人了。
《巴黎评论》：你总是通过观察来创作吗？
怀利：是的。我坚定地认为具象比抽象困难得多。人们总说我只是要富有争议，但具象可以如此糟糕、如此扭曲、如此堆满了假笑或是过于优雅。在抽象创作中，你完全没有那样的问题。也许那正是抽象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些问题。
你看到外面的枝枝叉叉吗？我从仰望的角度画了那些坐在枝头上的小鸟。那是一棵槐树，和榅桲有关，结的果子是珊瑚色的，而且今年的地上落下了三十七颗果子。我以前从来没有收获过果子。它们看起来有如金苹果，就像是属于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东西。当我创作绘画时，我会观察，但我也会做转化。你会观察到它们是某种特定的颜色、形状、尺寸。它们看起来是这样的，感受起来是这样的，闻起来又是这样的。然后你试着把所有这些都放入一幅绘画中。
最近，我一直在画一个女人，我看到她从山上跑下来，把自己的狗拴在身后。跑动的时候她的膝盖竖直向上，身体因为斜坡而后倾，她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那个姿势让我想起了亚述（Assyrian）的雕塑。我为她创作的第一幅绘画中，腿画得不太对，所以后来又画了一张。
《巴黎评论》：在画画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
怀利：想得不多。有时候我会自言自语。我会说：“把它去掉，去掉”、“把它刮除，赶走”，或者“重新放回去”。我会有点骂骂咧咧的。
《巴黎评论》：怎么骂？
怀利：我通常会说“Fuck！”。因为有些东西出了错，然后我会想：现在这样太可怕了，我恨透了！之前还好好的，我他妈的为什么不能放着不管？
《巴黎评论》：通常画一次会持续多久？
怀利：情况很多变。有时候我去自己的工作室，然后画个十分钟就下来了。在另一些日子里，我会大概十点或十点半去工作室，然后跳过午饭一直画到三点，也许吃顿迟一点的午餐再继续工作到晚上。或者我会吃些晚饭，喝一杯酒，然后回工作室里，心想，糟了，这不太对，我可不能就这样走掉！然后我想把画弄好，就会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结果很可能会错得更离谱。
有些人会说：“你肯定有大把的时间做你想做的事吧”，但完全不是这样的。你总是很害怕开始——你不想开始，因为会很难。更容易的事是看看窗外或者读一本书。不过，当你一旦身处创作之中，你就会自然地回避掉所有事。你会忘记气候变化、死于饥荒的人们、牛群和动物的死亡。我憎恶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相信绿色政治。我们应该吃本地的食物、胡萝卜和甘蓝。而不是来自华盛顿的樱桃——那多糟心。
《巴黎评论》：能给我说说封面图片上的樱桃吗？它们是哪里来的？
怀利：花园的顶部长了许多野生的樱桃，颜色非常暗红。我觉得它们太漂亮了，那些樱桃。它们让我想到十六世纪西班牙的静物绘画。我喜欢它们那种成对悬挂的方式。如果你看着这幅画，就觉得它们像一对带着硕大乳头的乳房。
《巴黎评论》：我看到你最近画了自己的猫“皮特”。疫情是否影响了你的绘画作品或你的工作方式？
怀利：它是只特别聪明的猫。你看他。你想吃晚饭了吗，皮特？你看到吗？他听得懂这个单词。有时候他会跳到我的肩膀上，把一只爪子放在一边，另一只放在另一边，然后把他的手臂绕在我身上。我知道猫是很有感情的，但这只猫真的极其特别。
至于疫情，我经常一个人呆在这里，所以实际上差别不大。唯一的问题是，有一段时间我的助手无法来取我的画，所以我就在墙上把一块画布钉到另一块之上。像这样把一幅作品叠放到另一幅并不相关的作品上，会诞生一些新事物。
后来我就开始在同一块画布上做一些图像突然产生变化的作品。最后，助手们戴着手套和口罩过来取画。我会给他们留下一些图片说明，告诉他们具体如何处理每一幅画。我其实很喜欢这些说明性的小画，那是疫情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
《巴黎评论》：当一幅画离开你的工作室时，你是什么感受？
怀利：我想，好吧谢天谢地，作品现在总算完成了。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画能进入博物馆。那是所有艺术家的心愿。尽管私人收藏也很棒，因为你会得到收入：我的颜料真的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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